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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娜的彼岸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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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之國:中國言論與人權的倒退錄 五、全面收網——數位極權與中國模式的全球迴響

鹿娜的彼岸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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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章的標題是〈全面收網〉,但這網再密,也還有洞;再大,也還有邊界。
語言的出路,不會來自上方,而是從我們每一個人開始:選擇不說謊,選擇不轉發不信的內容,選擇不刪除那些說過的真話。這樣的選擇,也許微小,也許孤獨,但正是它,讓我們在這個沉默的時代,仍然能說:我還在,我還在說,而你,也還能聽見。

一、引言:收網之後,什麼還能留下來?

如果說微博時代是一場語言的短暫綻放,那麼習近平上任後的中國,則是一場全面的收網行動

這個網,不再是隱喻。它是真實存在的:由法律、演算法、人工審查、大數據庫與AI系統所織就;它不只包裹住每一個人的發言,也開始滲入每一個人的生活。

在這張網之下,說話的代價不再只是封號或喝茶,而可能是失去工作、失去出行權、甚至失去自由。
而更令人不安的是——許多人開始不再想說話了

那不是因為恐懼,而是因為一種更深層的、被馴化之後的自我消音。
因為他們知道,說了也沒用;說了可能惹麻煩;說了之後,就要背負「你是不是境外勢力」「你有沒有政治立場」這樣的審判。

在2013年以前,中共對網絡的管理還是零星的、被動的、防火長城式的「防範」邏輯。
但自習近平上任開始,一個全新的治理思維迅速成型:

不是封鎖語言,而是設計語言。
不是禁止說話,而是決定你說什麼才是「對的話」。
不是屏蔽資訊,而是用演算法告訴你什麼是值得相信的現實。

2014年《網絡安全法》草擬、2015年網信辦升格、2016年內容平台「主體責任制」上路,直到2020年疫情以後健康碼與行程卡的普及,這場「數位極權」的工程早已悄然完成。

這不再是「言論自由」與「言論管制」的單純對立,而是一種新的統治方式:
它將語言與行為、數據與身份、忠誠與信用全部綁定,讓沉默變得合法,讓說話變得不智。

但即使在這樣的環境中,仍有一些人沒有選擇噤聲。
他們是記者、律師、作家、公民記錄者;他們寫文章、拍影片、傳語音、轉訊息——然後他們被控罪、被消失、被監禁、被忘記。

他們之中,有的名字我們還記得(高瑜、黃琦、張展),有的已從新聞裡消失。
而他們留下的,是這個時代語言逐步死亡的註腳。

接下來,我們將進入這個收網後的具體世界:從《網絡安全法》與AI監控,到白紙運動與境外打壓,從一個國家的沉默,到它向全世界輸出的沉默技術。

二、數位極權的建構:從審查到演算法到社會信用體系

如果說過去的語言控制是由人執行的,那麼在今日的中國,審查早已不再只是打開電腦的網警、深夜值班的宣傳幹部或手動封號的版主,而是一套自動運轉、數據驅動、無所不在的技術治理系統

這是一場從封口到植入的權力進化。它不再阻止你說話,而是讓你說不出關鍵詞,說不出方向,說出來也無人看見

2.1 《網絡安全法》與實名制的落實

201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正式實施,標誌著中共對整個資訊空間的控制進入制度化階段。這部法律,將原本零散的技術規範與政策通知上升為國家治理的正式法律依據,並明確賦予以下幾項權力:

平台主體責任制:所有網站、APP、社交平台需對用戶言論與資訊負責,並配合政府審查;

用戶實名制強制推行:手機、社交帳號、支付工具全面綁定身份證與面部辨識;

數據儲存本地化:國際平台需在中國設立數據伺服器供檢查,否則禁止運營。

換句話說,網絡世界再也不存在匿名空間了。

你在哪裡說了什麼、轉了誰的帖、點了什麼連結、看了多久影片——這些資訊都會被記錄、分析,必要時會成為執法依據。當說話與身份不可分割,公民與用戶便不再是同義詞,而是變成受控的數據主體。2.2 AI與算法下的自動化控制

