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绳丨5月：当社会缺乏信任（2025年，总第35期）

于立青

5 月 31 日

IPFS

黄杨钿甜事件、普利策奖、《看见》、民粹主义。

“最好还是自己做，天天吃外面的，对身体不好。”假期小聚，长辈再次重申起关于饮食的劝告，“就算别人不用地沟油，质量也不会多好。”

某种程度说，这些意见是对的。另一位从事财务的长辈表示，自己清楚公司采购食品的账目，而有次在内部食堂吃饭，她就亲眼看见未经彻底清洗的蔬菜被直接烹饪加工。“我们自己人吃都还这样。”长辈感到震惊。

只要愿意，互联网上总容易发现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报道，廉价外卖成堪称重灾区。可与此同时，习惯在外者似乎又从诸如对“拼好饭”的调侃中，掩盖内心的惴惴不安。

不过，我更加好奇的是代际间的连接点，即一种弥散于社会中的信任危机。

用不着从历代思想家那汲取穿越时空的教诲——像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光是看看今天的世界运转就应明了，我们的生活早就深度嵌合：救死扶伤的医生离不开吃饭，饭店老板需要田地里的食材，而农民的健康又有赖于医生……

这是一条十分简单的关系链，现实情况肯定数倍复杂于此，但我想结论已经得到凸显：倘若我们不再彼此信任，绝不会存在所谓的美好生活。

问题是，为什么社会信任日渐崩塌？而既然别人先选择昧良心，凭什么需要我恪守道德，任其伤害？

1984年，博弈论专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写下《合作的进化》一书。在此基础上，Nicky Case改编出一款名为《信任的进化》的游戏，直观展现发展信任的前提：重复的互动、进行非零和游戏、低概率的误解。

“游戏是什么，直接决定了玩家做什么。”制作人总结说，但博弈论也提醒，我们就是彼此的环境。从长期来看，决定游戏的正是我们这些玩家。

所以，每个人都需要力所能及地行动起来，去创造一个可以让信任进化的条件。

我当然无意于空谈说教。5月的“结绳”，将从公信力式微入手，记录促成这种变化的诸多因素，并着重讨论媒体角色的影响。关注部分，涉及《看见》下架、民粹主义崛起等话题。

讨论

01丨公信力式微

5月11日，演员黄杨钿甜在小红书发贴，分享参加学校成人礼活动的照片，其中多张自拍刻意凸显所戴耳环，并透露“耳环是找妈妈的”。质疑和批评接踵而来。

有分析指出，黄杨钿甜展示的耳环疑似出自英国知名珠宝品牌Graff，价格高达230万元。而考虑到其父杨伟曾是四川省雅安市公务员，很难不让人怀疑背后是否牵涉贪腐行为。“如果家庭资产没有一个亿，谁会花百万元买一对耳环？”[1]

眼看舆论发酵，杨伟5月16日在微博自白，称女儿佩戴的饰品并非正品，更没有网上所说的天价，还否认自己是“赈灾贪官”。[2]

这并没有让整个事件消停。观察者网一篇专栏文章认为，黄杨钿甜父亲是不是“贪官”，他自己说了不算；《新京报》的评论也呼吁深入调查，以事实定“真伪”。[3][4]

随着5月22日《关于网络反映黄杨某甜“天价耳环”涉雅有关问题核查进展情况的通报》发布，公众连日的猜测得到检验。

雅安市联合工作组称，黄杨某甜父亲杨某在雅工作期间，并未经手灾后重建项目招投标，也没有涉及灾后重建资金审批管理和慈善捐款。不过，担任公职时，杨某涉嫌违规经商办企业，而在参加公开招录公务员考试和工作期间，也存在故意隐瞒违法生育二孩的问题。

对此，监察机关已立案调查，承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可部分舆论仍不买账。[5]

