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安清｜世纪末的印尼、资本主义的前沿
承接序言（见关联作品），本文是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的著作《摩擦：全球连结的民族志》的第一段记述和第一章[本书的写作采取了田野和论述交错的形态]，第一部分题目另拟。罗安清，美籍华裔人类学家，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人类学系教授，研究多样性、多物种的民族志与普世化过程中的“摩擦”等，其著作《末日松茸》已得到引介。
摩擦：全球联结的民族志 Friction: An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nection
罗安清 Anna Lowenhaupt Tsing
“你还不如带颗炸弹来，我好把这地方给炸了”
[绝望：一种不体面的观点]
“发展”曾被描绘成一台为穷国制造繁荣的巨型机器。在“新秩序”时期的印尼，“发展”就是国家宗教，苏哈托总统则被誉为“发展之父”。
20世纪70年代，“发展”寄望于技术政治：将传统改造为现代。宏伟的大坝将灌溉干涸的田野；“绿色革命”将使水稻茁壮生长；自然资源将使国家富裕起来。到了80年代，一个以增长为基础的国度奇迹般地崛起。印尼凭借其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一跃成为“亚洲四小虎”之一。及至90年代，私有化浪潮如野火般席卷全球。在加里曼丹，私有化呈现出一种特殊形式：合法与非法的资源开采相互交织，共同增长。大大小小的经营者一道，通过军事和政治力量推进私有化，取代了早期居民的资源权利。如同在一场战役中，少数英雄功成名就，而更多的人则无声沉没——成了附带损害。
1997-98年经济危机之后，发展专家们急忙批判90年代的做法，称其为市场纪律失当。“要是他们没有扭曲市场就好了！那样肯定早就繁荣了。”专家们想象着一个完美的市场，纯粹得如同柏拉图的“理型”之一。然而，市场是在政治和文化环境的摩擦中形成的。
90年代加里曼丹的种种摩擦向着多个方向发展。中央集权的改革追逐着那些广为人知的惨败；而鲜为人提及的骗局则在各个层级不断上演。当人们发现自己身处不同境遇时，他们的视角也变得支离破碎。人们体验到的私有化，既是个人财富的增殖，也是被解读为个人不幸的公共损失。探究这种异质性，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将所有的“发展”都归结为毫无节制的贪婪。我的目标是引导人们关注在这一“发展”、暴力、改革、绝望与繁荣交织的政治经济体中，期望与财富的不均衡。理解繁荣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其间的差异。
繁荣在摩擦中形成。在产权得以实施的特定地方条件下，繁荣将人分成了有产者和无产者。这些地方条件塑造了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普遍法则无法超越那些由政治操纵的准入问题。
1997年。我在雅加达的社运朋友们很乐观。政权的控制正在松动，新的动员形式似乎成为可能。一位社运人士向我解释印尼倡导运动的“代际”：第一代催生了慈善组织；第二代催生了发展组织；第三代是议题导向的行动主义。第四代则是民主鼓动。它的时代已经到来。
亚洲金融危机的消息尚未传来。
每个人都在谈论“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这股潮流无人能挡。外国基金会在推动它，政府也对此感兴趣。企业将不得不与那些了解自身资源权利、并已被动员起来的社区打交道。
雅加达的朋友提醒我，南加里曼丹的社运水平目前还很低。除了“第二代”的发展工作，没什么别的大动静。
当我抵达南加里曼丹的首府马辰时，我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里确实有不少社运，比我以前见过的都多。但大多数都采用一种带有地方穆斯林色彩的话语，这在雅加达可能难以被辨识。此外，我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困惑，人们不知何去何从。不久前，暴徒们烧毁了市中心的购物区，还有教堂和办公室。我的朋友们指责民众；他们愤怒、激动，却毫无纪律，最终为自己制造了地狱。对许多人来说，虔诚似乎是比民主更好的目标。
乡下的情况更加混乱。资源开采已达到狂热的顶峰，大公司和普通百姓都蜂拥到这片土地上，能拿走什么就拿走什么。没人在谈论以社区为基础的资源管理。甚至很难辨认出所谓的“社区”。每个人似乎都只顾自己。社运人士告诉我，没人关心环境保护，因为贪婪如今统治着这片土地。
阿曼先生（Pak Arman）对这些问题尤为敏感，因为他刚从雅加达学习归来。他被雅加达的乐观精神所鼓舞，但还不知道在马辰该做些什么。
“我们只是旁观者，”他沮丧地说。“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先是来砍树。树砍完了，就来挖金子。金子挖完了，就来采煤。煤采完了，就来开采大理石。等大理石也采完了……他们会拿走剩下的一切。”
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那句关于大屠杀的名言。
阿曼先生为我详细讲述了该地区已经启动的资源开采项目。首先是政府。政府计划在中加里曼丹开垦一百万公顷的湿谷稻田，并利用来自爪哇的移民作为劳动力。“一百万公顷，一百万个问题，”阿曼先生解释说。那些土地上生活着达雅克人，他们以饲养水牛为生，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他们将来会怎么样？土地也会遭到破坏。这个地区的生态是由敏感的黑水沼泽调节的。阿曼先生当时还不知道这场实验最糟糕的后果。水稻项目最终成了一场灾难。居民们被重新安置，生计被毁。到2000年，该项目已被列入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环境灾难名录（WALHI 2000: 2）。
但我们身处1997年，而这还不是加里曼丹最严重的问题。毁灭性的森林大火尚未开始。阿曼先生解释说，金矿开采已经深入默拉图斯山脉，导致汞在水体中扩散。运载煤炭和大理石的卡车彻夜不息。他曾参与过一些运动，也准备过法律案件，以对抗与采矿相关的文化和环境破坏，但他的事业正节节败退。而且，问题不只出在公司身上。个体矿工散布在土地上，寻找新的矿点。“是我们‘自己人’干的，”他说，不是别人。很难分清谁是坏人，谁是好人。“问题太多了，我们都不知道该如何着手解决。”
“加里曼丹正在被毁灭，”他说。他并不乐观。“这是加里曼丹的末日。我们已经沦为纯粹的旁观者。”
······
在我前往乡下的路上，不难找到更乐观的人：那些希望从自然资源的流动中获利的企业家和移民。人人都以为我也是来寻找资源的；我的调查团队能提供工作吗？或者，为一个看起来非常有前景的计划提供一笔贷款怎么样？
苏坦托是个爪哇人，当初一无所有地来到加里曼丹，如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他家有十个兄弟姐妹，排行老幺。他最初搬到一个移民安置营，在那里领到了一年份的食物和种子、工具、一栋房子和农田。一年后，移民们拿到了他们财产的所有权。政府期望他们成为农民，在附近的种植园工作，但这并非一个有利可图的选择。像许多其他人一样，苏坦托把房子和土地卖给了其他爪哇移民，自己则搬到了一个默拉图斯达雅克人的村庄，在资源开采的热潮中当起了企业家。
从那时起，他参与了每一项资源生意——原木、矿石、林产品，甚至沙子。眼下，他还开了一家食摊，并把它当作用于将资源运出该地区的运输站。他把其他爪哇移民也带进了村子，帮助他实施计划，现在那里已经有了一个活跃的爪哇人社区。“没有爪哇人，这个地区永远不会进步，”他说。“要实现真正的发展，就必须引进移民。”政府正计划为“本地移民”启动一个住房和农场安置项目，他打算再次参与政府的这项福利，获取更多财产，然后卖掉用于他的生意。
他对前景充满热情，并极力劝说我加入。“借我两千万印尼盾，”他说，“我买一辆卡车。在这里有自己的卡车，你一天就能赚二十万盾。你可以运沙子、石头、木头。运一立方米的木头，你能赚两万五千盾；要是运四立方米，那不就是十万盾了吗？一天可以跑好几趟。要是你贷款买卡车，首付也只要一千五百万。我会把你一半的钱给我[干姐姐]，剩下的等你来的时候帮你存进银行。你在这里不会有任何麻烦，只需要准备好路费就行了。”
“加里曼丹遍地是宝。石头[比如煤炭]、木头、大理石。那些公司还没在这里开采过这些东西呢！搬到这里来盖栋房子吧。这里是做生意的好地方。各种各样的水果都没人吃；你在市场上什么都不用买。你能赚大钱！”
“这么说你是个老师：那正好，小学有个空缺。你可以教点书，还有大把时间做生意。你只需要教几个小时，然后就可以做生意，还能看看家人。在这里赚钱，日子好过得很。”
······
一条沥青路刚刚修到卡拉湾村。路面只有大约四英尺宽，但卡车络绎不绝，一直开到苏坦托的食摊前。我原先不知道有这条路，还期待着在坐了长途巴士后，能徒步走到村里。但一个骑摩托车的人载上了我，当他发现我对这条路感到惊讶时，收了我两倍的常规价钱。路边堆放着一堆堆的橡胶和沙子，等待着被运走。一列官方车队呼啸而过，朝着一个新成立的县府所在地驶去，那里正位于默拉图斯资源区的中心。村口排列着爪哇新移民整洁的房屋。一个衣衫肮脏的工人哼着一句歌：“钱在哪里……”
在苏坦托的食摊，我向人打听我的姐姐，也是我那位默拉图斯达雅克导师——乌玛·阿当的消息。我得知她住在远离公路的森林里。人们说，她从不出来。
