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身份成为病症：一个中国跨性别者的法律抗争

作者介绍

小米，中国LGBT权利行动者、纪录片创作者，现旅居海外。自2018年起参与中国LGBTQ+运动，长期致力于反“扭转治疗”、跨性别者法律援助与公共倡导。他的工作横跨法律、心理支持与公共写作，既是行动者，也是纪录者。本文通过灵儿案，揭示中国跨性别群体在精神病院、法庭与媒体叙事中的困境，以及行动者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挣扎。

撰文｜小米

编辑｜kone

平台编辑｜覃山

提示：文章内容包含家暴、医疗暴力及强制“扭转治疗”的描述内容，请谨慎阅读。

2022年7月22日，河北秦皇岛的精神病院里，一名年轻的跨性别女性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接受了七次电击治疗。治疗前，她曾试图逃跑，被护士拦下；她也曾向医生哭喊抗议，却只换来“冲动行为治疗”的压制。她的家人签下了同意书，医生指令，护士操作，机器启动。

在那份长达百页的精神病院病历中，她的身份反复被记录，又反复被抹去。医生称她为“患者”，父母称她为“儿子”，而她自己，用尽全力向世界声明：我叫灵儿。

这不是一个能被轻易安放在“案例”里的故事。它拒绝被总结为成功或失败，也无法被修辞成拯救或希望。它更像是一段没有出口的旅程：一个行动者与一位被精神医学体制碾压的跨性别者，一起踏上一条极其崎岖的维权之路。协调律师，起诉医院，记录暴力，追踪真相；也要面对愤怒、逃避、利用、创伤和国家机器的阴影。

在冷漠、质疑、敌意和暴力的夹缝中，一个人试图活下去，而我们试图与她同行。

1.“灵儿”

灵儿曾说，她小时候身材瘦小，经常受人欺负。因为她非常像个女孩。

像不像我无法确切判断。我从未和灵儿见过面。我们的沟通从一个问卷开始，这是我所在的机构为研究“扭转治疗”幸存者心理健康设计的调查工具。灵儿不仅详细描述了自2022年7月22日开始，被关进河北省秦皇岛市九龙山医院（又称秦皇岛市第五医院、秦皇岛市精神卫生中心）97天的经历，量表也提示她存在严重心理创伤与自杀倾向。她成为了我们个案支持的对象之一。

她常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古筝演奏的视频，画着精致妆容，穿着素雅汉服，仪态端正，手指翻飞，配文写着：“小女子献丑了。”她说自己本科主修音乐表演，梦想是成为网红主播，也会分享自己的经历，为跨性别群体发声。

一次，她在朋友圈发布自杀倾向的文字，我连夜和她通话。电话那头，她谈及家庭、住房、就业、身份，每一部分都像摇摇欲坠的拼图。

在语音通话中，灵儿声音粗粝，与视频中的声音形成反差。她自己也常常为此苦恼，“我一说话，别人就知道我不是女生。” 那是她最敏感的部分。对她来说，声音是一种不断被提醒“你还不够”“你并不是”的存在。她语速飞快，话题跳跃，说话像泄洪的水库，往往不等我回应，她已经奔向了下一个抱怨。

那种落差让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放此前对她的想象。她不是社交媒体上的灵儿，也不是理想化叙事中的“受害者”模版。但她是真实的——带着痛苦、混乱、渴望与不安，拼命要活出自己的样子。

我们曾接触过许多幸存者：有被送进“网瘾学校”接受军事化训练的，有被逼结婚的，有被家人关在家里强行灌中药的，也有在美国参加“走出埃及”宗教“疗愈”营的。方式不同，目的一致——把性别“越轨”矫正成“正常”。为了支持他们，我们开展团体心理咨询。但咨询师提醒：一些有自杀倾向的个案，可能不适合参与。

灵儿成为我们筹款开展一对一公益心理咨询的首批客户之一。我也因此更具体地知晓了她的故事。

第一次直接听灵儿讲起那段被强行收治的经历，是在一个深夜的语音通话里。

她的声音一开始是平稳的，甚至有些轻快——那种努力维持镇定的轻快。直到说到“约束带”和“电击”，语气忽然变了，像是被卡住。空气也变得凝滞。

“我以为那天去医院，是要和我妈和解的，”她说，“她哭得很厉害，说要带我去看医生，我就去了。”

那是她到目前为止的人生中后果最惨烈的一次“顺从”。

到医院后，母亲在医生面前列举她的“反常”：穿女装、化妆、跟同性恋朋友来往、不听话、玩手机。那是一个普通母亲的恐惧，被包装成了“病情描述”。医生听完，转头问她：“你真的想一辈子这样生活吗？你考虑过家人吗？”

“我从小就希望自己是个女孩，”她回答，“我想挣钱做变性手术。” 她被请出了门外。灵儿后来告诉我，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判了罪。

