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沒有沉默，她在地球的另一邊繼續發問

一、引子：從一個消失的身影開始

那段影片，只存在了一個小時。

四分三十秒的預告片，在微信視頻號上短暫出現後被刪除，理由是「違規內容」。沒有詳細說明，也無從解釋。那是柴靜時隔多年，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片刻。一段關於恐怖主義與人性選擇的紀錄片預告，聲音克制、畫面節制，說的是複雜的問題，語氣卻是安靜的。

很多人沒有來得及點開就錯過了。我是從海外平台上重新看到那段影片的。那時我一邊看，一邊往下滑留言。有一句話留得很簡單：「謝謝你還在做新聞。」我記得那一瞬間，有一種久違的感覺——好像某個曾經熟悉的聲音，輕輕從遠方傳來，沒有呼喊，只是平平靜靜地說了句「我還在」。

柴靜曾是我開始學新聞的理由之一。她的語氣總是不快，但句句都是想弄清楚一些什麼——一場病、一場災難、一種不被理解的選擇。當她說話時，不會讓你感到被教育，只是提醒你，有些問題，值得再問一遍。

多年來，她沉默了很久。這一次，她選擇在世界的另一端，用紀錄片回應現實中的暴力與恐懼。不是高聲喧嘩，也不是重返聚光燈，而是繼續做她熟悉的事——看見、記錄、追問。

我寫這篇文章，不是為了證明什麼，只是想留下記錄。當許多聲音消失了，我們總還能記得，那些曾經努力發聲的人，還在某處繼續發問。

二、她曾是這個國家的良知之聲

柴靜進入央視那年是2001年，她二十五歲，還沒有新聞學位，卻已經顯出一種少見的敏感與洞察。她不是一張白紙地走入新聞現場。早在十八歲時，她就已經在湖南當地電台擔任《夜色溫柔》的主持人，憑著沉靜的語調與真誠的語言，成為當時備受歡迎的聲音。二十二歲，她主持了自己的電視節目《新青年》，開始學著將話語從深夜的電波帶到明亮的鏡頭前。

這些早期的經歷，未必耀眼，但卻打下了她後來新聞風格的基礎——節制、不搶話、不預設立場。她在《看見》中回憶，當時她還是臨時工，沒有央視的進台證。常常是剪片子剪到凌晨三四點，再讓好心的導播從東門的鐵欄間接過錄影帶。她回到家時，電梯早就停運，只能一階一階地爬上十樓。她沒有抱怨，只是淡淡地寫下來，像在描寫一段再尋常不過的日常。

在央視的十年間，她主持《新聞調查》、《面對面》，後來又有了自己的訪談節目《看見》。她去過女子監獄、重症病房、礦山小鎮和農村教室；報導過高考黑幕、艾滋病人權、同性戀者的隱痛，也報導過一個小女孩的死與一個女犯的沉默。這些題材在今天的中國電視新聞裡幾乎不可能出現，但在那個時期，她以極強的同理心和克制的語言完成了它們。

2012年出版的《看見》，成為她十年新聞歷程的整理與反思。這本書沒有口號，也沒有總結性的結論，它只是安靜地擺出一個個人物與事件，讓讀者自行體會其中的重量。她寫雙城小學的學生自殺事件，說：「我看見孩子死的地方，覺得疼。這種疼不應該被格式化。」她寫女子監區的採訪經歷，提到那個殺夫的女囚對她說：「我沒覺得你是在審問我。我只是覺得你真的在聽。」

那樣的語言，是新聞記者極少能保有的柔軟。但也正是這份柔軟，讓她得以穿過冷硬的制度表面，看見人性深處的傷口。書裡沒有標語，沒有指責，她幾乎從不談「應該怎樣」，只是一再地提出問題。而這些問題，有時比答案更真實。