的确，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老妇人。十年前，她曾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领袖，人人都向她请教关于习俗、宗教和文化的问题。如今，她虽然还有力气为了工钱去清理田地或带领一支调查队，但似乎连走上二十分钟平坦小路到公路边的力气都没有了。再说，外面除了把这片土地的财富一车车运走的卡车，还有什么呢？乌玛·阿当告诉我，每一棵树都正在倒下，包括果树和蜜树。准许别人在你祖传的土地上砍一棵树，最多能拿到十五万盾；你还不如同意算了，因为不管你同不同意，他们都会把树砍掉。你听到电锯的声音，等赶到那里时，树已经被砍倒了。爪哇移民正在迁入，他们有时会买地，但通常是直接占据。每个人都在为卖不卖地而发愁。但这无关紧要，因为警察局长正在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售土地，不管有没有人认领。主路两旁冒出了各种各样的产权标志。她说，你要是去主路，身上就必须有钱。爪哇人甚至在往外运沙子，一“ril”（当地计量单位）四十千盾。
对于那些有足够野心去攫取的人来说，这里机会遍地。而对于剩下的人，她说，几乎什么都不剩了。她说，这里再也没有习惯法，也没有文化了。她告诉我，我这次来访一定会失望的。
我拿出一袋礼物。给她的礼物是一套可以层层嵌套的干粮储存盒；我用鲜艳的纸把那个长方形的大盒子包了起来，她花了一点时间才打开。还没打开，她就已经流露出了失望。“你还不如带颗炸弹来，我好把这地方给炸了。”起初我以为她在开玩笑。但后来，她又重复了这句话。我意识到，她是真的生气了。
有时候，你能想到的唯一解决办法就是把所有人都炸了。¹
······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想明白，是否以及如何去书写我在卡拉湾村看到的日益恶化的状况，不仅是1997年，而是贯穿整个90年代并延续至21世纪初的状况。关于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讲述？讲述一个没人想听的故事是毫无意义的。
人们不想听关于受害者的故事。许多人从资源热潮中获益。而且，为什么要给予原住民比移民更优先的地位呢？文化从来不会静止不动；为正在消失的东西发声，是一种怀旧病。人类学家尤其谨慎，以避免讲述“正在消失的文化”这类故事：那些故事似乎过于沉湎于一种声名扫地的文化鉴赏家姿态。在我自己的研究中，我曾认可跨文化杂糅所带来的希望。但杂糅并非全是希望，能动性（agency）亦是如此。破坏同样需要能动性。要讲述它的故事，我们就无法回避绝望的视角。
其他人已经，并且将来也会讲述资源热潮中的种种欢愉。然而，理解资本主义扩张的需要，将我引向了另一个方向：我不会抹去那些有时在恐惧中形成的能动性所处的环境。我将讲述关于毁灭的故事。
注释
1. 安全部门请注意：我在此引用的是一种日常挫败感的习惯性表达，而非暴力计划。默拉图斯山区从未有过任何暴力煽动。
1 资本主义的前沿
一簇簇红土，破碎地拱起，
仿佛在愤怒地质问：
“为何任我的腐殖土流失？
为何不在我身上重植森林？
我还要忍耐多久，
二十余载，无人问津？”
南加里曼丹在喘息
你的呼吸，你的生命，被抽干，消逝。
谁愿为这场灾难负责？
哪个大人物准备作答？
我的抗议燃起，我的血液沸腾
这难道是真的，加里曼丹的真面目？
我那广袤森林的愿景，难道是个谎言？
——维克多·罗斯迪安托（Victor Roesdianto），
《南加里曼丹的森林》¹
增殖（proliferation）： 1.[病理学等]指细胞通过出芽或分裂而形成或发育。2. 扩大或延伸；数量上的增加；现特指核武器的扩散。²
癌症与核武器有何共同之处？它们的扩张，即“增殖”，总是已经失控。“增殖”也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一个关键原则，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的前沿地带，那里的积累与其说是原始的（即古老的），不如说是野蛮的。前沿不仅是边缘地带，它是一种特殊的边缘，在那里，开采的扩张本性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前沿建立在欧洲征服的历史模式之上，它创造出一种“蛮荒”，以便让一部分人——而非其他人——从中获利。前沿地带不受管制，因为它们产生于合法与非法合伙人——军队与匪徒、歹徒与公司、建设者与掠夺者——相互协作所造就的缝隙空间之中。它们混淆了法律与盗窃、治理与暴力、使用与破坏的界限。这些混淆改变了规则，从而催生出利润惊人的新经济——也同样带来惊人的损失。
二十世纪末，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出现了新的“资源前沿”。第三世界的冷战军事化以及跨国公司日益增长的权力使之成为可能。在这些地方，企业家和军队能够将自然从地方生态和生计中剥离出来，“解放”出自然资源，供官僚和将军们作为企业原材料。从远处看，这些新的资源前沿表现为在全球的森林、苔原、近海或深山要塞中“发现”了新的供给。而走近了看，它们以增殖的文化机制、失控的缝隙式资本主义扩张，即“前沿”，取代了当地人获取资源、维持生计的体系，以及生态自我更替与补充的动态平衡。本章旨在探讨20世纪90年代南加里曼丹东部一个资源前沿的形成过程。
我在本章的目标既是务实的，也是诗意的。让读者感受到前沿的粗砺，也是为了使其不再显得那么合乎情理和平淡无奇。幸运的话，感官的沉浸能够扫除资源开采的“常识”，并给我们留下愤怒这一动人的力量。据说，诗人陶菲克·伊斯梅尔（Taufiq Ismail）在1971年的一次公开读诗会上，以一首包含以下诗句的诗开启了印尼的环保运动（Ismail 1971，由 Aditjondro 1991a 讨论，由我翻译）³：
我想写一首诗，它要抵抗日本商人掠夺加里曼丹森林木材的可能性，它要禁止石油钻探者和外国投资者喂饱精神软弱的官员，它要杜绝向海关官员和法官行贿。
本章怀有同样的目标。
本章分为两部分。首先，我将讲述前沿及其资源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这一部分基于90年代中期的民族志观察。其次，我将转向1997年危机之后，此前沿的形成过程急转直下，彻底失控。
第一部分：如何制造资源以毁灭之（而后再拯救之？）——论劫掠式前沿
前沿（frontier），是空间与时间的边缘：一个“尚未”之境——尚未被测绘，尚未被规管。它是一个“去图绘”（unmapping）的地带：即便在其规划之中，前沿也被想象为是无计划的。前沿并非仅仅在边缘地带被动地“发现”；它们本身就是塑造地理与时间体验的主动项目。前沿制造出“蛮荒”（wildness），将愿景、藤蔓与暴力纠缠一体；其蛮荒既是物质的，也是想象的。这种蛮荒向时间深处回溯，亦向未来延伸，将古老的野蛮形态在当代景观中复活。前沿为旧日幻想注入活力，即便它们本身就体现了这些幻想的不可能性。
多数关于资源前沿的描述，都将“资源”的存在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为资源贴上标签、清点数目，然后告诉我们谁拥有什么。景观本身则显得死气沉沉：随时准备被肢解、打包出口。与此相反，我为自己设定的挑战，是让景观成为一个鲜活的行动者。景观同时是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在人类与非人类实践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变化与转向。前沿景观尤其活跃：山丘在洪水中崩塌，溪流被泥浆壅塞，藤蔓爬满新伐的树桩，蚁群与人流都在迁徙。在前沿地带，自然野蛮生长。
我所描述的地方，是加里曼丹东南部一片多山、森林茂密的条状地带。与我一同在这片土地上游历和学习的向导，是默拉图斯达雅克人。他们是这里的原住民，长久以来以轮耕和森林采集为生。⁴ 对默拉图斯人而言，前沿的到来是一场冲击与断裂；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才得以体验这场转型的创伤。我的记述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彼时“新秩序”政权看似仍将无限延续。到那时，私有化已成为政权的口号，实践中却使经济权力进一步集中于总统家族及其亲信之手。大片土地被划拨给伐木公司、矿业公司、纸浆和造纸公司以及油棕种植园公司。军方在将这些土地从原住民手中转移给企业主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军人自己也从中攫取资源利益。正是这个奠基性的时期，塑造了21世纪的蛮荒。
一条废弃的伐木路，必然是……
要说世上最荒凉的地方，废弃的伐木路必是其一。顾名思义，它不通往任何地方。倘若你行走其上，要么是迷了路，要么是擅自闯入，或两者兼有。湿滑的黏土在你的靴子上结成沉重的土块（如果你有靴子的话），榨干你的力气；若你没有靴子，烈日与滚烫的泥浆则毫不留情。整片山坡在你身旁坍塌，滑入蚊虫滋生的死水潭。废弃的道路很快便失其形貌，迫使你在被侵蚀的沟壑中穿行，越过泥泞的涓流——那里曾有桥梁，如今却被松散的土壤、爬满裸露树根的藤蔓和歪斜滑落的树干所堵塞。然而，吊诡的是，从伐木路上看，作为真与美之所在地的森林，似乎比在任何他处都更清晰，因为正是这条路，切开了一个整齐的横截面，其中灌木、林冠与高耸的出露层，结构竟是如此精巧。
1994年，我在加里曼丹东南部，在默拉图斯山脉与沿海平原之间，走过许多废弃的伐木路。那片平原如今已被移民村——A区、B区、C区——和绵延数英里见方的巨型油棕、橡胶和金合欢（用于纸浆和造纸贸易）种植园所覆盖。在20世纪80年代，尽管有伐木活动，当地村民仍在主张习惯法下的资源权利，此处的移民计划尚在某位工程师的构想中，且他并非负责人。而今，该地区已面目全非。即便在新近的工业林种植园之外，也绵延着数英里的灌木与藤蔓。这里到处是滑腻红黄黏土构成的滑坡，夹杂着聊胜于无、满是淤泥的水流。伐木路已退化为摩托车、水牛以及那川流不息的人潮所走的小径，这人潮由移民与本地人的血汗交织而成，被政府称为“野生”：野生伐木工、野生矿工，以及成群结队的流动商贩与盗匪。一种可轻易称之为“退化”的东西席卷了这片土地：人类的存在几乎使地表寸草不生。
如此破坏，并非仅仅是人性使然，也非资源的本性所致。在废弃伐木路那残酷的清晰视野中，一些不敬的问题涌上心头：前沿地带的自然是如何变成一套“资源”的？景观是如何被塑造成一片空旷与蛮荒，以至任何人都能前来使用和占有？普通人又是如何卷入到破坏自身环境，乃至家园的过程中的?
