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被神化的传统与被遮蔽的真相

一、引言

在中国社会，中医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华瑰宝”、“民族智慧”的象征，被写入宪法政策，被纳入医保体系，甚至在抗击疫情中屡屡作为官方推荐方案出现。然而，当我们跳出情感与宣传，理性地审视中医的发展路径、医学本质、制度地位与社会认知时，不难发现：中医作为一个医学体系，其疗效、逻辑、科学性存在诸多根本性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尽管如此，中医在大众中的认同度却依旧甚高，其背后隐藏的，是文化、政治与利益的交织。

二、低效的医疗体系为何得到广泛认同？

从科学角度看，中医缺乏现代实验验证的体系支持。大量中药方剂没有随机对照试验依据，其疗效多凭“经验”或“历史传承”。近年来更频繁出现中药注射液导致严重不良反应、甚至死亡的事件，暴露出中医治疗手段在安全性和效果上的严重问题。

但即便如此，中医却仍被不少人视为“自然、无害、慢调理”的健康象征。原因主要包括：

- 文化惯性与民族情结：中医与传统文化捆绑，使其成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 政策背书与官方宣传：国家在多个层面大力推广中医，构建“文化自信”的核心符号。

- 教育缺位与信息垄断：大众缺乏批判性思维，中小学教材几乎不提供医学科普教育。

- 医改失衡与就医困难：西医资源集中、费用高昂，使部分人转向“易获取”的中医门诊。

中医获得广泛认同的背后，并非其疗效卓著，而是社会机制、文化心理与宣传策略的合谋。

三、中医的利益集团如何形成并固化？

中医行业并非仅仅是文化传承者，更是一个巨大的利益共同体：

- 产业化驱动：中国中药市场年产值已超过万亿，庞大的药企、高校、医院体系深度绑定政策。

- 制度性倾斜：中药在医保报销中占据重要位置。例如2022年全国医保报销药品中，中成药比例超过35%，远高于其实际疗效贡献。

- 准入门槛过低：中医执业门槛明显低于西医——不少“师承学徒”可通过简单考核获得执业证，造成医生水平良莠不齐。

- 学术系统内循环：中医科研往往围绕“验证古方有效性”展开，缺乏真正与现代科学接轨的独立研究机制。

在这种结构中，中医已不是一个纯粹的医疗体系，而是一套运作稳定、上层受益、下层盲从的产业利益网络。

四、当代对中医的认知，反而不如古人

令人讽刺的是，现代社会虽然对中医大加颂扬，却未必比古人更理解中医。古人虽未掌握现代科学，却普遍知道中医“可用不可尽信”：

- 清代医家徐大椿指出：“今日之医，学无定法，理无定准，徒事浮言虚语，以欺愚俗耳。”

- 宋明以降，很多儒医已开始质疑五行气论、迷信祝由，并尝试引入实证逻辑。

- 许多古代文人，如李鸿章、鲁迅，都曾公开批评中医“不能治病、混淆观念、误人性命”。

而反观当代：

- 大众将中医“神化”，认为其包治百病、天然无害；

- 国家将中医“工具化”，用于体现制度优越与文化自信；

- 市场将中医“消费化”，将其转化为保健品、茶饮、面膜的噱头；

- 教育将中医“仪式化”，过度重经典、轻批判，培养出“玄而不实”的继承者。

这是一种认知的倒退，是在科学普及时代却陷入的文化迷信困境。

五、中医在政治中的象征功能

中医已不仅是医学体系，更成为一种政治话语工具：

- 在宣传层面，中医是展示“中国模式”、“中国智慧”的重要标志；

- 在政策层面，中医被纳入《“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健康中国2030纲要》，作为国家治理能力的文化补充；

- 在意识形态层面，中医承载“文化安全”、“制度认同”的隐喻功能，与西方医学划出象征性界线。

某种程度上，中医已经不再是为治病服务的医学工具，而是为“讲政治”服务的文化工具。它的生存并非取决于疗效，而取决于其在国家意识形态系统中的地位。

六、批判与沉默：知识分子的声音

尽管舆论环境趋于保守，仍有不少现代知识分子、科学家提出对中医的批判与反思：

- 伍连德在民国时期就主张“废止旧医”，认为其阻碍了公共卫生现代化；

- 李鸿章在奏折中对中医无效性表示担忧；

- 鲁迅更是以辛辣讽刺指出中医是“诳病治病的把戏”；

- 当代如方舟子等人曾深入揭露中医伪科学与商业诈骗本质，但其声音常被压制；

- 一些不良案例，如“中药注射液致死”“某地儿童喝中药致肝损伤”等，也频繁见诸报端，但往往迅速被舆论稀释。

这些批判虽理性有据，却难以改变整个结构性的问题。

七、结语：在文化与科学之间寻找出路

中医的问题，不仅是技术性问题，更是制度性与认知性问题。它集文化符号、政治工具、商业利益与医疗功能于一身，使得任何单一角度的批评都显得无力。

我们不能一味否定中医中的经验成果，但也绝不能继续容忍其以传统之名逃避现代医学的评估。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神化，而是敢于承认其谬误，敢于清理其糟粕，敢于对自己最深刻的文化系统进行批判。

中医是否该继续存在？这不是一个“爱不爱国”的问题，而是一个“有没有疗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