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漏痕：時間的殘卷與觀看的碎筆

前幾天轉發長江兄的這個展訊的時候，我順手寫了一段話，算是有感而發：

「一早起來收到消息：八月八日，顏長江兄的最新作品《涯山殘卷》，將在一座新美術館『翁山當代藝術館』展出。

你看，新作、新展、新美術館，所對應的卻是『殘卷』——僅僅字面上，就已充滿張力。可惜我人不在廣州，不然一定會去現場觀摩、學習，也靜靜受一次擊。

昨晚，在宋朝家後院吃宋家烤串，回家後又與張巍喝到凌晨三點。席間又聊起我這些年始終放不下、卻也反覆懷疑的老命題——是否可能用影像來承載自己的歷史迷思？

我總想把影像變成一種修辭，一種對現實的翻譯與補寫。可現實往往太新、太輕，帶著滿滿的塑料感；而歷史呢，又太舊、太遠，模糊得像一場來不及經由復述記下來的夢。我想去做一份無人委託的修復工作，去縫補現實與歷史之間早已破碎的語序——像個拾荒者，在時間流裡翻找那些未完成的、被放棄的、無法證實也無人續寫的句子。

影像是語言，歷史是傷口，兩者之間充滿了折射的錯覺。它讓我在迷思與確定之間來回搖擺，煞有介事，不知所終。

所以我想看長江兄的新作。『殘卷』這兩字太打動我了—— 不只是打動，簡直像是命名。我滿腦子都是殘卷。甚至可以說，我自己，就是一頁頁帶著『長卷』理想的生活殘卷。」

這段話現在看來，更像是長江新作名中的「殘卷」二字正好與我前一晚與張巍的聊天形成呼應。然後我寫的這段話可能又戳中了長江的內心某處，於是他問我：「你寫的可以擴充一下給我刊出不？」十四字邀約，我足足想了一個小時，不為別的，就因為約稿者本尊就是我心中的一代「文妖」——長江的文字非常好，冷靜內潛，含光不耀，雖不賣弄，但氣息很足。他的語言彷彿來自某種山林傳統，巫學氣象，自修密語——介於「圖」與「文」、「巫」與「史」、「影像」與「夢語」之間的語言游魂。

我怎麼寫，都有獻醜的嫌疑。

好在長江提前為我解密他的作品，甚至連展品的製作手冊都發給我了，除了能看到作品大圖，我還知道它上牆時的尺寸，結合我這麼多年的工作經驗，我能想像出展覽的大體概貌。當然，更重要的是，對於《涯山殘卷》背後那些不太好說卻又不能不說的東西，我確實也有些話憋了很多年了，那就談談吧！

影像的歷史書寫，一方面固然是最常見的敘事與狀物，但我一直更期待的是另一種可能性：讓歷史變成像氣味一樣的東西，無法清晰講述，卻滲透於一切表層之下。不是什麼重大事件、也不是標題式的歷史，而是那種沒能被記錄下來的現實殘餘——悶氣、濕氣、塵埃、靜默、重複、徒勞。那才是真正的歷史現場，是那些未發聲的時刻，而不是歷史的語言。

而《涯山殘卷》這個作品，就是從這種氣味中長出來的。

長江拍攝的，不是風景，不是人物，也不是敘事性圖像。他拍的是車庫裡的牆。準確說，是一段時間裡牆的變化。那是在某個大家都哪兒也去不了的日子裡，他每天遛狗、繞著車庫走，走得多了，便開始看牆。不是一開始就發覺這些牆有什麼特別之處，而是在車庫裡，牆是他唯一的風景，後來也成了他唯一的出口。

因為牆會自己長東西——霉、斑、濕痕、裂縫，像一種不受控的寫作。這寫作沒有筆，沒有語法，只有時間與濕氣的手勢，日復一日，像在反覆抄寫一段沒有人讀過的經文。或許在長江看來，那些牆上的水痕，其實不是痕，而是一種無人書寫卻悄然顯現的句子。所以他沒有打擾它，只是用手機、後來用相機，慢慢記下它變成的樣子。

他沒給那些圖像起名字。因為那些影像原本也沒有要說什麼。它們只是發生在牆上的東西，是牆的皮膚，是牆的語言。不是他創作了什麼，而是牆替他寫了什麼。他只是把它們保存下來，像一頁頁被撕裂的古書，把它們裝幀成一卷，叫做《殘卷》。