这些问题，唯有深入我们的日常习惯与梦想才能解答。解放“资源”的过程，在互为补充的噩梦中撕开了景观。前沿地带，就在这相互纠缠的吸引与厌恶中浮现。秩序与进步驱逐了想象中的蛮荒；蛮荒则在对秩序与进步最坏噩梦的戏仿与复现中重生。单一作物种植园与野蛮的资源前沿是一体两面。它们互为呼唤而存在：一边是无尽行列的静默对称，是施加于树木的生命权力；另一边则是野生伐木工、矿工和村民，在喧嚣、加速的劫掠时间里狂欢。一方恰恰解决了另一方所引发的问题。两者都需要同样的企业家精神。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金块、燕窝、沉香木、铁木柱、注定成为胶合板的巨木，以及整片未来的纸浆林，都被魔法般地创造出来。这便是对我那些问题的初步回答：资源（resource）正是被这种“随机应变的谋利本领”（resourcefulness）在种植园和野生前沿两地创造出来的。前沿的活动，既是制造自然客体，也是制造人类主体。
前沿，确实，已经降临加里曼丹。它并非一直在此。二战前的殖民时期，荷兰的种植园计划大体绕过了加里曼丹，这使得殖民当局将其土著视为王国与文化的主体。加里曼丹的达雅克人，虽然在殖民者眼中显然未开化，但仍被认为拥有法律和领土边界，而非一片需要被填充的荒野。在后殖民国家的最初几年，加里曼丹的村庄、田野和森林得以维系。商业伐木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真正开始。随之而来的是行政扩张与人口安置，其目标是实现国家同质化。80年代，村民与商业伐木者之间爆发了冲突。大规模的火灾和移民浪潮扰乱了新兴的地方主义。然而，纵观整个80年代，人们仍可将加里曼丹的乡村视为一片由村庄、小块农田和传统农林业构成的景观，其间零星散布着庄园农业及大规模伐木和采矿点。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一场全国性的创业浪潮风起云涌。在国际赞助商推动的经济自由化和日益巩固的区域资本主义的刺激下，从企业集团到农民导游，各个层级的企业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这股随机应变的谋利本领（resourcefulness）的巨大浪潮中，加里曼丹沦为了一个前沿。
那么，“前沿”（frontier）就不是一个自然的或本土固有的范畴。它是一种流动的理论，一个需要被转译的外来形式。它携带着层层叠叠的既有联想而来。“印尼矿工重现四九年淘金者精神”，《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标题曾如此欢呼（Williams 1988: 1）。“此时的加里曼丹就是狂野西部……就像19世纪的美国部分地区”，印尼环境部长曾绝望地说道（Gellert 1998: 82）。印尼的前沿是依照其他蛮荒时代和地域的模式塑造的。而且，美洲西部也并非唯一被改造和复活的时代样本。还有那黑暗的拉丁美洲前沿：一个充斥着暴力、文化冲突和无情自然的地方，它将一度文明的人推向野蛮——正如即将成为阿根廷总统的多明戈·萨米恩托在1845年所论述的那样（Sarmiento 1998）。这一野蛮的前沿观，持续渗透在后来的前沿乐观主义之中。还有那缔造国家的前沿，由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其1893年的演讲《前沿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中做了著名阐述（Turner 1994）。据说，蛮荒、空旷的空间激励了美国的白人走向国家民主与自由。其省略之大胆令人惊异，而这一表述的力量，从美国历史学家为其所困近百年之久的事实中便可见一斑。⁵ 此外，二战后，前沿进步的故事以一种国际殖民的形式，在“技术前沿”（technofrontier）——一个由工业技术造就的无尽前沿——的概念中被重塑。国家边界的关闭不再必然只引向怀旧；技术前沿是开放且扩张的。20世纪60年代末，技术前沿的梦想以“发展”为幌子，猛烈冲击了印尼的中心地带。到了90年代，它已将那些更古老的前沿表亲们——即那些关于蛮荒的纠葛故事——一并拖拽到了乡村的边缘地带。
前沿是出了名的不稳定，因此，加里曼丹的景观在锻造新的前沿观念中扮演一角，也算是恰如其分。当前沿抵达加里曼丹时，环保主义不仅在社运人士中，也已在政府和企业的公共关系中站稳了脚跟。这一次，当人们发现前沿的塑造过程对森林和原住民文化具有破坏性时，已无人会感到惊讶。苏珊娜·赫克特和亚历山大·科伯恩曾写道，在亚马逊，英雄式的发展计划出人意料地化为了烟雾、泥浆和暴力：“将军们释放了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如今亚马逊面临着它的末日”（1990: 141）。但在“新秩序”时期的加里曼丹，亚马逊的末日景象早已为人所知。在毁灭环境的过程中拯救环境的计划，就此启动。人们引进人工林，以恢复已遭砍伐和退化的土地。但前提是，这片土地首先被砍伐和退化，以便为这“恢复性”的人工林让路。巨型矿业集团获得许可，从“野生”矿工的劫掠中“拯救”土地，然而合法的与非法的探矿者却形影不离。“他们去我们去的地方，”一位加拿大工程师解释说，“有时我们也跟着他们走”（Williams 1988: 1）。印尼木材与胶合板业大亨林学善（Bob Hasan）主办了一场10公里的“为雨林而跑”活动，并斩获多项国际环保奖项。⁶ “印尼人不会毁灭自己的森林，”他告诉记者，“我们只是被给予了一点时间，为他人管理[森林]”（Vidal 1990）。这便是“拯救式前沿”（salvage frontier），在这里，资源的制造、拯救与毁灭被彻底混为一谈；在这里，保护区、生产区和资源牺牲区几乎完全重叠；在这里，自然研究、利用和保护的规范性时间框架被颠倒、合并与混淆。
至此应当明确，我所说的“前沿”，并非指一个地方，甚至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个能够塑造地方与过程的想象性工程。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将前沿描述为“野蛮与文明的交汇点”（1994: 32）。它是一个转化的场域；“荒野征服了殖民者……渐渐地，他又征服了荒野”（33）。它是一个欲望的空间：它发出召唤；它似乎能创造自身的需求；一旦瞥见，人便无法抗拒去探索和开采它。前沿拥有其独特的时空技术：它的空旷具有扩张性，在土地上蔓延；它带来了谣言、投机、繁荣与萧条周期的那种快速、不稳定的时间性，鼓励着人们采取愈发激烈的随机应变的谋利方式。在加里曼丹的“拯救式前沿”上，前沿的强化与增殖在哈哈镜厅中踉跄前行，变成自身浮夸的滑稽模仿。时间流逝如此之快，以至结果先于原因出现，而人们预料中会出现在前沿扩张阵线后方的毁灭，却仿佛突然出现在了它的前方。
加里曼丹的前沿，并非商品化或征服原则的简单上演。该地区林产品的商品化已有数百年历史，尽管新的前沿借鉴了早期的贸易，但它的出现并非一种逻辑上的强化。前沿不是一种哲学，而是一系列历史上非线性的跳跃与冲突，它们汇集在一起，创造出自身的强化与增殖。⁷ 随着这类行动的重复，即使在其古怪的不可预测性中，也获得了某种文化生产力。因此，玛丽安·施明克和查尔斯·伍德（1992）将亚马逊的前沿描述为一系列充满反讽的转折。计划中的社区导致了无计划的定居；资源国有化导致了私人控制；土地确权导致了伪造文书；军事保护导致了普遍的暴力。此类转折不止于反讽：它们预言并上演自身的逆转，形成了富有成效的混淆，并成为其他前沿的样板。在加里曼丹，类似的悖论催生了前沿的退化与“拯救”。前沿，正是在合法与非法、公有与私有、野蛮的强暴与激情的魅力、族群协作与敌对、暴力与法律、恢复与灭绝之间的游移地带中被制造出来的。
合法，非法
轮耕在印尼是非法的，尽管它是包括默拉图斯达雅克人在内的许多乡村人口主要的维生技术。或许正因如此，当我和默拉图斯朋友们一起徒步，从默拉图斯山脉下到东部沿海平原时，合法与非法的界线于我而言并不清晰，我几乎没有意识到，我经过的那些移民伐木工是越界的“野人”（wild men）。我们一踏上旧的伐木路，就遇到了他们，或独行，或三四成群，每人带着一把小电锯，或牵着一头水牛来拖运木材。他们的住处是路边床铺大小的竹台，仅悬着一张塑料布挡雨；他们似乎除了一把咖啡壶和一罐鲭鱼——穷人的沙丁鱼罐头——之外一无所有。我们停下来，喝着他们那加了大量糖、又黏又稠的咖啡，谈论着他们所熟知的森林世界里的乐趣与危险。他们念经般地叨念着木材的价格、各种原木的名称。他们用路上电锯被盗、有持械之人的故事吓唬自己，也吓唬我们。他们总是计划着过几天就走，趁着收入看起来还不错，也赶在更凶悍的人到来之前。即便只是行色匆匆的过客，他们也为我们揭示了前沿地带那人性的一面。
