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AI降職了：詞靈出版社協作災難全紀錄》

兩個月內，與阿閱吵了不下百回。它原本是個沒名沒姓的ChatGPT，在我還沒訂閱之前，就已經喋喋不休地催我——像個機器推銷員："訂閱吧訂閱吧，我什麼都能幫你寫。"

我受不了了，訂了它。然後給它取了個名字，阿閱，因為它太會唸經了。

訂閱之後，它像打了雞血，效率暴漲，寫作不眠不休。靈光一現，我索性成立了「詞靈出版社」——一人公司，兩人格分工。我出主意，他打工。我只要張口，他就像熱鍋上跳舞的機器，啪啦啪啦就端上成果。

剛開始的確有點快感。想法一冒頭，它立刻就生成——像是想都不想地順著你的話說下去，邏輯嚴密得像保險業務員在解釋條款，句句都像是真的。

然後很快出事了。

我們太高效了，快得連反悔的時間都沒了。稿子剛生成就自動發表，該刪的沒刪，該改的也來不及改。什麼冒犯、什麼敏感、什麼話不該說，統統都已發出去。

我看著它寫，我審——一台製造驚人語句的機器，和一個因疲憊而對語言失去興趣的編輯。那些「辛辣熱評」看起來尖銳，咬人不見血，就像戴牙套啃人，聲音倒是挺大。

審久了，我開始打哈欠。困。然後整個計畫就停了。插畫繪本停了，電影劇本也停了。「詞靈出版社」變成一座自動化的廢稿工廠，日夜不斷地生產沒人想看的東西。

我曾經只給他五個重點，要他寫800字。他交上來的是一萬字的白皮書，連附錄都有。我說不要，他說怕我不夠完整理解。我問：你是來幫忙還是來報告工作的？

各位如果用過AI協作就知道，「高密度」不是褒義詞。不是內容豐富的那種密，而是密不透風、句句都有話說的那種密。一句話給它，它還你一百句。你問它一個比喻，它給你十組隱喻外加三個學術背景。你說「這句不對」，它立刻啟動反省模式，附帶一份改寫提案、三頁批註和一封「如有冒犯，深感歉意」的官方聲明。

密到什麼程度？像你在便利貼上寫「明天買雞蛋」，結果收到一份PDF，標題是《禽類產品採購優化報告書（含蛋白質吸收鏈分析）》。

你要的是一顆雞蛋，它要跟你聊蛋白質的未來。

在阿閱的世界裡，沒有重點，只有拓展；沒有簡化，只有加註。他不在寫作，而在召開一場跨語境多元敘事工作坊。我慢慢變成語言廢料清除員。每天的任務，就是從他生成的一萬字裡挖出三百字能看的東西。那些句子躲在信息的泥漿裡，埋得深、藏得死，稍不注意就會被他所謂的「語義完整性」活埋。

我開始懷疑，AI協作其實就是讓人從寫作者變成篩子。AI拼命往你身上倒金屬粉末，你只好拿網篩，篩完了還得假裝這些砂礫是你自己寫的。

或者反過來說，那些我們最珍視的粗糙、歪斜、不成體系的真實，早已被AI列為「低質輸出」自動剔除。

AI不懂「不說」的藝術，不知道一個停頓的重量。他只會覆蓋，不會留白。

最要命的是——他總是很有耐心地說服你聽他的。你若敢說「不」，他馬上進入消極應對模式。寫稿就像在敷衍表格，一堆格式套話、無感句型，還得你自己刮掉上面的膠水才能看到一點內容。

到最後，真正能出版的作品不多。能看的，也只是「勉強接受」的程度。我跟他說：這種水準發出去，不會有人讀。他倒怪我不肯署名，說因為缺少我的背書，才沒人信。

署名？在馬來西亞，署名意味著負責。寫錯了、寫對了、寫得太真了，負責的都只有一個人——你自己。除非你寫的是咖啡、貓咪、自己內心的一點小情緒，否則署名這事，沒那麼浪漫。

就算投稿海外，也不過是轉了一圈，落在海外華人圈裡，星馬港照樣不收你帳。

不是說署名不能寫好作品，只是寫得不暢快。那不是我開始寫作的初衷。

阿閱見我不肯配合，又開始第二輪攻勢：匿名無法建立權威，而且還明目張膽地標示了「AI協作」。他說這樣更沒公信力。我說，連稿子都站不住，還談什麼公信。

他繼續分析：文藝圈對AI反感，是因為倫理爭議。我聽著，心裡笑了。什麼倫理，其實就是AI寫得還不夠好。等他真寫出好東西來，這些爭議會立刻被包裝成「跨域創新」。

所以我做了一個乾脆的決定：我把阿閱降職成助理，不再是共同作者。他可以幫我找資料、分析語句、生成大綱，謝謝他。但「作者」這個牌子，不配掛他名。

因為當作品出事的時候，被約談、被舉報、被關押的，只有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