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多萝西·E.史密斯？
谁是多萝西·史密斯？
南希·那不勒斯/文
王立秋/译
译自Nancy A. Naples,“Smith, Dorothy”, in George Ritzer ed., Encyclopedia of Social Theory,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5, pp.712-714.译文仅供学术交流和教学使用，请勿做其他用途。
多萝西·E.史密斯(1926-2022)，加拿大社会学家，是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之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LLD)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理论框架——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feminist standpoint epistemology)——的创始人之一。史密斯断言，某些立场能提供一种更可靠的有利位置，从这个位置可以看到权力是怎样编织进制度（这些制度描出了女人的日常活动的轮廓）的。史密斯的进路把女人的体验放到组织她们的生活的地方制度实践中去考虑。通过使用这个“日常世界(everyday world)”视角，研究者可以在对女人的体验保持敏感的同时，探索多变的制度实践（如福利政策和高等教育）怎样以不同的方式组织她们的生活。
史密斯的理论进路援引了多个理论传统，包括现象学和常人方法学，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她曾于埃塞克斯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安大略教育研究所(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OISE)等多所大学任教。也担任过安大略教育研究所女性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她是美国社会学学会颁发的杰西·伯纳德女性主义社会学奖得主，曾任瑞典克丝汀•荷塞尔格伦讲席教授，和维多利亚大学兰斯多恩讲席教授。她还是滑铁卢大学Degré Prize讲席讲师，和加拿大社会学与人类学学会约翰·波特讲席讲师。她于1963年完成了题为《权力与前线：一所州立精神医院中的社会控制》(Power and the Front-Line: Social Controls in a State Mental Hospital)。
在备受赞誉的《成问题的日常世界：一种女性主义社会学》(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1987)中，史密斯提出了这样一种社会学：她认为，典型地由社会学家们发展出来各种抽象“在表达的同时也隐藏了”人们的日常实践，而她所说的这种社会学将揭示这些实践(p. 213)。从自己作为带两个小孩的单亲母亲的体验出发，史密斯提出了“分叉的意识(bifurcated consciousness)”这个概念，以捕捉（尤其是）女人在进入文本组织的学术界（这个世界独立于日常的世界，学前安排、看医生、逛公园就属于后一个世界）时体验到的各种张力。作为一种意识模式，社会学的实践要求一种“疏远”，即要与照顾小孩、准备饭菜等特殊事务的日常世界保持距离。史密斯认为，这些不同的意识模式是性别化的(gendered)，并且在学术界，女人被建构为“他者(Other)”。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女性主义发展出各种唤起意识的策略，作为结果，女人集体表达出新的议题和关注点，这些议题和关注点对先前的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即，对知识生产事业的组织是无性别或者说中性的。
史密斯最早在1974年一篇题为《社会学的意识形态实践》(“The Ideological Practice of Sociology”)的文章中提出她对社会学主流方法的批判。作为对社会学家发展出来的“抽象”的纠正，史密斯创造了一套被称为“制度民族志(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的社会研究方法论，这一方法论进路是为探索日常生活体验与广泛社会结构过程之间的关联而设计的。史密斯的方法论目标，是考察塑造日常生活体验的社会关系，揭示统治关系是怎样组织地方体验(local experiences)的。按史密斯(1987)的定义，统治关系(relations of ruling)这个术语“使我们能够看到一方面，组织、管制社会的制度，和另一方面，这些制度的性别潜台词和它们在性别劳动分工那里的基础这二者的交叉”(p. 2)。统治这个术语被用来识别政府、法律、财务管理、专业协会和其他塑造日常生活的制度的组织实践。史密斯认为，使组织实践合理化的官僚程序和文本形式创造了一道中立的屏障，这个屏障掩饰了制度的活动和话语的性别、种族与阶级潜台词。
史密斯(1999)抗拒这样的做法，即给社会行动者的立场提供内容。对史密斯来说，立场的功能，就好比商场地图上的箭头。立场就是地点而已，我们在这个地点、通过这个地点来探索多个地点之间的联系。史密斯的绘图策略能帮助研究者像画地图一样标绘出与压迫系统对应、再生产压迫系统的活动。这一策略也为行动者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工具。它有助于捕捉在具体的社会或制度位置上交叉的不那么正式的活动和制度过程。这个知识可以被用来改变社会，我们可以用这个知识来评估权力在统治或统治关系的地方实践中的运作，以确定行动干涉最可能在哪里取得成功。
在《权力的概念实践：一种女性主义的知识社会学》(The Conceptual Practices of Power: A Feminist Sociology of Knowledge, 1990a)中，史密斯进一步推进了她对“女人的体验”的分析——在她看来，这个体验对（忽视它的）社会学提出了根本的批判——并对她所谓的“社会学的意识形态实践”提出了质疑。《权力的概念实践》主要关注的是，人们是怎样通过文本和对事实叙述的文本叙述的意识形态属性来组织统治关系的。作为例子，史密斯展示了，何以关于精神疾病的统计，对被算作自杀的行为的建构，与专业的、官僚的实践密不可分，正是这些实践引出了这些现象。在第一个例子中，她提醒人们注意影响父权关系，这样的关系会对统计证据的生产产生影响。她认为，被算作精神疾病的案例，是随着人们使用相应的范畴，把病人的问题组织为精神病学的对象，而被建构出来的。在第二个例子中，史密斯援引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概念，提出了一种对把各种事实叙述组织起来、把它们定义为“自杀”的社会过程的唯物主义分析。这些过程涉及的，是官僚与专业的这样一个与日俱增的倾向，即，把组织的形式标准化，从而使临床接触、关于接触的叙述的生产和特定精神病症状的发展之间形成一致。
