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墜入浮選槽，再墜入語言深淵

2024年7月23日上午，六名東北大學的學生，在內蒙古烏努格吐山銅鉬礦的選礦廠內墜入浮選槽，全部溺亡。一位教師受傷。他們原是來「參觀學習浮選工藝」的。

但那場名為學習的行程，只走到了那片脫落的格柵板為止。

事故發生之後，最先落地的，不是調查報告，也不是責任聲明，而是一段語言——極其克制，極其冷靜，也極其卑劣：

「因格栅板脱落坠入浮选槽。经全力施救，6人被救出后，医护人员确认已溺亡。」

語言先於真相出場，語言先於責任著陸。我們不得不再問一次：這段話，究竟在說什麼？

它沒有主語，沒有動因，沒有一個站得住的行動者。誰批准了實習，誰安排了參觀動線，誰審查了設備，誰應該出現在現場——全被語言格式化處理了。只剩下一塊「脫落的格柵板」，像落水的遮羞布，把所有責任蓋住了。

這不是語言的無力，而是語言的有力——過分有力。它以最少的詞，把最大的責任隱去，把最應被追問的人護住。

它不是敘述，而是消音；不是中立，而是偽裝。把「失職」寫成「意外」，把「可防」寫成「不可抗力」，這種語言，不是技術性敘述，而是制度性冷漠的語態。

當輿論開始起波瀾，新華社的補丁很快跟上。第二天，發出一篇看似誠懇的評論，語調開始柔軟，出現了修辭，甚至有了一點詩意：

「本是求知探索的旅程，卻驟然成為六條年輕生命的終點。」

你看，語言有了情緒，有了哀傷，有了哽咽的樣子。但也正是這樣的語氣，完成了另一種更隱蔽的工程：安撫情緒、稀釋責任、柔化敘事。讓你哭，但不讓你問；讓你痛，但不讓你追。

當語言從「格柵板」轉向「校企合作制度」，從「現場失職」轉向「通用警鐘」，重心就移開了。我們從「該問誰的責」走向「大家都該反思」，從「要不要處罰」走向「要不要汲取教訓」。

這個轉移太熟悉了。熟悉得像劇本裡的場次，事故發生——通報發布——輿論沸騰——官方表態——情緒收口——逐漸遺忘。每一次公共災難，最後總會被語言寫進一篇模範文章，一場警示教育，一個「再次強調安全」的尾聲。

語言不否認災難發生，但它安排災難如何被記憶。它不禁止你悲傷，但它指定你悲傷的方向與強度。

可怕的不是語言會說謊，而是我們已經習慣它的說謊方式。

我們太熟悉這些句式了：「安全怎麼強調都不為過」「讓悲劇不再重演」。每一句都沒錯，但每一句都出現在最不該出現的時候——用來截斷追問，冷卻責任，蓋過應該吶喊的聲音。

那六個學生，就這樣被語言吞了。他們不只是墜入浮選槽，也墜入語言的水泥中，被一段又一段「準確無誤」的通報封存起來。

可我們知道，他們不該死。他們應該像所有學生一樣，在實習後拍照、打卡、發朋友圈、坐車平安返校。他們死得突然而絕望，但我們不能再用「命不好」這種詞來自我安慰。

那不是命，是結構性忽視與制度性冷感的共謀，是一種從來沒有被糾正、甚至沒有被承認的集體失職。

而如果我們容忍語言這樣一次次收場，一次次美化災難、格式化死亡、程式化悲傷，那麼我們其實已經默許了另一場更深的沉沒：

——語言不再用來揭露真相，而是用來掩埋它。

我們不能接受這樣的定稿。不能接受六條人命，最後被寫成一段語義正確的句子。不能接受一句無主語的官腔通報，取代了應有的全社會問責。

我們不能只問「這段話怎麼寫得這麼冷」，更要問「為什麼還是這麼寫」。

願這篇不是結尾，而是開場。

一場對語言的追問，一場對責任的追問，一場對記憶方式的追問。

那六位學生不該只被寫成「確認已溺亡」。他們的名字、年齡、學院、專業、語言、夢想，應該再次被一筆筆寫出來——在一個還願意直視真相的社會裡，在語言尚未徹底腐敗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