這場語言治理革命,真正的核心不是法律,而是技術

敏感詞辨識系統可即時掃描評論、轉發與圖文內容,超過2000個「高風險詞彙」可自動屏蔽;

語意分析工具可辨識情緒傾向(憤怒、諷刺、悲傷)並設定「情緒預警」;

內容分發算法可精準控管資訊曝光度:你看見的熱搜,不是熱門,而是「被選中能看見」;

視覺審查AI能分析影片畫面中的標語、人臉與場景,封鎖違規短視頻;

語音識別系統能即時過濾直播、音訊訊息中的敏感詞,避免線上聚眾或即時傳播真相。

這一切不再依賴人工判斷,而是透過自動演算維持整個資訊秩序的「穩定」。
說話這件事,不是被禁止,而是被提前設計成無法發生。

2.3 社會信用評分體系:讓沉默變成利己選擇

更深一層的控制,來自語言與生活的綁定。

中國政府自2014年起在多地試點「社會信用評分體系」,將個人行為(借貸紀錄、出行紀律、社交行為、網絡言論)與信用等級掛鉤。雖然名義上主打「誠信建設」,實則是一種將言行後果制度化的懲罰機制

批評政府、轉發敏感帖、關注異議人士帳號者,可能被列入「失信黑名單」;

黑名單人士會被限制購票、禁搭高鐵、子女無法就讀優質學校;

在抖音、小紅書、微信朋友圈等平台上發布「低質內容」或「負面言論」會影響曝光率與信用分數。

這些措施雖未全面鋪開,但其象徵意義遠大於實際範圍:它告訴每一位公民——你說什麼話,不只是你個人的選擇,而是你社會地位的風險選擇。

這套制度最終並不靠恐懼,而靠計算。
它讓人們學會自己預估風險、自己選擇沉默、自己調整語言,最後甚至忘了自己原本想說什麼。

這是一場無聲的治理革命,沒有坦克,沒有封口膠,沒有廣場上倒下的身影。只有一套演算法的規則、幾行不斷更新的敏感詞庫,以及一種深植人心的語言自律。

在這樣的語境中,說話本身就是一種特權。真正的言論自由,早已被包裝成了「用戶協議條款」的一部分,被點選「同意」,卻再無法討論。

下一節,我們將從這個體系下消失的人談起——那些因說出真相而被懲罰、被遺忘、被吞噬的媒體人與公民記錄者。他們的名字,也許不會再出現在熱搜上,但正是他們讓我們知道,什麼是不能說的話。

三、消失的人與不被允許的話:言論懲罰機制的實例

在今天的中國,說話不是不能,而是不能偏離那條看不見、說不清、但隨時能將你吞沒的紅線。

這條紅線不在法律條文中,而存在於每一個記者、作家、用戶心中。他們知道:什麼不能說,從來不會寫在白紙黑字裡,但一旦說出口,就有可能失去整個人生。

而這樣的代價,正是那些「被消失的人」用他們的生命、自由與記錄,讓我們看見的。

3.1 高瑜:為了真相坐牢的媒體人

高瑜是一位傳奇記者。早年曾任《經濟學週報》副總編,是少數能在中國體制內持續批判發聲的媒體人。2014年,她因 allegedly「洩露黨的機密文件」而被判刑七年,該文件即著名的「七不講」內部文件——列出中國高校與媒體不可談論的七項議題,包括普世價值、公民社會、新聞自由、司法獨立等。

她並非在街頭遊行,也未創建政黨,只是將一份文件交給了境外媒體。而這個舉動,在習近平時代被定義為「危害國家安全」。

她在庭上拒絕認罪,庭外則身患重病、接受醫療中斷,最終以保外就醫形式「暫時離開牢籠」,但行動與發聲早已受到全面監控。

她的罪名,不是造謠,而是把不能說的話說了出來。

3.2 黃琦:用新聞辦公室撐起一人媒體的良心

黃琦是「六四」後一代最早的網路記者之一。1999年創辦「六四天網」,致力於揭露地方黑幕、土地強拆與底層冤案。他不是記者出身,也沒受過新聞訓練,但他走進偏遠山區,與農民同住,採訪無名者,把他們的聲音放在網上。