《看見》出版當年售出三百萬冊，對一本文字沉靜、沒有煽動性的記者手記而言，是極罕見的成績。但那本書真正留下的影響，不在於它的銷量，而是它所帶來的一種記者典範。那種典範是：不在鏡頭前誇張表態，也不在觀點上搶佔高地，而是在現場，在故事裡，與人一樣地困惑與悲傷，卻還願意繼續問下去。

在許多後來走上媒體道路的年輕人眼中，柴靜不是偶像，也不是「成功案例」，她是一種可能性——在極其有限的空間中，一個人如何仍能保持誠實，並保有對人的尊重。

三、穹頂之下：曾經的巔峰與她的轉折

2015年2月28日，《穹頂之下》在網路上首度發佈。這部由柴靜獨立製作、旁白、採訪、資金自籌完成的紀錄片，關注中國日益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它不依賴央視的播出渠道，而是透過網路平台傳播。短短24小時內，點閱量突破一億人次。許多人把它稱為「中國的真相時刻」。

影片開場的畫面簡單，是柴靜站在黑色背景前，語氣平靜地說：「這是一場我和霧霾之間的私人恩怨。」她講述了女兒出生時被診斷為良性腫瘤，並將這段個人經歷作為她調查污染的出發點。片中穿插了她歷時一年的調查、數十次採訪與實地拍攝，數據豐富，結構清晰，語言平實。

對許多中國觀眾來說，這樣一部能講出真話、又富於情感和專業水準的影片，是新聞理想的一次罕見實現。時任環保部長陳吉寧在公開場合表示他看過這部片，還傳了訊息感謝柴靜。主流媒體也迅速跟進，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一些黨媒甚至刊登了評論與專訪。那一刻，似乎真有一種可能性浮現：中國的公共議題，也許能透過紀錄片的形式，重新進入輿論場。

但這個窗口，幾乎在同一時間關上。

影片上線不到48小時，各大平台開始悄然下架《穹頂之下》，無任何公告。搜尋結果被清空，原有鏈接跳轉為「此內容違規」。這種變化之迅速，令人猝不及防。與此同時，質疑聲音在網路上升高。有人批評影片引用的數據不夠權威，也有人質疑她過於煽情；更有甚者開始挖掘影片背後的資金來源，認為她與境外非政府組織有聯繫，暗示她「接受美國資金」、「用環保包裝政治議題」。

這些質疑迅速被放大，從對影片的技術討論轉為對柴靜個人立場與忠誠的審判。一年後，她在美國產下女兒，再度被網民批評為「假愛國」、「消費中國」。而這一切發生的速度與力度，都遠超她當時所能預料。

從記者的角度看，《穹頂之下》原本是一場對專業能力與社會責任的回應，卻在輿論與政策的雙重壓力下，變成一場公眾與制度對她的集體否定。中國新聞環境自2010年代中期起愈趨收緊，《南方週末》等曾經以深度報導見長的媒體逐步式微，調查記者不是轉行就是轉身。柴靜的遭遇，不是個例，而是一種走向的縮影：當一個記者試圖在制度與民意之間找到縫隙，往往不是被理解，而是被懷疑。

《穹頂之下》後，柴靜幾乎完全淡出公眾視野。她沒有再出現在鏡頭前，也未接受任何主流媒體採訪。直到多年後，她在海外重新出發，以「陌生人」的身份開始新的採訪工作。

對很多人來說，那段沉默，是失望的象徵。但對於像我這樣曾因她的報導而走進新聞領域的人而言，那不是放棄，而是一次深刻的提醒：在言論空間逐漸萎縮的時代裡，說話本身就變得困難，而選擇繼續說話，需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四、離開之後，她選擇了什麼

2017年，柴靜隨丈夫的工作搬到西班牙巴塞隆納。那是她第一次真正離開北京、離開中國媒體圈，也離開了她曾經熟悉的一切。她在後來的影片中提到，臨行前，她將自己過去採訪時穿的幾套西裝送了人，說那是一種「解甲歸田」的儀式。她以為自己可以安靜下來，過一段平常的生活。

