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之國：中國言論與人權的倒退錄 五、全面收網——數位極權與中國模式的全球迴響
一、引言：收網之後，什麼還能留下來？
如果說微博時代是一場語言的短暫綻放，那麼習近平上任後的中國，則是一場全面的收網行動。
這個網，不再是隱喻。它是真實存在的：由法律、演算法、人工審查、大數據庫與AI系統所織就；它不只包裹住每一個人的發言，也開始滲入每一個人的生活。
在這張網之下，說話的代價不再只是封號或喝茶，而可能是失去工作、失去出行權、甚至失去自由。
而更令人不安的是——許多人開始不再想說話了。
那不是因為恐懼，而是因為一種更深層的、被馴化之後的自我消音。
因為他們知道，說了也沒用；說了可能惹麻煩；說了之後，就要背負「你是不是境外勢力」「你有沒有政治立場」這樣的審判。
在2013年以前，中共對網絡的管理還是零星的、被動的、防火長城式的「防範」邏輯。
但自習近平上任開始，一個全新的治理思維迅速成型：
不是封鎖語言，而是設計語言。
不是禁止說話，而是決定你說什麼才是「對的話」。
不是屏蔽資訊，而是用演算法告訴你什麼是值得相信的現實。
2014年《網絡安全法》草擬、2015年網信辦升格、2016年內容平台「主體責任制」上路，直到2020年疫情以後健康碼與行程卡的普及，這場「數位極權」的工程早已悄然完成。
這不再是「言論自由」與「言論管制」的單純對立，而是一種新的統治方式：
它將語言與行為、數據與身份、忠誠與信用全部綁定，讓沉默變得合法，讓說話變得不智。
但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中，仍有一些人沒有選擇噤聲。
他們是記者、律師、作家、公民記錄者；他們寫文章、拍影片、傳語音、轉訊息——然後他們被控罪、被消失、被監禁、被忘記。
他們之中，有的名字我們還記得（高瑜、黃琦、張展），有的已從新聞裡消失。
而他們留下的，是這個時代語言逐步死亡的註腳。
接下來，我們將進入這個收網後的具體世界：從《網絡安全法》與AI監控，到白紙運動與境外打壓，從一個國家的沉默，到它向全世界輸出的沉默技術。
二、數位極權的建構：從審查到演算法到社會信用體系
如果說過去的語言控制是由人執行的，那麼在今日的中國，審查早已不再只是打開電腦的網警、深夜值班的宣傳幹部或手動封號的版主，而是一套自動運轉、數據驅動、無所不在的技術治理系統。
這是一場從封口到植入的權力進化。它不再阻止你說話，而是讓你說不出關鍵詞，說不出方向，說出來也無人看見。
2.1 《網絡安全法》與實名制的落實
201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正式實施，標誌著中共對整個資訊空間的控制進入制度化階段。這部法律，將原本零散的技術規範與政策通知上升為國家治理的正式法律依據，並明確賦予以下幾項權力：
平台主體責任制：所有網站、APP、社交平台需對用戶言論與資訊負責，並配合政府審查；
用戶實名制強制推行：手機、社交帳號、支付工具全面綁定身份證與面部辨識；
數據儲存本地化：國際平台需在中國設立數據伺服器供檢查，否則禁止運營。
換句話說，網絡世界再也不存在匿名空間了。
你在哪裡說了什麼、轉了誰的帖、點了什麼連結、看了多久影片——這些資訊都會被記錄、分析，必要時會成為執法依據。當說話與身份不可分割，公民與用戶便不再是同義詞，而是變成受控的數據主體。2.2 AI與算法下的自動化控制
這場語言治理革命，真正的核心不是法律，而是技術。
敏感詞辨識系統可即時掃描評論、轉發與圖文內容，超過2000個「高風險詞彙」可自動屏蔽；
