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學習，好像也有點吃力
一、我人生中最大的學業壓力來自這個星期的作業
我最近剛度過一個讓人有點恍惚的一週。
我好像第一次體會到如此大的——單純來自於學習而非其他方面的純粹的壓力。我在很多地方讀過書，讀過IB課程，已經在中國獲得了一個碩士學位。我對自己的認知是：我不僅僅是一個擅長考試的人，也並不愚笨。多年的經驗讓我擁有很好的學習、工作、壓力和任務管理能力。儘管如此，上一週的學習仍然讓我感覺到極大的疲憊，這可以說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讀書這件事上感到無力招架。一躺在床上就渾身痠痛。以至於我完全擠不出來時間更新我的部落格。今天終於獲得了短暫的喘息，借此機會，不如就讓我講講這一年來我對瑞典教育的觀察吧。
就先從這一週開始講起吧！這一週裡，我交了兩個學校的課程作業，穿插著一個報告。寫了兩篇論文，策劃重寫我的研究計劃書，同時還完成了兩門瑞典語課程的寫作作業。至於其中穿插著的——讀了十幾篇學術文獻，又硬著頭皮啃完了四本書，以及上課之類的我就暫時不講了。除此之外，我好像每天都在寫、改、再寫，電腦螢幕關掉之後，腦袋卻停不下來。我其實是一個對壓力不太敏感的人，但是我就覺得一個人如果每天都是，睡前還在想論點，醒來就開始回想註腳格式，那可能不能說是可以輕描淡寫的「忙」了。
但說實話，我不討厭這一切。
我的很多作業如果抽離「這是作業」的前提，本身其實都很精彩。
上上個星期我和同學一起做了一個關於盧旺達青年記者培訓的媒體發展項目，這個星期我們一起分析了瑞典在越南的媒體援助計劃，回答了十四個關於媒體發展的問題。一小時前，我還在寫一篇關於索馬里海盜如何在國際媒體中被建構成單一形象的研究，昨天我寫了篇文章講瑞典的多元化政策與斯莫蘭地區的地方傳統。這些題目放在任何一個公共討論空間裡，我都覺得很有意思。
這樣的教育品質並不常見。能接受這樣的教育是一件幸福的事。而在理智上，我從未懷疑過自己所付出的學費是否值得——我知道它是值得的。
但承受這一切，是需要很大勇氣的。
其實我也是在進入現在的課程之後，才第一次真正理解「在瑞典學習」意味著什麼。從語言能力來說，我並不處於劣勢，某些時候我用英語比用中文學習更自在（但這可能並不是因為我的英文水平多好，而是因為我的中文也不夠好）。不過，即便是在這樣的優勢條件下，我仍然感受到一種持續存在的高要求，和它帶來的壓力。
我的項目要求的閱讀量幾位龐大，寫作要求特別精細，每個作業都不只是要求完成，而是必須要經得起質疑、討論與反覆推敲。你需要理解理論、連結現實、提出問題，還要在有限的時間內不斷修正自己的表達。從來沒有人會告訴你「做到這裡就夠了」。我花了很久才明白，因為這個系統預設你是有能力判斷的——而既然你被允許選擇，你就必須承擔選擇的後果。
後來，當我今年開始學習瑞典語，進入 SVA 課程時（這門課程名為瑞典語作為第二外語，也是在瑞典的外國學生在高中階段學習的必修課程）我才回頭意識到，這種壓力其實早已存在於瑞典的教育邏輯之中。
其實SVA 並不只是一門語言課。我在這個課程裡一直在做的是學習怎麼寫分析性文本。幾乎每個作業都是反思性作業，我要努力說清楚自己的觀點如何形成、依據什麼、邏輯是否成立。瑞典的老師很少直接告訴你對錯，更多時候，問題會被拋回來：你為什麼這樣理解？你為什麼這樣寫？
我有種感覺，語言也好，專業也罷，這些都只是外殼，真正被評估的，是你是否理解這個系統運作的方式。
那是一種長期存在的壓力。它不像考試那樣有明確的截止線，你要自己判斷標準在哪裡，也要自己承擔「也許還不夠好」的可能性。
也正是在這樣一邊寫論文一邊學習瑞典語的日子裡，我參加了一個和我未來實習相關的培訓，在培訓裡，我有幸遇到了來自十幾個不同國家的調查記者。他們都非常友好，也非常投入，我們的項目主管告訴我們未來的作業安排，很快我清晰的意識到，OK，一個月後我將面對更多的閱讀、更多的寫作、更多需要完成的要求——前方是新的道路走下去。
在這樣的狀態裡，我終於打開了那部想看很久的紀錄片，《瑞典學校實驗》。
紀錄片連結如下：
二、思考是學習的要求