母亲在《非自愿住院同意书》上签下名字，几小时后，灵儿的手机被没收，护士让她换上病号服，宣告她要“住院治疗”。她大喊“我要找我妈”。但喊声在走廊里回荡得越久，她在别人眼里就越像个“疯子”。

2022年7月22日，灵儿母亲作为监护人签下了《非自愿住院同意书》，上面提及：经过医生检查评估，灵儿“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但根据灵儿同日测查的《风险评估表》，其“暴力危险评估”一项仅为1分，“自杀自伤危险评估”一项则为0分。两者风险评估存在矛盾之处。（图片来源：当事人提供）

我听着，手心出汗。这些年来，我听过太多“扭转治疗”幸存者的讲述，但灵儿的故事仍让我无法平静。那不是个案的悲剧，而是一种制度性的暴力：家属的签字成了拘禁的许可，医生的诊断成了惩戒的工具，病房的铁门在“医学”的名义下关上。人变成了“疯子”。

灵儿被约束带绑在病床上注射镇静剂。 “他们绑我的时候，我还在喊，打针后整个人软下去了。”她说。

后来我拿到她的病历，整整一百页。她的身份认同被反复记录，又反复被抹去——被叫作“患者”“男性”，她的自述则被医生标为“思维固执”“拒绝配合治疗”。那种被系统性删除的感觉，让我在翻阅时几乎窒息。看完之后，我久久难以入眠。那不是她一个人的创伤，也成了我的创伤。

37天后，医院开始对她实施电休克治疗。医生称之为“MECT”，“无抽搐电痉挛疗法”。

“他们没有告诉我会电击，只说是‘治疗’。护士让我晚上别吃饭，我以为是查血糖。”她的声音低到几乎听不见，“我记得那天早上，医生在我头上贴电极，推了针。然后，我就晕过去了。” 我问她，“有多疼？” “我不知道疼不疼，”她说，“我就记得醒来的时候，脑子空的，像刚死过一回。”

她告诉我，此后每隔几天晚上，护士都会送来蛋糕和牛奶。她一开始以为是奖励，后来才发现那是信号：第二天要被电击。

“我再也不敢吃蛋糕了。”

2015年11月，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委员会对中国履行公约情况的审议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曾表示，“中国并未将LGBTI者视为一种精神疾病，不会要求对LGBTI人员强迫治疗，更不会将他们关在精神病院。”根据我们在2019年发起的政府信息公开调查，中国25个城市的卫健委也几乎都声称“未发现此类扭转治疗问题”。

灵儿在九龙山医院经历了七次MECT治疗。她被迫学习顺从。护士告诉她：“想出院，就得表现得像个男生。”她照做了。剪短头发，换上男装，假装“痊愈”。病历的最后一句写着：“情绪稳定，社会功能改善。”

她终于可以离开医院。

出院并不意味着“改造”的结束：家人带她去挑选男装，药物和女装已被丢弃，父母要求她“恢复正常”，以男性身份生活。三个月停用激素药物，她的胸部缩小了，皮肤粗糙了，“两个性别在争夺同一个身体，我当时觉得有两个自己。”灵儿回忆时，眼神游移，声音颤抖。

强制住院和电击治疗，给她的身心造成了严重伤害。她总会梦见自己又回到了那张“约束床”上，身体无法动弹，呼喊无声。从噩梦中惊醒，手心湿透，心跳加速，仿佛镇静剂还残留在血液里。那些日子成为她身体记忆的一部分，随时可以被触发。

为了缓解性别焦虑，她打工攒钱偷偷买药，买裙子，藏在枕头下、衣柜角落。被发现之后，等待她的不是对话，不是理解，而是再一次的羞辱、否定。“二椅子”“人妖”——这些粗鄙的字眼从父母口中吐出。

在主流家庭文化中，顺从与牺牲被神圣化，而个体的差异与挣扎却常被视为“叛逆”“不孝”。在灵儿的故事里，家庭是社会规训的延伸——用亲情的名义实施矫正，用爱的语言说出伤害。母亲对她说：“你只要走出这个门，以后还是这种状态，就永远不用再登大门。”

那天清晨，她没有争吵，只是悄悄收拾了几件衣物，走出家门。

2.决定

现实并不温柔。

她试图重新生活，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在提醒她不被允许“做自己”。寄住天津朋友家时，灵儿她曾因为一点小事在半夜失控大吼，惊扰了楼下的孕妇。她赔钱道歉，也搬了出去。她不想再被贴上“情绪不稳定”的标签，可她无法控制。

她努力找工作，但身份证上“性别：男”的那一行，总像一道躲不开的墙。她穿女装去面试，遭遇的是好奇、冷眼，甚至是轻蔑的笑声。她试过找职业中介，却被骗走押金。做临时工，老板会却在背后说闲话，工期结束便不再联系。