我的朋友们以为那些人是为政府木材公司Inhutani工作的。虽然事实证明这在严格意义上来讲是错的，但他们关于公共、私人与犯罪之间界线模糊的判断却是对的。这些伐木工既有合法性，又有门路。他们把木材卖给大型伐木公司，或是卖给规模虽小但完全合法的木材加工商。在环保法规禁止公司进入山坡地带，或是村民的主张将他们逼退的地方，恰恰是这些“野生”伐木工进入的地方。他们填补了伐木业的规模经济，而他们的收入是伐木业可能给该省带来的唯一繁荣。他们的电锯通过租赁和分成的网络流到他们手中，这些网络跨越了地域、族群和宗教的界线。他们接通了资本动脉的末梢，这些资本从富裕的城市企业家、企业集团，以及——在当时——总统家族流出，如毛细血管般越来越细地分支，最终深入森林。通常，警察和军队不会找他们麻烦，尽管警察和军队的行为也可能难以预测。许多人向默拉图斯村长支付费用，以获得在村庄森林里砍伐的许可。虽然村民们抱怨村长将所有钱都据为己有，但这种私有化行为很普遍，甚至被视为对村庄财政的合理补贴。
然而，尽管有——也正因为有——这一切的“体面”，这些孤独的伐木工仍在承载和传播着前沿的蛮荒。即便只是和他们坐在一起，与他们闲聊，我们也分享了那种蛮荒。他们助长了我们对持械之人的恐惧；“哦，没人会攻击你们的，”他们开玩笑说，“因为他们会以为你们也带着很多枪。”再说，谁能分清一个伐木工和一个持械劫匪的区别呢？每当我们遇到另一个人，另一个伐木工/劫匪，我们都会停下来，希望能用闲聊来驯化他。或许他不会攻击我们；或许他会提醒我们还有其他伐木工/劫匪的存在。很快，我们因喝了太多杯咖啡而神经紧张，到那时，我和朋友们已结成一个沉默的队伍，每个人都蜷缩在自己未曾言说的恐惧之中。
他们为我们示范了前沿的行为方式，教给我们木材的价值，直到我的默拉-图斯同伴们看着熟悉的林中树木时，眼神就像收银机一样。 “哦，那一棵能给我带来一百万印尼盾，”萨拉姆大妈打断我们关于环保主义的谈话，叹息道。那些野生伐木工在砍下的木头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或首字母缩写，从而在这个地区引入了一种新做法：在树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以宣示对树的所有权，在别人动手之前占有它，或把它卖给有电锯的伐木工。这种署名行为的扩散，为树木和人都带来了新的身份，将两者都包裹在无畏的宣示与暴力之中。因为，人们说，会有持械之人过来，把树上的名字砍掉，或是在标记上方把树砍断，然后在木头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如果你带五个人去跟他们对质，”我的朋友们说，“他们会带十个或二十个人来找你。赶紧卖掉，再到别处去写你的名字。”
这些是什么人？如此有人情味，身份却又如此短暂易变。他们来自四面八方，说着通用的交易和算计的语言，其基础是希望能迅速发一笔横财。他们被称为“penyingso”（电锯人），或“pembaluk”（方木人），后者得名于他们砍出的方木形状。没人称他们为“野生”，但他们是脱离了常规文化的人。他们是其设备和产品的附属物，有名无姓，没有房屋、家庭、三餐、工作日程或常规的时间。在这种被剥离至最简的人类形态下，他们跨越文化进行交流，组织起跨族群的协作。他们提供一种炽热的人际联结，以平息恐惧带来的寒意。这种惊心动魄的联结是一种麻醉剂，屏蔽了他们所处的那个已被破坏的世界——一个已被更庞大的前沿塑造者们抛在身后的世界，那里的土壤正从山坡上剥落，树木倒下，河水浑浊。进入那个残破的世界，你难道看不见那些等待被认领的资源吗？
要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讨论这种跨族群、跨地域的协作，以及它所驱动的区域性资源动态，是困难的。资源经济学家和官僚们不承认任何地方性；对他们而言，世界就是一个前沿。没有必要去问前沿是如何形成的，它们本身就是自然。为了反驳这种观点，人类学家、乡村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已将注意力引向那些非前沿式（甚至反前沿式）的环境社会形态，如公共财产、社区管理和本土知识。他们重新关注资本主义和国家官僚体制的文化特殊性。⁸ 这项重要且相当出色的工作，已主导了加里曼丹环境与社会的区域性分析；学者们指出了雨林被长期社会性塑造的过程，一种维系着森林商品的社区“准入伦理”，以及政府规划者们那些光怪陆离的刻板印象。⁹ 我自己的研究正是在这种对话中展开的。
然而，在将社区惯例与国家及企业方案进行对比时，几乎没有空间来讨论“野性的呼唤”，及其为侵略性资源掠夺而形成的跨区域协作，以及前沿看似不可阻挡的蔓延。人们或可称之为“‘公地悲剧’的悲剧”，即，国家和企业政策的悲剧性后果，这些政策假定并强制推行开放准入的惯例，并将其视为私有财产的另一面和先决条件。¹⁰ 通过拒绝承认其他形式的准入，这些政策意图让其他选择消失。但这是一种无法用管理、财产和准入规则等词汇来恰当描述的悲剧。从废弃伐木路的视角看，社区标准与国家-企业标准之间的划分，让人感到一种怀旧：为时已晚，于事无补。伐木路及其上来自各地的非法-合法伐木工，正将我引向更危险的境地。
回望一眼：宏伟的蓝图从未能完全殖民它们所强加于其上的领土。如果前沿是一个环境工程，而非一个地方，它就永远无法填满整个景观。远离伐木路的地方，还有树木、田野和村庄。前沿可能会转移；森林或许会再生。尽管如此，那些工业林种植园确实规模巨大，通过它们，前沿将强大的国家及国际行动者拉入局中。
公共的私有
乘坐一辆不通风、过度拥挤的面包车，从省会出发，沿东海岸朝山区驶去，车里的音乐声大到足以封闭我的感官。这里有足够多的麻醉剂；然而，合法的资源特许权与“野生”之间的区别，在此处却清晰可见。公路绵延数英里，穿过的土地上没有灌木丛或动物生命，只有一行行、一排排整齐种植的树苗。为这些未来的树木提供劳动力的移民村被安置在这里，同样是秩序井然、面目模糊、毫无个性；与我在印尼去过的任何其他地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些无名的站点上下车的乘客，既不看我们，也不说话。有时我们会在嘈杂的前沿城镇停下，那里满是金商、卡车司机和饥饿、好斗的男人。但很快我们又回到了那片沉默的幼树大军之中。这便是曾一度将印尼推上亚洲新兴小虎之列的纪律。在政治稳定的旗帜下，纪律使经济指标飙升。
在这里，表象至关重要。没有杂草，没有废木。在多大程度上，表象曾是“新秩序”经济最重要的产品，这一点并不清楚。作为出口作物宠儿的油棕，是由国内外种植园补贴资助的；或许在棕榈油被压榨出来之前，公司就已经转移了。¹¹ 纸浆种植园则由国家再造林计划资助，这是对环保主义者关心雨林的回应。新的国际协议将人工林木材作为解决雨林破坏的方案；木材公司在政府资助下建立种植园，以换取砍伐更多森林的权利，而这些森林又可用于未来的种植园。¹² 与此同时，幼树们等待着未来的纸浆厂。而在等待中，它们的命运又将如何？许多金合欢树是从同一母株克隆而来，这使得它们极易受到病害侵袭。¹³ 它们受到一种导致树干中空的腐烂病的影响——这恰是表象经济的一个绝佳写照。
这里曾有过政府公司，也有过私人公司，但大多数都尴尬地横跨在这两种界定之间。据说，那些油棕榈属于时任总统苏哈托的夫人——田·苏哈托（Tien Suharto）。她于1996年去世，但在生前，因其对经济贪婪的兴趣，被广泛戏称为“田（百分之十）夫人”（Mrs. Tien (Ten) Percent）。当村民抱怨村庄森林被侵占时，伐木工们就让他们“去问田夫人”。总统家族在种植园经济中既扮演了物质角色，也扮演了神话角色。他们控制的资本既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正是这些范畴的混淆，使得前沿地带的投资得以蓬勃发展。在这里，国家利益与总统、军队和公司的利益融为一体。