那些影像，一張張看去，既像是抽象的山水，又不像是任何可辨的風景。

有些是大片霉斑滲出後留下的暈染痕跡，像濃墨溼紙滲出的邊界；有些則是裂縫與水痕交織出的脈絡，彷彿殘章舊帖的筆勢斷片。畫面色調被時間壓低，主色是牆原有的灰與米白，但濕氣生出的斑紋則顯出幽綠、鐵鏽紅，或是黯淡的黑。每一幅都近似單色，畫面中沒有主體，沒有中心，也幾乎沒有深度線索，但卻充滿了節奏與流動感。不是由圖像召喚敘事，而是由痕跡觸發記憶。

整組作品沒有陳述什麼，但卻讓人無法不凝視。

它們的構成方式，是攝影機對牆面局部的凝視與擷取，畫幅往往偏向垂直（portrait），像是書頁的抽樣，也像是人臉上的皺褶放大後的質地樣本。沒有構圖的構圖，沒有美學的美感——正因如此，它們才顯得更像是歷史自我滲出來的證物。

至於為什麼是「涯山」，而不是「崖山」？我想，大概是因為那「崖山」是宋亡之地，是歷史的轉折之名，而「涯山」明顯帶著語言的移位，是將歷史變為一種無法證實卻無法否認的記憶地貌。它不再指涉具體地點，而成為一種對文明斷裂、文化沉沒的普遍寓言。所以，長江用「涯山」，不直接指向歷史，而是說殘留、說沉沒、說我們無法再明說的一切——這不是逃避歷史，而是讓歷史以別的方式繼續說話。

長江在自述中提到「屋漏痕」時，不提典故，只用它來描述那水痕順牆而下，曲折自然的樣子。但「屋漏痕」這個詞，在中國書法史上，是一種筆法隱喻，而非圖像指涉。它最早來自唐代顏真卿與懷素論筆之語，顏真卿以「屋漏痕」來形容行筆的最高境界——如雨水順牆滲流，綿延而下，不刻意，不造作，卻自成氣勢與節奏。這其實是一種筆勢觀念，而非視覺模仿；是對書寫之道的體悟，而不是對自然痕跡的臨摹。

但我想說的不是考古，而是重逢。

長江的《殘卷》，拍的不是「筆法」，不是仿畫，不是寫。他拍的，是牆。牆是真正被雨水滲過、被濕氣爬過、被時間拋棄過的東西。那些水痕與黴斑，不是誰設計出來的筆意，而是無筆之筆，一道道濕意的筆記，一頁頁時間的泅痕。

長江並不是在模擬『屋漏痕』，他是在與它重逢——在他車庫牆壁那被遺忘的角落，那些斑斕污漬與歲月淚痕，像是某種不被召喚卻仍然寫就的殘筆。這不是臨摹古人筆法，而是與「屋漏痕」這一古典意象在現代廢墟中的不期而遇與悉心重構。

這批作品，不是「像」屋漏痕，而是直接借用了「屋漏痕」。不是模擬，也不是學習，而是直接取其痕跡，讓時間自己落筆。

這種做法，在當代藝術語境中，接近「現成品」（ready-made）的策略，但又不完全一樣。杜尚以小便池挑戰了藝術的命名權；而長江什麼也沒挑釁，只是在無所作為的日常裡，默默記下牆寫給他的語言。

既然提到杜尚和《泉》，不妨順便說一句：那只倒置的小便池，在許多人眼中成了藝術史的轉折點——但真正的轉折，其實在它被拒的那一刻。《泉》之所以成為作品，並不是工業製品本身，而是它被送展、被拒絕、被討論的整個行動與語境。

杜尚以假名「R. Mutt」向號稱「無評審制」的美國獨立藝術家協會投稿這件現成品，他不試圖「製作」什麼，而是用這一動作刺穿藝術制度的邊界——如果任何人都可參展，那我也可以來；如果藝術不設門檻，那這也應該是藝術。

結果，它被拒了。正是在被拒的那一刻，作品才真正完成。

這一層理解對今天的觀念藝術至關重要，也對我們觀看《涯山殘卷》有直接啟發。長江不是「創造」了一系列的山水畫，而是將某些本不被觀看的牆面滲痕——那些隱秘的、時間與水氣留下的斑駁——引導進一個可以被觀看、可以被命名的藝術語境中。