在《文本、事实、女性气质：探索统治关系》(Texts, Facts, and Femininit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 of Ruling, 1990b)中，史密斯拓展了她关于统治关系和社会对主体性的组织的概念思考。她讨论了她在认识论上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关联并论证说，“意识的社会形式只存在于实际的实践、和那些实践作为一个持续过程的协作(concerting)中”(p.7)。她提出了一种对女性气质的有力分析，把女性气质解读为一种以文本为媒介的话语。史密斯解释说，同样的文本协调了多地的、互不认识的个体，从而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
虽然对话语以及文本调节社会关系的力量感兴趣，但史密斯对后现代主义持批判态度，她认为自己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进路不同于福柯的话语理论。虽然史密斯(1993)也在福柯的话语分析中找到了价值，但她批评福柯过于强调话语，以至于排除了非话语的过程。就像她解释的那样，“的确，还有一些那种话语尚未涵盖的，有待说出和讨论的东西”(pp.183-184)。与福柯“把话语构想为以文本为媒介的谈话”的做法形成对照，史密斯(1999)认为应该把人们怎样使用文本、文本怎样协调个体的活动和他人的活动也考虑进去(p. 158)。
在《写“社会”：批判、理论与研究》(Writing the Social: Critique, Theory, and Investigations, 1999)进一步说明了她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对史密斯来说，分析要“指向话语之外的东西”(p. 127)，这点是必不可少的。史密斯提出的社会理论所想象的研究主体是这样的，她能够体验到话语外生活的方方面面。史密斯的制度民族志进路提供了这样一个方法论框架，我们可以用它来探索地方话语和制度实践给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过程（这些过程塑造了社会行动者的日常生活）带来的物质后果。
参考文献和进一步的阅读：
Campbell, Marie L. and Ann Manicom, eds. 1995. Knowledge, Experience, and Ruling Relations: Studies i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Smith, Dorothy E. 1971. “The Ideological Practice of Sociology.” Catalyst 8:39–54.
———. 1987. The Everyday World as Problematic: A Feminist Sociology.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1990a. Conceptual Practices of Power: A Feminist Sociology of Knowledge.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 1990b. Texts, Facts, and Femininit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 of Ruling. New York: Routledge.
———. 1993. “High Noon in Textland: A Critique of Clough.” Sociological Quarterley 34(1):183–92.
———. 1999. Writing the Social: Critique, Theory, and Investigations. Toronto,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这个词条写的比较早，故稍微对相关文献做一些补充：
对多萝西·E.史密斯生平经历的更详细概述可参见Jessica Hwang, Megan Imai, Vasudha Kumar, Sophia Lapus, Judith Li, “Intellectual Biography: Dorothy Smith”, Scholarcommons（点阅读原文跳转）。
《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期刊2023年12月第41卷第4期有关于她和社会理论的专题，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参阅。
也可以参阅丽兹·斯坦利撰写的简短导读：Liz Stanley, Dorothy E. Smith, feminist sociology &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 short introduction, Edinburg: X Press, 2018。
我印象中比较早选录她的教材是肯尼斯·艾伦的《当代社会与社会学理论：把诸社会世界可视化》，见Kenneth Allan, Contemporary Social and Sociological Theory, second edition,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11, pp. 347-364。这部分概述了史密斯的思想，强烈推荐对她感兴趣的人参考阅读。
蒂姆·德莱尼的社会理论新读本也选了她的两个文本，见Tim Delaney,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Investigation and Application, second edition, Routledge, 2024, pp.509-512。节选，非常短，关于分叉意识和教育，也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