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牆國誌》主權：習近平來拿網際網路了

主權：習近平來拿網際網路了

是潛規則嗎？中國各地的會議場地都愛用一種黃色圖樣的醜地毯。地毯上的椅子都套了棉椅套，嘉賓就坐在上頭；房間前端是舞臺，臺前有一排寬敞的米色皮面扶手沙發，坐的是特別重要的人物。舞臺上有一座白色講臺，後頭兩塊巨大的螢幕中間空無一物，只掛著一張烏鎮的影像，修圖修得兇。烏鎮是浙江省的一座河畔城鎮，平素冷清，不過二○一五年十二月的這場活動就辦在烏鎮。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場，掌聲雷動。習近平穿著招牌深色西裝配紅領帶，他的髮型像是用鞋油擦得黑亮。中國政治人物不分年齡，一概是油頭。六十二歲的他，長相不若往昔，如今略顯臃腫，下巴贅了肉。整場演講下來，他只勉強擠出一次笑容，那時他講到許多年前，他幹省委書記的時候造訪過烏鎮，那時他爬向中國政治巔峰的漫漫長路才剛開始而已。

「歡迎各位嘉賓來到美麗的烏鎮，共商世界互聯網發展大計。」向坐在他面前的諸多世界領袖和獨裁者表達歡迎之意後，習近平說。他話聲低沉，語調平板，偶有捲舌，透露了他北京的出身。他演講四平八穩，常講到讓人昏昏欲睡，然而其中的訊息是不折不扣的基進。接下來的二十五分鐘裡，他號召「互聯網治理體系變革」，闡述了一套對全球資訊網的願景，〔問題是〕這套願景跟網際網路超過三十年的歷史全然扞格，一旦實現，我們所知的網際網路將會天翻地覆，成了截然不同的新發明。「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習近平說，「要加強網絡倫理、網絡文明建設」。

習近平的前任督造防火長城，並加以擴張，而習近平謀求比前任更全面地控制網路，實是有跡可循。在烏鎮講話的時候，習近平這中共總書記才幹滿三年不久，但他對自身權力的鞏固，已超越所有毛澤東以來的中國領導人，他是「萬能主席」。他的前任刻意扶植共識政治，以避免毛式個人崇拜；習近平不然，他迅速樹立自己凌駕一切、不容質疑〔的地位〕。人們曾經認為他說不定是自由派的改革者，然而他從國務院總理、政府名義上的領導李克強那裡強奪經濟的控制權，鞏固他在人民解放軍中的權威，進而推動無孔不入的反貪腐運動，大規模鎮壓公民社會，掃除對於他「核心領導人」位置的一切威脅。[4]二○一四年，他新封「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的組長，習近平要來拿網際網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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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鎮的模樣不像是發表改變世界宣言的地方，它是數百年的老鎮，離上海兩小時車程，人口不足六萬，以中國的標準來說微不足道。風景如畫，氣氛靜謐，遊客來烏鎮古老的石橋上，襯著亭閣和運河邊的粉牆黛瓦拍婚紗照和自拍。近年來，烏鎮引來不同類型的群眾，他們穿西裝，是從全中國搭商務艙聚到鎮上來的政治人物和科學技術人士，來開年度的世界互聯網大會。首屆大會還被媒體戲稱為中國的「線上出櫃派對」。

世界審查網際網路最力的國家舉辦這樣的會議，中國老百姓可沒有漏接其中的反諷，他們戲稱烏鎮的聚會是「區域網路大會」。區域網路指的是允許電腦彼此連接的LAN協定，可是這個協定沒辦法讓電腦連往外面的世界。人權團體譴責開幕活動，號召抵制。全世界只有極少數國家參加這場會議，還有幾個西方的媒體管道不得其門而入，儘管大會主題訂為「互聯互通，共享共治」，最後卻以尷尬的醜聞收場：本來有一份代表全體會議參與者共識的宣言草案，但與會代表拒絕簽署，草案被迫撤回。這份宣言是三更半夜從旅館房門底下塞進去的，上頭申明各國行使其「網路主權」之權利，此外也宣誓掃蕩線上色情。與會人士只有區區八個小時提出修改建議，更別提在這八小時中，他們大部分都在呼呼大睡，而宣言預定一早就要宣布並簽字。到頭來，主辦方怕與會人士憤而公開抗議，自始至終都沒有提出此事。