租房也并不容易。有一次，她情绪崩溃，在出租屋“闹”自杀，警察来了两次，房东当场决定解除合约。她只得打包离开，开始在街头流浪。

和灵儿通话时，我时常听到连锁便利店的背景音乐。她告诉我，没工的时候，她常在便利店避暑，夜深了，在地上垫个蓝色的瑜伽垫，盖上格纹小被子，精致地抱着一个毛绒小熊，睡在地铁口或是广场。需要洗澡时，就去一个时常照顾她的跨性别闺蜜姐姐家里。

通过网络，她开始学习LGBT平权运动的资讯，还认识了千里之外的跨性别社群组织。他们采访报道了她的故事。

然而，她身上也有我没预见到的部分。每一次她的倾诉，几乎都以借钱请求收尾。她说自己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恶性心脏主动脉瘤，还向我们出示了CT检查图片。我们一度担心她的身体健康是否撑得过可能漫长的法律程序。有一次她请求支付医药费，我提出需出示发票，她从此未再提起。

我开始迟疑。她是我试图扶助的行动者，也是我尚未能读懂的谜题。

但正是与她的相处，让我意识到，灵儿的挣扎并非偶然，而是一个群体的缩影。

在中国，跨性别者的脆弱的生存状态远超外界想象。根据《2021全国跨性别健康调研报告》，41.8% 的跨性别者失业或长期处于非正规劳动状态；五分之一的人被学校、职场或医疗机构拒绝服务；激素与手术费用无法纳入医保，许多人只能依赖代购或地下药源；长期的抑郁与创伤又削弱了他们维持工作的能力。身份证件性别与外表不符，使他们在招聘、租房、旅行、就医的每个环节都可能被质疑和羞辱。制度、家庭与医疗体系共同制造了一场“社会性贫困”，而灵儿的频繁求助、夸张病情，或许正是这种结构性绝望的回声。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帮她走法律程序的，是她提供的那份诊断：

“自我不和谐的性取向”。

这个词，我太熟悉了。它来自2001年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虽然在这一版本中“同性恋”被正式剔除出精神疾病名单，但却保留了一个变种：“自我不和谐的性取向”，即“无法接受自己性取向的同性恋者”。这个模糊的概念，成了中国部分医生手中继续“矫治”LGBT群体的工具。

灵儿不是孤例。中国的LGBT活动家和这个“诊断”抗争了数十年。早在2014年，一位男同性恋者就起诉重庆一家心理咨询机构。那场官司以象征性胜诉告终——法院判决机构虚假宣传“矫正治疗”侵犯人格权。

2015年，河南一名同性恋男子被妻子送进驻马店精神病院，强制收治19天。法院判决医院违法，责令道歉赔偿。

而2020年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精神障碍诊疗规范（2020 年版）》。作为精神障碍诊疗的主要依据，相比CCMD-3，其完全删除了涉及同性恋或双性恋的表述。九龙山医院对灵儿的诊断并不符合这一规范。

同性恋者早在2014年便发起首例“扭转治疗”诉讼。十年后，跨性别者才第一次走上同样的道路。原因很简单：在同性恋被正式去病理化二十多年后，跨性别者仍被悬置在模糊的医学标准与行政文件中。尽管《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早已将“性别认同障碍”移出精神疾病范畴，但中国精神障碍诊疗规范（2020 年版）和医疗实践依然停留在过时的路径上。跨性别者若要做性别重置手术，仍被要求提供精神科“易性征”诊断。这种制度化的病理化本身，就让他们在灰色地带中被迫“以病为名”证明自己。

她的起诉，不只是要求赔偿，而是一次自我声明：跨性别者不需要被治愈，他们需要被理解、被承认。

3.立案

我常想，如果我能全程在灵儿身边，也许有些问题就不会发生。

自2021年起，中国当局对 LGBT 运动的打压不断升级，许多在前线工作的活动家被迫流亡海外。我2022年出国，只能在赛博空间陪伴灵儿。为了支撑她这个个案，我动员了力所能及的一切资源——咨询师、社工、法律顾问。

我们的联系变得频繁起来。她几乎每周都主动打来四次电话。因为时差，有时在凌晨两点，有时在我早上去健身的路上。我常常错过来电，等我回拨，她已经连发几条语音，情绪翻涌得像海浪。

她有极高的交流需求。每次通话的开头，往往是日常的崩溃：求职受挫，被公司以“仪表不符”拒绝录用；试用期被嘲笑，报警维权却无人理睬。她一遍遍重复“他们根本没把我当人看”，声音嘶哑。