但生活沒有如她預想般沉靜。搬家一個月後，巴塞隆納發生了一起嚴重的恐怖襲擊，十三人死亡，超過百人受傷。那是她第一次那麼靠近恐怖主義現場，距離近到能聽見人們奔逃的腳步聲，也近到能看見新聞裡數據後面真正的人。她後來說，那件事深深刺痛了她。那種刺痛，不是來自於恐懼，而是來自於一個長期做記者的人本能的反應：事情發生了，必須弄清楚它為什麼發生。

兩個月後，她開始了調查。語言不是母語，資源有限，團隊人數極少，製作經費來自個人積蓄，她還要學會在異國的環境中與受訪者建立信任。《陌生人》這部紀錄片，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開始的。

拍攝歷時五年，走訪多國，記錄下前聖戰分子、政治運動的見證者、戰爭受害者與移民家庭的故事。她第一次用英語工作，用異鄉人的身份進入別人的生命。但她始終堅守一種姿態——不評斷、不干預、不取悅觀眾。她只是問問題，聽答案，將故事整理出來，像她過去在《新聞調查》裡做的那樣。

在一段受訪者的話中，一位失去三歲兒子的父親說：「什麼時候人們才開始尋找真相？只能我去做嗎？一個死去的三歲男孩的父親？我受過什麼訓練呢？」柴靜在紀錄片裡沒有回答，但鏡頭輕輕地停留在她的臉上。那是一張熟悉卻更沉靜的面孔。她後來說，這句話抽打著她的心——她無法裝作沒聽見。她說：「我是一個歐洲的陌生人，但二十年的職業訓練教給我尋找答案。」

這句話，道出了她多年來的執著與選擇。即使離開了語言熟悉的土地，即使失去了平台與光環，她仍然在做記者。不是因為有人要求她這麼做，而是因為她知道，當有人願意坦白說出傷痛，記錄就是一種回應。正確的事情，也許無法即刻改變世界，但總不能沒有人去做。

在新聞工作早已貶值為輿論工具的年代，在許多優秀記者選擇沉默、轉行、離開的背景下，柴靜用《陌生人》回答了我們另一個問題：如果說出真相不再安全，那說與不說之間，我們要如何選擇？她的答案，是繼續做下去。

五、《陌生人》：她在世界邊緣聽見的聲音

2023年8月13日，柴靜在微信視頻號「歐洲的陌生人」上發佈了自己拍攝五年的紀錄片預告片。她的聲音和畫面再次出現在中文互聯網，距離《穹頂之下》已經過去八年。

這段四分三十秒的預告片，沒有血腥鏡頭，也沒有挑釁語言。它談論的是恐怖主義，是一群在歐洲土壤中走向極端的年輕人。柴靜站在鏡頭前說：「恐怖，要靠神秘才能夠維持。曝光它，它就會失去所有的控制力。」

這樣的說法，並不激進。它既不是控訴，也不是判斷，更像是一個記者的工作態度——如果你無法阻止一件事情，那麼至少應該弄明白它是怎麼發生的。但這樣的態度，在當下的中國輿論場中，卻迅速遭遇寒流。

不到一個小時，預告片便被平台下架，理由是「影片涉及違規內容」。未曾說明是哪些內容違規，也未曾允許任何解釋。下架之後，大量評論隨即湧入她七年前的一條舊微博：「應該封殺她」、「女間諜」、「賣國求榮」、「接受西方資金的走狗」。有些言論來自真實用戶，有些則明顯是經過動員的匿名帳號。

在豆瓣，一位署名「向日葵人生」的用戶發表長文，斷言柴靜「為了獲得西方的認可，主動貶低中國人形象」，並將她比作「黃皮白心」的投誠者。影片的第一集尚未播出，關於她「立場不正」、「操弄情緒」、「收受外資」的定論已經佔滿網頁。

這種現象並不新鮮。在當今的中國社交媒體環境裡，一旦一個人被貼上「立場可疑」的標籤，她的所有過往便會被重新定義。《穹頂之下》當年曾經激起的支持與讚賞，如今也被一筆勾銷。「我從來不喜歡她」、「當年就知道有問題」、「她不可能洗白了」——這些話出現在評論區中，成為一種新的道德正確。

