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滄東：一生都在疑問和反思
本文提及的電影/書籍皆為大陸譯名今年的戛納電影節中有一部關於釜山國際電影節創始人金東虎的紀錄片《電影青年金東虎》(Walking in the Movies)，片中採訪的影人中出現了一位許久沒有拍攝長片的韓國導演，那就是李滄東。在拍攝完短片《心跳聲》(Heartbeat)後他截至目前只作為被採訪者參與了兩部紀錄片的製作，而另外一部便是由阿萊茵·馬扎斯執導的屬於李滄東自己的紀錄片《李滄東：諷刺的藝術》(Lee Chang-dong: the Art of Irony)。
這部電影全程由李滄東講述，輔佐以與李滄東合作過的演員的採訪。從最近剛拍的《心跳聲》開始，以倒敘如《薄荷糖》(Peppermint Candy)的方式，一直回溯到自己小時候家庭和成長經歷對他的影響。以每一部電影和每一階段的人生經驗串起他整個的藝術生涯，從《燃燒》(Burning)中的北韓交界拍攝地一直走到孩童時期的故鄉大邱，在每一個拍攝地回顧自己的電影創作，可以說在這部紀錄片中李滄東帶著觀眾遊歷了一遍自己的人生。
宋康昊評價道，我認為李滄東導演的作品讓我們探究自己的人生，提出問題，同時進行最誠實、深刻的反思。
｜1954-1979 成為作家前
李滄東1954年出生於韓國大邱市，他一家七口起初擠在一個狹小的房間內。後來搬出，對他走向這條道路影響最深的是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大他10歲並且是一個舞台劇演員，當時他就經常在屋內排練莎士比亞、尤內斯庫等人的舞台劇。同時住在閣樓的他也經常透過窗戶觀察走在街道上的人們，不知不覺地也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除此之外李滄東還額外介紹了自己腦性麻痹的妹妹，他提及《綠洲》(Oasis)中韓恭洙的原型就是來自妹妹。
李滄東的電影拍攝初體驗來自小學，當時《天上也有哀傷》（台譯）在他的小學拍攝，他飾演了一個拿著雨傘在校門前走過的孩子。而讓他記憶猶新的不止是初體驗，還是因為那把雨傘是自己從家裡拿出來的，而且還被劇組以塑造窮學生為由剪爛了。
第一部在劇院令他印象深刻的電影是理查德·布魯克斯執導的《吉姆勳爵》(Lord Jim)，他當時完全沒看懂角色的行動，但是這部電影讓他發現了未知的世界。
“第一部電影的經驗令我理解人生，我想或許在無意之間，在我的潛意識里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讓我透過電影這個媒介理解人生，也許這個經驗讓我在理解之前，就體會了電影是什麼。然後我理解了所謂電影就是走進人生最黑暗核心的通道。”
｜1980-1991 第一篇小說和創作基石
“1980那一年我是大四的學生。在518光州事件的那天，軍隊擴大了戒嚴規模接管了學校，我去了當時在大邱的學校，但是軍人們把校門封鎖了不讓人進去。我跟其他學生在門口徘徊很久，最後只能離開。我當時很沮喪，也算是為了冷靜腦子吧，我們就玩花牌玩了一整夜，到了後來才知道，原來我們徹夜打花牌的時候光州發生了屠殺事件。
這個事件也在李滄東日後執導的《薄荷糖》中有體現，也是“那種罪惡感成了我身為作家的創作基石。”
李滄東成為作家後寫的第一篇小說是1983年的《贓物》(Chonri)，寫這篇小說的時候韓國處於軍政府獨裁時期，審查制度十分嚴格，在小說中甚至不能直接提及光州事件。1989年他寫下了關於礦工，也是發生在80年代的小說《天燈》(台譯)。
“我認為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敘事都是在講一個人前往陌生的地方探訪與旅遊。”
｜1992 作家和導演身份轉變
