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尊嚴變成一張證明的代價》

今天，我看見兩則新聞。
一個男人的狗被打死，只因沒證。
一群女人拿掉子宮，只為換得工作。
我想談的，是「證明」，還有尊嚴。

一條流浪漢的狗因為沒有辦狗證，被執法人員當街打死。那條狗是他唯一的陪伴。他跪在地上嚎哭，無助、崩潰，像是整個世界都塌了。不是因為「規則」錯了，而是尊嚴被踐踏得一文不值——你可以什麼都沒有，但你不能沒有一張「合法」的證明，否則連你所愛的生命也不配活著。

我們總說制度要有規則，讓人尤為痛心的是，這些規則一旦被執行在最無權無勢的人身上，就會變成赤裸的暴力。
一條狗的生死，不只是動物權的問題，也是人的邊界與情感是否被承認的問題。那是他的「家人」，卻沒有人在意這層關係，只在意它「違規」。

另一件是印度，800多名甘蔗女工為了能被僱用，集體切除子宮。她們這樣做，只是因為「有月經」的身體會被視為麻煩。為了能繼續勞動，她們必須犧牲女性身體的一部分，才能換得一份工作。她們的生育權、身體完整權、自然的流血與疼痛，都被當成了「效率的障礙」。

子宮被切除時，沒有人問她們是不是出於別無選擇的自願；
她們的選擇，是在「要收入還是要完整身體」之間被逼出來的。
子宮是她們自願拿掉的，但那種「自願」，是在貧困與勞動壓迫中被迫做出的選擇。

我們常常高估了貧困者的「選擇權」。
事實是，當你被困在生活的最底層時，所謂的選擇，往往只是從一種傷害走向另一種傷害。你能做的，不是選擇好一點的未來，而是選擇哪一種痛你還承受得住。

這些女性不是不知道手術的後果，但當子宮和工資只能活下一個，她們只能選擇讓自己變成一具更高效、更「乾淨」的勞動工具。那不是選擇，是一種經濟暴力下的「交出身體」：你若想吃飯，就得先把作為人的一部分拿掉。

我們以為「選擇」是自由的象徵，但對於底層人來說，選擇是一種殘酷的責任轉嫁——
制度說：「你可以選擇不要切除子宮啊，只是這樣你就沒有工作罷了。」
社會說：「你可以選擇不帶狗生活啊，只是你得接受它會被處死。」

這兩件事，乍看毫無關聯。一個是人與狗之間最底層的依附被切斷；一個是女人對自己身體被剝奪選擇權。
但它們都指向了同一個核心問題：

在很多地方，人還活著，尊嚴卻死了。

狗被打死時，沒有人問那是不是他的「家人」；
子宮被切除時，沒有人真正問她們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決定。

他們和她們被迫接受一個潛台詞：
你要被允許活下去，就必須先交出你僅剩的尊嚴。

一條狗的死亡，一具子宮的消失，看似無聲，卻暴露了這個世界對「弱者」的殘酷默許。
我們經常把尊嚴想得太抽象，但它其實是極其具體的——
它藏在那條狗的眼神裡，藏在女工身上每一寸被切割的身體裡。

尊嚴不是高談闊論，不是口號，不是城市景觀裡刷新的「文明標語」。
尊嚴是：當我貧困、無依、無力時，我仍然被當作一個人對待。

我感到難過又無力。《活著》怎麼這麼難？

我們之所以對「一張證明」的暴力感到刺痛，是因為它背後隱藏著一種歷史悠久的邏輯：
你不天生具備尊嚴，你得拿出證明才能換取生存的資格。

在封建與近代制度的交界處，有一種東西叫 《良民證》。
它是用來區分「良民」與「賤民」、「匪類」與「合法居民」的工具。你若沒有這張證，就可能在路上被盤查、驅逐、甚至拘禁。即使你一輩子安分守己，也無法證明自己是「良民」，除非你能出示一張紙。
同樣地，在現代社會，你在地鐵裡哪怕沒有雙手，也必須拿出一張紙來證明你是殘疾人，才能「合法」地被承認為殘疾人。

它不是在保護誰，而是在預設你是不配的——你要先證明自己無害、守規矩、合法、乾淨，才能活得像個人。

這種制度性的羞辱與壓迫，並非哪一個國家獨有。
在歐洲中世紀，天主教會發明了 《贖罪卷》（Indulgence），只要交錢，就可以減少死後在煉獄裡受苦的時間——換言之，你「買」來救贖。那些買不起的人，只能一邊被恐嚇，一邊絕望地等待審判。

我們不妨問問自己：今天這個世界，真的改變了嗎？

當我們說「證明自己配活著」時，還有一種更隱形的壓力，落在了女性身上——尤其是那些成為了母親的女性。

在日本，被稱為「媽媽崗」的制度性安排（マミートラック），表面上是為了照顧有育兒需求的女性員工，提供較少加班、工作強度較低的職位選擇。聽起來像是溫柔而體貼的安排，卻在實際上成了女性職涯永遠被邊緣化的陷阱。

一旦你被分配進「媽媽崗」，你就幾乎等同於退出了競爭、晉升、核心決策的軌道。你會被默認為「只適合做支援性工作」、不夠拼、不夠靈活，不值得被投資。你可以留下來工作，但不能再「前進」。

你不用被開除，不用被羞辱，不用被公開貶低，但你會在一張笑臉與制度的柔光下，慢慢地被剝奪「成為更完整的自己」的可能性。

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現在又有其他國家學會了，並照搬這一制度。
它被當作一種「兼顧工作與家庭的進步措施」，包裝成女性友好的政策出口，但其實輸出的是性別分工的強化與結構性矮化。許多女性意識到：這不是選擇，而是一種被有禮貌地勸退的安排。

這種用制度溫柔地告訴你「你配得少一點」的方式，正是當代文明中最被忽視的暴力。

和良民證一樣，它不明說你低人一等，卻默默地替你畫下邊界；
和贖罪卷一樣，它讓你用放棄夢想、交出時間與潛力，來換取一個「合群的、無聲的存在權」。

你得先證明自己夠聽話、夠犧牲、夠溫柔、夠顧家，才配在職場中繼續被容忍。

當你買得起狗證，你的狗就是有價值的生命；
當你買得起醫療、能證明自己健康、乾淨、可用，你的身體才不被嫌棄；
當你有穩定收入、乾淨背景、社會角色，你才被認為是「好人」——
這種思維，和當年的良民證、贖罪卷，有什麼本質區別？

尊嚴不是證明出來的，
它應該是每一個人無需說明、無需報告、無需付費就應該擁有的東西。
但在現實中，尊嚴經常被包裝成「你自己選擇放棄的」自由，這正是最深的操控。

當狗要證明它配活著，
當女人要證明她的身體不會造成「不便」，
當窮人要證明自己不是社會負擔，
這世界就已經背離了文明的本質。

不是我們不守規則，
是規則從一開始就不是為我們寫的。

人要用什麼來證明——人配活著？
如果我們要靠證明「乾淨、合法、無害、能幹」，才能被當人，
那我們還算不算活在文明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