“这份通报在公众看来，里面同样有一个谜——这是结案了还是阶段性的进展？”极目新闻写道，“通报对‘天价耳环’的真假、黄杨某甜家庭财富的来源都没有触及，让人怀疑调查和处理后续有烂尾的可能。”[6]

纵观既往现实，笃信“问题”背后存在更大“黑幕”的风气由来已久。

例如，哪怕中国的日本人学校开设流程公开可查，各种社交平台不断流传着一套日方居心叵测、欲行不轨的阴谋论。而胡鑫宇绕开监控、死于学校附近上百天后才被发现，公众足以怀疑这光凭一名15岁中学生就做到的可能性——本质而言，它属于情绪方面的拒绝信任，无法用任何事实证明和逻辑推理来消除。[7][8]

很大程度上，不（完全）信任官方处理结果的态度，源自“举一反三”式反省的宣贯与一再发生的同类事件之间抵牾。

5月6日，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百姓关注报道，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清风桥一侧护栏被大风刮倒，碎石散落地面，引起市民有关“豆腐渣工程”的质疑。

该区住建局工作人员回复，经咨询气象部门，“是因为风太大了，11级大风，风速达到20多米每秒，且清风桥还位于风口的位置，护栏才会断裂，后续维修会加一些相应的防护措施”。[9]

然而，知乎认证为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资格证持证人的用户“傻瓜的两块钱”，在相关问题的帖子里分析，根据视频截图，问题“就是这个栏杆柱的柱脚没有做好”，“只要是正常按规范设计的，那么就是应该有6倍多的富余量”。[10]

只需稍加搜索，我们还可以发现，2024年4月，投资高达2亿元的江西抚州临川区才子大桥围栏发生倒塌，临川区应急管理局也将原因跟12级大风挂钩；同年7月，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乌丹镇南大桥两侧石护栏被风吹倒，翁牛特旗交通局工作人员表示，当时有12级飓风，“桥很坚固，但架不住风大呀”……[11][12]

这些事件公告往往会提及展开调查，但最终基本都变成“查无下文”。没有理由断言，“黄杨钿甜事件”不会落入此番结局。而想要进一步理解舆论在这项议题上的愤怒，“人命关天”是绕不开的角度。

公告中，哪怕杨伟并未牵涉灾后重建项目招投标和相关款项使用事宜，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盘旋在捐助资金去向上的疑云，也仍会将之笼罩。可由于监察机关调查方向已圈定在杨伟违规经商办企业、故意隐瞒违法生育二孩方面，公众大概仍旧难以看见想要的答案。[13]

不得不承认，“人命关天”并不会自然导向“不容差错”。甚至可以说，二者的距离让人感觉越发离散。

5月11日，央视财经发布的调查新闻称，“南宁市第六人民医院为公共服务人员办理上岗需要的健康证时，检验过程松散随意，甚至漏检都能办下健康证”。天津市铭华医院、沈阳康民医院、郑州二七爱康中医院、郑州金水慧慈医院、郑州福德堂中医院、天津仁泰体检中心、辽宁省健康产业集团华晨医院等机构，都存在违规办证乱象。[14]

讽刺的是，就在1月，央视新闻便进行了独家调查，揭露石家庄办理健康证背后的隐患：“一名办理健康证的业务员表示不需要去医院、不需要做任何检查，只需要交纳90元体检费，就可以办理健康证。”[15]

正如读者可以预料的那样，报道播出后，石家庄市成立由联合调查组，“迅速开展调查”，很快发现通报问题属实，”对涉事医疗机构立案调查，并责令立即停办健康证相关业务，对涉事机构经办的健康证逐一认真核查，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16]

可惜，“抓典型”也只限于“抓典型”罢了。央视财经最新的调查中，问题还牵扯出违规办证上下游的广泛参与者：一些劳务中介冒名顶替体检人员进行健康体检，有的违法者直接制售假健康证。[14]

