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东西方的经历：谈论上帝是危险的》4/[苏联] 格里切瓦（Tatiana Goricheva）

精神权威

自从我生活在西方之后，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里，信仰的危机绝大部分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里没有真正的修父，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这里没有能够真正医治别人并给出好的建议的、可以权威性的说出“是”或“不”的真正意义上的牧师。

今天的俄罗斯与此是多么不同啊！那儿的修父有着极高的名声。

在俄罗斯—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有着无数的batiushki（“小教父”的文学性称法，修父的亲切叫法），他们看守着他们的群体，以满腔的爱和奉献，对它负责，以便社会不会变得彻底地残酷无情。所有的人都深深地爱着他们：信教的人对修父们无比尊敬，甚至从不信神的人嘴里，也能听到赞扬之词，尽管他们一直就对信仰持反对态度。

我偶尔听到两个收啤酒瓶的工人谈论Dmitrii Ducko修父主持忏悔的电视转播：“你昨天看电视了吗？”其中一个问到另一个。“心肠特好的人！一个修父！”

新近皈依的知识分子们，那些曾体验到了完整生命的人，自觉地感受到了作为非常简单的人的修父身上含蕴着的权威（我强调，是权威）。许多人都去修院忏悔，并听从长老（startsy）的建议。（startsy是对年老者尊敬的称呼。凡拥有老者的神圣、尊严和智慧的人，都可以被授予这一称呼。）就是在十九世纪，作家果戈尔、陀斯妥耶夫斯基，哲人Kirierievskii和Leontiev，都曾去过修院。偏僻的Opitina修院，曾是当时最有名的。但即使在上个世纪里，俄罗斯的知识分子，除了少数特别的，也是倾向于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今天，人们普遍对精神性问题感兴趣。成千的、爱思考的年轻人去参访靠近里加的基督三次变容的石窟修院的修士们。修院的修士是全俄罗斯最好的修父。教区的修父们同样也给了人们从罪恶解脱出来的礼物，使他们生活在像上帝那样的完全里。不是所有的信者都有修父，因为还没有足够的修父。但所有东正教徒们都希望能有一个。六年前，我们找到了我们的，雷奥尼修父。

“祷告后，到我这里来一下”

 对我们来说，那是非常出乎意料的，尽管我们已经向往很久，能有一个导师来指导我们的精神生活。当年轻人回到教堂，神职人员很高兴，但是，他们也害怕我们，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成天被年轻人包围的修父的生活：像Dmitrii Dudko修父，他被派到了乡下，离城镇非常远。但是，这一方法通常并不奏效，到了周末，成群的年轻人都奔向了他们的修父；不管是在拥挤的公共汽车里的颠簸路程，还是难以行走的乡间道路，都不能使他们退怯。如果一个修父没有被威胁、警告、阴谋和背叛吓倒，而是继续地看守着他的人民，把自己的生活完全奉献给友人，最后，刑事处裁就会到来，他会被逮捕。接下来的很多年，都在监狱里度过，他妻子和儿女的生存权力会被剥夺：他们不得不受尽苦难。

对于修父来说，他们需要特别的神恩，以便能够做出决定走向牺牲的道路。我们从来不曾想到要谴责他们“对受苦的恐惧”，但是，我们理解我们自己并不值得去拥有一个精神导师。

然而，上帝没有遗弃我们。我清楚的记得我们找到我们修父的那个晚上。那晚，教堂被人挤得快破了。人太多了，以至有一种压迫感。蜡烛庄严而清澈的闪烁着光芒，大都放在为节日陈设的箱子里：为圣·尼古拉，为天堂的女王，为救世者，为圣母之像，“所有受苦者的欢悦”。

尽管混乱、拥挤和闷热，教堂里的祷告从来就是为人们所盼望的：从敞开、诚实的心灵而来的对上帝奇妙行为的赞叹和喜悦。

修父走了出来，站在信仰者的中央，面朝圣坛。披着那闪闪发光的、银色的法衣，他看起来就像是刚从天堂来到人间的天使。

信徒们静静地走向修父接受抹膏礼。他手持一个小穗子，蘸一些圣油，在人们过来的时候划着十字。与此同时，他轻轻地说着，“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当礼拜者吻了他的手之后，他就加上一句，“节日快乐！”

他银色的法衣暗示了今天是基督变容节，但，对我来说，一切都浸浴在非尘世的美中，即使是那些不引人注意的年老妇女们穿着的破旧衣服，也没有减少这个节日庄严而可敬的氛围。高贵和爱从修父那年轻的脸上散发出来。

我和我的两个朋友走过去接受祝福，修父对我们说，“祷告后，到我这里来一下。”当我们祷告后，去到他那里时，他建议我们说，他应该成为我们的修父。

开始的时候，我完全给搞糊涂了。怎样？为何？为了什么？如果这事实上是一种试探，又该怎样？他被派来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吗？一个根本就不认识我们的人怎么可能给出严肃的建议？（雷奥尼修父是由他的合唱队指挥波里斯而知道我们的，波里斯先前是个穷困潦倒的蹩脚诗人。）而且，一个普普通通的仅接受过一点教育的修父怎么可能来指导像我们这样过着知识分子生活的人们呢？所有这些疑问像旋风一样经过我的脑门。但是，以一种费解的强制力，我立即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好的，那将很好。”我的两个朋友也接受了雷奥尼修父。

