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dnote]史考特·霍頓:反戰與反對軍工複合體的論點
這是一篇關於斯科特·霍頓(Scott Horton)對美國外交政策及其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MIC)的尖銳批判的總結,其內容來自Lex Fridman播客的一次深度對話。霍頓在節目中深入剖析了美國幾十年來軍事干預主義的歷史,揭示了導致無休止戰爭的謊言、利益衝突和官僚惰性,並強調了這些政策給美國及其世界各地的人民帶來的毀滅性後果。
播客核心主旨:戰爭的代價與軍工複合體的陰影
斯科特·霍頓是自由主義研究所(Libertarian Institute)主任、《反戰網》(antiwar.com)編輯主任,也是《斯科特·霍頓秀》(Scott Horton Show)的主持人,自2003年以來他已進行了超過6,000次採訪。他數十年來一直批評美國外交政策,特別是其軍事干預主義和軍工複合體。這段播客的核心論點是,美國捲入的許多戰爭並非為了國家利益,而是出於一小群人、特定利益集團以及軍工複合體的私利,這些行為往往建立在欺騙和謊言之上,並導致了巨大的生命和經濟損失。
霍頓強調,「反恐戰爭」是現代美國歷史上最黑暗、最令人不安的篇章之一,它喚醒了許多美國人,讓他們認識到軍工複合體的存在以及政府誤導國民發動戰爭和持續侵蝕基本人權的能力。
反恐戰爭的巨大代價
直接與間接死亡:布朗大學「戰爭成本項目」(Cost of War Project)估計,9/11後在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巴基斯坦和葉門的戰爭導致了約90萬至94萬人直接死亡,以及360萬至380萬人間接死亡。
平民流離失所:另有3,700萬人流離失所。
經濟成本:總計8兆美元,其中阿富汗戰爭花費2.2兆美元,伊拉克和敘利亞戰爭花費2.9兆美元。
阿富汗人民的苦難:面臨糧食不安全的人口比例從62%上升到92%;五歲以下兒童嚴重營養不良的比例從9%上升到50%;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比例從80%上升到97%。
美國士兵的心理創傷:自2003年以來,估計有3萬名美國軍人自殺,遠超戰場上約7,000人的官方死亡人數。這也導致了許多士兵被開具大量精神藥物,其中一些藥物甚至可能導致自殺傾向,形成一種諷刺的惡性循環。
唯一的「成果」:諷刺的是,霍頓指出,除了少數人從洛克希德公司等軍工企業獲得紅利外,美國社會從這些戰爭中唯一得到的實際「利益」是義肢技術的進步。
這些驚人的數字清楚地表明了這些戰爭是徹底的災難,並且未能達到其聲稱的目的。
美國軍事干預主義的歷史根源與欺騙機制
霍頓詳細闡述了美國是如何被引導進入「反恐戰爭」的,他追溯了從越南戰爭結束到9/11事件的歷史脈絡。
官僚體制與「國家利益」的扭曲
霍頓援引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指出,所謂的「國家利益」往往是負責決策的個人和團體的私人利益的總和。在政府部門中,真相和現實常常被掩蓋,因為員工的目標是讓上級看起來表現出色,以促進自己的職業發展。這種不願承認錯誤和做出改變的傾向在官僚體制中尤為明顯,與資本主義中企業家必須面對盈虧底線的現實不同,政府機構在表現越差時反而可能獲得更多職責和預算。他用「自我舔食的冰淇淋甜筒」(self-licking ice cream cone)來形容軍方,即他們製造混亂,然後以解決這些混亂為由繼續存在和擴張。
情報與決策的缺陷
情報界內部存在傲慢和缺乏好奇心的問題。例如,一位重要的中央情報局(CIA)反恐分析師甚至不知道帕特里克·科伯恩(Patrick Cockburn)這樣重要的伊拉克問題記者。霍頓認為,缺乏基本的好奇心、嚴謹的研究和對實際情況的理解,導致了決策者即使掌握了大量機密信息,也無法做出明智的判斷。
丹尼爾·艾爾斯伯格與《五角大樓文件》
霍頓高度讚揚了像丹尼爾·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這樣的吹哨人,他們在揭露政府謊言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艾爾斯伯格洩露的《五角大樓文件》(Pentagon Papers)顯示,美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在越南戰爭問題上欺騙公眾,且決策者很早就知道這場戰爭不可能勝利,南越政府也缺乏民意支持。這反映了政府為了避免政治尷尬和維持面子,即使在明知錯誤的情況下,也會持續戰爭。
從伊朗到阿富汗:冷戰策略的後果
尼克松與伊朗沙阿:為安撫軍工複合體,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鼓勵伊朗沙阿(Shah)大量購買美國武器,這導致伊朗軍隊日益奢華,並間接動搖了沙阿政權的穩定。