但她也不是永远被困在阴影里。她会忽然变得兴奋，聊起自己大学时在LGBT社团的日子——那是她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做自己”也可以被看见。她说：“我当时在社团讲跨性别议题，全场都在听我（说），我好像第一次有了舞台。我们跨性别者一定要发声，要维护社群的权利。”那时她的声音会亮起来。

有时她也会关心我。她知道我身在海外，会问我有没有被新闻报道的枪击事件影响，工作生活顺不顺利。她说：“你也不容易吧，一个人在外面。”这些话让我始料未及。我们实际上处于一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中：我代表机构，她是受助者——但在那些深夜的电话里，我们都只是试图在各自的孤岛上寻找回应的人。

正是在那次谈话后，第一次谈到起诉，她脱口而出：“肯定没用的，跨性别在哪里都受到排挤和歧视。”这是她亲身的生活经验。

我回她：“我们可以要求医院道歉、退回医药费，甚至赔偿精神损失。如果能立案，不仅对跨性别社区，对社会都有意义——你父母也可能会改变想法。”

她沉默了很久。我听到电话那头轻微的呼吸声，像在权衡，也像在告别什么。

“那要我出钱吗？”她问。

“不会，我们会帮你。”我熬夜整理了她的经历，写成一份案情概要，用来寻找律师。

问题是，与LGBT社群关系密切的律师几乎都收到过“不建议接LGBT案件”的指示。这不仅仅是找一个执业者，而是要找到一个愿意在风险与舆论面前站出来的人。几经周折，我们联系上两位从未接触过LGBT相关案件的律师，但他们拿出了十分的专业和敬业。我又请来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做顾问，在策略上做全准备。

第一次线上会面，律师问：“要不要连带起诉你母亲？”

灵儿几乎没犹豫就拒绝了——哪怕是母亲亲手把她送进医院，签了电击治疗的同意书，又将她逐出家门。她曾说离家以来，父母没有接过她打去的电话。过年的时候，她自己一个人烧了一桌年夜饭，拍照发到朋友圈，最后孤零零吃掉。“我依然挂念二老，我不恨他们，”灵儿说，“我真的很想他们。”

国内媒体的报道记录了起诉医院后，她的母亲面对返家的灵儿时的激烈拒绝，送灵儿去精神病院对家庭经济状况的冲击，以及在家乡的母亲面临的复杂境遇：她已经很少走出家门，出门就会听到指指点点，后来连菜市场都不想去，经常在家里种菜吃。邻里之间的流言、无意的眼神、刻意的沉默，像看不见的水流，将一个母亲裹挟。

我看得出，灵儿在家与不在家，都没有真正的归属感。为了取证，又不惊动医院，我们让她独自回去调取病历。出发前，我们在群里开了一个短会。律师提醒她如何回答，避免暴露取病历的真正目的；社工帮她写了一个口头稿，我则反复和她演练。

灵儿去医院那天，我一直紧盯着手机屏幕。她在档案科办公室调取病历档案的尝试引起了工作人员的警觉，连通的电话那头，一阵纸张翻动的声音——“你要干什么用？”灵儿被问住，声音压得很低，“我，我我......”我几乎能感觉到她周围压抑的空气，我也不由低下声：“你就说，北京的专家需要看你的病历。”我手心开始出汗，脑海中掠过无数个可能：如果医院察觉了她的真实目的，会不会报警？会不会再次将她控制住？我强压住不安，电话那端传来对话—— “只是看病，不能用作其他用途哦。” “没有别的用途。” 工作人员终于点头，她拿到病历，我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

这之后，她让我买了去成都的火车票——说是去面试 MCN （网红经纪）公司。我联系了朋友接应，找了在MCN公司工作的高中同学为她介绍工作。她接连被四家公司拒绝。第五天，救助站替她办了回乡手续，她又回到了天津。每天她都会告诉我，心脏不舒服，我担心不已。

立案经历三个月，律师先尝试以“一般人格权”为由立案，被法院退回——理由是“案由不适用”。在中国，立案并不只是“材料齐了就能办”的程序，而是一道看不见的筛子。尤其是像灵儿这样，带着跨性别身份标签、又指向精神病院的案件，立案处总有办法让你知难而退：口头劝退、模糊解释、要“改案由”、或是反复要求补充材料……

律师退一步，将案由改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把性别歧视和强制治疗的事实包裹在法律术语之下，才算绕过第一道门槛。即便如此，还是经历了多轮补正和往返交涉。

三个月后，律师通知我：立案成功了。

对跨性别群体而言，这更是一种罕见的制度性承认，意味着在法院的眼中，灵儿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她有能力判断自己的处境，有权拒绝不合理或超范围的治疗，有权质疑并起诉那些限制她自由、侵犯她人格尊严的行为。在一个跨性别议题长期被病理化、污名化的社会里，这样的承认就是象征性胜利，像是紧闭的铁门吱呀一声被推开。

