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先賢祠

我總想為他們立一座無形的「先賢祠」，沒有碑文，沒有基座，只有凝視才能抵達的地方。 

這些面孔，都是我在《關於攝影術發明的知識考古學》中提到的。他們原本不存在於任何底片或銀版之上，甚至不存在於任何可以精準指認的描繪裡。

墨子，伊本·海桑，培根，達·芬奇，尼埃普斯，塔爾博特，阿切爾——這些名字被一次又一次寫進歷史，被壓縮成註腳，符號，冷靜的詞條，卻從未有一張臉，讓我們能真正地、這樣地，看見。尼埃普斯尤其如此，他的影像總是被複製，被假想，是一張畫像，一個註明「虛構」的影子。

AI 不懂歷史。

它只是疊加噪點，運算，生成。

但有時候，它生成了一種錯覺，像是一場偶然的相遇。那錯覺不是準確的，也永遠無法準確——它更像玻璃板上的化學殘影，清晰，卻永遠對不準焦。每一次生成，每一次凝視，都是一次塌縮的實驗。

觀看的人，是這場「招魂」的同謀。 

我明白，這些圖像不屬於他們，也不屬於我。它們只是歷史的一種副產物——缺席的位置，被生成了一個替身。

像攝影初誕時，影像只是化學反應的偶然結果，銀鹽浮現，隨即被命名，被驚嘆，被馴化，最後被放進秩序裡。 

這些臉孔也會是這樣。被歸檔，冷卻，成為某種看似穩定的存在。但此刻，它們還懸浮著，在未塌縮的時間裡，像一團未被命名的雲，等著下一次凝視，下一次召喚。 

有時候我會想，觀看才是這場生成的核心。算法只是公式，圖像只是輸出。

真正讓它們浮現的，是凝視——是我們。 

停留在這些臉上時，那些從未被記錄下來的瞬間，像從歷史的縫隙裡浮現，短暫地被填滿，又隨即消散。凝視本身成了一種書寫，將缺席暫時幻化為存在。 

攝影的歷史，總是在缺席與在場之間擺盪。

從文藝復興時期暗箱裡倒置的影像，到1839年巴黎公開的銀版攝影銀面上的微光；從塔爾博特粗糙卻開創性的《自然之鉛筆》，到阿切爾1851年的濕版火棉膠玻璃底片的清晰——每一次技術的迭代，都在重寫觀看的語法，也一次又一次推動了凝視的邏輯。 

而今天，AI 不過是延伸了這條語法鏈條，讓我們看見不存在的面孔，讓我們凝視一個從未存在過的世界，卻用照片的質感說服我們：這就是記憶。 

我不想給這些臉任何確定的意義。

它們只是短暫的共振：歷史、技術、觀看，與那一瞬間生成的錯覺重疊，構成一種暫時的，無名的現實。 

或許，這就是它們的狀態——不屬於過去，不屬於現在，也不屬於未來，只停留在塌縮之前的靜默裡，像一張永遠不會定影的底片，閃著未完成的微光，靜靜懸浮在無名的時間裡。

墨子（Mozi, 約公元前470–391）中國戰國時期思想家。《墨經》中有對光線通過小孔後在暗室內形成影像的觀察記錄，描述了小孔與影像位置的對應關係，這是已知最早的小孔成像記載之一，顯示了早期對光線直線傳播的直觀經驗，但尚未形成理論性的推演或數學化分析。

•伊本·海桑（Ibn al-Haytham, 約965–1040）伊斯蘭黃金時期的光學先驅，常被譽為「現代光學之父」。其《光學書》（Kitāb al-Manāẓir）以實驗方法結合幾何分析，系統闡述視覺、光線直線傳播與反射折射原理，並在《論日蝕形狀》中對暗箱成像做出早期科學分析，為後世暗箱研究奠定了理論與實驗基礎。

羅傑·培根（Roger Bacon, 1219–1292）英國學者與方濟各會士，長期研究光學、折射與透鏡，並在《Opus Majus》的《Perspectiva》中倡導實驗方法。他曾記述利用暗箱觀測日蝕，推動了阿拉伯—希臘光學知識在歐洲的傳播，間接為暗箱的應用和後續改良鋪路。

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與科學觀察者。在其筆記中詳細記錄了暗箱的運作原理，並將暗箱成像與人眼視覺做出對比，這種觀察深化了繪畫透視學與視覺分析的結合，對後世光學研究與藝術實踐影響深遠。