一開始，我其實並沒有立刻產生距離感。相反地，很多畫面讓我感到一種奇怪的熟悉：對成績的焦慮、對未來的擔憂、對「如果這一步沒走好，後面會發生什麼」的恐懼。只是，這些情緒出現在更年輕的學生身上——小學高年級、高中，甚至更早。這部紀錄片談的是制度改革，談的是評分系統、權力下放、自由選擇與市場化。但我真正被觸動的，並不是那些政策名詞，而是一個反覆出現的前提：在瑞典，學生被期待成為一個能夠理解規則、回應標準、並對結果負責的主體。
這種期待，在理論上是合理的，甚至是進步的。它拒絕把學生當成被動接受知識的容器，而是要求他們理解、質疑、表達、修正。問題在於，當這種期待被提早放進一個尚未具備足夠資源與安全感的年齡階段時，它就很容易從「培養能力」轉變為「製造壓力」。
如今的我已經非常熟悉這種壓力了。每一篇作業都要求你提出自己的問題，而不是重述既有結論；每一個論點都可能被追問「為什麼」；每一次討論都預設你已經讀過足夠的文獻，並且有能力回應不同立場。這樣的學習方式極其有效，也極其耗費心力。
它迫使你持續站在不確定之中。
和我在中國接受教育的經驗相比，這種壓力的來源其實非常不同。在中國，學習的高壓往往來自外部：比如考試、排名、升學路徑的單一性，以及「一旦掉隊就很難回來」的結構性恐懼。那是一種被明確指向的壓力，你知道自己在為什麼而努力，也知道失敗意味著什麼，它特別強烈，但又特別清晰。
而在瑞典，至少在我現在所處的教育體系裡，壓力更像是一種內化的要求。你需要獨立思考，但你根本不知道「思考到什麼程度才算足夠的」，被鼓勵批判權威，但同時又必須精準地掌握標準、框架與語言，你被允許選擇，但選擇之後呢，你的責任就完全回到你自己身上了。
我覺得這是一種更文明、也更孤獨的壓力。紀錄片中的學生反覆提到成績帶來的焦慮，但真正讓人不安的，並不只是分數本身，而是分數背後那個無法被即時理解的評價系統。
成績往往在學期結束時才出現，它告訴你結果，卻很少告訴你過程中哪裡出了問題。學生被要求主動和老師溝通、理解標準、調整策略——這對某些資源充足、表達能力強的學生來說，或許是一種成長；但對更多人而言，這意味著在不確定中承受失敗的風險。
——《瑞典學校實驗·第一集》
當我看到紀錄片裡那些年紀尚小，卻已經開始懷疑自己是否「不夠好」的孩子時，我很難不把他們和自己此刻的狀態放在同一條時間線上比較。即便是在成人教育、研究所階段，即便是在語言與學術能力並不算弱勢的情況下，這種持續被要求批判、反思、證明自己的學習方式，依然會讓人感到疲憊。
強烈的批判性學習，從來都不是輕鬆的事。它值得被肯定，但我否定將其浪漫化的敘述。
也正因如此，當紀錄片開始討論小學與中學階段越來越密集的測試、不及格制度的回歸，以及「未被批准」這個標籤如何在孩子尚未理解世界之前，就先一步定義了他們的位置時，我感受到的不是對制度的簡單否定，而是一種更深的疑問：當一個社會高度重視獨立思考與個人責任時，它是否也準備好了，去承接那些暫時無法達標的人？
三、在福利國家，失敗反而更難被容納
在《瑞典學校實驗》裡，有一個問題反覆出現，卻很少被正面回答：那些沒有通過的人，後來怎麼樣了？
紀錄片給出的數字並不輕。越來越多的學生在小學高年級與九年級時，因為未通過國家考試或核心科目，而被標記為「未被批准畢業」。七分之一的學生帶著不及格成績離開義務教育階段，他們無法進入高中，而進入高中的那些學生呢？約三成的人無法完成高中。這些並不是邊緣個案，而是一個穩定存在的群體。
令人不安的地方在於，這個系統在設計之初，幾乎沒有為他們預留位置。
瑞典的教育改革長期建立在一個相當理想化的前提之上：只要標準足夠清晰、評估足夠公平、選擇足夠自由，大多數學生都能順利達標。失敗被視為暫時的、可以被糾正的例外，而不是需要被制度性承接的結果。
——《瑞典學校實驗》
但當「例外」逐漸成為常態時，問題就浮現了。
在一個高度福利化的社會裡，人們往往對制度抱有很強的信任。學校被視為公平的起點，成績被理解為能力的反映，通過與否則被默認為「合理的篩選結果」。也正因如此，當你沒有通過時，那種失敗感並不只是個人的挫折，而是一種更深層的自我懷疑——如果制度是公平的，那是不是意味著，問題只能出在我身上？
這種邏輯，對孩子來說尤其殘酷。