那天晚上，我和灵儿聊得很晚。可几天后，我就明白——门的另一侧，不一定是光。

4.“心脏病”

庭审机会罕见，我们的准备近乎苛刻一一联系医学、法律领域的专家，多家媒体表明愿意采访报道。一位北京精神医学专家也同意，如果能见到当事人，就考虑在为庭审提供专家建议。

对我来说，这是“立案”之后的第二个突破。我们决定让灵儿进京：争取专家的支持，接受采访，扩大社会影响力。

临行前，她对我说，北京的酒店太贵，住青旅可能会因为妆造和身份证的性别上的差异问题被歧视。我安慰她住快捷酒店就好，保留票据给我报销。那时，我以为自己在提前化解风险，没料到风险早已在另一处埋伏。

律师陪她挂号、问诊、面访两家医院；记者采访、记录。灵儿非常重视这次机会，穿上心爱的“法式浪漫裙”，为自己的案件争取支持。与一位专家会面时，受到了认可和鼓励：“非常勇敢。”

北京的仲夏大雨把城市变成灰色，律师半夜回到家，才刚把伞放下，手机就亮了。

媒体微信群里弹出一条灵儿的账号发的消息——“你好，刚刚灵儿她回来的路上因为心脏不舒服晕倒在大街上了，我是路过的人看到她微信上有你们的联系方式，你们知道她的家属吗？”

律师感觉一阵头晕目眩，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盯着那行字看了许久——“灵儿她”这种说法太不自然了。但她还是拎起伞，冒雨赶去。媒体群里炸开了锅。

我远在屏幕和地球的另一端，心里一紧。几天前，我还特地叮嘱她——不要对媒体撒谎，不要编造。可现在，这个场景像极了我曾经在社群中听到的故事：“卖惨”、求助、争取同情。

二十分钟后，律师在街边找到了她——气色红润，站得笔直。和刚刚的“晕倒”全无关联。

律师没说什么，就近带她去了医院。抽血、彩超、X光。灵儿安静地配合，然后倒在医院的长椅上打盹。接连18个小时的工作让律师有些力不从心，却睡不着。直到最后一步——检验科结果出来。律师走向窗口，灵儿突然跨前一步，拦住了：“这是我的隐私，你不能看。”

凌晨三点，打印出来的化验单里，各项指标均正常。后来有记者发现，她之前给大家发的心脏病诊断截图，患者信息是一位38岁的陌生女性——来自网络，并非她本人。

这不是她第一次遭遇质疑。几个月前，一家社群组织采访过她，文章上线没几天就撤了。理由是有人举报她“卖惨骗钱”。我们的咨询师受不了“卖惨“，已经“借”了钱给她。那时我替她辩解——恶劣的生存状态会让人发展出极端的求生策略。我尝试创伤知情的工作方法：不要急着给当事人贴上“负面”标签，要理解她的处境。

但这一次，我很难再用同样的口吻安慰自己。

医院的精神卫生测查报告显示，她的心理状态重度异常，可能有社会适应障碍、行为障碍。 “与人相处时缺乏爱别人的能力，惯于欺骗或操纵他人，缺乏自我责任感和社会道德耻感；常为寻求帮助而夸大问题的严重程度。”专家没有为诉讼提供法律建议，而是“建议保护自我，尽可能修复亲子关系。”

清晨五点，律师向媒体群中汇报，“我凌晨见到灵儿之后，带她去在医院做了一系列检查……全部都是正常的。不好意思让大家担心了，我现在回家补觉。相信困境是有原因的。”

我在手机另一端沉默了很久——惊讶、挫败、失望、愧疚同时涌上来。

记者后来还核实到，根据学信网的信息，她实际毕业学校与专业同此前自称的并不一致。就连她的社交媒体形象也是“假的”。灵儿在朋友圈持续分享的弹古筝的视频，其中的女生跟灵儿长相也完全不一致，其实是一位网络主播。

社工就灵儿的情况联系精神卫生专家，得出两种可能：一是她有意识地编造，以博取同情；二是MECT电击导致记忆受损，她用想象填补空白。如果是前者，她的生存背景让这种策略可被理解。如果是后者，那九龙山医院对她的大脑创伤更为严重。

在每次公共叙事里，我都极力把“跨性别”与“精神疾病”这两个词隔开——因为我清楚，任何一次松懈都可能被某些舆论用来加固“病理化”的铁笼。

灵儿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不是因为她“生来如此”，而是因为她被结构性地推向精神健康的边缘：被家族驱逐，被强行收治，被社会排斥在正常就业和社交之外。跨性别者的抑郁、自杀意念、自我伤害率，比顺性别群体高得多。这从来不是某个个体的道德或意志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制造的结果。