中國之外的觀察家，多是在二○一四年草擬的宣言及其周邊的爭議中，第一次聽聞「網路主權」這個詞。當時這個概念已經提出好幾年了，經過重重中共智庫和期刊消化、反芻，終於上達最頂層的政策制定者處。如今，中國網際網路戰略背後驅動的政策就是網路主權政策，而對現存的全球網路秩序而言，此政策也構成了主要威脅。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二○一○年的一份白皮書中，首次提到了網路主權。根據吳修銘的說法，該學說在闡述政府控制網路的權利一事上，「遠遠超過其他所有國家的行事規則」。吳修銘是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教授，「網路中立性」（net neutrality）一詞是他提出的。最早用上這個概念的中共期刊是跟解放軍關係密切的《中國信息安全》。「網絡主權直接關係國家安全穩定」，該文寫道，並呼籲中國官員對於網絡主權，要竭盡所能「增強意識」。文章續道：

國家一旦喪失網絡主權……將導致國家工業、交通、金融、能源等經濟命脈行業控制系統失靈，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將導致網絡輿情導向失控，引發社會嚴重不安與動蕩，直接挑戰國家政權；將導致軍事信息網絡失控，戰時指揮失靈……出現兵敗國破的局面。

解放軍會對治理網際網路感興趣，這就表露出網路主權論的真面目。網路主權企圖建立的不是全球的網際網路，而是諸國割據（international）的網際網路；不是我們所知道的全球資訊網，而是各國各自維護他們自己國家的網際網路，必要時以武力為之，按照各國認為適當的程度控管國界，設定移民標準。這套學說不惜將全世界都拗成中國，人民使用的是網際網路的鏡像：狀似防火長城外的樣子，只是扭曲了，畸形了。大批審查人員和保護主義的法律支撐著防火長城，在牆內，中國的網際網路用戶在百度上搜尋而非Google，在微信上分享新聞和照片而非Facebook，在阿里巴巴購物而不是Amazon。誠如時任中國最高審查機關、國家網信辦主任的魯煒，在二○一五年農曆新年宴會上告訴賓客的：「我們管好我們自己的互聯網，你們管好你們自己的互聯網，唯有如此……線上空間才有可能真正安全、更有秩序，而且更美麗。」

邊界森嚴，政府嚴格控制，這樣一種對網際網路的見解，跟網路早期活躍的技術自行其是論者（techno-libertarians）委實南轅北轍。人們打造網際網路的時候，可沒有把實體的地理放在心上，早年大力推動網際網路的人士，對國家或國界也沒有費過心思。一九九六年二月，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的共同創辦人、《連線》雜誌的早期投資者尼可拉斯．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談到網際網路「無法管制」，正說中世人廣泛持有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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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是率先提倡不受民族國家及其法律管轄的網際烏托邦的其中一人。網際網路的早年裡，活躍的奇人異士和自由思考者比比皆是，而巴洛可能是其中最古怪的一個，你甚至壓根想不到他會廁身其間。

巴洛一九四七年生於懷俄明州的富裕家庭，全家篤信摩門教。滿十一歲之前，他不被允許看電視，滿十一歲之後也只能看宗教節目。巴洛的父親諾曼．巴洛（Norman Barlow）是共和黨的州議員，而約翰．巴洛本人後來也在迪克．錢尼首次競選眾議員時為他主持選戰，後來錢尼正字標記的涉外干涉主義（foreign interventionism）和新保守主義接管共和黨，他就跟共和黨分道揚鑣了。

巴洛高中時認識了鮑伯．維爾（Bob Weir），維爾是傳奇的加州搖滾樂隊「感恩至死」（Grateful Dead）的創團成員。兩人畢業後各奔前程，巴洛去美國東岸的維思大學讀比較宗教學，不過他們仍舊密切往來，巴洛還替感恩至死的十幾首歌作詞。[20]大學畢業後，你以為巴洛會去舊金山加入死團，不然就繼續唸已經向他招手的哈佛法學院，結果都不是。他回懷俄明州，接掌爸媽的牧場。

一九八七年時，巴洛已經過慣農家生活了，那一年他註冊了一個早期線上布告欄，叫做「全球電子連結」（the 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 WELL）。WELL是感恩至死的夥伴斯圖爾特．布蘭德（Stewart Brand）創辦的，布蘭德也對網際網路有很多思想上的貢獻，影響深遠。[21]巴洛認為WELL，乃至於整個網際網路，是一種嶄新的社群形式，隔絕於世界其餘部分，不受其貪婪和神經症荼毒。「數位科技……正抹除法律對實體世界的管轄，符控流域①的波動取代法律的管轄，無遠弗屆，說不定還能長久維持無法律的狀況。」他在《連線》雜誌上寫道，接著，他稱許一個他歸功於布蘭德的概念：「資訊想要自由」。這個概念將會成為他們技術自行其是主義者同儕的戰吼。

