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MEN我们

自2011年起，长平已在德国生活了十四年。他说:“我的流亡经历始终难以讲述。”于他，流亡不只是被迫地逃离，也包含着主动地选择，一种精神上的抵抗——通过一场绝望的抗争，去战胜流亡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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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发现了这些图片的真实来源，问我和邱桐是什么关系。我只好承认：“他是我的男友。”他们更加暴跳如雷，“没把你们同性恋抓起来就不错了，怎么还敢做这些违法乱纪的事情！”

他们怀着对香港局势的失望离开，出发的激烈决心犹如石子落水后激起的浪花。但抵达彼岸的激动消退后，他们还要面对离散后的漫长人生，后怕与恐惧逐渐涌出，摧毁他们的安全感，激起自我怀疑。他们对逝去的故土充满哀悼，对深陷牢狱的故友饱含身为幸存者的愧疚，在这些情绪的重压下，他们还要爬起来，活下去，在异乡重建身份认同。

“无奈认罪认罚”，因担心上诉会导致推迟释放，亚夏尔放弃上诉。

“Unable to understand the fate etched on my forehead, loneliness took over–uneasiness, anxiety, worry, and fear.”

当父母成为国家的敌人，未成年的孩子们成为“最脆弱的迫害对象”。她们面临居无定所，随时被侵扰隐私，目睹暴力，失去教育机会，不断离开朋友们，放弃出国深造，甚至被当作罪犯逮捕。

一位兼有两岸身份的出版人的失踪与被捕，在零散的声援和万马齐喑的静默中，成为繁简中文世界知识分子在当代的命运写照。

"But I'm reluctant to call him brave, fearless, or great. These words simplify him. He simply did what he thought he had to do, what he wanted and could do. "

“我不愿意说他是勇敢的、无畏的、伟大的，这些单一的词语简化了他。他用他的沉默消解着那些‘求而不得’，也用他的行动坚守着那些‘理应如此’。”

一种纪念，各自表述。台北六四纪念晚会的沿革变化背后，是两岸三地政治局势和人们的认同结构35年发展变迁的缩影。

为了解救身陷囹圄的广场友人，文献学者吴仁华走上泅渡流亡之路。他离开了平静的象牙塔生涯，也远离了家园与故国。广场却从未离开，记忆的伤痛和对事实的执着，让他仍然成为一位史学家，以三十五年前的自己意料之外的方式。

“现在我逐渐意识到，由于年龄和入学原因，我们很可能是最小的一批直接参加过‘六四’运动的一代，我们才是真正的民主运动的‘后备军’。”

“我一直在研究社会运动，我认为我们要避免过度的情绪对抗和言语与身体的暴力行为，重视理性，创造一个‘对话的空间’，但我们该怎么办呢？”

1980年代台湾的民主化浪潮并不是从无到有，而是已经孕育、萌发了半个世纪之久。毕竟，民主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

在远离北京的南方县城中学，无师自通的反叛从何而来？那一年报章点燃的激情与青春萌动隐隐呼应，政治与性的解放问题交缠无解。那年发生的一切，并未一夕之间带来幻灭，而是潜入生命底层，指引此后的路途。

他是极客，她是职业经理人，这对夫妇的身份，是历史给中国敞开的一扇机会之窗的写照。他向她隐瞒了自己的网络行动，也为之付出了自由的代价。而在探寻和走近那个陌生的网络神话——“编程随想”的过程中，她理解了他追求网络自由和自我实现的初衷，确认了现实的荒谬与艰困，并决意用她自己的缜密方式，为只是践行了基本人权的丈夫恢…

像父亲那样，为了捍卫人权，搭上个人自由和身心健康？还是满足母亲的期盼，两耳不闻窗外事，甘于安稳却平庸的人生？摆在年轻的唐正琪面前的两条路，在当今中国根本上无法调和与兼容。

我们采访了几位在疫情中度过大学生活的大学生。他们在当时并没有屈服于“非常态”，而是竭尽所能，在自己周边小小的角落里，维持和营造“正常”与“意义”：有的为劳动者协调物资，有的做过事实核查与深度报道。封控放开后，他们走出校园，不得不面对日渐逼仄的现实环境，各自作出人生选择。

“王志安完全没有意识到，在民主社会里，任何人都有参政的权力，更何况是一位这么优秀的身障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