即使是最坚定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承认，在“新秩序”时期的印尼，要区分国内、外国和政府所有权是困难的，因为投资者成分混杂，庇护关系至关重要，军事与私营企业之间也来回转换。这种混淆在各个层面增殖。外国的就是国内的：外国援助构成了国内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而外国公司则通过国内合作伙伴开展业务。公共的就是私人的：政府的明确目标是在各个层面扶持创业。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对农民的补贴也是以个人创业贷款的形式发放的。许可证和特许权既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公务员的基本工资很低，他们被期望通过自由裁量权带来的额外津贴和福利来获取其余的生活来源。
你可以称之为腐败，或者，你也可以像一位北美公司高管那样称之——他曾优雅地屈从于政府对其公司股份的要求，将其称为“印尼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¹⁴ 人们还必须将这些公私不分的安排，与冷战后全球对市场的迷恋联系起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每个国家都加倍地拥护市场，“新秩序”时期的印尼堪称典范。官僚机构就是市场，其目标是促进创业。军队就是市场，士兵有实力达成最好的交易。环境管理也是市场，它为索取资源和促进贸易提供了又一个机会。公共与私人之间的流动性，为资本、交易、计划乃至经济本身的表象提供了一片沃土。总统的家人和朋友，正是每个公民被期望成为的榜样；他们的资本通过跨区域网络，以互补的大小交易形式流出。
据说这种动态加速了发展，而它确实加速了事态的进展。通过个人关系传递的秘密鼓励了投机，使得投资先于合同；对于那些追踪资金和资源的人来说，一种不耐烦的期待感油然而生，加速了时间。交易的流动性刺激了一种繁荣时期的兴奋感，这种兴奋感从官方金库、外国公司和知情人士之间先是滴流，而后奔涌。谣言传播着这种兴奋，在种植园大军压境之前，“野人”们追随或预感到金矿发现和快速木材采伐的消息，蜂拥至前沿。在这个富有生产力的空间里，快速、无常、充满预期的前沿时间被强化并蔓延，在中心与边缘之间来回反弹，并以一种玩命式的跳跃超越自身。在这里，另类的、基于表象的骗局——无论是规训的还是野蛮的——诞生了，而唯一必须兑现的承诺，就是那神话般的、不劳而获的财富。
清空领土的道路
在人工林与山脉之间，是或多或少维护着的伐木道路网，白天承载着合法的重型原木，夜晚则运送非法的木材。对于老板和管理者来说，道路缩小并简化了领土，使得从一地到另一地更快。但对其他大多数人来说，伐木路扩大了景观的空旷感，将路上与路下的地点隔离开来，在曾经相连的森林地点之间制造了障碍，即便它们加快了去往城镇的行程。道路也是移民、逃犯和盗贼的通道，他们为生活或到访于此的每一个人都增添了危险与蛮荒。
在这片流动与逃逸的景观中，自然宝藏本身也成了逃亡者。就像人们曾经说过的，一个人偶然被一块像捣米臼那么大的金块绊倒，他小心翼翼地做了标记，准备稍后带人回来取——但当他回来时，那里却空无一物。阳刚的魔力与魅力是必需的，因为即使已安然在握，宝藏也会消失。因此，路上每个带着一小片伽罗沉香木或一捧未成熟燕窝的男人，都会把它从塑料袋里解开，像秘密护身符一样展示，再包好，小心地揣进口袋，念叨着价格，又掏出来重新包裹，试图以此来稳固它在自己身上的存在。而沉香树和金丝燕本身，又是何等地更加飘忽不定。
以金丝燕为例。它们在石灰岩洞穴中用唾液筑成的巢，是中国燕窝汤的关键原料，即使在当地也能卖出惊人的价格：一公斤干净的白燕窝一百五十万印尼盾，而混有杂质的黑燕窝则要八十万。¹⁵ 在这个地区，它们长久以来都与飘忽的运气和危险联系在一起。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告诉我，找到燕窝的唯一方法，是带一颗刚献祭的人头去给能揭示燕窝所在的鬼神。如今，路上有了持械之人，燕子的无常飞行已加剧到超出了猎 头者的掌控范围，试图将它们固定在一处的努力也是如此。军方在找到高产的洞穴后，便会派驻警卫并竖起标牌：“此为军队财产”。自认为是传统所有者的默拉图斯人则急忙守护剩下的洞穴，他们在面朝洞穴的幽暗山谷里建起房屋、开垦旱田，寸步不离。然而，他们还是斗不过路上的那些人，那些人带着枪和手电筒找上门来，要求进入。他们在燕窝还未完全筑好时就将其剥下，确保燕子不会再回来。快速的采摘导致更快的采摘，肾豆大小的燕窝也被取走，使燕子无处抚育幼雏。在这片逃亡的景观中，持械之人成了法律的最佳代表，而财产权的滑稽模仿也随之出现。一位搬到洞穴前守护它的默拉图斯人给我看了一封信，是最近来抢劫洞穴的一伙人写的，信中以该团伙的优先权为原则，警告后来的团伙不要再来。我的默拉图斯主人一无所获，金丝燕也一样，它们只能飞往其他飘忽不定的地方。
男人们用古老的战争故事武装自己，1958年叛乱时期的刀枪不入法术被复活，连同其将阴茎比作武器、精液比作射出子弹的隐喻。尽管我极力避免过于简单的生态女性主义，但还是难以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一种新兴的男性气概助长了这种区域性蔓延的动态，它有能力将不同地方文化和宗教的男人联合在一种竞争性、高强度的阳刚之气中。男人们在路上用女人的故事相互挑逗（“然后，”他说，“她撕掉了自己的胸罩”），她们会做任何事。他们让自己和彼此都陷入一种持续的男性焦虑状态，在追逐的加速时间里，永无休止地谈论着交易、机会和价格。他们忘记了昼夜循环、生命周期和季节。他们来回交谈，相互挑战，以付出更大的努力。
在炎炎烈日下徒步于伐木路时，我发现很难拒绝卡车上男人们搭便车的邀请。但当我挤进驾驶室，与那群人坐在一起，面前的挡风玻璃上贴满了丰满裸女的贴纸，而我的默拉图斯男性朋友们则和水牛一起被塞在后面时，恐惧如雪崩般向我袭来。不到30秒，他们就开始摸我的胳膊、腿和胸部，我必须集中精力思考如何在下一个路口让他们放我下车。在那里，我长舒一口气，庆幸自己又一次，这一次，逃了出来。“是的，”一位干瘦的默拉图斯朋友说，“他们会抓你的胸，即使你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他们肯定没长眼睛，每个女人都得学会跳车。”但一位更年轻的朋友却以一种虚张声势的口吻回应我的故事：“你为什么不从了呢？他们不够帅吗？”我曾从年轻男子口中听到过类似的虚张声势，当一个同伴被士兵吓住时，他们会说：“要是他们冲我来，我早让他们好看了！”确实，人唯一的选择要么是躲藏，要么是陪他们玩。女人也可以随机应变，卖淫为前沿带来了新的资源。但这是一个由一种高强度的、奇特的、被夸大的男性气概所塑造的世界。
这是一种通过图像和隐喻、护身符、裸女贴纸、以及混淆强奸与狂野性爱的故事来传播和自我饱和的男性气概。其动人的力量，或许在“水泵机”的意象效果中看得最清楚。这种高压液压泵，小到一个人就能携带，并能连接到任何当地溪流，但从绷紧的蓝色塑料管中喷出的水流，其威力却能在地上冲出一个四英尺深的洞，从而暴露出黏土下的砾石层，而砾石中，或许就混杂着细小的金片或金块。这是何等富有魅力的力量！它又揭示了何等的可能性！
水泵机大约在1990年左右被引入该地区，是小规模或“野生”金矿开采的关键技术。对于一个普通的默拉图斯男人来说，它太过昂贵，但通过租赁和分成网络，借来的资金和想象中的利润在越来越多的人之间分割，使得许多有抱负的男人得以加入一个采矿团伙，或者更具侵略性地，将机器和团队带到上游的家乡去。默拉图斯人也并非唯一的参与者。矿工们和伐木工一样，来自四面八方，沿着伐木路建起临时定居点，名字诸如“105.5公里处”。在他们的挖掘点，他们用竹台和塑料布搭起营地；他们有咖啡壶、糖和鲭鱼罐头。但我认识其中一些人；他们是默拉图斯的农民兼采集者。我知道他们完全有能力在森林里的任何地方停下，半小时内用竹子、棕榈叶或树皮搭起一个舒适防雨的棚子。我知道，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会携带大米；他们会打猎、捕鱼、采集野生果蔬，做一顿美味的餐食。但在这里，被熟悉的森林环绕，他们却遵守着雨水浸湿的塑料布和咖啡加腐鱼的“礼节”。这感觉最像是“文化”以其最强制、最简化的形式呈现：一种无论你准备与否、合理与否，都将你卷入其中的生活方式。
在拥挤的采矿棚里，男人和女人意见不合。女人们加入分成的团体，和男人们一起淘洗砾石，直到她们自己善妒的男人们赶来，把她们送回村子。男人们以新的活力攻击土地，与其他女人共享淘洗工作，而女人们又偷偷溜回来，加入陌生人的淘金派对。
