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為刁民記者：我在疫情期間的抗爭紀錄

在一個系統性錯亂的時代，做一點正確的事，往往要付出難以想像的代價。這原本是一篇舊聞，因為之前博客被封掉了一直沒有發出來，今天發出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寂靜的秋天

2022年9月，我回到了呼和浩特某高校，開啟新一學期的課程。那是一場注定無法如常展開的學期。校門口在開學後迅速關閉，沒有人可以出入，隨後而來的是更加嚴苛的封控措施——不能離開宿舍樓，無法洗澡，食物匱乏，課堂改為線上，我們彷彿被遺忘在時間之外。

十月中下旬，內蒙古黨委書記視察校園後，學校突然啟動“分流”計劃，陸續安排學生返回各自家鄉。這是一種結束，但也是另一種未知的開始。十月三十日，我回到河北，在當地進行為期七日的隔離。十一月六日，我終於回到家。然而，小區的封控狀態比我在學校時更為嚴苛。

幾天內我意識到，我並沒有真正“回家”。

二、給人自由的“狗洞”

我的小區處於完全靜默狀態，封控無限期延長，所有人被強制居家，核酸檢測甚至一天兩三次，從凌晨四點開始排隊。送菜機制形同虛設，多數居民只能靠政府分發的蘿蔔、白菜和土豆過活。肉類在居民生活中徹底消失了。微信群中怨聲載道，居民不斷發問：“還要關多久？”但物業從不回應。官方三令五申“不得層層加碼”，但我們的小區顯然自成一界，將這些指令視為無物。

人們被推到了極限。這不只是關於自由，更關乎生計和尊嚴。很多鄰居是靠日薪維生的工人，一旦無法外出，生活便無以為繼。正是在這樣的氣氛中，我與群裡的一位鄰居私下商量：小區後面有一道鐵絲網，緊貼牆角，如果將其打開，也許能為一些人提供必要的出口。

我們幾個當然不是激進分子。只是覺得得給大家想想辦法。

於是，在那個夜黑風高的凌晨兩點，我拿著老虎鉗和剪鉗，從樓後的小道繞出去，來到小區圍牆邊。一位鄰居在微信裡跟我說：“那片鐵絲網沒人看，不如咱們剪個口。”我想了想，回他：“我也正有此意”。

那時候我已經很習慣這樣的狀態了，甚至因為即將要做點壞事而感覺興奮。我的手指因為低溫而麻木，但工具觸碰鐵絲的聲音仍然清晰。那是一道並不結實的柵欄，我用幾分鐘就打開了一個夠人側身通過的洞口。我沒想過這是什麼“大事”，只是覺得，我們需要一條出路，哪怕只是去便利店買一瓶水，能透透氣。

第二天，有人開始通過那個洞。再過一天，更多人開始悄悄穿越。我知道這件事會暴露，但我也知道，這是正確的事。很多人開始在群裡說，是誰打開的這個狗洞，終於能呼吸一下新鮮空氣了，看著這些消息，我笑了。

幾天後，小區物業反應過來。他們沒說話，只是悄悄把樓道的鐵門反鎖。這次不是簡單的封條，而是真正的鎖——他們用一把自行車鎖把我們的鐵柵欄門扣住，兩層鐵門之間的縫隙被封死。我住的樓裡有老人、有孩子，還有糖尿病患者，我擔心如果發生火災，根本無處可逃。

我下樓看了一眼鎖，又抬頭望了一眼攝像頭的位置，心裡大概知道該怎麼做。我回到樓上，在微信群裡說：“這樣不行。萬一著火呢？你們不敢剪，我剪。”沒有人回話，也沒有人阻止。

那天晚上，我拿著工具下樓，把那把鎖剪開了。門“哐”的一聲鬆開了，我沒跑，也沒藏，只是把剪鉗放回了背包裡，轉身上了樓。這並不是我第一次剪鎖。早在那年四月，我就曾剪過一次，當時也只是被物業“約談”了一下。我以為，這次也會是那樣。

不過這次顯然和上次不一樣，我的預判出現了巨大錯誤。

三、完啦！我被隔離了！

剪鎖的事情沒有持續太久就傳開了。物業派人調取監控，挨家挨戶詢問，有人開始悄悄地在群裡退群，也有人變得異常沉默。起初我以為不會有人說出來，畢竟，那道洞口不只是為我一人而開。

但我很快意識到，在這樣的制度裡，沉默從不是保護色。

不久之後，我接到了一個電話，來自我們這的公安分局。對方語氣冷淡，說是“了解一些情況”，問我是不是參與了剪鎖行為。我沒有否認。我只是說：“是我剪的。我不想別人被牽連。”

對方沉默了一下，說：“那你來派出所一趟。”

但我根本沒等到那一趟。

隔天，我又接到另一通電話，來自社區防疫部門。他們告訴我，我的核酸檢測結果是陽性，需要立刻轉運隔離。我一時無法分辨這是真實的結果，還是某種策略。畢竟，我沒有任何症狀，也沒有接觸過任何陽性人員。

