被繁華掩埋的根：安邦新村的未竟故事

大家都知道香港的九龍城吧？那裡亂到沒天沒地，新村跟它很像，只不過我們的是「補平版」的九龍城。九龍城是一棵瘋長的野藤，新村是土壤裡掙扎的根。表面看似整齊，其實隨時能冒出岔枝——房子、學校、工廠、店舖、神廟、茶室、雜貨檔，拼湊成一個凌亂卻完整的社會，靠的不是官府，而是自生自滅的本能。

八十年代，我成長的時候，新村不是三不管之地，只是「少管」。家家戶戶大門整天敞開，晚上睡覺才扣上，從來不操心。

有一次，街尾有人辦喜事，大家全村跑去吃喜酒，結果他家卻進了賊。沒幾天，又有人半夜喊「賊啊！」，全村人立刻衝出來，把臭水溝都翻開，像要照X光。最後乾脆組成自衛隊，每晚輪流巡邏。這隊伍到今天還在，只是工作換了：從追賊變成廟會或遊行裡的秩序維持。這就是新村的邏輯——公權力很少介入，大家被逼練出一身自治功夫。

這樣的新村，全馬各地都有。吉隆坡近郊更是被新村包圍。就是靠這些人，一手一腳，把整個吉隆城建起來的。七十到九十年代，吉隆坡的發展雖比不上亞洲四小龍，也緊追在後。九十年代中期，建設飽和，新村角色從「勞力庫」變成「絆腳石」。官話叫「發展」，土話叫「鏟除」。

安邦新村，從前是吉隆坡第二大新村，如今只剩幾條街。全馬最大的是曾江新村。但大小根本不重要，命運都一樣：被圈起來、被用盡、再被拆掉。

我寫安邦新村，不是替它唱安魂曲，而是不想讓它靜靜坐化。至少，它的消逝不能無聲。不要為了表面上的繁華而忘本。一座城市如果忘了新村，就等於忘了自己是怎麼活過來的。

——

每次經過公園，老鄰居總要喊我名字。
有時一句：「吃飯啊？！」
我心情好，就回：「你傾偈呀？」
他是我父親那一輩的人，我不能直呼其名。於是我永遠只能當一部二手點唱機，接收信號播歌。

公園不大，兩個籃球場，幾棵老雨樹，一條走道。人家說，新村有多久，它就有多久。官方版本是英殖民政府留下來的，方便召集居民。方便個屁，其實是方便管制。那幾棵號稱「百年老樹」的雨樹，還是從非洲進口的。葉子再大，也遮不住歷史的疤痕。

公園的地契屬教會，對面的教堂從一層變三層。天越蓋越高，人卻越坐越低。市政府最近還加了亭子，老人卻不進去，寧可搬一張破椅子坐在自己的影子裡。因為影子是自己的，亭子是別人的。

疫情之前，他們還各有茶室，分幫結伙喝咖啡聊是非。疫情一來，茶室一間間倒閉。物價飛漲，退休的人四面八方湧到公園，就像雨水流到最低處，慢慢積成一灘。

清晨是太極的天下；週末球場租給國際學校；市政府偶爾搞活動，招不到人，就把阿伯們當臨時演員。最熱鬧的是星期五晚上，Zumba舞蹈一開，阿姨們扭得慢半拍，阿伯們坐旁邊偷看。沒有掌聲，沒有喝采，氣氛卻曖昧得要命。

平常，他們發呆、滑手機、聊賭博。你一走近，他們就收聲；你一走遠，聲浪又冒出來。像池塘的青蛙，怕人聽見，又忍不住要叫。

更殘酷的是，他們在這裡慢慢告別。每隔幾個月，就有人在樹下「坐化」。叫不醒，救護車來，機車飛出去找親人，最後只剩一張空椅子。沒有哀樂，沒有儀式，大家見怪不怪。

所以，這公園不是普通的公園。它是茶室，是舞廳，是會所，也是最後的候車室。一代代人來了又走，只有老樹和走道，記得他們的呼吸。

FB上有個頻道，專門採訪市區的露宿者。問題土得要命：「你露宿多久？現在的生活打幾分？要是一百萬到手，你想做什麼？」聽起來像小學生作文題，可答案往往比主持人聰明，句句帶火花。

看了我也心癢，想學一學。不是模仿露宿者，而是模仿提問的人——跑去公園，把這些阿伯阿姨一個個採訪下來。問題不用複雜，人生已經夠複雜了。

只是有個難題：我要先克服自己的內向。寫文章容易，字能擋臉；可一旦舉起麥克風，喉嚨就打結。

可想一想，這些老人都是村裡長大的，住了一輩子，從工廠下崗到茶室散場，再一路坐到公園。他們的人生故事，串起來就是一部新村傳奇，比宮鬥還真誠，比歷史課本還荒唐。

如果真拍下來，收集、整理，剪成九十分鐘，上影線都不是問題。那時它既是紀錄片，也是見證。
問題是——誰要跟我一起？我器材都有，就差一顆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