1979年伊朗革命:儘管美國情報部門早已知曉沙阿病入膏肓且革命迫在眉睫,中情局和國務院仍錯誤判斷霍梅尼(Khomeini)並不可怕,甚至促成了他從法國返回伊朗,加劇了地區動盪。
阿富汗與卡特的圈套: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實施了一項政策,旨在引誘蘇聯入侵阿富汗,使其陷入「蘇聯版越南戰爭」,從而耗盡其國力。儘管蘇聯入侵的直接原因有所不同,但美國確實主動向聖戰者提供支持,這為後來的恐怖主義埋下了伏筆。
伊朗人質危機與卡特主義:在伊朗人質危機爆發後,美國對霍梅尼政權的態度急轉直下。然而,卡特總統隨後宣布了「卡特主義」(Carter Doctrine),將波斯灣劃為美國的勢力範圍,並以抵禦蘇聯擴張為由,事實上是為他所憎恨的伊朗提供戰爭保障,儘管布熱津斯基本人承認並不存在真正的蘇聯威脅。
伊朗-伊拉克戰爭與美國的兩面派
在長達九年的兩伊戰爭中,美國主要支持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的伊拉克,甚至向其提供了化學武器的前體材料和情報,使得伊拉克得以對伊朗部隊和庫爾德平民使用化學武器。然而,在「伊朗門」(Iran-Contra)醜聞中,雷根政府又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以換取美國人質的釋放,並將收益用於資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裝。這場醜聞也牽扯出中央情報局大量運輸可卡因進入美國,導致了美國國內的毒品問題,同時對那些只是持有毒品的人施以重刑,顯示了政府的虛偽和腐敗。
後冷戰時代的美國霸權與中東泥潭
冷戰結束後,美國面臨著重新定義其全球角色的挑戰。軍工複合體急需新的敵人來證明其存在的必要性。
第一次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I)
薩達姆入侵科威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美國矛盾信號的「鼓勵」,華盛頓似乎默許了伊拉克的行動。在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的推動下,布什總統(George H.W. Bush)決定出兵。美國拒絕了薩達姆多次和平撤軍的提議,其部分動機是為了「擊敗越南綜合症」(defeat Vietnam syndrome),通過一場速戰速決的勝利來重建美國人民對軍事干預的信心。
這場戰爭的發動同樣充斥著謊言:
沙特邊境的伊拉克軍隊:美國聲稱伊拉克在沙特邊境集結了大規模坦克師,準備入侵沙特,但衛星照片顯示那裡只有空曠的沙漠。
保溫箱騙局:最臭名昭著的謊言是科威特大使的女兒假扮護士,聲稱伊拉克士兵將科威特醫院中的嬰兒從保溫箱中取出扔到冰冷的地板上任其死亡。這個故事被廣泛宣傳,成為發動戰爭的重要理由。
核武器威脅:美國還不斷聲稱薩達姆正在研製核武器。諷刺的是,戰後確實發現了一個早期核武器計劃,但那是以色列在1981年轟炸伊拉克奧西拉克核反應堆後,反而將伊拉克核計劃推向地下並轉向武器化研究的結果。
「新世界秩序」與沃爾福威茨主義
布什總統宣稱的「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意味著美國將成為全球警察,其單極時刻要求其軍事主導地位不容挑戰。在國防部副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的領導下,1992年的**《國防規劃指南》(Defense Planning Guidance)明確指出,美國將不允許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崛起成為對其軍事主導地位的潛在競爭者**。這套理念,即「沃爾福威茨主義」(Wolfowitz Doctrine),在後來的克林頓和布什政府時期得到了廣泛採納,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
以色列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的核心角色
霍頓認為,以色列遊說團體與軍工複合體的聯盟,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產生了巨大影響。這種聯盟為軍工複合體提供了宣傳其產品和政策的「智囊」,也將美國軍事力量與以色列的安全利益緊密捆綁。