但我知道，這不是可以討價還價的事。

那天下午，我收拾了幾件換洗衣物和洗漱用品，被送上了一輛白色面包車。車裡的駕駛員穿著全套防護服，不發一語。我坐在最後一排，看著窗外的街頭空無一人，像一個無聲的舞台。

隔離地點是一家臨時徵用的酒店。房間不大，但乾淨。第一天一切安靜，沒人來騷擾我，餐食雖簡陋但還算齊全，我甚至一度以為，這會不過是一場短暫的“技術性隔離”。

直到第三天早上，一個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員敲開了我的門。他遞給我一張紙，說我要交出手機。他語氣裡並無敵意，但我明白，一旦交出去，我就斷絕了與世界的所有聯繫。

我問：“為什麼？”

他說：“上級要求，配合調查。”

我遞出手機，感覺像是交出了某種防身武器。

從那天開始，每天都有電話打進來。聲音時而平和，時而咄咄逼人。我想他們大概也是挺閒的，經濟形勢這麼差，外面一片混亂，他們還天天做這種事情，消耗金錢。聽著他們的聲音我偶爾也會陷入神遊。

他們問我有沒有參與煽動居民出逃，問我是否曾經在網上發表過對抗政府的言論。他們提到我曾在微博批評過呼和浩特的防疫政策——那些長時間密閉轉運、學生被迫穿防護服坐幾小時大巴的情況。他們說：“你也不是第一次了吧？”

我知道他們查過我過去的帳號、博客，甚至包括我那些已經刪除的文章。他們說我“有前科”，說這次只是“順便處理”，順便讓我長記性。所以我回答，是的，我說你們的人之前也找過我幾次，瞭解情況，喝點茶水，我就積極配合唄。他們問我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嗎？我說，我破壞了公共設施，我說對不起啊，我說那個鎖應該還挺貴。他們在那邊說了好幾句，說我是肉鍋裡的鐵球——油鹽不進。不過我幾天沒吃過肉了，聽到這句倒是挺餓的慌。之後，他們有兩天沒給我送飯來。我問他們，他們就說，“送完了。”我不爭辯，只是喝自來水，睡覺。我學會了節省體力，也學會了盡量不想。

有人來找我“談話”。每隔一兩天就來一次。因為沒有其他的交流，我反而有點期待這樣的談話，每次的話語都差不多：“你這樣的人呀，你再不悔改，你也知道會有什麼後果。”有一次，他們提到我曾經的同事，也是一位獨立記者，因為批判政府被判了煽動顛覆。他們說：“再這樣，你就是下一個他。”

四、變化來得悄無聲息

12月26日，我還在房間裡，天剛亮，就聽到有人敲門。兩個穿防護服的人站在門外，但這次他們沒戴頭套，只戴了口罩和透明面罩。他們說：“你可以出去了。疫情政策變了。”

我一時沒反應過來。他們接著說：“你的隔離結束了，但對你的調查剛開始。”

我被帶到當地派出所，接受了最後一次“調查”。和之前一樣，沒有手銬，也沒有辱罵（我不知道其他接受調查的人是否和我一樣幸運，我希望如此🙏）。只是極其漫長。他們讓我交代從內蒙回家之後的每一件事，讓我簽字、錄口供——整整二十頁。他們打開我的手機，用特殊設備備份了照片、查看聊天紀錄、記錄社交帳號。我坐在那裡，像一件待檢驗的證物。

最後，他們問我：“你是否忠於中國共產黨？”

我說：“是。”

那一刻我只想離開。

五、刁民

我最終被釋放了，沒有書面處罰，也沒有通報。但當我後來去居委會繳物業費時，無意間看到他們打開的Excel檔案，最右側的註解欄裡，在我名字那一行的闊號裡，清清楚楚寫著兩個紅色的字：刁民。

那一瞬間，我沒有憤怒，只有一種近乎荒謬的釋然感。我想，他們終於給我下了一個定義。

朋友知道這件事後，有時開玩笑說：“哎呀，我不和你理論，你這個刁民，你給我交代，你是公民記者還是刁民記者？”多數時間裡我只是笑笑，不說話。我這個人壞事見得多了，好像就變得特別樂觀了。我有時候覺得他們幼稚，有時候覺得他們荒謬，但是我偶爾也會感覺恐懼。後來，我患上了創傷後應激。

有時候我會想，喔，在這個社會裡，做一點正常的事，就足以讓你變成異類。我沒做什麼大事，只是剪斷了幾道鎖，只是想要走出那棟樓，走向新鮮的空氣。可在某些人的眼中，這就足以讓我成為“問題”。喔，原來這個社會真的退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

我後來離開了中國，來到一個相對安全的地方。但即便如此，那些日子依舊像一根緊繃的弦，盤旋在我體內。我知道我現在是安全的，可我不知道，這種安全能持續多久。

因為他們已經讓我知道：在那裡，你隨時都可以被打上標籤，只要他們需要，你就可以成為方面素材。我就這麼成為了他們需要的素材，原因是想透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