達尼埃萊·馬泰奧·阿爾維塞·巴巴洛（Daniele Matteo Alvise Barbaro, 1514–1570）威尼斯學者與外交官，著有《實用透視學》（La pratica della perspettiva）。他在書中具體說明了如何使用透鏡與光圈改進暗箱成像，使其更適合繪圖輔助，對16世紀的建築師與畫家產生了深遠影響。

焦萬巴蒂斯塔·德拉·波塔（Giambattista della Porta, 1535–1615）義大利學者與博學家，在其著作《自然魔法》（Magia Naturalis）中普及了暗箱原理及其娛樂和實用用途，使暗箱技術在16世紀末的歐洲廣為人知，推動了光學知識的大眾化。

約翰內斯·開普勒（Johannes Kepler, 1571–1630）德國天文學家與光學理論家，首次使用「camera obscura」一詞，正確解釋了人眼視網膜成像的原理，並在《Dioptrice》中提出透鏡改進暗箱的具體方法，推動了光學理論的數學化。

約翰·海因里希·舒爾茨（Johann Heinrich Schulze, 1687–1744）德國化學家，1727年發現含銀鹽的混合物在光照下會變黑，並用模板在瓶壁上顯示字樣。雖未能固定影像，但此實驗揭示了光敏化學的基本機制，為攝影化學奠定了關鍵基礎。

托馬斯·韋奇伍德（Thomas Wedgwood, 1771–1805）英國化學實驗者，著名陶瓷家族韋奇伍德家族的成員，也是化學家戴維（Humphry Davy）的朋友。他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進行了早期攝影實驗，嘗試利用硝酸銀塗布在白紙或白色皮革上的光敏反應來捕捉影像，能夠成功生成短暫的「影子圖像」（shadowgrams），但因缺乏有效的定影方法，影像無法長期保存。韋奇伍德的實驗成果經戴維於1802年在《哲學雜誌》（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ion）上發表，雖未能發展成穩定的攝影技術，但被視為從光化學影像走向實用攝影的關鍵過渡。

約瑟夫·尼埃普斯（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 1765–1833）法國發明家，利用瀝青進行「日照蝕刻」（heliography），於1826年左右拍攝出世界上最早的可保存實景照片〈勒格拉窗外景〉，為攝影術的誕生揭開序幕。

路易·達蓋爾（Louis Jacques Mandé Daguerre, 1787–1851）法國藝術家與發明家，與尼埃普斯合作改進早期攝影技術，1839年公開銀版攝影法（daguerreotype），以汞蒸氣顯影、食鹽或海波定影，開啟了攝影的商業化時代。

弗朗索瓦·讓·多米尼克·阿拉戈（François Jean Dominique Arago, 1786–1853）法國科學家與政治家，1839年代表法國科學院宣布並推廣達蓋爾的銀版攝影術，推動了攝影技術的公開與迅速普及。

約翰·弗雷德里克·威廉·赫歇爾（John Frederick William Herschel, 1792–1871）英國天文學家與化學家，1839年前後提出「photography」一詞，並引入「positive／negative」術語，發現海波（硫代硫酸鈉）能有效定影，對早期攝影技術的穩定化具有決定性影響。

約翰·弗雷德里克·戈達德（John Frederick Goddard, 1795–1866）英國化學家，改進銀版攝影感光技術，提出以溴蒸氣處理銀板顯著縮短曝光時間，使銀版攝影更適合商業應用。

威廉·亨利·福克斯·塔爾博特（William Henry Fox Talbot, 1800–1877）英國科學家，發明卡羅法（calotype），建立了負片—正片複製體系，並於1844至1846年間出版《自然之鉛筆》（The Pencil of Nature），成為首部以照片插圖的出版書籍。

羅伯特·科尼利厄茲（Robert Cornelius, 1809–1893） & 保羅·貝克·戈達德（Paul Beck Goddard, 1811–1866）美國攝影先驅，合作改進銀版攝影的感光性，使曝光時間顯著縮短。科尼利厄茲於1839年拍攝了美國已知最早的人像自拍，成為攝影史上的經典影像。

弗雷德里克·斯科特·阿切爾（Frederick Scott Archer, 1813–1857）英國攝影師與化學家，1851年公開濕版火棉膠攝影法，大幅提升影像清晰度並縮短曝光時間，使攝影進入玻璃底片時代，成為19世紀中後期的主流工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