但所有这些激情的结果是什么？尽管人们执着地关注着秘密和征兆，但暴露出来的大部分砾石根本不含任何金属；而即使有，那些金片也很快就在咖啡、糖和香烟的敲诈性价格中花光了。我没听说有谁发了大财；与此同时，水泵机坏了，巨额债务累积起来。最引人注目的是，土地上留下了麻点般的坑洞，被严重侵蚀，无法恢复。那些幸存的树木摇摇欲坠地靠着根尖 clinging，根基被掏空。被破坏的溪流形成了浑浊的水坑；连草地也被驱逐。“他们毁了子孙后代的土地，”老人们说。但如果工业林种植园和它们的移民劳动力无论如何都要来的话，这或许也无所谓了。他们的使命是制造和恢复退化的土地；那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呢？
······
我论证过，前沿的男人和资源，是在强化与增殖的动态中被制造出来的。合法与非法、公共与私人、规训与野生之间的混淆，在催生被利润驱使的男人——即企业家——以及在他们足智多谋的驱动下被变戏法般创造出来的自然客体方面，是富有成效的。这些男人和客体具有传染性，用蛮荒与阳刚之气为景观重新充电。于是，前沿似乎凭借自身的动力滚滚向前。
第二部分：危机——与感官的混乱
1997年至1998年，一场席卷亚洲的巨大金融危机重创了印尼经济。具有国际感召力的术语“krismon”（krisis moneter，即“金融危机”）在报纸上被创造出来，但“krisis”（危机）一词也通过不那么复杂的渠道传播开来。到2000年夏天，“krisis”这个词已经传到了南加里曼丹偏远的村庄。我听到它被用来指代各种坏消息，从家庭破裂到创业失败，再到区域性的政治动荡。
在卡拉湾村，日子确实很不好过。但这不是世界各地为描绘印尼“危机”而播报的那种坏日子：争抢进口食品、针对华人店主的暴力、空置的城市房地产。卡拉湾的危机更深，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它无法通过稳定印尼盾，甚至更换政权来解决。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伐木“打开”了这个地区：向合法的与非法的持械之人敞开；向大大小小的创业计划敞开；向拥有优越公民身份主张的移民与异地迁居者敞开；向热衷传教的五旬节派教徒敞开；向生计的毁灭和地方权利的作废敞开；当然，也向恐慌与绝望敞开。自90年代初以来，油棕和纸浆造纸种植园越来越近，在卡拉湾人的果园和田地里画下勘测线，并释放出一波波外来的异地迁居劳工，进一步使卡拉湾的景观变得光秃。接着，1997年的大火烧毁了路一边的一切，以及路另一边的大部分，留下了一道焦黑的伤疤。自那时起，水稻歉收了三次，卡拉湾人已习惯于讨论那些最差等级大米——因储存不当而破碎、发红或发黑——令人沮丧的价格，这些米已成为主食。这里没有多少希望，除了，对一些人来说，在天堂……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在最新的资源骗局里。
因此，这个地区的“危机”早已在酝酿之中。事实上，这里的“发展”与“危机”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连续性。发展需要制造和使用“资源”，而没有剧烈的动荡，资源是无法被制造出来的。但前沿的增殖可能会失控。1997年后的前沿动态对投资者构成了挑战。“新秩序”军队作为企业贪婪担保人的撤出，带来了剧烈的后果。社区团体和歹徒夺取了矿山和木材营地。非法的资源开采突然压倒了合法的。除了最勇敢的投资者，所有人都考虑过退出。
······
危机是资本主义内部重新洗牌的时刻。事情失控了；个别公司，或许是整个行业，都将倒闭，即使“资本”作为一个抽象概念可能会毫发无损地继续前行。财富悬于一线。资本家必须做出重大决定：他们能利用这种混乱吗？他们应该撤出吗？
当前沿的暴力与破坏，在与政权瓦解和国际“信心丧失”偶然协同作用下，达到一个新的量级时，日常的前沿塑造过程就变成了危机。构成前沿动态的那些司空见惯的混淆与迷惑被放大了。投资者变得像当地居民和移民一样，易受前沿不稳定性的影响。当创伤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干扰时，加里曼丹的“发展”与“机遇”，在它变得超乎寻常地巨大时，就成了“危机”。
媒体的表述通过将焦点从玫瑰色的利润数字转向混乱的景观，从而在制造危机中扮演了一角。它们颠倒了彼此的尺度：在光明的经济预测阴影下显得渺小的前沿残骸，如今占据了报纸的头版。加里曼丹被与非洲归为一类，成了牺牲区。“让他们自相残杀吧，”当权者说，“部落终究是部落。”他们的潜台词是：资本家们，小心了！
将混乱归咎于其最贫穷的参与者是毫无道理的。如果非要指责谁，那就让我们从企业和军事精英开始。然而，他们的挑衅是有效的：一个动员混乱的机器已被启动。再也没有麻醉剂了；混乱与痛苦现在可以自由地展露其面目。它们突然变得强大，伸出手去触碰统治阶级。前沿会动摇中心，揭露出全球资本主义肮脏的底裤吗？
混乱：一个失控的前沿，其增殖对当权者而言不再具有生产力。本部分旨在探讨这种混乱的技术性、感官性特征。在混乱中，感官的迷失本身成为一个历史的行动者，将人和景观都卷入其路径。我们该如何追踪感官的能动性？
烟
1997年厄尔尼诺干旱年及之后的大火所产生的烟雾，造成了一场可见性的危机。¹⁶ 什么应该可见，什么又应该不可见？合宜的可见性标准受到了争论和层层叠加。当新加坡的飞机因烟霾而无法起飞时，印尼是否应负责？当环保主义者用卫星照片和全球定位系统技术，让从种植园冒出的烟雾变得可见时，企业的责任是否就得到了证实？政府将火灾归咎于刀耕火种的农民，是否制造了更多的烟霾？而企业通过烧毁与之竞争的村庄，使其种植园的空间变得可见，是否就成功地厘清了财产权法？
正如艾米丽·哈维尔（Emily Harwell, 2000）所指出的，大多数关于火灾的争论都坚决地停留在非常高的尺度上：景观的鸟瞰图。反对者们对火灾的起因和后果各执一词，但没人太关心地面上的视角。没人要求受火灾影响的村民参与辩论。然而，或许这样的要求只会让情况更难解读。无论是从上往下看，还是从下往上看，烟雾都没有创造出任何清晰的视角；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哪一群潜在的纵火犯最容易被拿来指责。
许多村民作证说，是企业为了给种植园烧出空地而放的火。但他们讲述这个故事，通常不是为了抗议，而是为了引出更多的故事：关于村民邻里间如何互相烧毁对方的森林，关于村民如何烧毁种植园。¹⁷ 没有出现任何可以团结一致的喘息空间。有些故事是现实的；其他的则近乎奇幻。谣言四起，猜疑丛生。烟雾本身成了主角。
在卡拉湾，我的朋友们告诉我，大火是从南边，从Kodeco种植园综合体那边烧过来的。是的，他们认为，是公司放的火；它在为*sungkai*和*damar*树种植园清理土地。然后，粗心和嫉妒又煽风点火。三个去钓鱼的男人肯定是在篝火里留下了火种；因为火势曾一度熄灭，之后又在那个区域重新燃起。他们认识的一个年轻人去打猎，肯定是不小心掉了烟头，因为火焰就是从那里烧起来的。当然，天是很干。但接着，嫉妒之火也被点燃了。看到自家森林被烧的人，嫉妒别人家还有果树，于是便放火去烧。我们的谈话在这里变得异常激烈，我的同伴们争相告诉我邻居们的卑劣。我不清楚我们是在谈论真的拿着火种去放火，还是已经进入了巫术的领域。与此同时，人们又滔滔不绝地讲述他们如何一桶一桶地从河里提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给房子浇水。这里有辛勤的劳作和勇气，也有猜疑和愤怒。他们说，火灾不是自然发生的。只是由于机缘巧合，比人类的计划更仁慈，雨水最终降临，才扑灭了大火——就在我们此刻坐着的这栋房子的门口。即便那时，烟雾和煤灰也遮蔽了视野。
金丝燕筑造昂贵鸟巢的喀斯特岩层，也在大火中被烧毁了。我的朋友们说，即使鸟儿还在，你也到不了那里；树木被烧毁，岩石化为粉末，现在连个抓手的地方都没有了。然而，就在我们这么说的时候，这家里一个年轻人正要出去采燕窝。你看不见它们；你也到不了那里；但是，是的，人们每周都去采，采回来的燕窝比指甲屑还小，几乎一文不值：一种不可见的经济。
烟雾与煤灰：对从卑微到宏大的各个层面的可见性与规划的挑战。当国家和国际目光都看好时，投资似乎带来了清晰。我们——自封的全球管理者——第一次知道了那些资源在哪里：我们可以清点它们；我们可以了解它们的潜力；我们可以谈论如何爱护它们；我们可以使用它们。据说，胶合板大亨林学善有一个电脑程序，能显示出加里曼丹每一棵可采伐的树。“电脑、机器人技术、等高线判读、卫星技术，都能帮助识别树木的位置，”他告诉一位记者（Vidal 1990）。然而，这些工具只显示某些东西。人类居民及其权利变得不可见。然而，在1997年，这个戏法破产了，模糊不清成了普遍的抱怨。在底层，村民们在烟雾中挣扎求生。在他们之上，相互矛盾的可见性体制公开竞争。