紀錄片中提到，成績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作為選擇標準，用來決定誰可以進入下一個教育階段。這在制度層面無可厚非，但在實際運作中，成績往往以一種「總結性裁決」的形式出現：它告訴你結果，卻很少告訴你如何改變結果。學生在學期結束時才收到評價，而那個時候，能做的事情已經非常有限。
於是，「未被批准」不再只是一個技術性判斷，而是一個會提前定義人生路徑的標籤。
對比我在中國的學習經驗，這種失敗的處境顯得格外不同。在中國，教育體系的殘酷是公開的，競爭是被明確承認的。你知道考試是篩選機制，也知道落後意味著什麼，但同時，體系內仍然存在大量灰色地帶、補救路徑與「再來一次」的可能性。那並不一定公平，但它至少讓人清楚自己正在參與的是一場競爭。
而在瑞典，失敗往往發生在一個自我責任被高度內化的環境裡。當社會不斷強調「每個人都有機會」「學校是為所有人設計的」，沒有通過反而顯得難以言說。你很難抱怨制度，因為制度看起來已經足夠溫和；你也很難為自己辯護，因為標準明明寫在那裡。
於是，有一部分人被悄悄地留在了系統之外。默默地消失在社會之中。
改革之後，學校變得更加結構化，課程計劃更細緻，評估更嚴格。對某些學生來說，這意味著清晰與安全；但對另一些學生而言，這反而縮小了調整與試錯的空間。一旦跟不上節奏，整個系統很快就會向前推進，而不是停下來等等掉隊的孩子們。
——《瑞典學校實驗·第二集》
這也讓我回頭重新理解自己所承受的學業壓力。我知道，自己在被視為「已經成功進入體系」的人群中，這是一種特權，但越是意識到自己擁有的，我就越覺得那些孩子在面對的事情是極為痛苦的。現在的我怎麼不存在隱約的擔憂呢？我每天都害怕，我擔心如果我哪一步沒跟上，如果我哪一次沒有達到要求，是否也會被默默地排除在下一個機會之外？
在福利國家，失敗之所以更難被容納，或許正是因為它太不符合我們對這個社會的想像。
我們習慣把福利理解為保護，把公平理解為安全，但在高度制度化的系統裡，沒有被妥善安置的失敗，反而會顯得更加孤立。當一個社會高度相信制度的合理性時，它也需要更大的勇氣，去承認制度無法涵蓋所有人。
而這，或許正是《瑞典學校實驗》真正拋出的問題。
四、當教育成為一種商品
在《瑞典學校實驗》後半段，討論的重心逐漸從「學生承受了多少壓力」，轉向另一個更難被直觀感受到的問題：這些壓力，為什麼會在不同學生之間分配得如此不均？
答案之一，指向了瑞典教育體系中一個長期存在、卻始終充滿爭議的現象——獨立學校，以及圍繞它們運作的市場邏輯。理論上，自由選校被視為一種賦權。家長可以為孩子選擇更適合的環境，學校之間透過競爭提升品質，學生不再被地理位置或單一體制所限制。這套邏輯聽起來幾乎無懈可擊，也確實曾被視為瑞典教育改革中最具進步性的部分。
問題在於，教育怎麼可能是一個能夠即時驗證成效的產品呢？
正如紀錄片中研究者所指出的。
一所學校是否真正「有效」，往往需要十年、甚至十五年才能看出後果。但市場運作要求的是短期回饋：招生數、成績表現、家長滿意度。當學校必須在這樣的評價體系中生存時，什麼是對學生最有利的，與什麼是對機構最有利的，並不總是一致。
——《瑞典學校實驗·第三集》
於是，一種不那麼戲劇化、也不公平，卻極為穩定的分化開始出現了。
具備資源的家庭更有能力理解制度、比較選項、為孩子選擇「看起來更安全」的學校；而那些已經在學習上承受壓力的學生，則更容易被集中到特定學校之中。久而久之，學校不再只是教育場域，也成為社會差異被提前放大的地方。
紀錄片中提到，隔離並不是某一次改革的直接結果，而是在多項制度疊加之後，慢慢形成的結構性現象。一所隔離程度較高的學校，往往整體成績較低，學生對學習的期待也更弱。這並不是因為學生「不夠努力」，而是因為整個環境已經預設了較低的可能性。在這樣的系統裡，成績不再只是個人表現的反映，而逐漸成為一種空間性的標記——你在哪一所學校，就已經暗示了你未來能走到哪裡。
我其實反對將一切市場化，教育，公共服務，這樣的東西市場化的問題並不是「有沒有私人參與」。真正的困難在於，當教育被放進一套以選擇與競爭為核心的邏輯中時，那些無法即時回應標準的人，會在不知不覺中被推向邊緣。而這個過程，往往發生得特別安靜。