《鹿川有許多糞》是李滄東於1992年寫下的中短篇小說集。該書的原名是鹿之川，意為鹿群在溪邊喝水的景象，小說的靈感來源於李滄東本人的生活經驗。
“有一個地鐵站叫鹿川站，因為附近的住宅區當時還沒蓋好，也沒有很多人在那一站出入，我看到廁所的時候嚇一跳，可能是因為住宅區工地廁所不多，所以地鐵廁所滿是糞便排泄物。這個地區是工業化韓國里中產生活結構里的縮影，這些建築都是建立在糞便之上，之後形成了社會”。
在此之後李滄東開始感到迷茫，由於軍政府的垮台以及韓國民主政治熱情，他愈發注意到自己的作品和內容應該為韓國社會做出貢獻，於是他嘗試涉足電影層面。
｜1993 《想去那個島》/為什麼變成導演？
李滄東第一次在劇組擔任職務就是1993年的《想去那個島》(To the Starry Island)，他不僅被樸光洙邀請去做編劇，還因為拍攝時第一助理導演不在而頂替上去。從此開始了自己的導演生涯，他也解釋自己做導演的原因。
“其實我不是為了當導演而認真工作，只是因為認真工作得到周遭人們的信任和幫助，從而成為導演”。
｜1997 《綠魚》：城市化後的消失的人們去了哪裡？
《綠魚》(Green Fish)是李滄東作為導演的長片首作，也是他發起疑問的開始。自此之後他的6部作品都像一把刀一樣切開韓國社會的表皮去探索其內部的問題。
“原本首爾周邊的農村有天就像亞特蘭蒂斯浮出水面一般，這個叫做山一的城市出現了。我是在快要建設的時候搬進來的，當時我腦海中出現了一個疑問，原本住在這裡的人們去哪裡了？他們是否消失在高樓之下？他們的人生會變得怎樣？”李滄東的《綠魚》就是從這些疑問開始的。
李滄東的這些思考也不乏讓人回想起全鬥煥軍政府獨裁時期的效率優先。不僅是光州事件，還有漢城奧運會前的大洗地運動，被拍攝成了《上溪洞奧運會》(Sanggyedong Olympic)，《殺人回憶》(Memories of Murder)也是這些運動產生的後果的顯現。城市化讓群眾一瞬間失去家鄉，最後也不了了之，李滄東的首部作品就聚焦於這些人群。
“電影中描述了兩種家庭，一種是自然的原生家庭，另一種是人為的幫派家庭。原生家庭慢慢地解體，家人間的羈絆也越來越弱，就跟其他亞洲國家一樣，韓國人的傳統家庭觀念很強，家人間的羈絆也很親密。但隨著社會變化，家族羈絆漸漸消弱，甚至消失。另一方面以權利組成的新世紀家庭，逐漸強化了內部秩序，彼此間的羈絆也愈來愈強。”
“永登浦從韓國工業化初期開始就聚集了許多藍領勞工，領著微薄的薪資住在名為蜂巢的住宅中，房間狹小擁擠。這裡同時也是酒吧和紅燈區的聚集地，所以幫派掌握了夜晚的世界。
雖然白天跟夜晚的世界看似對立，但推動兩個世界的慾望邏輯是相同的，這就是我想表達的。我想內心對於人生的看法，或者我的生命經驗可能都已表現在《綠魚》之中，剩下的作品都只是各種不同類型的展現。”
｜1999 《薄荷糖》：電影中的時間是什麼？
《綠魚》中李滄東已經表達了他的生活經驗，而《薄荷糖》則是他對自己人生的回顧，雖然是對千禧年的無比憧憬，但是也是他的迷茫和對過去時間的總結，在這部影片中他開始探索什麼是時間。
“千禧年人們都在期望新生活和新世界的展開，也比以往更多思考時間這個概念。為了討論未來，也為了更加瞭解時間。我認為就是要面對當下然後回顧過去。”
“電影是一種時間的藝術，史上第一部電影拍的就是一台火車駛進月台，我想盧米埃爾兄弟在拍攝當下雖然沒有意識到，但是已經很直覺地感受到這媒介的力量。”
“對我來說這部電影不是倒敘，而是故事朝著過去取推進。這部電影往過去推了20年為了表現主角想回到過去的慾望，而薄荷糖可能就是這部電影語言中的麥高芬。但我倒是覺得比起麥高芬，這裡的薄荷糖更貼近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里所描述的瑪德蓮的香氣。”
｜2002 《綠洲》：電影中如何展現溝通？
