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和平

「林重威不是英雄，他不是自願的，他是被害死的..」，林醫生的父親在他控告台北市政府的陳述狀上是這麼說的。

2003年，就跟幾年前一樣，當被隱瞞的SARS病毒開始從中國往香港再往整個東亞擴散開的時候，台灣仍然是跟現在一樣孤軍奮戰的台灣，一樣不是WHO的成員，國際上想繞過官方對我們的援助也一樣被中國給百般阻擾。這些數十年如一日的刁難與欺壓，遍布各個領域，從官方到民間無一倖免。

這是台灣人的日常，我今天不是要寫這日常，我要寫的是2003年四月底的那兩個禮拜的台灣。

2003年的4月中，台北市立和平醫院開始陸續向北市衛生局通報院內出現SARS疑似病例，在還沒有任何配套，支援方案時，市長馬英九在4月24日突然宣布將和平醫院封院，除了當時已在院內的所有人都不准出來之外，也同時把在外休假之類的醫護人員全部召回。包括醫護人員，工作人員，病患，病患的家屬，總共有近1300人，全被關在那個相關防護裝備不足，沒有疾控分流，可說是毫無應備的院區大樓裡。

封院後的院內狀況急遽惡化，市府無能力，中央介入晚，當有經驗的流行病學專家開始進駐醫院，有了整套完善的疾控流程後，才稍稍緩解下來。但那次的封院最終因為院內大規模群聚感染，總共造成醫護及員工57人感染，其中7人死亡，而受感染的97位民眾中則有24人死亡，包含一位因此自殺的病人。

林重威醫生是當時受感染離世的醫護人員之一，林醫生的父親在兒子離世之後，一邊承受著喪子的傷痛，一邊開始尋找兒子離世的真相，在獨立調查的過程中他還曾接到市府人員的電話問他：「林重威醫師是否願意入祀忠烈祠？ 」，林醫生的父親跟對方說 :「林重威不是英雄，他不是自願的，他是被害死的...」，他拒絕兒子身後的這項「殊榮」，更直接控告市府錯誤封院政策造成兒子的死亡。

2003年4月是一個令人恐慌的季節，SARS為台灣帶來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震撼，埋藏在人性深處的集體恐懼與自私，禁不住SARS的輕輕撥弄，人類的理性與尊嚴便被無知與殘暴吞噬了！ 對大多數的群眾而言，恐懼僅是一時的衝擊，然而恐懼之後的代價，我們卻遺留給少數人來承擔。一如其他時空的歷史事件，對當初事件的受害者而言，這場前所未有的惡夢，卻是永遠無法忘懷。他們許多人至今仍活在巨大的傷痛中，有的因此失去摯愛的親人，因而罹患精神疾病，有的身心遭受重大傷害，不願再提此事，還有些遭到污名化感到名譽受損，身心倍受煎熬…… 

在某電視節目的專訪中，我曾經這麼說： SARS是一種新型的傳染疾病，無論是致病機轉、傳染途徑、防治方法，我們所知都極為有限，面對人類的恐懼與無知而犯下的連串的錯誤是可以原諒的，但事件的影響絕對不能忘記。 由於台北市和平醫院未做好院內感染控制，導致原本受控制的SARS疫情，一夕失控，整個防疫體系瞬間崩解，SARS病毒就此禍延全台，造成台灣人民生命與財產的重大損失。

和平醫院是全世界SARS事件最高死亡率單一地點，總計一個月內造成150人感染，35人死亡，任何法治國家在公共安全領域，只要造成人員傷亡，公權力馬上介入調查，SARS事件經過兩年了，我們看不到政府機關記取教訓，承認錯誤，我們看不到司法機關對行政人員科以過失的罪責。 台北市政府不但未做好事前防疫工作，在疫情失控之際，又以錯誤的封院隔離政策召回全體和平員工，將全體員工集中於充滿病毒的和平醫院，又未成立接管小組，妄圖讓和平員工自己組成自生自滅的系統，因而造成員工的集體反彈，這種明顯的不當決策，造成了騰笑國際的大新聞。

2003年4月26日我帶學校田徑隊到台南參加中上聯運，因為學生晉入前八名，獲保送大專院校資格，晚上我們舉行慶功宴。八點多，小兒未婚女友林仁心醫師打電話給我：「爸爸！重威因沒人照顧已經喘到躺下，不能行動了！醫院又不准遷出，你快想辦法救他！」電話中聲聲的無助哀求，頓時我如遭雷擊，內心的驚駭莫可名狀。26日前我一直被蒙在鼓裡，不曉得小兒染疫。原來他們已知道這是傳染病，怕我們擔心而前往探視，因此直到小兒失去行動能力前，除了每天報平安，一直都不肯講。

24日早上台北市政府宣布和平醫院封院，人、車准進不准出，小兒因而被留置和平醫院。此後，醫院的恐懼、自私、慌亂、殘暴與醫療倫理的喪失，不難想像。小兒自行量體溫、量脈搏、換點滴、自己推著點滴架上厠所，這些都是事後醫院內同仁滿懷傷痛偷偷地告訴我的淒慘片斷，聞之泫然。 

4 月27日台北市政府終於發現決策的失當，想把病患分送各個教學醫院。但是經過幾天的醞釀，SARS事件已造成社會全面的恐慌，各醫院都以負壓病房設備不足而拒絕收留救治病患，個人經過兩天不眠不休的懇託、求告，全力奔走，終於在4月29日清晨將小兒移送國泰醫院。 我無法肯定這五天黃金診療期的延誤與小兒後來的不治之間，是否有必然的因果關係.. 