正如杜尚不是美化小便池，而是讓它在語言與制度的裂縫中「成為作品」；長江也不是試圖模仿古人筆墨，而是讓那些無人命名的「現成山水」——在幽閉、禁足、無所作為的時刻浮現出來——進入展覽、進入修辭，從而獲得「殘卷」之名。

曾有批評家指出：觀念藝術的核心，不是對物的創造，而是對制度的暴露。

長江的《殘卷》，不是物件的表演，而是觀看方式的悄然轉置。

如果說《泉》是一個關於制度悖論的自爆裝置，那《涯山殘卷》則像是一次無人之境的慢火鍛煉。在表面最無物的地方，長江找到了最有力的時間痕跡，那不是拍攝的結果，而是一種時間的洇出。

作為現成品的《涯山殘卷》，不是觀念的挑釁，而是現實的無奈與接受。長江不是選擇拍牆，而是一個被迫失去現場的攝影家被逼到只有牆可看。這批作品的本質，並非長江主動出擊的創作，而是一種極度消極、幾乎近乎「讓渡」的觀看方式。與其說他選擇拍什麼，不如說他只能這麼看。

如此一來，「屋漏痕」就不再只是筆法的比喻，而是成為一種來自日常廢墟的殘留信號，一種斷裂歷史中的見證物件。

我為什麼能「讀懂」《殘卷》這種圖像的語法，也許是因為，它的語法，我不是學會的，而是在某段無從言說的時間裡，被逼著讀懂的，它們讓我想起某段自己也無法訴說的過往。

那是三年前，在美國讀書的大兒子做闌尾炎手術，在一片肅殺的氣氛中，我們抓住一個其實很不確定的窗口時間去探望他。那時出來可真不容易，各種文件、證明、測試、檢查，像是穿過一道又一道關卡。人人都戴著口罩，護目鏡，說不清是防疫還是自保，每一步都像在穿越不可預知的層層迷霧。

結果到了洛杉磯，飛機剛落地，瞬間就像進入了另一個世界：沒有人戴口罩，也沒有人要查你的核酸看你的疫苗，到處歡聲笑語，像是從未經歷過任何重創——那是我久違了兩年多的曾經日常，但這裡還是被地球另一端最最如臨大敵的族群樂不可支地喊話「抄作業」。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拉古納海灘（Laguna Beach）。多雲的天氣，陽光穿過雲層的縫隙，落在沙灘上，人們在這裡嬉戲追逐，而我，剛剛脫離對他人防範森嚴到幾乎「他人即地獄」的地方不到二十小時，站在那裡，看著眼前的景象，恍然如夢，說不清是不習慣還是委屈——眼眶一下子就濕了。那些淚水，像牆角殘留的濕痕，無聲地洇出無名者的記憶斑痕。

想起那天，我現在依然還是一陣心痛，好在已經清楚地知道：自己曾經被歷史擠壓過、消音過、丟棄過。你沒有辦法說清楚這些事，也沒有語言可以訴說。它們沒有標題，只是一種暗紋，悄然滲入身體裡。

當我看到長江拍下那些牆上的霉斑與裂縫時，我完全明白那是什麼。那不只是自然的痕跡，而是歷史沒說出口的部分，是每個人都經歷過、卻無處可放的部分。他的牆，是我的海灘，那團水痕，是我淚流時說不出的話。

長江把這組作品命名為《殘卷》，我的理解是形式上的——像破損的書頁，被撕掉了段落，只剩下斷句與殘行。也可能是態度——他並不想完成什麼，只是保存那些已經不再完整的圖像，像一種無人託付的修復。又或者，是對某種歷史的回應——不是那種能被敘述的歷史，而是只能被滲出來、被誤認、被反覆命名也說不準的歷史。

但對我而言，「殘卷」從來就不是某個作品的名字，而是一種生存狀態的描述。我也只是殘卷裡的一頁，無標題，無主語。語句斷了，語序亂了，很多東西來不及說，很多話根本沒人要聽。如果真能從頭鋪開，我們翻到的，又會是誰留下的頁碼？

起始與結語從來不屬於我們，甚至不屬於任何曾經書寫過的人。

長江拍下牆上的時間，我拍下海邊的其樂融融。我們都不是在完成什麼作品，只是還沒來得及忘記，還想留一點東西。哪怕這東西說不清、拼不齊、裝幀不了——它仍然存在，它仍然會被人讀到。

它們沒有名字，也沒有開場與收束。它們甚至從未說話。但我們知道它們是什麼——因為我們曾在沉默裡，說過同樣的東西，只是沒被聽見。

它們就是「殘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