這樣的「民間記錄」,在當局眼中比媒體更危險。

他數次被捕,最後一次是在2016年,因報導四川地區強拆事件,被以「洩露國家秘密」罪判刑12年。他身患多種重症,在看守所中缺乏基本醫療,母親上書無門,律師無法會見。

六四天網關站,黃琦失聯,他成為被消音的象徵。

3.3 張展:為武漢說話的代價

2020年,當疫情爆發時,主流媒體語焉不詳,官方發布充滿政治修辭。就在這樣的沉默中,一位原本是律師的女子,拿著手機、穿著防護服,在武漢的街頭拍下了那些醫院、居民、志工、封控現場的第一手影像。

她叫張展,自費抵達武漢,自行採訪、拍攝、發表影片,不隸屬任何機構。她沒有誇張描述,只是呈現。她的語氣平靜,句子簡短,畫面模糊,卻因此成為全世界理解「武漢現場」的重要窗口。

她在五月失聯,十二月被以「尋釁滋事罪」判刑四年,獄中長期絕食,體重驟降,甚至一度無法站立。她的案子受到國際關注,但中國官媒從未提及她的名字。

這是一個數位時代的「新聞記者」,也是一個因為手機而被判刑的見證者。

3.4 更多的名字與沉默

除了這三位媒體人,還有更多人因為「言論」而被消音:

維權律師許志永丁家喜:因發表公開倡議文章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秘密審判;

異議青年李翹楚:因推文支持維權被監控、驅離;

網路用戶因發表「不當評論」被喝茶、罰款、行政拘留;

在微信群轉貼文章的老人,被警察上門警告:「你知道你轉的是什麼嗎?」

這些案例並不總是登上新聞熱搜,但它們如同暗流,在語言的地層持續發生。有些人仍被關押,有些人已出獄沉默,有些人從此銷聲匿跡。

說話的代價,從來不是理論問題,而是現實風險。
而當一個社會讓人知道「說話會有後果」時,那些選擇繼續說話的人,就不再只是說話者,而是抵抗者

這一節不是為了煽情或悼念,而是為了紀錄。

紀錄那些曾經發聲的人,紀錄那些被壓制的話語,也紀錄這個時代如何以「穩定」「治理」「文明」之名,慢慢刪除了說真話的空間。

下一節,我們將進入疫情期間這場「高科技極權治理實驗室」的現場:從健康碼到封控社區,從《四月之聲》到白紙運動——在最大規模的公共危機中,中國人如何說話,如何被噤聲,如何再次試圖衝破沉默?

四、清零政策下的極端控管與言論扼殺

2020年初,疫情來襲,整個中國在一夕之間進入封城、封戶、封言的三重狀態。

原本承諾開放、現代化與「世界接軌」的中國,迅速轉身,成為一座數位化封閉社會的樣板城市群。在這場前所未有的治理實驗中,語言變得更加稀薄,而控制變得更加透明與無所不在。

但也正是在這個壓抑的縫隙裡,出現了過去十年來最真實的吶喊——來自失語者的、無聲的、匿名的說話。

4.1 數位圍城:健康碼與封控成為語言殺手

疫情初期,政府迅速推出「健康碼」制度,號稱用於精準防控與行程溯源。這套系統在表面上以公共衛生為名,實質上卻成為一種數據式的社會隔離工具:

所有市民的出行、購物、接觸史、居住地被統一接入「大數據」平台;

一旦有密接記錄,健康碼即轉黃或紅,意味著被封控、隔離、取消搭乘交通工具的權利;

封控區域由社區與公安「雙重管理」,無從申訴、無從解釋。

許多市民甚至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靜默管理」、遭封門焊死或移送方艙。

與此同時,微信、微博、抖音等平台上的疫情相關言論大量被刪帖、關鍵詞屏蔽、影像下架。如「封城」「求救」「跳樓」「飢餓」「焊死」等詞彙,常常一夜之間在社交平台上消失。