一个能全身心献给别人的人

那个傍晚，当与他交谈后，我才第一次明白，一个修父到底是什么样的。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不是把半个身心，而是将他的全部人格和灵魂奉献给另一个人的人。在我面前的，不是一个仅关心我的生活“态度”或我关于生活的看法的人，而是关心着我的整个人格，关心着我那个特殊的自我，而那个自我被我深深地埋藏着，因为我觉得，它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兴趣。

在我们这个知识分子圈子里，已经习惯于对书、对时事、对人，品头论足。但，雷奥尼修父，从来不曾批评过谁，也不曾冷淡过谁。他经常像谈论起自己的孩子一样，谈论起每一个人，但却不像生身父母那样充满溺爱而没有辨别力。

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有着极大的聪睿指出我们中诗人们的诗作中那些多余的语词、乖僻和做作的地方。我马上就明白过来，他能看透人们的心灵。一件琐碎的小事或一点错误的暗示，对他来说都已足够去发现藏在底下的毛病。对于治愈我们，他非常有耐心。他悄悄地取得了成果，而我们对此甚至还毫无察觉。

赫鲁晓夫时期，雷奥尼修父被KGB警告过。提醒他放弃自己的修父生涯，像其他许多修父在这一残酷的流血时期所做的那样。他们对他说：“看看吧，只有少数的老女人到教堂来，而她们不久就要死了。”那一时刻，雷奥尼修父立场坚定。然后，突然地，十年之后，年轻人回到了教堂，其中包括知识分子、诗人、作家、科学家和哲学家。没人曾相信这是可能的。

雷奥尼修父非常爱惜有天赋的人。他希望诗人们能够再次创作，“去赞美上帝”，而不是将他们的天赋埋没掉。他喜欢知识分子，就像它们是用来使我们最终摆脱那些曾是多余、破裂和罪恶的东西一样。他必须面对那些为狂妄自大、“潜在的天才”、病态般懒惰和分裂人格所折磨的人，以及那些渴望被爱却无力去爱人的人。“去爱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比去爱一个敌人还难。”一个意大利朋友曾经这样与我说道。自以为是、夸张狂妄，同时又充满自卑、极度黑暗和神经质的人格——这些都不见了，当人们开始进入教会生活，并对此熟识之后。

当雷奥尼修父在忏悔中听到某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时，他经常会稍稍愣一下，沉浸在思考中，面部显出紧张的神情。最后，他会说：“我需要为此祷告并请教matiushka（东正教牧师的妻子）。我下次跟你谈。”他从来都不急着给别人建议。我们中那些新近皈依的人说，“雷奥尼修父太宽容了：他容许任何事情。”当然了，刚刚相信上帝的年轻人总恨不得一下子就彻底而完全地改变他们的生活。因为曾经堕落，且为过去的罪过所折磨，他们渴望通过受难，通过艰难却实在的苦行来清净自己。当然了，在这一渴望中有着对信仰的火般的热情，没有了它，基督教也将是一个澹然的、世俗化的意识形态。但，这其中也存在危险，即，一颗过于急躁的心灵，并不适合于坚固而持久的劳作，它过度的紧张，且有着容易冲动的倾向。当然了，这也是俄罗斯人特有的典型性格：像Oblomov，I.A.Goncharov所塑造的人物一样，俄罗斯人准备为他信仰的理念去死，只要他不需为此花很长的时间！

创作一幅理想的上帝图像 

作为一个真正的、充满天才的牧师，雷奥尼修父完全懂得这些，他非常小心地做着，以至起先我们经常都无法察觉到。一点点地，他才提出要求，并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每个细节、每个错误的暗示、每个动作和每一个眼神之中。

除了这些，他还对抗着我们的傲慢。比如，当他知道我花了整整一个晚上，试图说服两个信仰上帝却不参与教会生活的人，就对我说，“知道吗，您没有理由说服别人；您最多只能给出建议。如果这些人现在被排除在教会之外，那将是您的过错。”

他也帮助我放弃错误的怜悯。我的一个熟人，一个孤独的、不安静的、极度唠叨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女人。她几个小时地坐在屋里与我说话，直到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但我没有勇气去打断她，或者对她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我跟batiushka谈起了她。他的回答是，“您可以随您所愿的培养与任何人的关系，但那不应该给自己带来伤害。自我伤害是一种罪过。想想好人撒马利坦是怎么做的。他救了一个人，包扎了他的伤口，在客栈给他找了住处，然后就走开了。在这种情况下，您也应如此去做。以您最大的能力去帮助这个人，然后就走开。否则，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将会使她的病症更严重。”

圣灵确实在某个人身上劳作，直到他或她变得完全。

所以，在与修父的交道中，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改变了。比如，那些过去曾是内闭和紧张的人，变得更和蔼，更活泼了；那些过去总是滔滔不绝的人，现在变得内敛了。人们获得了一种卓越的眼光，在毫不自觉地情况下，变得美丽了。这就是雷奥尼修父的愿望——从我们无形式的混乱中创作出一幅完美的圣像，且帮助我们成为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