5月7 日小兒第一次病危，媒體大幅報導，市長馬英九先生來電關懷，說看看有什麼是他可以幫忙的。我說：「現在談什麼都沒意義了，我唯一的請求是為我兒子組一個會診的醫療團隊，三人兩人都無所謂。」 馬市長一口答應，但直到小兒辭世，我們仍等不到會診的團隊，政治人物的輕諾寡信，讓我們見識到了政府墮落的原因。 

5月15日小兒不治，面對逐漸冰冷的遺體，我來不及落淚，我急著找人，急著找人幫忙。這時我只看到一個不認識的教會義工，我情急下對著他大吼：「快去飯店陪我內人，否則她看到電視報導一定會跳樓！」。

我最需要協助的時候，等到的第一個台北市代表是葬儀社的工人，他們只想快一點把我兒子送去火化。官啊！到底是怎樣的行政作為，使得人性中殘餘的愛、同情與臨終關懷都蕩然無存。 台北市政府員工打電話問我：「林重威醫師是否願意入祠忠烈祠？」我明確的告訴他：「林重威不是英雄，他不是自願的，他是被害死的，因為沒有人告訴他，病房內有SARS病患。」，我總覺得行政官僚用濫情式的榮譽來掩飾自己決策的過失是一種極為可恥的行為。

SARS已經過去了嗎？ 兩年後，當我們回顧，我們到底看到什麼？學到什麼？ 

當SARS疫情從單一個案開始擴散到全面流行的慘境，台北市政府防疫戰略上出現了明顯的錯誤政策，他們錯置了防疫人力，同時也錯失了防疫的黃金時機。醫護人員、病人和探病的人，就是因為醫療設施不當，部份醫院的主管醫療倫理的喪失，衛生機關的主管行政決策與督導失職的情況下，讓SARS病毒無聲無息地進攻診療間、急診室與病房，並讓這群無辜且不明就裡的人一個接一個地病倒，不明不白且淒涼地逝世。

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上法庭，我們絕對無意興訟，也認為不該濫用社會有限的資源，提出國家賠償請求，用意在經過協商的程序取得能共同接受，並對社會深具教育意義的結果。因此，關於和解與否我謹提出兩項主張：

 一、若台北市政府認為應該賠、能夠賠，家屬絕不把那筆錢納入個人口袋，並願意額外提供相當的金額共同成立基金會，用來 

（一）獎勵傳染病學術的研究。

（二）健全住院醫師實習制度的各項贊助。 

（三）獎助偏遠離島地區基層醫護人才的培育。 

二、若台北市政府經費有困難，我們只要求象徵性地賠償一元，但須由馬英九先生代表台北市政府向全體受傷害的人員及家屬道歉，以撫慰所有受傷害的心靈，並還給社會公平與正義。 

詎料台北市政府拒絕賠償也拒絕道歉，以致於今日必需對簿公堂。 我知道我今天對庭上的陳述都屬於道德與倫理的層面，若有涉及法律部份，我也沒有舉證的能力。若庭上不能採納對我有利的證詞，絕對毫無怨言。儘管老年喪子，人生希望幾全破滅，而且內人又因此罹患精神疾病。不過我仍然對我們的社會充滿期待，未來的歲月，我仍將秉持一貫純粹堅持的態度，繼續探尋SARS事件的始末，揭發公部門可能存在但尚不為人知的錯誤決策，祈求能還給這事件受到傷害的人真正的公平與道義。

「河流因失去波濤而顯出澄靜的智慧」，等待到那一天能河清海晏！我一直深深地期待著!

這是林醫生的父親在對市府的官司訴訟期間，寫下的陳述狀，文章很長，我只節錄了其中一部分，在網路上至今仍可搜尋到相關的全文連結。

林父最終打贏了官司，獲國賠748萬元，他再拿出252萬元，連同國賠，將這筆錢成立「財團法人林重威基金會」，開始贊助繳不起學費的清寒學生。

2020年，新冠肺炎開始全面入侵台灣時，有一天在家休假的我接到公司的電話，電話那頭的人語帶緊張地告訴我，前幾天去做年度體檢時，一同做檢查的同事確診了，我雖然全程沒跟那同事碰到面，但我也得先隔離，當時大王因疫情被他的公司給安在美國不讓回來，所以家中只有我一人，市府採取分層管理，我們的里長確認過我的狀況後，我就在家中自主隔離了起來，兩三天的里長會來送一些物資，在那隔離的期間，我只出了一次門，被專車給送到了家附近的和平醫院做檢測，是的，就是那個SARS封了院的和平醫院。

醫院在外頭的廣場拉起了防線，立了棚子，搭起了一間採檢室，我做完了採檢就又被專車送了回家。

在去的路途上，我不免想起了SARS那時的和平醫院，心裡是有種恐懼的，我想起了新聞中那一幕幕醫護人員在窗邊貼上的海報，從一開始的回應大家的鼓勵加油，到後頭的貼著要求支援的SOS，我一直想著直到見到那搭在外面的檢測站，這才稍稍平靜了下來。

關於SARS，報導者有篇重返和平──SARS隔離黑洞中難以告別的記憶報導，真的真的真的很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