「潔淨斷裂」策略:1996年,大衛·沃姆瑟(David Wurmser)和理查德·珀爾(Richard Perle)為班傑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撰寫了《潔淨斷裂》(A Clean Break)報告,主張推翻薩達姆政權,以削弱伊朗、敘利亞和真主黨組成的「什葉派弧」,並為以色列帶來戰略優勢。他們承諾,推翻薩達姆將建立一個親以色列的伊拉克,甚至可能修建一條從伊拉克北部到以色列海法的輸油管道,以取代以色列因與伊朗交惡而失去的伊朗石油供應。
薩達姆資助巴勒斯坦自殺式襲擊者家屬:菲利普·澤利科夫(Philip Zelikow)指出,薩達姆向巴勒斯坦自殺式襲擊者家屬支付賞金,這對以色列構成了實實在在的安全威脅,也是新保守主義者推動伊拉克戰爭的一個重要動機。
卡納大屠殺與9/11:1996年,以色列在黎巴嫩發動「憤怒葡萄行動」(Operation Grapes of Wrath),造成卡納(Qana)大屠殺,這起事件激怒了穆斯林世界,成為9/11劫機者決定加入聖戰的一個主要動機。
內塔尼亞胡的兩面派:內塔尼亞胡被指責為了維持巴勒斯坦的分裂,長期支持哈馬斯。他甚至在一次秘密錄音中嘲諷美國很容易被操縱,並承認他操縱了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在9/11襲擊發生後,內塔尼亞胡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甚至表示這對美以關係「非常有利」,因為美國現在也體驗到了恐怖的滋味。
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伊拉克戰爭II)
這是新保守主義者策劃和推動的一場戰爭,他們組成了政府內部的「獨立政府」,在副總統迪克·切尼(Dick Cheney)的支持下,利用阿赫邁德·查拉比(Ahmed Chalabi)等流亡者的謊言,製造了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MD)和與基地組織勾結的虛假情報。
錯誤的結果:這場戰爭最終推翻了薩達姆,卻導致了伊拉克什葉派勢力的崛起,反而大大增強了伊朗在地區的影響力,將伊拉克實質上變成了伊朗的盟友。
「薩爾瓦多方案」與內戰:在美國的支持下,伊拉克新政府中的什葉派民兵對遜尼派進行了大規模鎮壓,例如戴維·彼得雷烏斯(David Petraeus)負責將什葉派巴德爾旅(Badr Brigade)訓練成伊拉克軍隊,這些民兵被指控實施了殘酷的酷刑和屠殺。這導致了遜尼派反叛的激化,並將其推向了基地組織的懷抱,使得伊拉克陷入了血腥的內戰。
伊拉克戰爭III:ISIS的崛起:在美國從伊拉克撤軍後,由於其政策導致的權力真空和地區動盪,伊拉克境內的基地組織演變成了「伊拉克伊斯蘭國」(ISIS),並迅速佔領了伊拉克西部和敘利亞東部的大片地區。美國隨後又發動了伊拉克戰爭III,與伊朗及其支持的什葉派民兵合作,共同打擊ISIS,形成了極其諷刺的局面。
敘利亞與葉門:無休止干預的迴響
在伊拉克戰爭的失敗後,美國外交政策進行了「重新調整」(redirection),開始將目標轉向敘利亞,試圖通過推翻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來削弱伊朗的影響力。這項政策導致美國及其盟友(包括沙特、土耳其和以色列)事實上支持了敘利亞境內的基地組織和聖戰分子,將其稱為「溫和反對派」。這導致了敘利亞內戰的長期化和地區的進一步混亂,ISIS的崛起就是直接的後果。
在葉門,歐巴馬政府最初支持胡塞武裝(Houthis)打擊基地組織,但為了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的利益,美國轉而支持沙特領導的聯軍對葉門進行大規模干預,導致了針對葉門平民的種族滅絕戰爭。霍頓強調,這場戰爭的持續與雷神公司(Raytheon)等軍工企業的利潤直接相關,這些公司利用其遊說影響力推動對葉門的武器銷售。
索馬里:美國最漫長的戰爭
美國對索馬里的干預始於2001年,並一直持續至今,使其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漫長的戰爭。最初的藉口是捕獲三名基地組織嫌犯。然而,美國的干預行為反而導致了**「青年黨」(Al-Shabaab)的誕生和壯大**,將一個原本相對和平的無政府社會推向了極端主義。這再次證明了軍事干預的適得其反,以及如何不斷為軍工複合體創造新的敵人。
軍工複合體:戰爭的永動機
霍頓重申了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對「軍工複合體」的警告。他將其描述為**「自我舔食的冰淇淋甜筒」**,一個不斷自我延續、自我辯護的龐大體系,其存在依賴於持續的衝突。
經濟利益驅動:冷戰結束後,軍工複合體曾面臨生存危機,但他們迅速尋找新的目標,如「反毒戰爭」或地區衝突。他們通過資助智庫、遊說國會、甚至在全國各地分散武器生產線,確保即使國會試圖削減預算,也會面臨選區失業的威脅。
