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案》背后
7月,中国内地导演算(本名牟芯岑)执导的悬疑剧集《悬案》播出。该剧以2016年3月公安部刑侦局主抓的“疑难命案积案攻坚行动”所侦破的多起案件为蓝本,改编创作了两起上世纪90年代的悬案,作为系列剧的第一季。全剧分为“珠宝行连环劫案”“卞记旅馆抢劫案”上下两个单元,每单元约8集,开篇就直接亮出嫌疑人身份和犯案经过,然后把重心放在嫌疑人和警方此后20余年的挣扎和博弈上。
我看《悬案》,感到制作方在犯罪心理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功课。这部剧集不以“谁是凶手”为创作思路,也没有用过多血腥镜头刺激观众,而是将时代变迁和社会结构的改变,作为悬案背后的重要底色。
珠宝大劫案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上升期,社会活力充沛。珠宝城是城市中最亮眼、最招摇、最彰显金钱魅力的地方。一对青年情侣走进店内:女人眼波流连,时兴的发卷衬托着耀眼的金色;男人看似云淡风轻,正准备一掷千金博佳人欢心,实则趁售货员娴熟介绍货品之机,打量着即将装修的二楼贵宾区,留心于店面的安保漏洞。
很多年轻观众质疑:如此大胆的谋划,如此明显的行迹,为什么还会轻易得逞?在经济大潮奔涌的年代,小把戏层出不穷,信息登记系统也存在很多漏洞。最终,女人满意地戴上闪耀的宝石,男人左顾右盼等待黑夜的到来,二人也如愿结为夫妻。可难以变现的首饰,生意一再失败,加上家庭琐细,孩子牵绊,将男人一次次推向犯罪之路——而这条路,他最驾轻就熟。
在家里经济不断告急的情况下,女人半信半疑地接受了男人送出的贵重珍珠项链。表面上看,如此招摇,不合时宜。但珠宝耀眼,戴在心爱的女人身上,似乎能够洗刷男人所受到的轻视。然而,生活不会如他所愿,一切用简单粗暴换来的珍贵,终有代价。
在同一片天空下,有人劫掠巨额珠宝,也有人为蝇头小利戕害性命。如果说珠宝大劫案写的是人性的扭曲,卞记旅店抢劫案写的大抵是人性的虚伪和麻木。一个怀揣文学梦的嗜赌青年,带着同村好友参赌,欠下6500元赌债。女儿病无所依,生活随时溃散。破墙烂院内,妻子面色蜡黄,手搓着盆里的脏衣。而他却自认智商过人,只要继续猜大小的“游戏”,便可翻盘。
如果我们从最后的结局开始,一帧帧将这个皖南男人的轨迹回溯,他似乎没有一天活在真实当中。即便准备实施抢劫,他好像还穿着文明的长衫,刀子在同村好友的手中——也许在他看来,只要双手不沾血,就算“干净”的抢劫。同村好友像一台被驱使的机器,麻木而凶残地敲击,摧毁两个在世间讨生活的家庭,抢到竟不过几十块钞票与一枚戒指。他们潜逃,装作无事发生,线索像羽箭一样追来,通缉令烙印在他们的眼底。同村好友成了犯案同伙。DNA和指纹让他们重新面对现实,他试图当庭翻供,撇清干系,如同当年一样。
随着事情渐成“悬案”,同伙出走异乡,他竟真的拿起笔来,将自己写成一位作家。这并不荒谬,甚至让人想起松本清张名作《砂器》当中的关川——文采风流,实非君子。他在作品研讨会上大谈“农民作家”的艺术创作,文学的“底气”来自少年的一段往事。课堂上,他当众朗读自己的“作品”,用庸俗的字句描述着女老师的身姿,一旁的女老师眼含怒气,却口出温言,让学生们用审美的眼睛看待这位未来作家。他的“创作”来源于对女老师的偷窥,阴冷的天气,压抑的人性,瘦弱的少年被发现,惊慌失措地跑进芦苇丛,用一个诡异而令人胆寒的笑容结尾。