語意分析工具可辨識情緒傾向（憤怒、諷刺、悲傷）並設定「情緒預警」；
內容分發算法可精準控管資訊曝光度：你看見的熱搜，不是熱門，而是「被選中能看見」；
視覺審查AI能分析影片畫面中的標語、人臉與場景，封鎖違規短視頻；
語音識別系統能即時過濾直播、音訊訊息中的敏感詞，避免線上聚眾或即時傳播真相。
這一切不再依賴人工判斷，而是透過自動演算維持整個資訊秩序的「穩定」。
說話這件事，不是被禁止，而是被提前設計成無法發生。
2.3 社會信用評分體系：讓沉默變成利己選擇
更深一層的控制，來自語言與生活的綁定。
中國政府自2014年起在多地試點「社會信用評分體系」，將個人行為（借貸紀錄、出行紀律、社交行為、網絡言論）與信用等級掛鉤。雖然名義上主打「誠信建設」，實則是一種將言行後果制度化的懲罰機制：
批評政府、轉發敏感帖、關注異議人士帳號者，可能被列入「失信黑名單」；
黑名單人士會被限制購票、禁搭高鐵、子女無法就讀優質學校；
在抖音、小紅書、微信朋友圈等平台上發布「低質內容」或「負面言論」會影響曝光率與信用分數。
這些措施雖未全面鋪開，但其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範圍：它告訴每一位公民——你說什麼話，不只是你個人的選擇，而是你社會地位的風險選擇。
這套制度最終並不靠恐懼，而靠計算。
它讓人們學會自己預估風險、自己選擇沉默、自己調整語言，最後甚至忘了自己原本想說什麼。
這是一場無聲的治理革命，沒有坦克，沒有封口膠，沒有廣場上倒下的身影。只有一套演算法的規則、幾行不斷更新的敏感詞庫，以及一種深植人心的語言自律。
在這樣的語境中，說話本身就是一種特權。真正的言論自由，早已被包裝成了「用戶協議條款」的一部分，被點選「同意」，卻再無法討論。
下一節，我們將從這個體系下消失的人談起——那些因說出真相而被懲罰、被遺忘、被吞噬的媒體人與公民記錄者。他們的名字，也許不會再出現在熱搜上，但正是他們讓我們知道，什麼是不能說的話。
三、消失的人與不被允許的話：言論懲罰機制的實例
在今天的中國，說話不是不能，而是不能偏離那條看不見、說不清、但隨時能將你吞沒的紅線。
這條紅線不在法律條文中，而存在於每一個記者、作家、用戶心中。他們知道：什麼不能說，從來不會寫在白紙黑字裡，但一旦說出口，就有可能失去整個人生。
而這樣的代價，正是那些「被消失的人」用他們的生命、自由與記錄，讓我們看見的。
3.1 高瑜：為了真相坐牢的媒體人
高瑜是一位傳奇記者。早年曾任《經濟學週報》副總編，是少數能在中國體制內持續批判發聲的媒體人。2014年，她因 allegedly「洩露黨的機密文件」而被判刑七年，該文件即著名的「七不講」內部文件——列出中國高校與媒體不可談論的七項議題，包括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聞自由、司法獨立等。
她並非在街頭遊行，也未創建政黨，只是將一份文件交給了境外媒體。而這個舉動，在習近平時代被定義為「危害國家安全」。
她在庭上拒絕認罪，庭外則身患重病、接受醫療中斷，最終以保外就醫形式「暫時離開牢籠」，但行動與發聲早已受到全面監控。
她的罪名，不是造謠，而是把不能說的話說了出來。
3.2 黃琦：用新聞辦公室撐起一人媒體的良心
黃琦是「六四」後一代最早的網路記者之一。1999年創辦「六四天網」，致力於揭露地方黑幕、土地強拆與底層冤案。他不是記者出身，也沒受過新聞訓練，但他走進偏遠山區，與農民同住，採訪無名者，把他們的聲音放在網上。
這樣的「民間記錄」，在當局眼中比媒體更危險。