“别太惊讶，我们都见过更极端的。”深耕跨性别社区工作的活动家朋友安慰我，“那是她最后能被看见的方式。”

我当然知道，虚构病情、夸大困境会损害信任。但当人处在一个资源稀缺、信任稀缺的环境里就会发现，最惨的故事总是先获得帮助。这是一条残酷的潜规则，也是一种生存本能。假晕倒、假心脏病，在旁观者眼里是欺骗，在当事人那里，可能是确保自己不会被丢下的唯一方式。

我在立案成功的那一刻，沉浸在制度性突破的喜悦里，却忘了另一道更隐形的战线——和一个有严重精神健康困扰的人合作，不只是法律与舆论的挑战，更是心理承受力与资源配置的考验。我们确实为灵儿安排了心理支持，可我从来没有和处于这一状况中的人一起推进这样高压、敏感的法律行动。我甚至从未去怀疑——她的叙述可能同时混合着真实、夸张，甚至虚构。

灵儿当然是勇敢的。她主动选择站出来，把自己的故事交给公众。她从互联网上学习跨性别运动的理论，和我们合作用法律挑战医院，她在一次次采访中塑造了一个跨性别权利行动者的身份。这是她的新认同。

那一晚过后，案件的筹备像被按下了慢放键。律师开始评估灵儿在庭审中的可控性，媒体出现了犹豫，团队内部也悄悄冒出了分歧——我们还要不要继续投入？

可庭审的日子，已经在逼近。

5.庭审

灵儿真假难辨的信息，增加了我们海量的核实工作。更糟糕的是，她精神状态的不稳定，势必不利于诉讼。

有人建议我，考虑到开庭和媒体报道的风险，需要为灵儿做一个风险意识管理的工作坊，以防警察上门施压。过往的经验来看，警察一般直接找我这样的组织者，很少找到当事人施压，但以防意外，总是好的。

我硬着头皮拨通了灵儿的电话。我直奔主题：“灵儿，我们得提前做点准备。案件可能受到有关部门关注，有可能会有警察来问话。”

电话那头突然安静了一秒，然后是一阵急促的呼吸声。灵儿的声音高了八度：“警察？为什么是警察？他们要抓我吗？！”我愣住了，她语速越来越快：“我爱国的！我没有做过任何损害国家的事！我就是个普通人！我没有违法！”她的声音里惊慌与恐惧混成一团。

我急忙安慰她：“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没有人要抓你。他们如果来，也只是例行问问情况。你记住，你有权利起诉医院，这是你的正当权利。”可她仍在重复：“我真的没有做坏事，警察凭什么要来……”

灵儿当然知道自己没有违法。但当她听到“可能会来”的那一刻，她已经自动把自己放在了被告席上。她的恐惧，不是怕问几句话，而是怕自己的一切抗争，瞬间被国家定义为“破坏”“扰乱”“不安分”，以及，那种随时可能降临的毁灭。

电话那头，她的呼吸声在我耳边越来越沉重，我一遍又一遍地说：“没事的，真的没事的。” 可我心里比谁都清楚，这种恐惧不是几句话能化解的。

她此前曾在面临困境时反复报警，期待“人民警察为人民”；她相信医生“说服父母接受她”。但警方拒绝立案、威胁她“不要闹事”； 医院出示盖章文件“合法收治”。 她意识到维权本身也可能引来新的监视和报复。我知道她不是不懂，而是她不愿意放弃最后那一点对“正义”的想象。 而我，作为同行者，眼睁睁看着她一边向体制求助，一边被体制碾压的荒诞循环。

法院通知线上开庭，灵儿是否出庭成了难题。顾问指出，跨性别者当事人出庭，能让法官直观地感受到“跨性别”身份的真实存在，也能带来一定压力。但如果她在庭上表现出精神不稳定，法官也可能直接贴上“需要治疗”的标签。我们选择谨慎，放弃了让灵儿现身的机会。

2024年8月13日，庭审正式开始。

灵儿向医院索赔共计82931.22元，包括误工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起诉书的逻辑很清晰：医院在当事人拒绝的情况下强行收治，并实施非必要治疗，构成了对人格权的侵犯。

律师援引病历，指出灵儿在入院时“拒绝检查和治疗，明确表示没有问题”，并且她“无自伤、无伤人倾向”，完全不符合强制收治标准。灵儿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她的性别认同清晰，医院既无法律依据，也无医学指征，却依旧实施电休克治疗。

九龙山医院的辩护策略也在意料之中。他们强调灵儿“自制力不完整”，“谈到父母就激动，有伤人倾向”，还指控她“男扮女装，参加同性活动，不符合日常观念”。在医院的逻辑里，跨性别身份就是病症的证据。他们亮出母亲签署的一系列“同意书”，以证明收治合法。

