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正传. 续章》（5）

第五章（2021）

我叫福瑞斯特·甘。2021 年进场的样子，像有人先清了清嗓子，准备宣布点让人不太高兴的消息。我有个老式的约会——不是日历邀请，而是一句承诺——跟一位老战友厄尔·惠特克在越战纪念碑见面，十点整。年轻时候我们共用过一个水壶，也共有过几段沉默；他说他换了个新膝盖，配得上一段新故事；我说我有双新鞋和一张汽车票，算是各带各的“本钱”。

我装了花生酱三明治，两颗苹果（一个吃，一个当吉利），再加一张可以随便折叠的纸质地图。大巴一路向北，冬天的天在练习严肃。华盛顿特区总像被熨斗熨过，连草坪都很守规矩。

我不知道——无知总是穿着一件亲切的外套，直到它不亲切为止——那天城里安排了一个“嗓门很大的日子”。我在国家广场附近下车，映入眼帘的是旗帜、标语，还有“长了腿的观点”，都朝同一个方向涌，像坏天气一样。我给厄尔打电话，手机却决定“有信号”属于奢侈品。我在长椅上坐下，按我一贯平静的法子吃掉半个三明治：吃一口环顾一下。

我想着往国会大厦那边走，若是空气开始“无礼”，就再折返。靠近以后，空气果然变得不怎么客气。人群像河流：你是想走在河岸，可水流不随你的想法。一位女士在台阶上一绊，像纸一样折了下去，我弯腰去扶。人潮对我们的计划毫无兴趣，像一股浪把我们一起卷过台阶。我不介意被挤在“中间”，如果那件事是“拥抱”。今天显然不是。

有些日子，你打算当游客，结果成了目击者；也有些日子，你打算做目击者，最后变成嫌疑人。一个警员抓住我的胳膊，我做了被“职责”抓住的人该做的事——立定不动。“先生，您跟他们一伙吗？”这是个在最好的日子里也很复杂的问题。“我跟她一伙，”我指着在发抖的那位女士说，“也跟常识一伙，只是我们走散了。”他眨了眨眼，像眼睛需要重启，然后非常客气地给我拷上了手铐，客气到我差点说了声谢谢。

那天剩下的时间，像一条摆满同样问题的走廊。姓名、住址、来意。我解释了“与厄尔的相约”、花生酱三明治、和我期待听到的“新膝盖故事”。有些人点头，像在看一种濒危物种；也有些人看我的眼神，好像“麻烦”正是我主动投奔来的。当天空太大时，你就得把自己的世界缩小到能随身带走的尺寸。我的世界最后变成一个包：钱包、一部“在闹情绪”的手机、和半个没人想要的三明治。

法律是一种我不会讲、但我尊重其语法的语言。接下来几天，一串数字被贴在我身上——条、款、项、码——听起来像拖拉机的年款。法援律师劝我“只说以后不会后悔的话”。我告诉他，我平时不太提前准备“后悔的库存”。在法庭上，法官眼神慈祥，声音谨慎。有些人能把“十年”三个字说得还像是人。他就是。这话从我身边像火车一样呼啸而过，而我还站在站台上说谢谢——因为我妈那样教我的。

我不懂政治，也不懂法条；我懂时间。他们问我有无要说的，我说：“我会把时间用好。”这句话，在只有一扇打不开的窗的房間里的时候，也能算数。

他们把我送到一个“篱笆很诚实”的地方。牌子写着 惩教署（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听上去让人想起希望。我确实有些“需要纠正”的地方。入监的时候，一个人会变成清单：你用皮带换一个编号，用名字换成只剩姓氏，用口袋换一个塑料箱。一个戴着耐心手表的年轻管教领我去了铺位：“我们这儿起得早。”——“这正是我的特长。”我说。睡意害羞的时候，我一向擅长清醒。

监狱的日子是用盘子端来的。你按份领：清点、吃饭、清点、劳动、清点、盼望——“调味”归你自己。我报名参加一切能让东西更干净或更友好的活儿。保洁组教我分辨“只会抹匀”的拖把，和“会劝服地面”的拖把。“地板跟人一样，”瘦瘦的“大莱尼”说（他既不大，也不叫莱尼），“你不吼，它更听。”我把地板抛光到能照出我那张脸，然后原谅了它。

我去了图书馆，因为纸张向来对我很有耐心。屋子里有旧雨衣和好心肠的味道。馆员鲁伊斯女士给了我一辆书车和一项任务：“按作者字母顺排。我们这里对字母表非常严格。”我说我也是——A 是 Apple，J 是 Jenny。她朝我笑了一下，像忽然想起了一个私人笑话。我们开了个小小的“朗读时刻”，任何“装作不需要”的人都可以“顺路坐下”，坐下之后往往就不走了。