他數次被捕，最後一次是在2016年，因報導四川地區強拆事件，被以「洩露國家秘密」罪判刑12年。他身患多種重症，在看守所中缺乏基本醫療，母親上書無門，律師無法會見。
六四天網關站，黃琦失聯，他成為被消音的象徵。
3.3 張展：為武漢說話的代價
2020年，當疫情爆發時，主流媒體語焉不詳，官方發布充滿政治修辭。就在這樣的沉默中，一位原本是律師的女子，拿著手機、穿著防護服，在武漢的街頭拍下了那些醫院、居民、志工、封控現場的第一手影像。
她叫張展，自費抵達武漢，自行採訪、拍攝、發表影片，不隸屬任何機構。她沒有誇張描述，只是呈現。她的語氣平靜，句子簡短，畫面模糊，卻因此成為全世界理解「武漢現場」的重要窗口。
她在五月失聯，十二月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四年，獄中長期絕食，體重驟降，甚至一度無法站立。她的案子受到國際關注，但中國官媒從未提及她的名字。
這是一個數位時代的「新聞記者」，也是一個因為手機而被判刑的見證者。
3.4 更多的名字與沉默
除了這三位媒體人，還有更多人因為「言論」而被消音：
維權律師許志永與丁家喜：因發表公開倡議文章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秘密審判；
異議青年李翹楚：因推文支持維權被監控、驅離；
網路用戶因發表「不當評論」被喝茶、罰款、行政拘留；
在微信群轉貼文章的老人，被警察上門警告：「你知道你轉的是什麼嗎？」
這些案例並不總是登上新聞熱搜，但它們如同暗流，在語言的地層持續發生。有些人仍被關押，有些人已出獄沉默，有些人從此銷聲匿跡。
說話的代價，從來不是理論問題，而是現實風險。
而當一個社會讓人知道「說話會有後果」時，那些選擇繼續說話的人，就不再只是說話者，而是抵抗者。
這一節不是為了煽情或悼念，而是為了紀錄。
紀錄那些曾經發聲的人，紀錄那些被壓制的話語，也紀錄這個時代如何以「穩定」「治理」「文明」之名，慢慢刪除了說真話的空間。
下一節，我們將進入疫情期間這場「高科技極權治理實驗室」的現場：從健康碼到封控社區，從《四月之聲》到白紙運動——在最大規模的公共危機中，中國人如何說話，如何被噤聲，如何再次試圖衝破沉默？
四、清零政策下的極端控管與言論扼殺
2020年初，疫情來襲，整個中國在一夕之間進入封城、封戶、封言的三重狀態。
原本承諾開放、現代化與「世界接軌」的中國，迅速轉身，成為一座數位化封閉社會的樣板城市群。在這場前所未有的治理實驗中，語言變得更加稀薄，而控制變得更加透明與無所不在。
但也正是在這個壓抑的縫隙裡，出現了過去十年來最真實的吶喊——來自失語者的、無聲的、匿名的說話。
4.1 數位圍城：健康碼與封控成為語言殺手
疫情初期，政府迅速推出「健康碼」制度，號稱用於精準防控與行程溯源。這套系統在表面上以公共衛生為名，實質上卻成為一種數據式的社會隔離工具：
所有市民的出行、購物、接觸史、居住地被統一接入「大數據」平台；
一旦有密接記錄，健康碼即轉黃或紅，意味著被封控、隔離、取消搭乘交通工具的權利；
封控區域由社區與公安「雙重管理」，無從申訴、無從解釋。
許多市民甚至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靜默管理」、遭封門焊死或移送方艙。
與此同時，微信、微博、抖音等平台上的疫情相關言論大量被刪帖、關鍵詞屏蔽、影像下架。如「封城」「求救」「跳樓」「飢餓」「焊死」等詞彙，常常一夜之間在社交平台上消失。
說出真相的人，比病毒更早被隔離。
4.2 《四月之聲》：一部影片，一場集體記憶的救贖