李滄東的質疑從未停止，在將自己的故事講完後，他將妹妹的形象搬到大銀幕上，恭洙的飾演者文素利認為這部電影提出了原始但是有力的問題，這世上我們認為的“美是什麼？到底什麼才是美？”的疑問。
“拍攝時，我從恭洙的視線觀點開始，因為她的頭是歪的，所以攝影機從90度角開始慢慢轉成正常的角度拍恭洙看到天空，為了拍出正常角度拍恭洙看到天空，以及近距離拍她感受陽光的表情。我們用吊車把攝影機拉到屋頂上，好拍出天空往下看到的恭洙的臉。”
“這是個戀情不被社會認可的關於戀人的故事，也可以說是個愛情故事。我認為他們之間的吸引力是很純真的，忠都單純地被恭洙吸引，慢慢對恭祝有了責任心，以他自己的方式變得成熟。”
“我認為所謂的溝通就是打破不同事物之間的界限，《綠洲》這部電影就是在講界限，身障與非身障的，幻想與現實的，美麗與邪惡的，道德與非道德的，內心世界與外在世界的，電影與現實的…這部電影就是在對這些提出疑問。”
｜2007 《密陽》：如何寬恕苦痛？
李滄東電影中充滿著對社會問題的剖析，《密陽》(Secret Sunshine)深刻地揭示了韓國人這些年來的傷痛問題。
“這是一個進入陌生世界，與其抗爭，被這陌生世界拒絕，最後還是融入的一個普世故事。”
“我們得和演員一起創造這個角色。我們能走多遠？能帶領觀眾走到哪？這些都只能邊拍邊體驗。在申愛看到兒子屍體的場景中，攝影機與主角的苦痛之間要多少距離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因為片中女主角所遭受的痛苦是超越可承受程度的痛苦，我們應該如何將痛苦傳遞給觀眾呢？”
“從電影的觀點來看，宗燦這個角色平衡了這部電影，片中有這麼多沈重的痛苦，他為片子帶來了輕鬆與幽默。很多方面來說，申愛跟宗燦代表了兩種對立。申愛仰望上天尋找生命的意義，宗燦則只是關心地上的身邊世俗之物。”
我認為寬恕這個問題對韓國人意義深遠，一直深植在韓國人的生命里。因為韓國經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也在長期的軍事獨裁政權下經歷許多苦難，所以要如何寬恕這些苦痛在韓國人心中是一個現在進行時…希望觀眾在看這部電影時能將它屬於這個問題之上。
相信肉眼看不見的上帝是信仰，而與肉眼看不見的上帝抗爭卻是瘋狂。宗教是要接受看不見的事物，電影則是要傳達出看不見的事物。
｜2010 《詩》：如何寫詩？
這部《詩》(Poetry)，李滄東在紀錄片中未做過多的解釋，只是解釋了製作層面上的細節以及對結尾部分的解讀。
“我覺得電影的節奏與各種片中要素本身就已經是音樂了，我常覺得若在片中再加入音樂的話，反而會與電影本身的音樂性產生衝突。”
“我從寫劇本的階段開始，就想要把念詩的聲音從美子變成少女，因為美子除了是唱她自己的歌之外，也是代替那少女在唱的，美子最後體會到了她要接受發生在少女身上的痛苦，要將她們的命運連結在一起，才能真正地寫出詩。”
｜2018 《燃燒》：韓國當代社會的問題到底是什麼？
在筆者看來，這也是距離李滄東最遠的作品，在於他不再執著於對時代的懷舊，而是將這些年對年輕人生活對觀察融入進這部電影中，為我們展現出一幅畫卷，對於這部作品筆者有在之前的文章中詳細分析。
“我認為李鐘秀和本代表了兩種極端的年輕人，就像是年輕的威廉福克納活在村上春樹的世界里。”
“這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問題，人們開始懷疑存在與不存在的問題，這也是對電影的大提問，電影是個讓我們奔馳現象的媒介，未呈現在銀幕上，更能想象畫外之物。現在的世界更世故、便利甚至更有品味，而個人卻變得更可悲、不安、沒未來。而我們不知道問題出在哪，也不知道該對誰憤怒，尤其年輕人，當憤怒無處宣洩就只能內向燃燒。”
“我希望這部電影是多層次的，是能激發出無限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