「供應側戰爭」:霍頓指出,戰爭已經變成了一種「供應側」業務,軍工企業主動推銷武器和戰爭,而不是被動滿足軍隊需求。雷神公司的例子表明,即使是總統的貿易代表,也會為了軍火商的利潤而維持一場種族滅絕戰爭。
經濟後果:軍事開支的巨額資金導致了通脹、貨幣貶張和經濟泡沫(如2008年房地產泡沫)。艾森豪威爾的「鐵十字架」演講揭示了每一筆軍事開支都是對社會公共服務和個人福祉的竊取。
新冷戰與烏克蘭:美國挑釁的結果
霍頓認為,美國對俄羅斯的新冷戰及其在烏克蘭的災難,是美國持續推行霸權政策和背棄承諾的直接後果。
北約東擴的承諾:冷戰結束時,美國曾向戈爾巴喬夫(Gorbachev)承諾,如果蘇聯允許兩德統一,北約(NATO)將「不會東擴一英寸」。然而,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和隨後的總統們都背棄了這一承諾,持續將北約擴展到東歐,直至俄羅斯邊境。
俄羅斯的擔憂:這些擴張行為,以及美國在東歐部署導彈防禦系統(這些系統可以發射核導彈),被俄羅斯視為直接的安全威脅。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Kissinger)等鷹派人物也曾警告,烏克蘭對俄羅斯具有特殊的戰略意義,任何將其拉入西方聯盟的嘗試都將是極其危險的。
烏克蘭的「顏色革命」:美國對烏克蘭內政的干預,包括支持2004年的「橙色革命」和2014年的「廣場革命」(Maidan Revolution),旨在推動親西方政府上台,進一步加劇了地區緊張。中情局局長約翰·布倫南(John Brennan)甚至被指責直接促成了2014年烏克蘭東部戰爭的爆發。
拒絕外交:霍頓指出,在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普京曾提出了包括北約停止東擴、烏克蘭保持中立、以及遵守明斯克協議(Minsk 2 agreement)等合理條約草案,但拜登政府拒絕進行實質性談判,部分原因是美國決策者決心「削弱俄羅斯」。
「未受挑釁的襲擊」的謊言:美國媒體和政府將俄羅斯的入侵描述為「未受挑釁的襲擊」(unprovoked attack),這是一種經過精心設計的宣傳,旨在掩蓋美國在衝突中的挑釁角色。
烏克蘭的犧牲:烏克蘭人民被美國利用為代理人,為一場他們不可能獲勝的戰爭付出巨大代價。這場戰爭不僅導致了大量人員傷亡和國家破壞,還可能導致烏克蘭被進一步瓜分,並助長了烏克蘭極右翼民族主義者(如亞速營)的崛起。
和平與外交的呼喚
霍頓強調,武力永遠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方式,反而常常適得其反。他認為,美國需要回歸其創始人的非干預主義原則,放棄全球霸權的幻想,並通過真誠的外交解決衝突。
核武器的危險:核武器的存在使世界處於不斷升級的邊緣。儘管「相互保證毀滅」(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AD)理論暫時維持了和平,但這只不過是歷史上的一瞬,長遠來看,核武器的持續存在必然導致災難。他呼籲多邊裁軍,並引用了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和戈爾巴喬夫曾經接近達成全面核裁軍協議的例子。
外交是唯一出路:針對伊朗的核計劃,霍頓認為,美國應當採取對話而非威脅的策略。尼克松與基辛格訪問中國、雷根與戈爾巴喬夫的談判,以及川普(Donald Trump)與金正恩(Kim Jong-un)的嘗試,都證明了即使是意識形態上的敵人,也能通過外交取得突破。對話的重點應該是「信任但要核實」(trust but verify),即在保持禮貌的同時,堅定地驗證對方的承諾。
公共意識的重要性:霍頓創辦《反戰網》等平台,正是為了對抗政府和主流媒體的宣傳,向公眾提供真相。他呼籲美國人民認識到政府對他們撒謊的模式,並抵制被恐懼和憤怒操縱,從而支持新的戰爭。
結語:回歸自由主義原則
斯科特·霍頓在播客中呈現了一個令人沮喪的圖景,即美國外交政策如何被腐敗、自利和官僚惰性所驅動,導致了無休止的戰爭和全球不穩定。然而,他通過揭示真相、提供歷史背景和提出替代方案,為讀者和聽眾提供了反思和行動的機會。他倡導回歸美國建國時期的自由主義原則——自由、財產權和個體決定自身命運的權利。他相信,只有當美國放棄帝國主義的負擔,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專注於完善自身的共和國,並以身作則,而非以武力,來引導世界時,才能真正實現和平與繁榮。
這不僅是對過去數十年錯誤的深刻反思,也是對未來道路的懇切呼籲:認識到戰爭的真正代價,挑戰軍工複合體的霸權,並以和平與外交取代無休止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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