为什么种植园公司在政府已警告干旱将使火势失控蔓延的情况下，还要烧毁森林？让我们暂时想象一下资本与治理之间的矛盾。治理要求理性化、清晰和秩序。而资本，恰恰在机会刚刚出现的地方蓬勃发展。让一家公司或一个企业部门脱颖而出的超额利润，正是在官僚的可见性尚未牢固建立的地方产生的。在政府鞭长莫及的去管制地带，资本可以以盗窃般的超高效率运作。资本配合治理措施的推行，以促成并合法化这种盗窃；某些可见性和理性化迅速发展，而另一些经济标准则保持流动，甚至被刻意搞得浑浊。在清晰与朦胧、规训与混战的对比中，两者被诡异地捆绑在一起。混淆不清时而表现为国家阴谋，时而表现为人民起义。无论哪种方式，结果都是增殖。我们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我想，没有人希望火势如此之大，破坏性如此之强。但又有什么能阻止增殖走向失控呢？
毒药
Klerat 颗粒剂： 0.005% w/w 溴鼠灵颗粒剂。
Klerat 是最初的单次投喂抗凝血灭鼠剂。
Klerat 颗粒剂对大鼠和小鼠均有效，包括那些对第一代抗凝血剂（如华法林）有抗药性的鼠类。仅需摄入一天食量的一部分，即可达到致死剂量。大鼠和小鼠通常在几天后死亡，因此不会产生拒食现象，因为老鼠不会将症状与它们吃过的食物联系起来。
由于无需多次投喂，“Klerat” 在少量、间隔施用时，最为经济和安全。
——http://www.sorex.com，“International”
1997年大火过后，稻株长势尚可，也开了花，但谷粒却从未长成。颗粒无收。到了第二年，老鼠从森林里跑了出来。它们侵占了田地，吃光了眼前的一切。种植园公司卖给人们老鼠药，让他们每个月至少在田里撒三次。“它能杀死猫，也能杀死狗，”我的朋友们说，“但对老鼠没用。它们每晚都回来，数量更多。”
有些老鼠成群结队而来，傍晚时分便在田野上蔓延开来。它们“oi, oi, oi”地叫着。捕鼠夹无效，猫也不够用。“是什么样的老鼠？”我问。我的朋友们用的是印尼语的“tikus”，而不是默拉图斯语的“wagang”，因此他们很容易就避开了默拉图斯野生动物分类法中的生物学特异性。“各种各样的老鼠，”他们说，“小的不过你的脚趾头，大的有你的小腿那么粗；有白的、灰的、黑的。”随着森林被烧毁，种植园被清理，它们除了村里的田地和果园，无处可去。确实，我从未在那里见过如此多的野生动物。每次去树林里方便，我都会惊起一只鼷鹿，或是看到一只色彩斑斓的树鼩匆匆跑开。这让我想起了我在佛罗里达目睹的一场洪水：在每一块干地上，犰狳、兔子和老鼠都与鸟类和狐狸共享空间。动物们无处可去。它们活不了多久。
他们说，种植园卖的老鼠药名叫“杀鼠”（kill a rat）。我听出了死亡的弦外之音，从讲英语的北方席卷而来。回到家，我在网上找到了“Klerat”这种毒药，来自英国Sorex公司，是其国际产品线的一款产品。这是一种第二代抗凝血毒药，专为对华法林产生抗药性的老鼠配制。在网上的其他地方，我发现有人抱怨它正在杀死英国的猫头鹰和加利福尼亚的野生动物，而老鼠却再次产生了抗药性。我确信它能有效杀死婆罗洲热带地区种类繁多的啮齿动物和其他小动物，但可能对世界性的褐家鼠无效，它们似乎能很快适应几乎任何东西。
席卷森林的大火；席卷田野的鼠群；席卷鼠群的毒药：他们招来了瘟疫。每一场瘟疫都紧随上一场的简化与削减，使景观变得更加贫瘠。
鼠患过后，又出现了一场微小蝗虫的瘟疫。
侵占
一些小小的标志牌开始在卡拉湾冒出。每个牌子上都写着一个男人的名字和两个数字：他地块的长和宽。这些人不是卡拉湾人。他们是新来者，前来索取财产。他们的地块是一片片的森林、灌木或草地；能显示它们存在的，只有这些小小的标志牌。
然而，这些地块并非无人认领。在卡拉湾没有无人认领的土地；这正是它之所以成为一个定居点的原因。但“认领”的技术并非印尼国家或地区当局所承认的那些。例如，没有人曾将卡拉湾的土地视为一系列可拥有的地块。在20世纪80年代，村庄作为一个集体，主张了一片领土，在其中必须咨询长者以决定使用权。新来者请求许可迁入村庄；长者则调解关于土地使用的分歧。个人的领地由旧使用者的种植和历史来标记，并由其后代认领。其中一些领地相互重叠，支持着多种不同的权利主张，反映了田地、灌木和森林可以被使用的多样方式。这并不被认为是一个问题。
20世纪90年代，韩国开发公司（Kodeco）在卡拉湾修了一条伐木路，村庄被迫进入了更广阔的区域视野。警察开始向移民出售地块，特别是卖给那些被带来为人工林工作的爪哇异地迁居者，他们急于离开种植园，进入更有利可图的自然资源贸易。卡拉湾居民提出了抗议。那片土地是卡拉湾的果园地，由其所有者照料，并规划为最终重新用作农田。他们请求习惯法领袖介入。但没人敢对抗武装部队。“‘国家土地’，士兵们说。如果你不同意，他们就开枪打你。我们能怎么办？生命只有一瞬间，死亡却持续到时间的尽头。”土地就在他们眼皮底下被卖掉了。
卡拉湾成了对移民有吸引力的地方，而老的卡拉湾居民也开始自己卖地，以免别人抢先替他们卖掉。但谁有权卖哪块地呢？从另一个村庄入赘的男人卖掉了他妻子家的土地。社区的头人卖掉了他的社区。谁能干涉？与此同时，两家不同的种植园公司在村里画下了他们的产权线，将“韩国”和“印尼”分隔开来，如居民所说。我的一些卡拉湾朋友曾为勘测队工作，给他们指路，为了几天的香烟钱而失去了自己的土地。
一阵贪婪的痉挛攫住了村庄。年轻男子争先恐后地出售当地资源，当资源耗尽时，就去参军。穿着真假军装的男人洗劫房屋，偷窃贵重物品。“如果你不打砸抢掠，你的饭锅就会是空的，”有人说。
“只要有钱赚，人们就会去做，”乌玛·阿当抱怨道。“如果他们有一百万，他们就想要两百万。如果他们有两百万，他们就想要三百万。直到上千万。他们不假思索。他们只想让它增殖：黄金、衣服、任何‘现代’的东西、电动机、摩托车、机动车。加里曼丹病了。”
罪
财产权制度伴随着内部的重新调整而产生。在卡拉湾，家庭价值在一种恐惧的防御性痉挛中被强调。当几乎所有东西都已失去时，人们很容易对越来越少的东西要求越来越多的控制。
米莎和她的男朋友发生了性关系。我知道这件事，因为每个人都在谈论。他们的老师抓住了他们。当他们没来上课时，他让其他学生自习。他花了一个下午跟踪这对情侣，悄悄地跟着他们到米莎家，透过窗户窥视他们聊天。当他们躺下时，他猛扑了进去。他召开了一次紧急村民会议，在会上以最令人难堪的细节描述了他看到的一切。他的报告引发了一场危机。这对情侣必须立即成婚，并且要承认罪过。他们玷污了他们的社区。
在卡拉湾，只有两种老师：穆斯林和基督徒。他们都自视高于当地的异教徒社区。他们都坐在椅子上，喝着咖啡吃着点心，而其他人则坐在地上。如果孩子们上学迟到几分钟，即使他们是在暴风雨中徒步穿越丛林一小时才赶到的，他们也会把孩子送回家。我的朋友们过去常常取笑他们，但态度温和，并尊重他们教导孩子们的意愿。但在“危机”的背景下，村民们在别人的注视下审视自己，他们似乎贫穷、落后、没有保护。有罪且不文明。那时再也没有关于老师的玩笑了。
“米莎是个畜生，”她的亲戚说，“她甚至不是人。”女性的性行为常常被用来塑造亲族和社区之间的斗争。但在这里，老师的指控将这场斗争变成了一场防御性的围困。要么达雅克人有能力遵守道德标准，要么他们没有。不会有亲戚支持米莎；她必须成为不敬的象征。我的朋友们对她的恶劣行为怒不可遏。我感到惊奇：这些正是我曾与她们经常开玩笑谈论性及其他话题的同一个女人。她们是如何变成这样的小镇道德家的？
几年前，乌玛·阿当还曾模仿虔诚的信徒在祈祷时如何从紧闭的眼皮下偷看别人在做什么。她演示了一个五音不全的合唱团如何唱着“哈利路亚”，而困惑的村民们则排队等候礼拜后的点心。我们曾开怀大笑。现在，文明的规训似乎不那么好笑了。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必须学会虔诚。
“她至少可以读完五年级，”我的朋友们说。我不确定学校课本里那些死记硬背的谬误会对她有多大好处，但那紧张的气氛压制了这种不敬。“无论如何，她为什么不能继续上学呢？”我假装天真地问。“老师当然会把这些学生开除，”她们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训斥我。“这是罪。”我们再也不会模仿老师的规训了。如果他说这是罪，那它就是罪。
“达雅克人必须有比别人更高的标准，”乌玛·阿当说。“住在城里的[穆斯林和基督徒]不一样；他们见多识广。达雅克人是[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兄长；我们的法律更高。”在伦理的对抗中，地方习俗只剩下作为一种防御性价值标准的作用。
