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當代藝術，正處於這樣一種語法迷惑之中。我們以為自己在批判權力、在再現經驗、在反思歷史，但我們是否真的還在產生新的思想？還只是在一個看似進步、實則可預測的語言場里進行格式化的話語重組？這種語言的幻象，是對藝術最深層的背叛——它讓我們相信語言可以無限解釋世界，卻忘記了語言也會構築出一個讓人無法逃出的牢…

《如果語言先於觀看，攝影還剩下什麼？》一文在大陸的一個網絡平台刊出後迅即激起熱議，收到許多朋友的熱烈留言。為正面回應各界關切，我續寫了這篇，繼續探索攝影語言、觀看自由與藝術體制之間的張力，希望大家能一同思考。

語言一旦比觀看先出現，敘述就會被訓練成格式化敘事；而當「共情」「身份」「記憶」這些詞語開始反過來指揮經驗，而不是由經驗推動，那些自述就不再是創作副產品，而是一種經過自我審查後的通關密碼——為策展人準備的、為審查人員準備的、為機制準備的。

刻版畫「瘋狂的達蓋爾攝影術」以遠景構圖記錄了當時的情景，在畫面當中人物大多數都在排隊等著拍照。這也是攝影術公佈以後的現況，刻版畫家迪奧多·毛里塞將現實的影像運用繪畫的形式記錄下來。

這個物件的特別之處在於「觀者必須以實體見到該物件才能看到它的全貌」透過影像無法了解這個物件的完整，影像只呈現了它看到的而非你想看到的。

眼睛不存在於主體所見的世界，反而是存於使主體能看見的世界

其實我哋嘅眼一直受到高度嘅「監控」，可以睇啲乜嘢？唔可以睇乜嘢？點樣去睇？其實好多嘢我哋以為好自由，自己係用自由意志作出選擇，但其實背後實在有太多嘅操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