但真正令人感到憂心的，不只是這些攻擊本身，而是它們來得如此迅速、如此無需證據。紀錄片預告片剛剛釋出，第一集尚未播出，結論卻已經形成。不是針對作品，而是針對人。不是懷疑，而是定罪。不是討論，而是聲討。

在這樣的環境中，一個記者要如何存在？不僅不能說出尖銳的批評，連溫和的問題都被視為居心叵測；即便沉默，也會被認為是不夠積極地讚揚。在極化與防衛性的語境裡，連「試圖理解對方」都會被當作背叛。

然而，就在這樣的排斥與攻擊聲中，仍有人悄悄找到那段預告片，並在YouTube下方留言：「得知你還在做新聞，真的太好了。」、「老師還在，這個世界就還有希望。」這些聲音微小，但持久。它們不喧嘩，也不煽情，只是在某個安靜的角落，輕聲說了一句：「我們沒有忘記你。」

六、封禁與沉默的再度降臨

她的書也被下架了。

本月，北京的一家出版公司發出一則簡短的通知：柴靜的《看見》因「品質問題」即刻停止發行、全面回收。通知沒有具體說明所謂的「品質」指的是什麼，也沒有指出書中哪一部分需要被糾正或刪除。就像是一個舊檔案，被悄悄地拖進資源回收桶，蓋上蓋子，不留痕跡。

對熟悉這本書的讀者來說，那不是一本主張激進立場的著作，也不是任何政治批判的合集。它只是一本新聞記者的工作筆記——一段段現場記錄，一次次與人對話的回聲。書裡沒有敵人，只有人的經歷與選擇：一名礦難遇難者的妻子如何撐起家庭，一位女囚如何回憶殺死丈夫的那一夜，一位男孩如何走進自殺的決定。

這樣一本書被認定為「不再適合出版」，令人難以理解，但又似乎在今天的語境中變得理所當然。因為她是柴靜，因為她還在說話。

從《新聞調查》時期起，她就以一種近乎固執的方式堅守著「人」的尺度。在那些宏大敘事與政績報導之外，她總是試圖找到受傷者的位置。2003年，SARS疫情爆發，她七次進入病區，不是為了成為「英勇記者」，而是因為她想知道，病人怎麼過日子，醫生晚上能不能睡覺。她寫道：「不是我看到的多，而是我願意一直看下去。」

而這樣一個人，在今天的中國，被定義為「風險」的來源。

從《穹頂之下》遭到封禁，到《看見》被下架，從社交媒體對她的羞辱，到她個人形象的徹底被重構，整整十年過去了。這十年間，她沒有公開辯解過，也沒有參與任何政治立場的對抗。她只是在異國他鄉，繼續記錄人們的故事，用她能掌握的語言與方法，完成她認為需要做的事。

然而，即使是這樣的「繼續」，也被某些人視為「不夠安分」。她的新紀錄片《陌生人》剛發佈預告，就被舉報、刪除、批判；網絡輿論迅速將她貼上「女間諜」、「西方喉舌」的標籤。一位中國記者，去了解歐洲恐怖主義的根源，在她自己的國家，卻成了一種危險。

她沒有做錯什麼，只是堅持了新聞的基本職責。但在一個只能有一種敘事的體系裡，任何不合群的聲音，哪怕再溫和、再專業，也會被當成威脅。

我們見證了一個好人如何一步一步被推到語言的邊緣。曾經，她的聲音是電視裡最平靜也最讓人信服的聲音之一，是許多青年選擇新聞道路的起點。她的問題從不尖銳，卻總能穿透話語的表層，直指人的處境。這樣的記者，不應該成為輿論的敵人。

