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MEN我们

"But I'm reluctant to call him brave, fearless, or great. These words simplify him. He simply did what he thought he had to do, what he wanted and could do. "

“我不愿意说他是勇敢的、无畏的、伟大的，这些单一的词语简化了他。他用他的沉默消解着那些‘求而不得’，也用他的行动坚守着那些‘理应如此’。”

一种纪念，各自表述。台北六四纪念晚会的沿革变化背后，是两岸三地政治局势和人们的认同结构35年发展变迁的缩影。

为了解救身陷囹圄的广场友人，文献学者吴仁华走上泅渡流亡之路。他离开了平静的象牙塔生涯，也远离了家园与故国。广场却从未离开，记忆的伤痛和对事实的执着，让他仍然成为一位史学家，以三十五年前的自己意料之外的方式。

“现在我逐渐意识到，由于年龄和入学原因，我们很可能是最小的一批直接参加过‘六四’运动的一代，我们才是真正的民主运动的‘后备军’。”

“我一直在研究社会运动，我认为我们要避免过度的情绪对抗和言语与身体的暴力行为，重视理性，创造一个‘对话的空间’，但我们该怎么办呢？”

1980年代台湾的民主化浪潮并不是从无到有，而是已经孕育、萌发了半个世纪之久。毕竟，民主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

在远离北京的南方县城中学，无师自通的反叛从何而来？那一年报章点燃的激情与青春萌动隐隐呼应，政治与性的解放问题交缠无解。那年发生的一切，并未一夕之间带来幻灭，而是潜入生命底层，指引此后的路途。

他是极客，她是职业经理人，这对夫妇的身份，是历史给中国敞开的一扇机会之窗的写照。他向她隐瞒了自己的网络行动，也为之付出了自由的代价。而在探寻和走近那个陌生的网络神话——“编程随想”的过程中，她理解了他追求网络自由和自我实现的初衷，确认了现实的荒谬与艰困，并决意用她自己的缜密方式，为只是践行了基本人权的丈夫恢…

像父亲那样，为了捍卫人权，搭上个人自由和身心健康？还是满足母亲的期盼，两耳不闻窗外事，甘于安稳却平庸的人生？摆在年轻的唐正琪面前的两条路，在当今中国根本上无法调和与兼容。

我们采访了几位在疫情中度过大学生活的大学生。他们在当时并没有屈服于“非常态”，而是竭尽所能，在自己周边小小的角落里，维持和营造“正常”与“意义”：有的为劳动者协调物资，有的做过事实核查与深度报道。封控放开后，他们走出校园，不得不面对日渐逼仄的现实环境，各自作出人生选择。

“王志安完全没有意识到，在民主社会里，任何人都有参政的权力，更何况是一位这么优秀的身障律师。”

因为年幼的女儿被“嫖宿”，她走上了上访维权的不归路；因为维权被劳教，她成为公众视野中最知名的劳教受害者；因为认定要“追求公平正义”，她再次锒铛入狱。“寻衅滋事者”唐慧，见证了十年间舆论与司法的激烈变化。

村民未想去颠覆国家，胡佳也是在践行他的批评权，但这一类的行为往往被看作潜在的或明确的颠覆国家。而国家等于党，党等于一切，批评某一具体官员甚至和平地表达诉求，都可以被看作是颠覆国家，这就是维稳压到一切的逻辑。

在高医生的倡导和推动下，从专业人士到乡村感染者群体，人们集结起来，揭露谎言，反抗命运。而这些年来，“那些具有抗争性的研究文献和文学作品不断被边缘化、阻隔和有意湮没，使得曾经清晰的历史面目又变得朦胧起来。没有回顾，岂止是生命被灾难的洪流席卷，同样被卷走的还有幸存者的记忆。”

高老師去國流亡，我最終流落港島。中國之大，我們一老一少，竟然只能被迫放逐。或許，這也是我和高老師十幾年來保持密切聯繫的原因之一吧。我們，有許多可以交心的話。

大学应该把这本书作为学生思想教育的必读书，现在的年轻人，对自己爱得太多，对他人爱得很少，对民生疾苦更加缺乏了解。当然，这不怪他们，是僵化的教学内容造成的结果。 知识分子更应该看这本书，我们的社会不缺乏像高老师这样有专业技能的学者和研究者，缺的是坚持道德良知的人。可是，没有后者，中国又如何能够摆脱无边的苦难。

中原血殇以慈母大爱奔走呼号扶危济困 暗夜独行有孤军义勇著书立说虽死犹生 《中原纪事》导演 艾晓明 敬挽

杨敏在2020年的武汉疫情初期失去了自己的独生女。那天是2月6日，她的孩子和“吹哨人”李文亮在同一天去世。她坚信这是由于武汉政府的瞒报导致的，想为孩子讨个公道。从此她站到了体制的对立面，并在三年之后踏上了充满未知的去国之旅。

作为追求用母语创作的歌者，他正蹒跚独立着的职业轨迹，被监视者粗鲁地打断了。2023年春天，他发布了一首叫《wake up》的歌曲，在他描绘的狩猎场景中，他不是猎人，而是猎物。“无法理解额头上撰写的命运，孤独占据了上风，不安、焦虑、担心、惶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