描写东北时代变迁的《张医生与王医生》，洞穿了弥漫在我们社会的某种沉疴。

1990年代，“突然的失业下岗和贫穷”，加速“价值观崩塌”，“社会的失范开始在各个层面上表现”，每个人“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和占据的位置，去掠夺他人”。

为什么在那十几年里，会有那么多贪污腐败案件发生？作者伊险峰、杨樱尝试总结说：“如果你没有社会资本，也没有经济资本，而又自感被抛弃，看到别人都在依赖各自的资本为自己淘金，那么你只好选择最原始的方式——以胆略和勇气来获取财富。你又不会失去什么。”[17]

而另一位作家六神磊磊观察到，“黄巢”这个名字正在翻红。针对社会不公不义，不少评论直接呼唤黄巢的壮志，誓要“天街踏尽公卿骨”。

“对于推崇黄巢这件事，但凡有一点常识和思考能力的人，都会隐约感到逻辑不通。”六神磊磊对比说，“连公卿都踩成泥巴的存在，小民在其面前命运如何？”[18]

相较于利用资源地位落差对比平复汹涌的情绪，我想要把话题引向更传统的中国人格调上。

2020年，海外COVID-19泛滥时而中国情况稳定时，中文互联网上一片“抄作业都抄不会”的嘲讽。在播客《八分》一期节目里，媒体人梁文道提醒，幸灾乐祸的反应并不符合我们的文化传统：

读书人自己是有道统的，……想想看这个道统上面的所有历代圣贤，换成是他在我今天的处境，他会怎么做，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想想看，大成至圣先师他会怎么做，四配会怎么做，十二哲会怎么做，想想看诸葛亮、范仲淹、文天祥、陆秀夫、方孝孺、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想想看朱子，想想看陆子，想想看王阳明，他在我们今天这个情形下，他会是怎么样的人。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这些我们真正尊敬的中国文化的脊梁这道道统上能够认可的一个态度跟事情呢？

梁文道回忆起自己的求学见闻。他介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唐君毅曾对学生有过一番教训：“如果诸位只自觉自己是种族的生命意义上的中国人，而非文化生命意义上的中国人，我还是要不客气地说，诸位做中国人还未做到家。”[19]

02丨媒体与权力

关于媒体，一种流行的讲法称之为“第四权力”。

中国大百科全书介绍，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美国政治家杰斐逊最早发展出“第四权力”的思想。该理念认为，媒体总体上构成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一种社会力量，并制衡后者。[20]

当然，对于中国人，更熟悉的媒体语境或许是监督广泛的社会问题。

5月12日，大象新闻报道，湖南省长沙市下辖一村庄存在非法代孕的手术室和实验室，暗地开展地下代孕业务，非法进行取卵手术和受精卵培育等交易。[21]

一些自媒体账号迅速以此作为素材，重复讲述（河南）调查记者的危险处境和大义精神。[22]

有关调查记者行业的话题，2017年曾出现过较大范围的关注。彼时，所谓“中国在册调查记者仅剩175”的说法不胫而走。

经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事实核查》课程教学实验号“核真录”梳理，该数据源自署名为张志安、曹艳辉的《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不过，前《南方周末》记者褚朝新表示异议。[23]

“试想，一个调查记者哪怕一年只写一篇深度调查稿，那一年里我们就至少可以看到175篇轰动全国的调查新闻。”褚朝新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解释说，“如果他们一个人一年写两篇，那我们一年360多天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个重磅的报道。可是，现实中我们没有看到那么多真正的调查报道。别说每天一篇了，一个月都没有能保障有一篇。”[24]

纠结于具体数字，并非此文重点。让我们暂且绕开，来探究当前媒体的普遍作用。

5月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查组发布通报，回应了甚嚣尘上的“肖飞董袭莹事件”。此前，二人被曝出不正当关系，并引发公众对医学教育领域公平性的批评。这份调查内容很快出现在各大媒体上。[25]

可是，不少评论都觉得处理结果隔靴搔痒。比方说，董袭莹被指学术造假，对其的“惩罚”目前仅有撤销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就这？这不就是把本不属于他（她）的东西收回了吗？惩罚呢？”