但這也正是最大的悲哀——在當代中國，一個記者所能做的，不再是發現真相，而是掙扎著維持被聽見的可能性。

而在我們這些讀者眼中，她不只是記者。她是一種記憶，是一種新聞理想的見證。她讓我們相信：在權力與沉默之間，曾經有人選擇過誠實與溫柔。

如今，她的名字仍然存在，只是不能被公開說出；她的書還被讀著，只是不再出現在書店；她的紀錄片仍在流傳，只是不在她的祖國播放。

但她沒有退場。

在歐洲的一個小公寓裡，在語言不通、資源有限的環境中，她仍然舉起攝影機、打開錄音筆，去問那些她覺得應該問的問題。不是為了證明什麼，也不是為了重回公眾視野，只是因為她覺得那是對的。

而這份「覺得是對的」，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稀缺、也最珍貴的東西。

七、結語：她還在看見，我們不能裝作沒看見

一直以來，柴靜對中國新聞人的影響都很大。很多人，比如我，就是因為她，才選擇了讀媒體專業。

當年還是學生時，我反覆閱讀《看見》，在夜深的時候看她的採訪、重播她的提問。那不是單純的學習，更像是一種指引——她教會我們怎麼看、怎麼聽、怎麼不倉促地下判斷。她讓我們明白，一個記者不應只是傳聲筒，更應是一個能和別人交換眼神的人。

多年以後，她離開了中國，但沒有離開新聞。她現在在做的事情，也許更艱難，也更了不起。她與前聖戰分子對話、採訪俄烏戰爭的親歷者、訪問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的見證人、還有那位雙面間諜的女兒——這些都是珍貴而不可能在牆內完成的選題。她也報導了朱令案，訪問了美國外交官夫人莊祖宜。她說：「我是受過訓練的，是專業的人。」

看見她這樣說、這樣做，讓我感到一種難以形容的希望——原來在這個被審查與懷疑吞噬的時代裡，還有人記得什麼是新聞，還有人記得為什麼我們當初選擇了這條路。這樣的堅持，不是高調的反抗，而是一種不變的坐標。它告訴我們：無論環境多壞，有意義的事情，依然值得去做。

我曾看過她採訪楊斌。那位曾經被體制表彰的明星檢察官，因為提出對司法制度的批評，被排擠出局，最終在海外法學院訪學。他說：「我們之所以一路潰退，是因為過於恐懼。」這句話很重，也很準確。當恐懼取代了信念，連最基本的發問都變成一種風險時，我們距離崩壞也就不遠了。

韓秀也接受過柴靜的採訪。她說，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做出正確的選擇，中國就不會是現在這樣。

但正確的選擇，從來不是輕易的選擇。從2018年以來，中國的媒體空間不斷縮小，許多記者選擇轉行、沉默或離開，而言論的空間也不斷被壓縮、改寫。歷史的車輪似乎不再向前，而是帶著灰塵倒退。

但柴靜還在。她總是以最平靜的語氣，述說著天下最不公平的遭遇。她不煽情，也不喊口號，但她的每一句話，都讓我這個聽者聽得熱淚盈眶。我感激——感激有人還能實事求是地調查，還能用漢語說出這些故事。感激她以第一手的資料，讓世界知道了當年發生的一切。

人們不會忘記她的報導，不會忘記她記錄過的人與現場，也不會忘記她那種深深的尊重與誠實。

在那個只有一種聲音被允許存在的體制裡，我想起曾經看到過的一句話：

「如果尖銳的批評完全消失，溫和的批評將會變得刺耳；如果溫和的批評也不被允許，沉默將被認為居心叵測；如果沉默也不再被允許，讚揚不夠賣力將是一種罪行。那麼，只允許一種聲音存在的世界，唯一存在的那個聲音，就是謊言。」

如今，她還在看見。而我們，也不能假裝沒看見。

不能假裝沒看見她所記錄的一切，也不能假裝沒看見這個時代對她的對待。

她從未辜負資料提供者對她的信賴。她是中國新聞工作者的良心與骨頭。她從未沉默，而我們，應該記住她，也記住那種願意「一直看下去」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