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花岭医院里的那段记忆｜一个八九岁孩子眼中的太原文革武斗

杏花岭医院里的那段记忆

——一个八九岁孩子眼中的太原文革武斗（修订版）

那时候我只有八九岁。

我的母亲杨淑英，是太原杏花岭医院病理科当时唯一的大夫。我的父亲并不在这家医院工作，但我们一家住在杏花岭医院的家属院里。

因此，杏花岭医院几乎就是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医院里发生的事情，离我并不遥远。那时候我还小，不懂什么叫“文化大革命”，也不懂什么叫“派性斗争”，但我却亲眼见到过那个特殊年代留在医院里的伤痕。

当时，太原六中、太原七中和杏花岭医院都在附近，彼此距离很近。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有时候很快就会传到医院；而医院，也会成为那些受伤者接受救治的地方。

我至今记得，医院里曾经来过很多受伤的学生。

他们都很年轻，和我眼中的哥哥姐姐差不多大。有些人头破血流，鲜血顺着脸往下流。那时候的我年纪太小，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受伤，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来自哪一所学校。我只知道，医院里的气氛和平时不一样，医生和护士都非常紧张、忙碌。

我印象最深的，是急诊医生给那些头部受伤的学生处理伤口。

有一种器械，在我这个八九岁孩子的眼里，看起来特别像今天的订书机。医生把头皮的伤口对齐，然后用那个器械一下、一下地把伤口“钉”起来。

“咔哒。”

“咔哒。”

我当时不知道那种器械在医学上究竟叫什么，也不知道这种处理方法的专业名称。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我才明白，那很可能是一种用于头皮外伤处理的皮肤缝合器。

可是，在一个孩子的记忆里，它并不是一种医学器械。

它是那个年代留给我的一种声音。

也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暴力给人带来的伤害。

后来，我逐渐从大人们的谈话中知道，附近的太原六中和太原七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派性冲突和武斗。

我记得一个说法：有一次，七中的学生把六中的学生围困在教学楼里。被困在楼里的六中学生没有办法出去，于是从楼上往下扔桌椅，甚至把化学实验室里的化学药水也向下面投掷，用来反击围困他们的人。

这个细节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具体经过又是怎样，我现在已经无法完全确认。毕竟，那时我只有八九岁。这里面哪些是我亲眼看到的，哪些是后来听大人讲的，我必须把它们区分开来。

但有一件事情，我有非常深刻的亲身记忆：

医院里确实来过许多受伤的学生。

他们中的一些人，头破血流。

而我，就生活在医院家属院里，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看着医生们紧急救治他们。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历史书里那些宏大的词语——“文化大革命”“派性斗争”“武斗”——对于当时的普通人来说，并不只是几个抽象的名词。

它们有时候就是一个年轻学生头上的鲜血。

就是医院急诊室里忙碌的医生。

就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站在旁边，第一次看到成年人之间的暴力，以及暴力留下的伤口。

几十年过去了，我已经六十多岁。

那个时代早已成为历史。

很多当年的细节，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越来越模糊。我不知道当年那些受伤的学生后来怎么样了，也不知道他们中间有没有人还记得那场武斗，更不知道历史档案中是否还保存着那段往事。

但我一直记得那些头破血流的年轻人。

我也记得医院里的那个“订书机”。

更记得自己当年作为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曾经站在历史的旁边，看见过那一幕。

也许，我所记住的只是历史长河中极其微小的一段。

也许，其中有些细节还需要未来的历史资料、当事人的回忆去进一步印证。

但我仍然愿意把它记录下来。

因为历史不仅仅存在于档案馆里，也存在于一个个普通人的记忆中。

这就是我的记忆。

一家之言也好，个人见证也好。

我只是想把它留下来。

也许有一天，当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那个年代的时候，还有人能够从这些零碎的个人记忆里，触摸到那个时代真实的温度。

——苏向东[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