也有人将矛头指向整个体系：“饭馆看见了两只大蟑螂在桌上配种，一个月之后打死双双挂在门口，你就说我们饭馆干不干净吧。”[26]

无论它们是否够得上“议程设定”的标准，需要看到，这都提出了本该是所谓“肩挑道义”的机构媒体该追问的重要问题，而后者似乎越发习惯于等待下一轮通报——如果真的还有下一轮的话。[27][28]

褚朝新认为，做记者写新闻应与权力保持一段距离。“攀附迎合权力，或许能一时受惠得利，但违背新闻职业操守，稍有良知就会不安”，根据他的从业见闻，“官场多变，不少官员表里不一，一旦他们的真面目暴露，攀附迎合者最终不会有好结果”。[29]

毋宁说，媒体的价值正是建立在跟多方的距离感之上，也包括跟某种社会主流声音。

新闻领域备受关注的普利策奖，在5月5日公布获奖名单。Doug Mills获得“2025年普利策突发新闻摄影奖”，而一度被广为传播、由Evan Vucci捕捉到特朗普遇袭后在美国国旗下振臂高呼的照片却落选，引发公众惋惜。

知乎相关问题下，一篇帖子写道，很多奖项表彰的是能代表其所鼓励方向的作品，而非“画面好看”或“作品受欢迎”。

作者称，Vucci拍摄的“名场面”照片的新闻价值，显然不如Mills创作的一组新闻组照：除了记录下子弹轨迹、特朗普表情变化等细节之外，八张照片用各异视角，更完整地呈现出这个历史时刻的前后经过。

按照普利策对新闻报道奖项的描述，该奖项是“一年中记者工作的最佳范例，检验标准是严格的准确性、严谨性，以及完成了某些引起公众关注和尊重的公益事业”。[30]

尽管媒体的定性因为所处社会制度而有所差异，不过，我们也可以达成某些基础共识——政治宣传和新闻报道，存在一条明显的鸿沟。当特朗普二度出任美国总统，白宫网站满屏都是“美国赢了”“特朗普时代”等标题，恐怕没有多少人会觉得，它们就是媒体学习的最佳范本。

端传媒发布的文章发问：“在一个以修辞为主要治理权术的时代，语言的极端化是否会成为民主体制自身的裂痕？协商的空间是否存在，或者说，是否依然重要？特朗普的语言政治或许只是一个开端。”[31]

关注

01丨《看见》下架

一本出版畅销多年的自传性作品，却在十二年后“因质量问题停止出版发行”，并要求“即刻全面停止销售”，这便是前央视记者柴静所作《看见》面临的情况。

根据《联合早报》梳理，5月15日，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发布发出下架通知。一周后，《看见》在淘宝、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下架，有超30万条书评的豆瓣页面亦遭删除。

知情人士称，下架《看见》是出版方与作者彻底切割的自我保全方式，因为柴静近期屡在自媒体平台触碰不受中国主流待见的议题。

2014年，柴静离开央视，一度淡出公众视野。2015年，她推出空气污染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引起舆论关注。不过在播出48小时后，相关视频和文章都从网上被撤下。2017年，柴静随全家移居西班牙巴塞罗那，由于当地一场恐怖袭击，她开启新的调查，并在2023年通过其个人YouTube频道发布的《陌生人——对话圣战分子》。

2024年，柴静将频道的内容方向转向中国政治和历史议题，包括今年以来多期涉俄乌战争中国籍雇佣兵、国共内战等话题的专访节目。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得知《看见》下架的消息后，形容一个时代结束了。“我说的时代，是一个无数年轻人从流行读物中被唤起新闻理想的时代。”

《联合早报》文章总结说，因《看见》而加入新闻业的这些中国年轻一代，近年面对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熏陶，以及蓝底白字“通报时代”的行业环境。[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