說出真相的人,比病毒更早被隔離。

4.2 《四月之聲》:一部影片,一場集體記憶的救贖

2022年4月,上海封城期間,一部僅4分鐘的影片悄然流傳於微博與朋友圈。影片名為《四月之聲》,內容無旁白,僅以黑畫面與錄音方式,拼接出一段段市民在封控期間的真實聲音:

有人喊「我們要吃飯」;

有人哭著說「我媽病了沒人管」;

有人喊「我不是陽性,我只是不小心走錯路」。

這部影片一夜之間瘋傳,然後如往常般,被全面封鎖。

但它不像其他被刪的內容那樣悄無聲息地消失,它引發了一次全國性的「備份行動」——無數人將影片轉碼、壓縮、變調、上傳海外平台;有人將文字轉成古文、寫成摩斯密碼,甚至印上T恤與紙條藏在快遞盒中。

這不只是為了一部影片,而是為了一種語言不死的尊嚴。
哪怕只是錄音,哪怕不說話,只是收集聲音,也是一種見證。

4.3 白紙運動:無聲的說話,無人的抗議

2022年11月,在烏魯木齊火災引發的全國性悲憤中,一群上海的年輕人走上街頭。他們不喊口號,只舉起一張空白的A4紙。

這張紙上什麼都沒有,但它包含了一切。

它包含被禁的詞語、被刪的訊息、被抓的人名、被壓的訴求——它是一面鏡子,也是一種控訴:你不讓我說,那我就用沈默告訴你你在封鎖什麼。

這場「白紙運動」迅速蔓延至全國各地與海外校園,成為自八九以來中國規模最大的一場青年主導的自發性行動。雖然大多數行動者被追查、被約談、被迫失聯,但這場運動留下了三個深刻訊號:

語言雖被禁,但憤怒尚未消失;

沈默可以說話,空白可以爆炸;

哪怕只有一夜,也要讓「言論自由」再次出現在人們的想像中。

白紙不是投降,而是一種新的言說方式。
它提醒我們,語言不是一定要靠字句來存在。它可以是空白、是站立、是拒絕、是凝視。

在那場封控的高牆內,每一聲抗議都像迴音——短暫、模糊,但真實存在。
而當那張白紙舉起時,也許這個國家短暫地記得:說話的權利,是從被迫沈默中生出來的。

下一節,我們將離開中國內部的語境,走向牆外——看看這套語言與控制技術,是如何不斷輸出、外溢、滲透至世界各地,並在全球資訊自由的地圖上,留下一道道新的裂痕。

五、出口與回聲:中國模式的全球擴張與威權輸出

當中國在國內建立起高效的語言控制與數位治理體系後,這套模式並沒有被封存在國界之內。相反,它開始透過技術輸出、話語擴張、外交施壓與跨境打壓,一步步滲透到牆外的空氣中,如同一種無形的迴音,從長城內部傳向世界各地。

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輸出革命,而是一場沒有軍隊、沒有鐵絲網、只有技術合約與平台政策的「中國式極權全球化」。

5.1 監控技術的輸出:「數位絲路」的隱形擴張

中國政府於2015年提出「數位絲綢之路」倡議,表面上是促進網絡基建合作、推動「一帶一路」國家資訊化,實質上卻成為中國監控技術走向世界的媒介。

根據《華盛頓郵報》和《自由之家》的報告:

華為、海康威視、大華科技等公司向超過50個國家出口了人臉辨識、城市監控系統;

在烏干達、辛巴威、巴基斯坦等地,中國技術協助當地政府監控異議分子與新聞記者;

中國資助設立「媒體培訓學院」,教授如何「正面引導輿論」「管理社交媒體秩序」。

這種輸出方式不像美式科技憑藉市場擴張,而是透過國家與國家簽署協議,將技術與治理理念打包出口,讓「穩定壓倒一切」成為新興國家的治理共識。

5.2 異議者無法逃脫:跨境打壓的無形鐵網

對於許多逃出中國的記者、維權者、藝術家與學者而言,真正的流亡不是到了牆外,而是發現牆在他們腳下移動

瑞典的桂民海,在泰國被失蹤,後出現在中國官媒電視認罪;

澳洲的楊恆均,曾為外交人員與作家,返國後被指控為間諜,判刑重刑;