潜逃后,两个农村青年经历了一段提心吊胆的日子。无论是回忆里还是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丝一毫家庭的温情,野孩子一样,穿街过桥,为一口吃喝,为一碗散酒,可以伤人性命。一个出口成章、“审时度势”,另一个则暗自崇拜,盲目跟随。在法庭上,一个仍骄傲而狡诈地试图脱罪,一个则恨不得尽快结束自己麻木又毫不值得的一生。
他们抢劫的旅店位于浙北的“童装之都”。对于既自大又无知的两人来说,这里似乎遍地“黄金”。他们一开始想下手的对象,是个富甲一方却迷恋赌局的老板,这位老板屡次濒临险境,却次次侥幸逃过;而可悲的鲁南小生意人,没有赶上末班车而折返旅店,不过因为面露喜色,便被“文学想象力”丰富的农村青年当作劫掠的对象。
两个案件主犯的人生轨迹都有些留白。珠宝大劫案中,在昏黄的徐家老宅,他与二哥一起融金销赃,宗族文化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往往与法律产生一定程度的对抗,成为犯罪链条中紧密联系的环节。婚礼上,女方亲属阔气强势,男人躲在楼梯间,手里握着不能见光的婚戒。面对妻子的追求者,男人挥出拳头。彼时,他已经卖掉洋房,蜗居市井之间,每日买菜做饭,在麻将馆打发时光。生活变故之间,妻子一直未放弃谋生的工作,金玉满堂和貌美如花,也许只是他自己为自卑戴上的枷锁,哪怕是去偷去抢,也要满足内心的虚荣。
卞记劫案主犯的原生家庭近乎空白,他尚能娶妻生女组建家庭,也许有过一段稳定的生活。也许是志大才疏,也许是偷窥旧事东窗事发,他没有走出传统乡村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他十分自信,洋洋洒洒的丰洲村史,他享受着作者的荣光。他年轻时写下:“时至清末民初,人心糜烂,丰洲村亦未能幸免。鸦片馆常设瓮馆,取意聚宝盆,放财生财,落魄烟鬼,醉生梦死,然丰洲村之历史,于此可谓大受其损。”这段话对照他好赌的前半生,可谓十分讽刺。虚伪恐怕是卞记劫案主犯的基本基调。
珠宝大劫案成为迎都等三地警方的心病。剧情并没有完全围绕警方的案件调查展开,而是加入了调查媒体的视角。十余年传统媒体的兴衰,真实报道的压力,社会生态的弊病,伴随案件的调查展现在观众面前。媒体报道让主犯一次次改变犯案的思路,细节的披露确实为案件的侦破带来了扰动,但在提供了更多线索的同时,将尽可能真实的情况还原给大众。主要的办案刑警顶住了各方压力,没有被“模仿作案”“干扰办案”的传统疑虑裹挟,提供了悬疑剧本的一个新角度。
卞记旅店劫案中,警方的形象更加鲜明丰富。市局刑侦师徒苦于指纹比对技术的滞后,当地办案民警承受着来自受害者家属的巨大压力。年轻的警员弄错指纹比对卡,却在走访线索时心细如发。当地民警推迟婚约,半生为案件奔走,为当年没能严格要求住宿登记而暗自后悔。酒店二楼的地下赌局,年轻女服务员的夜晚服务,旅店老板夫妇与离异儿媳的家庭矛盾,也为时代变化中的社会风貌提供了注脚。
《悬案》没有直接给出嫌疑人的犯罪心理路径,但我们可以通过并不孤立的社会元素,拼凑出案件发生的部分轨迹。同时,对社会环境的细节描摹,让案件本身具备了相当丰富的可探讨性,而不是一些非黑即白的结论,或者简单粗暴的价值观灌输。透过案件对社会问题和社会心理的描写贯穿始终。正如片头给出的定义:悬案,通常指长期未能侦破的案件,或者长时间无法解决的问题。总体来说,《悬案》为悬疑类型剧提供了比较新的角度——每个角色都是当时社会的一个侧面,既没有“身在最高层”的上帝视角,也没有“身在此山中”的一头雾水,而是让观众在其中去思考和体会全貌。
导演算曾公开表示要打造“算宇宙”,期待这一IP再出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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