在一個高度重視社會凝聚力的福利國家，這種緩慢形成的隔離就會顯得格外矛盾。一些制度的初衷是讓每個人都擁有機會，但當機會被設計為必須主動爭取、持續證明、並不斷符合標準時，它同時也在測試：誰有能力長時間承受這樣的要求。答案其實比較明顯，經濟條件越好的人越有獲得更高的容錯率和更好的發展。
紀錄片並沒有給出一個簡單的解方。它提到丹麥的經驗，提到對評估方式的調整，也提到必須重新思考成績在教育中的位置。但比具體政策更重要的，或許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一個社會是否願意承認，當教育越來越精細、越來越理性時，它同時也需要承擔那些被這套理性排除在外的人。當教育開始像市場一樣運作，長期後果往往不是立刻顯現的失敗，而是一種被正常化的差距。
而那種差距，一旦形成，就很難再被逆轉了。
五、我們真的想清楚到底什麼才是更好的教育了嗎？
其實文章寫到最後，我越來越不確定，我們談論的究竟是「學業壓力」，還是更深層的問題——我們究竟如何理解一個好的教育。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偏離了最開始想表達的東西，時至今日，我仍然被這些問題困擾著。
在瑞典，教育被賦予了極高的道德期待。它不只是傳遞知識的工具，而是一套關於公平、能力與責任的制度想像。就像我說的，瑞典語作為第二外語這門課程並不僅僅是一個語言課程，它背後包括了對價值觀，參與民主的學習，成為良好公民的訓練。在所有科目中，學生都被鼓勵獨立思考、批判權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這些價值本身無可質疑，甚至可以說，它們代表了一種我們渴望卻並不總能實現的理想公共生活。
但問題在於，當這些理想被制度化、被量化、被提前要求時，誰有能力承受它們，誰又會被它們壓垮？
我自己直觀的感覺是：學習的壓力帶來倦怠、焦慮與對自我能力的反覆懷疑。但我仍然站在體系之內——我有語言資本，有學術訓練，也有繼續往前的機會。我想說，作為一個在教育甚至是選拔中處於優勢地位的人，我清楚我得到了多少人得不到的東西，我的困難，其實是一種相對安全的困難。
但是在《瑞典學校實驗》中，在真實社會環境中，那些過早被標記為「未被批准」的孩子，承受的並不只是學業挫折，而是一種更安靜、也更難被修復的排除。他們成為了改革中的「例外」，卻在數量上逐漸形成一整個群體。他們可能有著不同的背景，有人來自貧窮地區，有人來自不發達國家，有人擁有學習上的障礙，他們這一代人被要求為制度的理性付出太多代價，而這個代價，往往是在多年之後才顯現出來。
我們很少直接談論這一點，或許是因為它太不符合我們對福利國家的期待，它甚至也與我的直覺違背。在一個以公平與照顧自豪的社會裡，承認「有人被犧牲了」，本身就是一件困難的事。於是，失敗被個人化，痛苦被私有化，而制度得以保持它看似中立、合理的面貌。
但如果教育真的關乎公共利益，那麼它的成功就不應只由最終留下來的人來證明。
一個好的教育體系，或許不只是培養出最能適應高要求的人，而是必須同時回答另一個問題：當人無法達標時，系統是否仍然願意為他們留下位置？當批判與獨立思考成為理所當然的期待時，我們是否也願意承認，並非每個人都能在同一時間、以同樣的方式承擔這樣的負荷？
對我來說，承認教育的價值，並不意味著必須對它的代價保持沉默。相反地，正因為我相信學習的意義，才更難忽視那些被排除在敘事之外的痛苦。那些痛苦並不總是劇烈的，它們更多時候是緩慢的、日常的，被包裹在「合理制度」與「個人責任」之中。在任何時刻，如果我們只把一個人的問題歸結於他個人的原因，我們就無法觸及制度層面的問題，也無法真正創造一個為所有人的福祉服務的社會。
或許，真正困難的，不是在一個人人都被允許選擇的國家裡學得更好，而是學會如何在選擇之外，看見那些沒有被好好承接的人。
如果說教育應該教會我們什麼，那也許不只是如何思考、如何競爭、如何成功，而是如何不把他人的失敗視為理所當然。
而在我看來，或許這才是對一個福利社會最嚴肅、也最誠實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