加拿大、德國、英國的中國留學生,在社交媒體上批評中國後,其家人遭國安威脅;

記者黃春梅李宇軒王全璋的家人被限制出境、長期監控或遭社區監視。

中國政府不再滿足於國內噤聲,它利用家人、身份、數據與外交關係,將控制力延伸至他國,試圖讓牆外的中國人也成為沉默者。

這種打壓不總是直接的,而常常是無聲的逼近——讓你知道自己仍被看見,讓你學會不再說話。

5.3 民主社會的脆弱與模仿:中國不是唯一的極權實驗者

更令人憂慮的是,「中國模式」開始成為全球威權政府仿效的藍本:

緬甸軍政府仿效中國,建立「網絡主權」制度並封鎖社交媒體;

越南與柬埔寨實施中國式防火牆與實名制;

伊朗與俄羅斯研究中國監控模型,建立國產資訊審查體系。

而在民主國家內部,情況也不全然樂觀:

美國、英國、法國等國因應社群平台資訊混亂,也開始討論「資訊審查」「平台責任」;

臉書、抖音等平台透過演算法推送「對政府有利的內容」,實質形成「透明卻不自由」的資訊場;

民主國家對中國企業與技術(如TikTok、微信、華為)的監管不一,造成防線鬆動。

當「言論安全」與「國家安全」被混為一談,當演算法取代公民對真相的尋找,當媒體失去獨立性而變成「資訊營銷」——民主的自我腐蝕,與中國模式的擴張正好在中間交會。

中國不是唯一壓制言論的國家,但它可能是第一個用市場與技術結合語言審查輸出成功的政權。

它輸出一種世界觀:自由是混亂,秩序是善意,控制是智慧,沉默是安穩。

而我們是否意識到,當這些話語進入我們的日常,我們的語言、思想與新聞,也正被悄悄「中國化」?

六、結語:我們還能說什麼?

當一個社會的語言被技術重新編碼、被制度重新定義、被恐懼重新格式化時,說話,是否還有意義?

這是我們走過高牆、算法、封控、消音與輸出之後,終究要面對的問題。

在今日的中國,你仍然可以說話。你可以發微博、錄短片、寫部落格、拍Vlog、開群組、講課、直播。
但你必須選擇說的方式、說的語境、說的語氣、說的對象——更重要的,是選擇說與不說之間的代價

自由不是被明令禁止,而是被預測、被引導、被轉化為風險指數與社會成本。它變成了一種你能感知、卻無法計量的心理負擔。

於是,大多數人選擇沉默。選擇講「安全的話」、做「中性的內容」、發「無關痛癢的觀點」。久而久之,沉默不是策略,而變成了性格;失語不是現象,而成為了結構。

我們看見了數位極權的輪廓:不是讓你閉嘴,而是讓你懷疑開口是否值得。

但如果我們相信語言從來就不是權力的附庸,而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證明,那麼,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我們仍然可以選擇說一些不合時宜的話

我們仍能:

為那些被消失的人記下他們最後的發言;

為那些被遺忘的新聞留存一份副本;

為那些還在牆內的人提供另一種敘述;

為這個世界上的其他自由社會敲響警鐘,讓他們知道自由不是永久的,而是需要被捍衛的。

這不是高調的理想主義,而是一種最低限度的人之本分。不為了改變什麼,而是為了不讓虛假佔據全部的空間。

當世界各地的威權政體紛紛仿效中國模式,當社交媒體與國家機器的邊界越來越模糊,當民主社會也開始質疑言論的價值與風險,我們每一個仍願意說話的人,都變得更重要。

不是因為我們的聲音會很大,而是因為我們知道——
在所有話語被設計的時代,仍保有誠實與直白的語言,本身就是抵抗。

這章的標題是〈全面收網〉,但這網再密,也還有洞;再大,也還有邊界。
語言的出路,不會來自上方,而是從我們每一個人開始:選擇不說謊,選擇不轉發不信的內容,選擇不刪除那些說過的真話。

這樣的選擇,也許微小,也許孤獨,但正是它,讓我們在這個沉默的時代,仍然能說:我還在,我還在說,而你,也還能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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