律师驳斥，医院自制的“同意书”，不能对抗法律规定的自愿原则。

专家为本案出具了书面建议，医学专家表示，跨性别并非疾病，医护人员应当遵循性别肯定路径， “矫正”并不科学。法律专家则直截了当地指出：《精神卫生法》规定，除非患者有自伤或伤人危险，否则不得强制收治。此外，心理咨询师也出具了灵儿接受心理咨询服务的纪录，证明其受到精神创伤。

两天后，有媒体发布了第一篇关于灵儿案件的稿件。报道发布四小时，其app内阅读量已达56万。而后，报道猝然下架。文章里，记者平衡地写下了庭审攻防、专家意见和双方观点。但遗憾的是，在经过专业媒体编辑流程的稿件中，指代灵儿用的却是男性代词“他”。我第一时间指出了问题，记者随后向灵儿道歉。后来，又有媒体接连报道灵儿的故事，比之前更详细，也尊重她的性别认同，用“她”来称呼她，但仍绕不开一个问题——“她为什么变成跨性别者？” 仿佛跨性别身份必须用某个事件、某段伤痛来“解释”。“谎言”的标签也如影随形。

之后，法官传来消息：医院态度松动，愿意开展庭下调解——相比最初的当庭拒绝，现在的姿态显得“积极”。法官态度也非常积极，甚至表示愿意去找灵儿的父母，帮助调和家庭矛盾。

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判决意味着可能的制度性突破，但也可能意味着冗长的上诉，甚至败诉；调解意味着放弃案件的部分公共价值，虽然院方就赔偿金额一再讨价还价，但灵儿尽快拿到赔偿，可以缓解生存困境。

灵儿和我、律师、社工讨论了很久。灵儿反复问：“如果我签字调解，是不是就代表他们没错？”她说自己晚上睡不着，怕接到陌生电话，也怕医院打击报复。她流浪街头，身体每况愈下，抑郁、失眠、心悸，我们也犹豫。继续打下去，她可能会彻底崩溃。有朋友说：“这是她的权利，（她）不是运动的工具。”

最后一次会议上，灵儿忽然平静下来：“就这样吧。我想结束。”那一刻我才明白，对她而言，“结束”比“胜诉”更重要。

我们选择了调解——选择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

医院要求灵儿签署“不得公开”的封嘴协议，违约赔十万。灵儿强硬拒绝，她必须掌握这段亲身经历的话语权。

10月29日，法官到天津让灵儿签署了调解书。几天后，六万元赔偿款到账。

我安慰自己，在当下的环境下，特别是对灵儿而言，现金赔偿与脱困速度也是真实改善的指标。“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可持续的行动同样值得追求：当事人获得安全、赔偿与连结，也应被计入“胜绩”。

6.失踪

11月初，灵儿发来照片。画面里，一片雪白：白色的墙壁、白色的床垫、白色的衣橱，连暖气片也是白的。床头却装点了一抹粉色，显得突兀又温柔，活像她粉白色穿搭风格。她的话音轻快，带着久违的雀跃：“我这几天可忙，看了好多间屋子，终于定下这个房间。要置办好多家伙什呢。”

她举着手机带我“参观”新租下的家，镜头里是刚刚卸下包装的锅碗瓢盆，还有尚未铺好的床单。“交了押金，又买了厨具、床上用品，开支不少呢。”

我忍不住替她高兴。一个月前，她还蜷缩在大马路边的路灯下。如今，她终于有了一个安身之所。

案件的顺利调解，让她迎来了短暂的“高光”。外媒记者邀请她去做头发。她一边和我吐槽，“我就怕她是美国派来的间谍，就怕这个。”一边又抒发着让人啼笑皆非的烦恼：“记者还带了摄影师，还是法国人呢。我现在头发没搞好就要拍，真无语。”

“好啊，要拍得美美的。”我回应。“你考虑过开直播吗？趁新闻热度还在。”我又试探着提议。

“考虑过呀。国内现在不太热了，但国外采访我的特别多。要不我开个抖音国际版的？”

这一刻，她像个明星。可不到几天，一切就被碾碎。

11月30日，外媒摄影师一早到了她楼下。却怎么也联系不上她。记者很快来找我。我安慰自己：“也许她睡懒觉吧。”可一连十个电话打过去，始终没有人接。社工说她也联系不上。

我感到后背一阵阵发麻。大家都急了。灵儿失联，意味着最坏的可能。

同事开始删除电脑里和案件相关的文件与纪录。键盘声急促而冷硬。我想起五年前的某个夜晚，我的前同事被国保从家里带走，我也曾彻夜删档案、清邮箱、抹掉社交媒体的痕迹，电脑屏幕的光下，脸色凝重。那一夜的恐慌和这天重叠在一起。

北京时间傍晚六点，灵儿的手机终于有了回应——一条拒接语音通话的提示。半小时后，她留言：“一点都不好。别再发消息。”