巴洛宣揚網際網路所帶來的自由，他也貫徹同樣的信念，攻擊那些企圖拴住網際網路的力量，例如美國國家安全局。他曾主張：「人們從事的差不多每一種活動，國安局都一絲不苟地觀察，而且一再阻撓居住在其勢力範圍內的多數人把百葉窗拉上。」這段話可謂有先見之明。一九九○年時，巴洛延攬了在第一波榮景中致富的科技鉅子米奇．卡普爾（Mitch Kapor）和約翰．吉爾莫爾（John Gilmore），一同創辦電子前哨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EFF），這個機構致力於「在數位世界保衛公民自由」。不久，矽谷群賢加入三人的行列，而微軟和惠普等大型企業則成為捐款人。電子前哨基金會的律師陸續打了幾宗涉及網際網路的關鍵早期官司，包括史蒂夫．傑克遜遊戲（Steve Jackson Games）對美國特勤局提起的訴訟。法官在本案揭示「電子郵件應獲得至少跟電話通話相當的保障」，確立人民為其通訊加密的權利。

一九九六年，在網路上、十八歲以下兒童看得到的地方（也就是幾乎任何地方）發布「猥褻」素材，就有可能被《通訊規範法案》（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 CDA）入罪。於是巴洛憤而寫下他的扛鼎之作：〈網路空間獨立宣言〉（A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這份宣言敝帚自珍到一種荒唐的地步，卻也反映出那個時代的烏托邦思維。諷刺的是，巴洛口口聲聲說「法律上的概念……不適用於我等」，但電子前哨基金會卻是在法庭上的影響最宏大；該機構與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攜手，成功藉由訴訟推翻《通訊規範法案》的數個部分。這是網際網路自由的重大勝利。執筆多數意見書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約翰．保羅．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裁定，在網際網路上，言論應享極其慷慨的保護：網際網路是「獨一無二的媒介……並不座落在特定的地理位置，但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能連上」。

多年後，電子前哨基金會的資深法務大衛．索貝爾（David Sobel）寫道，該案「確立了管轄電子時代言論自由爭議的根本原則」。這場勝利確實令美國站穩網際網路自由的世界領導者的地位，儘管如此，巴洛和其他人先前預測網際網路會成為一個無國界、無國家的地方，結果卻是錯得離譜。早期網路發軔於美國，使用英語，洋溢「自己動手做」並互通有無的文化，但隨著網際網路演變，這樣的文化已經被企業的圍牆花園和自我審查的社群網絡取代了，美國法律對線上言論的保護已經愈來愈不切實際。如今，網際網路比較像巴洛的惡夢，而不是他夢想的烏托邦。

對網際網路抱持懷疑態度的人士，二十年來都把巴洛當成軟柿子罵，然而巴洛的確說中了很多事：「我說過財產權的觀念會分崩離析，」他二○一六年的時候評論道，「就真的崩了。」此外，宣言歷久彌新的影響，還有最重要的，電子前哨基金會的創設，這些對於網際網路自由都有實在〔的貢獻〕。自巴洛敲下他號召世人起身對抗〔審查制度的宣言〕二十多年後，世情顛倒最甚者，還不只是政府對網際網路施行權力確實不知饜足，更在於政府實行權力時採用了科技烏托邦主義者的用語。

繼任的美國總統，從柯林頓到布希到歐巴馬，都推崇網際網路是向世界各處散播經濟與政治自由化的利器。他們口中的網際網路宛若湯馬斯．佛里曼（Tom Friedman）所謂的「撬開社會的胡桃鉗」，這套說法比巴洛曾經拋出的所有東西都來得幼稚、更不符現實。現實往往證明，這套說法反而有礙其支持者提出的目標。這套烏托邦論調在二○○九年伊朗選舉抗爭期間達到高峰，美國政府擺明介入，要Twitter在動亂期間保持在線，不啻坐實德黑蘭和北京的審查機關最深的恐懼。「美國所謂的言論自由，背後是赤裸裸的政治算計。伊朗大選後的動亂緣何而起？」《人民日報》的一篇社論如是譏諷。「動亂源於美國發動的線上戰爭，藉著YouTube的影片和Twitter的微部落格，散播謠言，製造分裂，在支持保守和改革派系的群眾間煽動並播下爭吵〔的苗頭〕。」

專家余萬里在谷歌中國潰退後，警告美國外交官不要反應過度，而網際網路正如他所預測，轉變成「意識形態的戰場」。更甚者，從審查機關的角度來看，美國勢力早已大幅超前對手。中國要贏得此役，會需要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