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爺

AI 不懂歷史。它只是疊加噪點，運算，生成。但有時候，它生成了一種錯覺，像是一場偶然的相遇。那錯覺不是準確的，也永遠無法準確——它更像玻璃板上的化學殘影，清晰，卻永遠對不準焦。每一次生成，每一次凝視，都是一次塌縮的實驗。

1839 年真正標誌的，不是攝影的「起點」，而是它的制度化時刻：阿拉戈的演講、赫歇爾的「photography」命名，以及法國政府將技術向世界公開，讓攝影從私人實驗室走向社會，進入了一個可以被複製、被流通、被規範的現代框架。

也許，記憶本身就有點像量子力學。它不是儲存在哪裡等待挖掘，而是需要被觀察、被觸發、被凝視——而凝視本身會改變記憶的樣貌。就像這張臉，原本漂浮在模糊的可能性裡，被我盯著看，才慢慢顯影。

鐵路系統曾是中國最具整體性的制度樣本。它有自己的醫療系統、教育體系、司法與警務部門，還有配套的供應鏈。它不依賴地方，而是自成一體。鐵道單位可以印地圖、辦報紙、發制服。有獨立的公安、法院、醫院與學校。職工與家屬可以一生不出體制，從上學到退休，全由這條線上的體系包辦。

我們記住他們，不是因為他們是「外國人」，也不是因為他們能拯救多少生命，而是因為在一個城市被黑暗吞沒的時刻，他們選擇了留下，並且讓世界看見——這是人類記憶裡罕見的、來自現場的正直與勇氣。

電影的故事背景一旦放在中國，涉及警方、司法、跨省組織犯罪的細節，就要面對複雜的審查——不能觸碰系統性腐敗，不能暗示公安失職，不能呼應現實中那些尚未解決的社會痛點。

如果歷史記憶是由選擇構成的，那麼在「南京保衛戰」中殉國的九位將軍，就是被反覆略去的一頁。

近年來，國內學院系統中的部分力量，不再滿足於跟在西方當代藝術步伐後解釋自己，而是著手打造本土文化話語的主體性。表面看是「文化自信」，實則是一種語法奪權——不僅批判西方，還要準備書寫新的語法秩序。

當我看到長江拍下那些牆上的霉斑與裂縫時，我完全明白那是什麼。那不只是自然的痕跡，而是歷史沒說出口的部分，是每個人都經歷過、卻無處可放的部分。他的牆，是我的海灘，那團水痕，是我淚流時說不出的話。

你要真把它當成一樁桃色新聞，那就淺了。他不是失足，他是順流而下——這條河從來沒打算通往彼岸。橋是給人看的，水下藏的是管道、紅章、授權和封面故事。

語言不否認災難發生，但它安排災難如何被記憶。它不禁止你悲傷，但它指定你悲傷的方向與強度。

今天的當代藝術，正處於這樣一種語法迷惑之中。我們以為自己在批判權力、在再現經驗、在反思歷史，但我們是否真的還在產生新的思想？還只是在一個看似進步、實則可預測的語言場里進行格式化的話語重組？這種語言的幻象，是對藝術最深層的背叛——它讓我們相信語言可以無限解釋世界，卻忘記了語言也會構築出一個讓人無法逃出的牢…

那張拍攝於2011年7月23日16點14分的照片，我始終留著。小門在飛機上，正跟小麥聊著天，兩人見我給他們拍照，立刻都讓眼神放光。就在拍那張照片的時候，我們正在錯過那班將在16點36分駛離杭州城站的D3115，也錯過中國的第一場動車災難性事故。而那班讓我們錯過一切的MU2046，卻在歷史中悄無聲息。

《如果語言先於觀看，攝影還剩下什麼？》一文在大陸的一個網絡平台刊出後迅即激起熱議，收到許多朋友的熱烈留言。為正面回應各界關切，我續寫了這篇，繼續探索攝影語言、觀看自由與藝術體制之間的張力，希望大家能一同思考。

語言一旦比觀看先出現，敘述就會被訓練成格式化敘事；而當「共情」「身份」「記憶」這些詞語開始反過來指揮經驗，而不是由經驗推動，那些自述就不再是創作副產品，而是一種經過自我審查後的通關密碼——為策展人準備的、為審查人員準備的、為機制準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