2022年4月，上海封城期間，一部僅4分鐘的影片悄然流傳於微博與朋友圈。影片名為《四月之聲》，內容無旁白，僅以黑畫面與錄音方式，拼接出一段段市民在封控期間的真實聲音：
有人喊「我們要吃飯」；
有人哭著說「我媽病了沒人管」；
有人喊「我不是陽性，我只是不小心走錯路」。
這部影片一夜之間瘋傳，然後如往常般，被全面封鎖。
但它不像其他被刪的內容那樣悄無聲息地消失，它引發了一次全國性的「備份行動」——無數人將影片轉碼、壓縮、變調、上傳海外平台；有人將文字轉成古文、寫成摩斯密碼，甚至印上T恤與紙條藏在快遞盒中。
這不只是為了一部影片，而是為了一種語言不死的尊嚴。
哪怕只是錄音，哪怕不說話，只是收集聲音，也是一種見證。
4.3 白紙運動：無聲的說話，無人的抗議
2022年11月，在烏魯木齊火災引發的全國性悲憤中，一群上海的年輕人走上街頭。他們不喊口號，只舉起一張空白的A4紙。
這張紙上什麼都沒有，但它包含了一切。
它包含被禁的詞語、被刪的訊息、被抓的人名、被壓的訴求——它是一面鏡子，也是一種控訴：你不讓我說，那我就用沈默告訴你你在封鎖什麼。
這場「白紙運動」迅速蔓延至全國各地與海外校園，成為自八九以來中國規模最大的一場青年主導的自發性行動。雖然大多數行動者被追查、被約談、被迫失聯，但這場運動留下了三個深刻訊號：
語言雖被禁，但憤怒尚未消失；
沈默可以說話，空白可以爆炸；
哪怕只有一夜，也要讓「言論自由」再次出現在人們的想像中。
白紙不是投降，而是一種新的言說方式。
它提醒我們，語言不是一定要靠字句來存在。它可以是空白、是站立、是拒絕、是凝視。
在那場封控的高牆內，每一聲抗議都像迴音——短暫、模糊，但真實存在。
而當那張白紙舉起時，也許這個國家短暫地記得：說話的權利，是從被迫沈默中生出來的。
下一節，我們將離開中國內部的語境，走向牆外——看看這套語言與控制技術，是如何不斷輸出、外溢、滲透至世界各地，並在全球資訊自由的地圖上，留下一道道新的裂痕。
五、出口與回聲：中國模式的全球擴張與威權輸出
當中國在國內建立起高效的語言控制與數位治理體系後，這套模式並沒有被封存在國界之內。相反，它開始透過技術輸出、話語擴張、外交施壓與跨境打壓，一步步滲透到牆外的空氣中，如同一種無形的迴音，從長城內部傳向世界各地。
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輸出革命，而是一場沒有軍隊、沒有鐵絲網、只有技術合約與平台政策的「中國式極權全球化」。
5.1 監控技術的輸出：「數位絲路」的隱形擴張
中國政府於2015年提出「數位絲綢之路」倡議，表面上是促進網絡基建合作、推動「一帶一路」國家資訊化，實質上卻成為中國監控技術走向世界的媒介。
根據《華盛頓郵報》和《自由之家》的報告：
華為、海康威視、大華科技等公司向超過50個國家出口了人臉辨識、城市監控系統；
在烏干達、辛巴威、巴基斯坦等地，中國技術協助當地政府監控異議分子與新聞記者；
中國資助設立「媒體培訓學院」，教授如何「正面引導輿論」「管理社交媒體秩序」。
這種輸出方式不像美式科技憑藉市場擴張，而是透過國家與國家簽署協議，將技術與治理理念打包出口，讓「穩定壓倒一切」成為新興國家的治理共識。
5.2 異議者無法逃脫：跨境打壓的無形鐵網
對於許多逃出中國的記者、維權者、藝術家與學者而言，真正的流亡不是到了牆外，而是發現牆在他們腳下移動。
瑞典的桂民海，在泰國被失蹤，後出現在中國官媒電視認罪；
澳洲的楊恆均，曾為外交人員與作家，返國後被指控為間諜，判刑重刑；
加拿大、德國、英國的中國留學生，在社交媒體上批評中國後，其家人遭國安威脅；
記者黃春梅、李宇軒、王全璋的家人被限制出境、長期監控或遭社區監視。