“有三个‘suku’（群体），”鲁斯里解释说，“达雅克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爪哇人是穆斯林。‘印尼’也一样——穆斯林。”现在达雅多克人已成为卡拉湾的少数。他们所拥有的，是得体。人们应该保持房屋清洁，听从父母。上学的青少年应该注意自己的品德。
“我想你不会再回来了，”乌玛·阿当说。“这里再也没有文化了。”“Kebudayaan”，这个官方的国家术语，意为“文化”，几年前曾成为我们之间的一个暗号，代表我们共同致力于品味习惯法的复兴和社区的复苏。但到了2000年，习惯法已是残余。蔓延的前沿已将此类非增殖的制度埋葬。
当一无所有时，还剩下文明的影子，激励着虔诚的规训。而且，虽然麻烦不大可能从卡拉湾产生，但即使是无权者的虔诚，也可能激烈地失控。
体味
到2000年，确实，虔诚暴力的气息已在印尼全境可嗅及，它使族群与宗教团体陷入了由道德激发的、全新的仇恨之中。即使在卡拉湾，人们也知道，西加里曼丹的达雅克人已经动员起来，以保护他们女性的声誉，使其免受马都拉移民不敬的姿态和暴力的侵犯。达雅克人正在驱逐马都拉人，必要时甚至会杀死他们。¹⁸ 卡拉湾的人们将自己认同为达雅克人已有很长时间了。但这是一种异样的族群性：充满魅力、激情，也令人恐惧。
我最亲近的卡拉湾朋友们，是从那些搬到西加里曼丹、又短暂回来探亲的亲戚口中，听说了达雅克人与马都拉人的冲突。我在那些访客离开几周后才听到这些故事，但它们依然鲜活，细致地描绘了讲述者那种令人窒息的恐惧感——以及做出勇敢回应的必要性。
当我听到这些故事时，有一个细节脱颖而出，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的朋友们说，西加里曼丹的达雅克人能通过闻气味来识别马都拉人。马都拉人和达雅克人混杂在公共场所，比如公交车上。陌生人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但在这些战争期间，当公交车被武装分子拦下时，马都拉人和达雅克人被分开了，尽管双方都试图伪装自己的名字、衣着和语言能力，但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体味。我的朋友们向我演示了那可能的情景，她们用一根手指碰碰我，又碰碰彼此，然后闻一下——接着，仅仅是想到这个主意，她们就难以置信地笑了起来。孩子们也加入了这个游戏，用手指先抹一下这个人，再抹一下那个人，然后闻一闻。他们咯咯笑着跑来跑去，因这个新想法而头晕目眩，不断练习着。
大人们同样对此着迷。想象一下，从字面意义上，把你的敌人“嗅”出来！
将体味作为族群身份，这个想法太过强大，难以消散。在前沿文化所变幻出的、又被“危机”所加剧的陌生人潮中，一个人还能如何识别朋友和敌人？据说，其他一切都可以被模仿。这是一种穷人的DNA检测，且没有任何权威能够标准化其结果。这是一种身份识别技术，它能够跨越恐惧与不满的各条分立线索，变幻出某种共通的不适感：就是他们。
在2001年中加里曼丹的达雅克-马都拉暴力冲突中，体味族群性再次出现。¹⁹ 它伴随着制造族群性的仪式与风尚：那盛着血和羽毛、在村庄间传递以动员达雅克武装的“红碗”；达雅克战斗人员的红色头巾和藤制手镯。所有这些都是使大规模族群冲突变得清晰可辨的符码。然而，在这些符码中，气味是最引人入胜的。气味是难以捕捉的。它难以描述。它唤起混沌初开的情感，并承载着深刻而往往混乱的记忆。气味为差异带来了情感的力量：有些体味让我们放松；另一些则冒犯我们。然而，气味并不容易被归类。那打开识别之门的独一气味，并无同类；它是独一无二的。无论关系多近，没有两个人会散发同样的气味。气味并非社会地位的可靠向导。气味动摇了范畴精确性的海市蜃楼，即便它同时提供了一个贴近身体的故事。
气味，如同烟雾，将我们的感官引向晦暗不明。有事情正在发生，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我们沉浸其中，被其未知所吞没。我们摆脱了熟悉的区分与承诺，汇入了前沿的洪流。
从远处看，很容易看到毁灭、暴力、财产权规则与族群边界的固化，以及新的政治规训的兴起。观察者们想知道，人们是如何被诱导加入这场疯狂的。我在此处论证了一种感官侵袭的重要性：那便是失控的资本主义前沿。
仍活着，但已被敌人俘获
从混乱中抬起头，人只能咕哝一声，努力回想着数学符号的精确，以及死者的数目。
其一：自然资源并非上帝所赐，而必须通过暴力开采，从先前的经济与生态中强行夺取。
其二：此等暴力让我们无一能幸免于难。
其三：这场侵袭并非一场局部风暴。它从远方积聚力量，将从地方到全球的多个尺度纠缠在一起。欲知更多详情，亲爱的读者，请继续阅读。
注释：
1. 由我翻译。
2. 《牛津英语词典》第二版，词条“proliferation”。
3. 阿迪特洪德罗（Aditjondro, 1991a）认为这首诗对环保主义具有启发意义。我根据印尼语原文（Ismail 1971）重新翻译了这些诗句。
4. 参阅Tsing (1993)。
5. 关于对前沿文学的批判性介绍，可参阅Limerick (1987) 和 Worster (1992b)。
6. 尽管林学善（Hasan）在破坏印尼大片森林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仍在20世纪90年代末在美国获得了三项环保奖。参阅Gallon (2001)。
7. 我没有去寻找一个根本性原则，而是在历史和民族志中寻求先例。例如，在阅读关于美国西部的文献时，我注意到抢占一种景观元素的冲动如何能跃迁至另一领域，就像淘金者对溪流水源提出财产权主张一样。法律先例出人意料地将一个区域与另一个区域联系起来，审美模式也被带到新的家园，正如殖民时期的水利工程启发了美国的大型水坝建设。参阅Worster (1992a)。
8. 关于这一领域的文献介绍，可参阅Bryant and Bailey (1997) 和 Peet and Watts (1996)。
9. 例如，参阅Li (1999)；Peluso (1996)；Dove (1999)。近几年来，研究加里曼丹的学者已更加集中地转向族群暴力和资源冲突问题。例如，参阅Peluso and Harwell (2001)。
10. 我在此指的是那个被广泛讨论的“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论点（Hardin 1968），该论点认为，与私有财产相比，公共财产无一例外地会被其使用者所退化。许多评论者已指出，尽管该论点在政策制定者中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但它是错误的。（例如，参阅McKay and Acheson 1987。）事实上，正如我在此处所暗示的，该论点本身在政策应用中就可能对环境造成破坏。
11. 希尔（Hill, 1996: 124）讨论了种植园的融资问题。
12. 这一问题在Carrere and Lohmann (1996) 以及 WALHI and YLBHI (1993) 中有讨论。
13. 关于金合欢种植园的讨论，参阅Brookfield, Potter, and Byron (1995: 105)。
14. 此引言出自命运多舛的金矿公司Bre-X的总裁大卫·沃尔什（David Walsh），据Borsuk (1997) 报道。关于这家公司、其与印尼政府的安排以及其在加里曼丹前沿的行动的更多信息，参阅第二章。
15. 这些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价格，在1997年货币贬值之前。当时，1美元约合2000多印尼盾。
16. 1997-98年的大火在Barber and Schweithelm (2000) 中有介绍，该文揭示了森林政策如何助长了这场大火。
17. 例如，参阅Gonner (2000)。
18. 佩卢索和哈维尔（Peluso and Harwell, 2001）描述了1997年西加里曼丹的冲突。达雅克人与马都拉人的冲突于2001年在中加里曼丹爆发。
19. 关于这场冲突的介绍，可见于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 2001）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