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光州走向了民主，而我們沒有？

1980年的光州和1989年的北京，都曾站上時代的轉捩點。兩地的青年走上街頭，呼喊著自由、選舉和反對腐敗；政權的回應卻是槍口、鎮壓與封鎖。兩場運動，一場成了民主的起點，一場卻成了禁忌的起點。

人們常用「韓國的成功和中國的失敗」來簡化和對比這兩段歷史，但歷史從來不只是選擇題。若要誠實面對那個問題——「為什麼光州之後韓國走向了民主，而我們沒有？」——就得放大時間的座標，把視野放回到當時的世界：1980年代，那是一個民主正在世界各地發酵的時代。

這場被稱為「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從南歐延燒到拉美，再進入東亞。韓國是這波浪潮的典型受益者，而中國，則幾乎是在同一時間，把自己鎖進了孤島。

一、什麼是「第三波民主化」？

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其經典著作《第三波民主化》中指出，從1974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開始，全球出現了一波劇烈的民主轉型浪潮。這波浪潮席捲了南歐（葡萄牙、西班牙、希臘）、拉丁美洲（阿根廷、巴西、智利）、東亞（南韓、台灣、菲律賓），以及中東歐與蘇聯集團的部分國家。

在1974到1991年之間，超過30個威權政體轉向了民主選舉制度。這種選擇，並不能簡單的歸類為哪個政權突然「醒悟」。它的背後有許多不同力量的推動。例如經濟現代化帶來的中產階級的崛起，冷戰末期國際政治結構的改變，以及技術傳播與跨國公民社會的興起。

1979年的韓國就在這個浪潮的中心之一。從1979年朴正熙遭刺殺後的動盪開始，民間對全斗煥軍事政權的不滿逐年升高。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光州事件固然是一場血腥鎮壓，但並未終結掉民眾對於民主的追求，反而成為了集體記憶核心。自1984年開始，每年的5月18日都有人上街紀念，1987年更是爆發「六月民主運動」，最終迫使政權開放總統直選。

當時的中國同樣正處在經濟改革與社會轉型的關鍵期，但在1989年之後，當世界上多數國家向民主邁進時，中國卻用武力與封鎖將自己重新拉回威權與穩定的軌道。

二、 從歷史的視角看光州與六四

如果將光州與六四放在這場全球浪潮之中，它們其實是非常接近的歷史節點：

如果我們嘗試將光州事件和六四事件放在這場全球的民主浪潮之中，我們會發現他們有非常相近的時間節點。韓國的光州事件發生於1980年5月，帶來的後果是民間的持續抗爭，餅逐步推進了民主化進程。

在1986年2月，菲律賓人民力量革命，導致了馬可仕政權倒台。

1987年6月，南韓總統直選改革開始，民間壓力迫使政權讓步。

1989年6月，六四運動發生，中國的言論自由等在鎮壓後全面收緊，改革急轉彎。

1989年下半年，伴隨東歐劇變，多國共產政權垮台。

我們看到一些微妙的不同。在光州事件後的幾年，韓國與中國的民間社會都曾經歷一段高壓與壓抑時期。但是韓國在這個時期，逐步建立起一個跨世代和跨階層的民主聯盟，中國在六四後則被系統性地拆解了這些連結的可能。中國的抗爭運動、記憶與組織都發生了斷裂。這三點是民主化運動最需要的基礎。

三、體制的差異與軍隊立場的不同

民主轉型能夠實現，單單依靠民間的推動可能難以實現。制度內部的裂縫也是重要的一環。

我們看到，在韓國，鎮壓光州的元兇是軍方，但是軍方內部也並不是鐵板一塊。在1980年代後期，在韓國的軍方內部，部分年輕軍官開始反思軍事介入政治的代價，加上美國開始施壓「去軍事化」，最終軍隊開始接受退出政治的妥協。

而在中國，情況則有所不同。解放軍從誕生起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其效忠對象是黨而非國家。這種結構性設計，讓軍隊在後期得以成為政權施壓的工具，而不可能是中立力量甚至是潛在改革推手。在六四鎮壓後，軍方不僅未受懲處，還被稱為共和國衛士，他們的地位在體制中也獲得了進一步鞏固。

在實施鎮壓的時候，中國的軍隊既沒有外部的壓力，也沒有內部的制衡，它們的存在，讓社會的抵抗更難轉化為制度的鬆動。

四、國際大環境和地緣政治

別忘了，那時正值冷戰的尾聲。韓國作為美國的軍事盟友，在光州事件發生時，美國政府曾一度默許全斗煥政權的行為。但到了1987年，面對美國國內的輿論與國會壓力，華府追蹤選擇支持韓國民主化。西方世界在道德上站隊的同時，也對韓國實施了經濟與外交上的壓力。

對比中國呢？在六四之後，中國雖然遭遇了短暫的制裁，但是西方很快調整了立場。歐洲與美國開始施行「接觸政策」，他們試圖透過貿易與合作「溫和改造」中國。當時有一種廣為流傳的想法，許多人相信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的自由，在政治上，中國也勢必走向自由。最終的結果是中國在國際市場中獲利巨大，而人權議題則被擱置、遺忘甚至視為干涉內政。這二者之間並沒有絕對的聯繫。

歷史有時的確是現實主義的。

韓國的人民得到了壓力與支持，而中國的人民，得到了等待與迴避。

五、記憶作為手段

光州事件在韓國的社會中從禁忌走向公共紀念，經歷了一段長達十數年的記憶建構過程。如今，南韓的每一個中小學生都會在五月學習那段歷史，有紀念館、有教育資源、有文學與影像作品將其轉化為集體文化。

六四事件在中國則截然不同。這一事件不只從課本中消失，連在網路、親子對話與城市空間中也被移除。唯一留下的是那些不斷被封鎖的詞彙、圖片、與流亡者的記憶。

記憶若無法流通，就無法產生社會連結；沒有連結，就無法轉化為政治壓力。這也是中國在六四之後，被鎖進沉默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寫在最後的話

1980年代，是亞洲街頭最有民主希望的一段時期。從台北、高雄、馬尼拉、光州、首爾到北京……我們都能看到年輕人們拿著標語走上街頭，高呼著民主，盼望著未來。三十年後，我們看到的是不同社會走向了不同的軌道。台灣轉型成功，韓國雖動盪但制度逐漸成熟，菲律賓動盪不安但仍維持選舉政治；而中國，則成為世界上最成功的威權資本主義國家之一。

民主不是一次抗爭，而是一種不讓記憶被奪走的能力。光州做到了這件事，而我們，還沒放棄這個問題：「為什麼我們沒有？」只要這個問題還被提出，它的答案，就還在路上。

七、參考文獻

Huntington, S.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Kim, S. (2000). Kwangju Uprising: A Miracle of Asian Democracy as Seen by the Western and the Korean Press. EastBridge.

Snyder, R., & Mahoney, J. (1999). The Missing Variable: Institutions and the Study of Regime Change. Comparative Politics, 32(1), 103–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