中國政府不再滿足於國內噤聲，它利用家人、身份、數據與外交關係，將控制力延伸至他國，試圖讓牆外的中國人也成為沉默者。
這種打壓不總是直接的，而常常是無聲的逼近——讓你知道自己仍被看見，讓你學會不再說話。
5.3 民主社會的脆弱與模仿：中國不是唯一的極權實驗者
更令人憂慮的是，「中國模式」開始成為全球威權政府仿效的藍本：
緬甸軍政府仿效中國，建立「網絡主權」制度並封鎖社交媒體；
越南與柬埔寨實施中國式防火牆與實名制；
伊朗與俄羅斯研究中國監控模型，建立國產資訊審查體系。
而在民主國家內部，情況也不全然樂觀：
美國、英國、法國等國因應社群平台資訊混亂，也開始討論「資訊審查」「平台責任」；
臉書、抖音等平台透過演算法推送「對政府有利的內容」，實質形成「透明卻不自由」的資訊場；
民主國家對中國企業與技術（如TikTok、微信、華為）的監管不一，造成防線鬆動。
當「言論安全」與「國家安全」被混為一談，當演算法取代公民對真相的尋找，當媒體失去獨立性而變成「資訊營銷」——民主的自我腐蝕，與中國模式的擴張正好在中間交會。
中國不是唯一壓制言論的國家，但它可能是第一個用市場與技術結合語言審查輸出成功的政權。
它輸出一種世界觀：自由是混亂，秩序是善意，控制是智慧，沉默是安穩。
而我們是否意識到，當這些話語進入我們的日常，我們的語言、思想與新聞，也正被悄悄「中國化」？
六、結語：我們還能說什麼？
當一個社會的語言被技術重新編碼、被制度重新定義、被恐懼重新格式化時，說話，是否還有意義？
這是我們走過高牆、算法、封控、消音與輸出之後，終究要面對的問題。
在今日的中國，你仍然可以說話。你可以發微博、錄短片、寫部落格、拍Vlog、開群組、講課、直播。
但你必須選擇說的方式、說的語境、說的語氣、說的對象——更重要的，是選擇說與不說之間的代價。
自由不是被明令禁止，而是被預測、被引導、被轉化為風險指數與社會成本。它變成了一種你能感知、卻無法計量的心理負擔。
於是，大多數人選擇沉默。選擇講「安全的話」、做「中性的內容」、發「無關痛癢的觀點」。久而久之，沉默不是策略，而變成了性格；失語不是現象，而成為了結構。
我們看見了數位極權的輪廓：不是讓你閉嘴，而是讓你懷疑開口是否值得。
但如果我們相信語言從來就不是權力的附庸，而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證明，那麼，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我們仍然可以選擇說一些不合時宜的話。
我們仍能：
為那些被消失的人記下他們最後的發言；
為那些被遺忘的新聞留存一份副本；
為那些還在牆內的人提供另一種敘述；
為這個世界上的其他自由社會敲響警鐘，讓他們知道自由不是永久的，而是需要被捍衛的。
這不是高調的理想主義，而是一種最低限度的人之本分。不為了改變什麼，而是為了不讓虛假佔據全部的空間。
當世界各地的威權政體紛紛仿效中國模式，當社交媒體與國家機器的邊界越來越模糊，當民主社會也開始質疑言論的價值與風險，我們每一個仍願意說話的人，都變得更重要。
不是因為我們的聲音會很大，而是因為我們知道——
在所有話語被設計的時代，仍保有誠實與直白的語言，本身就是抵抗。
這章的標題是〈全面收網〉，但這網再密，也還有洞；再大，也還有邊界。
語言的出路，不會來自上方，而是從我們每一個人開始：選擇不說謊，選擇不轉發不信的內容，選擇不刪除那些說過的真話。
這樣的選擇，也許微小，也許孤獨，但正是它，讓我們在這個沉默的時代，仍然能說：我還在，我還在說，而你，也還能聽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