就这么，我认识了传道海斯——一个瘦人，却有一个很大的笑声，他信两种神迹：上帝会回应，铅笔也会。对他来说，图书馆像花园：要常来看看，看看什么在长。“甘先生，”他说，“你念过经文吗？”我说没有，至少不是故意的。他递给我一页纸说：“诗篇适合那种‘一天像一条走廊’的时候。”于是我们读了一首“懂风暴”的诗。我喜欢里面不卖弄的那几句。

我们摆了一张“扫盲桌”——不要海报，不要口号，只要椅子。我在一张“苏打饼干大小”的纸上写了字母表：“从简单的开始。哪个字母让你想起了你爱的人，就把那个人的名字念出来。”这居然比字母本身更有力量。能卧推小汽车的男人，也发现自己能把一个句子举起来。

早上干活，下午理书，晚上在日光灯“唱着疲惫的歌”的时候读一段诗篇——当世界缩小时，“有用”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洗衣那天我学会：袜子要“官宣成对”，不然它会背叛你。打饭的队里，我学会怎么说“您先请”而不听起来像“让开”。操场上，我和一群“年轻得有点过分”的男人沿着围栏慢走，我们自嘲叫“慢天气俱乐部”：走得像天气预报一次次把“更好”往回调的速度。

我每个星期天写信给儿子，就像给一棵稳当的植物定时浇水。我不送“大思想”——世上已经够多了。我告诉他：透过铁丝网看到的天，还是天，只要你决定它是。我告诉他：大莱尼觉得拖把能听见祷告。我告诉他：鲁伊斯女士说，图书馆是一种前廊。我每周抄两句诗篇，够挂在一颗钉子上。

每封信我都一样结尾：“我还在这儿。”这不算诗，却很准确。一个“还在这儿”的人，是可以被找到的。他回信汇报“墙外的天气”：消防站想我做的浓汤；玛雅护士寄来了一张像日出的卡片；“珍妮奖学金”又迎来一批姑娘，她们不等允许，就敢同时做两种出色。他还夹来一张前廊秋千的照片，空的。它看起来很有耐心。对我有帮助。

监狱会把一个人缩小到他的习惯。我把床铺得紧到可以打网球，又教了三个人照着做。礼拜前我先把小礼堂扫干净——灰尘也是“会众”，把它请出去也是“祝福”。周四我站在图书馆门口说：“书不能解决所有事，但能解决几个小时。”大家就为这几个小时而来，有的人留下来跟几页纸交朋友。

隔三岔五，休息室的电视试着向我们解释世界。没怎么解释明白，但我们欣赏它的努力。我学会不把心放进去——心在原位就够忙了。我记了个小本，不是写抱怨，是写“证据”：有一天，海斯传道让两个互不理睬的人因为一个“逗号的位置”握手了；一个清晨，天空用上了谁都叫不出名字的颜色；一个傍晚，鲁伊斯女士“走后门”弄来了一叠空白信纸，好让我们能“走正门”寄出诚实的信。

有一天下午，典狱长来了趟图书馆——这可不常见。他看着书架，像农人打量篱笆。“很整齐。”他说。“谢谢，”我说，“我们尽量和字母表保持‘平等相处’。”他笑了一下，谁也没受伤，然后告诉鲁伊斯女士“继续保持”。管理层来来去去，但“整洁”人人都喜欢。

到了我妈妈生日那天，海斯问我愿不愿在礼拜上说两句。我说我不会讲道。他说：“很好，那就作见证。”于是我站起来，讲了点“小的真话”：为我的脚把我带进过的麻烦道歉；为那些明知我会跌倒还伸手扶我的人道谢；“笼子”和“习惯”的区别，在于你往里头放的是什么。我说，我相信人可以被一个“部门”矫正，也可以被一份“文书更规范的爱”矫正。阿门。再多的就不说了，免得越帮越乱。

信来信往，包裹没有。书带着邮戳来，带着指纹走。时间是一只学会叫我名字的慢动物。我申请主日去礼堂帮忙、周一去洗衣房平衡一下。周三“慢天气俱乐部”投票决定加上拉伸。我们拉伸得像一支在练习“如何一起呼吸”的合唱团。晚上，我站在层尽头那扇窄窗前，看那一小块“像怜悯一样”的天空。

有一次，一根羽毛飘进操场——也许是哪只有意迷路的海鸥落下的。它在水泥地上窜来窜去，像一张忘了旋律的便条。我没有追；我已经学会让“漂泊的东西”自己去。可我朝它点了点头。有时候，这就够。

法条我没学会多少，风暴我也懂得不多，但我倒学会了一件关于“眼”的事：风暴的中心不是喧闹住的地方，而是空气暂时诚实的地方。看起来我正待在那里——在别人的喧嚣中暂时的安静——用我唯一会的法子把时间用好：一把拖把，一段诗篇，一辆书车，再加上一封每周都以同一句话收尾的家信。

我还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