我的心再度悬起。

凌晨三点，一个记者朋友传来消息：“小米，灵儿今天貌似是被警察带走盘问了。”

我心里那块石头重重落下：不是好消息，但至少，她目前已经回到家中。

后来我才知道，当天一早，警察直接敲开了她的门，把她带走，直到深夜才被放出。

警察检查了她的手机，指控她“收受境外势力资金”。所谓“证据”，只是一笔朋友通过微信转来的捐赠给她的生活费。另一个“罪名”，是她接受外媒采访，被扣上“抹黑中国”的帽子。文革式的大词砸在她头上：“境外势力”“被利用”“反动”。

我无法想象她经历了怎样的羞辱。一个跨性别者、一个曾被精神病院关押的人，在审讯室里几乎没有任何抵抗力。咨询师告诉我，她崩溃到有自杀倾向，哭着打来电话。

我担心她的安危，却不敢主动联系。任何一条消息，都可能成为新的风险。

几周后，她终于拨通了语音通话。她说自己好些了，但声音里透出疲惫：“警察不让我再接受媒体采访了。”

她的声音断断续续，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那一刻我意识到：案件的顺利调解，可能只是另一场风暴的序曲：并不是正式的逮捕、起诉，而是威胁、盘问、禁止采访。

我心中不由涌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灵儿真的自杀，我该如何自处？作为她的支持者，我还能怎么面对自己？

7.同行

事情到这里，似乎已经走向尾声。灵儿的故事，像无数个中国维权者的故事：一个年轻的跨性别者，在社区支持下起诉精神病院，却因为维权发声遭到国家机器噤言，隐入尘烟。

但回望整个历程，我才意识到：起初，我也和别人一样，把灵儿视作“麻烦”。她借钱、撒谎、情绪不稳，让人怀疑她的可信度。媒体揭露她的夸大时，我甚至觉得自己被当事人操纵了。那时，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陷入了“她不是个好当事人”的抱怨和自我怀疑。

问题不在灵儿，而在我们。我们习惯和“健康的幸存者”合作，因为他们更能符合理想化的公众期待；而当真正受精神健康困扰的人需要帮助时，我们却退缩了。实际上，灵儿正处于多重交叉歧视之中：跨性别身份在家庭眼里是“羞耻”，在医院眼里是“疾病”，在社会眼里是“异常”，再叠加精神障碍的标签，使她几乎无处容身。

她的母亲被社会恐跨所裹挟，把她送进医院；而我们，也差点被社会的精神疾病污名所裹挟，拒绝伸手援助。

精神疾病在中国从来不仅是医学问题，而是治理问题。诊断和治疗往往意味着社会控制。灵儿母亲的签字、医院的病历、警察的约谈，其实都是同一逻辑的不同面孔：社会制度让跨性别者陷入一种“无法存在”的处境。她的身份既不被承认，又被监控、排斥；她在法庭、医院、媒体叙事中一次又一次被抹去、质疑。

一个社会边缘人士，勇敢地独自去医院调取病历，独自进京面对陌生的记者、律师和专家。灵儿为案件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精力与决心，把自己最脆弱的一面交托给我们。

她无需证明自己“值不值得同情”。通过她的抗争，我们已经为精神医学体系的改革和社会观念的嬗变留下了注脚。完美或不完美，从来不是衡量的标准。

灵儿的新闻撼动了精神科医生不可置疑的权威，深深激励了跨性别社群，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社群伙伴咨询的消息。

今年7月，我参加了她主持的跨性别线上交友活动。她坐在屏幕另一端，轻松地组织话题，调动气氛。那一刻，我意识到，她已然成长为一个真正的行动者。

可我仍时常想起那个电话，想起她慌乱的呼吸声，想起她在医院、媒体和警察面前的孤身一人。她的恐惧和倔强，并没有因为调解书上的签字而消失。

也许，故事会在这里被记作一个“胜利”——一个精神病院为侵犯跨性别者权利付出了代价；一个看似得到补偿的当事人。但我更清楚，一次性的银行进账并没有把她的生活“重置”。六万元对一个没有稳定工作、长期被家庭排斥的人而言，顶多抵消短期的欠债与生活开支。半年光景，它就被花尽——房租、还款、代购激素。赔偿解决了一个法律争议，但无法填补一个人的社会保障缺口。

然而同一段时日里，灵儿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伤害：参与社区活动、主持线上聚会、在受访时把自己的名字呈现给媒体。那种“自我讲述”的力量，既是个人的疗愈，也是对外界的抗议：她以自己的存在质疑那套把人“去人性化”的所谓“秩序”。

胜利从来不是终点，它只是让我们看见了代价。

（文中使用的朋友圈照片或截图均经当事人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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