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之國：中國言論與人權的倒退錄 三、紅色轉型——市場經濟下的統治技術與媒體馴化

一、引言：自由的幻象與權力的新包裝

1992年，鄧小平南巡發表談話，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標誌著中國正式走向全面市場化的改革路線。那一年，中共面對「六四事件」後的國際孤立與國內信任危機，並沒有選擇政治改革來修補合法性，而是選擇了另一條道路——讓經濟繁榮代替政治自由，讓人民在賺錢與消費中忘記追問權力與制度的邏輯。

這種選擇，在短期內極為成功。中國經濟進入爆發式成長的軌道，城市擴張、基建狂飆、房地產起飛、外資湧入。生活水準改善，資訊科技興起，許多人第一次感覺到個人空間的擴展與選擇的可能。自由，似乎真的來了。

但那其實只是一種幻象。

政治權力從未鬆手，只是換了方式握緊。暴力與禁令退居幕後，取而代之的是更複雜、更柔性的控制：透過市場機制管控媒體，透過話語引導設定議程，透過審查制度打造「安全的多樣性」。你可以說話，但不能觸碰底線；你可以報導，但不能挑戰體制；你可以提出問題，但不能質疑答案的來源。

媒體，也在這場「紅色轉型」中，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馴化過程。一方面，它們被要求自負盈虧，學會吸引眼球、拓展市場；另一方面，它們仍受制於中宣部的指導方針，必須維護穩定、服從黨的主旋律。這種「一手放權、一手控權」的策略，使中國媒體發展出一種表面活潑、內裡空心的奇特面貌：有新聞技術，卻沒有新聞自由；有市場繁榮，卻沒有制度監督。

這一章，我們將進入這段紅色轉型的核心時期——1990年代至2000年代中期——去理解中國如何利用市場與現代化的語言，構建出一個既可控又可賣的輿論秩序。我們會看到南方系的高光時刻，也會看到調查報導如何被「溫水煮青蛙」式的限制；我們會看到新聞人如何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掙扎，也會看到權力如何將自由的語言，轉化為另一種鎮壓的手段。

這是中國言論自由史上最矛盾的一頁，也是為後來「微博時代的自由與反噬」鋪下伏筆的關鍵時刻。

二、從統一口徑到「有控制的多元」：九〇年代媒體制度的變遷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媒體是典型的單聲道結構：黨說什麼，人民聽什麼；中央有精神，地方有呼應；報紙、廣播與電視全為政治服務。沒有新聞自由，只有新聞任務。

而進入改革開放後，尤其是八九之後，中共面對國際社會的譴責與國內信任赤字，亟需一種看似多元、但仍可控的媒體模式來重建合法性。這並不是新聞制度的轉型，而是輿論統治的戰略更新。

2.1 黨管媒體的延續與變形

中共從未放棄對媒體的控制，只是將控制的方式變得更為「柔性」。中央宣傳部的角色不但未被削弱，反而以更隱蔽、更精密的方式主導媒體運作：

定期下發「內參」與「宣傳要點」，規範全國媒體報導口徑；

建立各級「宣傳審查制度」，所有重要稿件需經審閱、批準；

關鍵時期（如政治會議、重大社會事件）實行統一報導。

與此同時，地方媒體獲得了一定的內容自主權，特別是在社會民生、城市建設、文化消費等議題上，可以進行差異化報導與風格創新。這種彈性安排形成一種政治妥協：讓媒體「看起來自由」，卻永遠不觸及權力的核心。

2.2 媒體商業化：「新聞＋廣告」模式的崛起

1990年代中後期，國家推動「媒體市場化改革」，將大量報社、出版社推向市場，要求自負盈虧。這直接導致報業競爭加劇，各大報紙紛紛改革版面、採用更吸引眼球的語言與設計，甚至模仿港台新聞樣式以吸引讀者。

這個時期出現了被稱為「報業黃金十年」的現象：廣告收入激增，媒體人薪資提升，新聞報導比以往更迅捷、更活潑、更「貼近生活」。
但也正是這種市場競爭，使新聞變得「有商業性、無政治性」：

關注交通、醫療、娛樂八卦，而避談政治制度；

聚焦貪腐個案，而不觸碰制度成因；

強調感官敘事與「講故事」，而淡化批判思維與公民責任。

媒體看似自由、獨立，實則淪為政治與資本雙重馴化下的資訊工廠。

2.3 南方系與調查報導的黃金時代

儘管體制處處設限，但九〇年代末期至2000年代初期，仍出現一批媒體堅持在體制縫隙中尋找言論空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方報業集團。

旗下《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21世紀經濟報導》等媒體，嘗試在遵守「不能挑戰黨的統治地位」的底線下，推動深度報導與公共議題關懷：

《南方周末》報導艾滋村、三峽移民、農民工權益；

《南都》揭發孫志剛事件，引發戶籍制度改革聲浪；

部分媒體倡議對《憲法》落實，推動基層民主試點。

這些報導不但產生了真實社會影響，也培養出一批具有理想主義與專業精神的記者、編輯群體。他們相信，新聞不只是記錄者，更是社會良知的發言人。

然而，這樣的空間始終脆弱。每一次突破，都可能被懲罰；每一次討論，都要經過「政治風險」的衡量。南方系報人多次被撤職、報導被腰斬，報社內部更充滿來自上級與自我審查的雙重壓力。自由，始終在高壓與縫隙之間遊走。

從九〇年代中期開始，中共逐步完成一種新型的媒體控制策略：讓你說，但只在可控的範圍內；讓你掙錢，但不能挑戰制度本身。

這是一場從語言到思維的馴化工程，表面自由化實則更深層的控制。在下一節，我們將探討這種媒體「雙重邏輯」如何讓記者與報導者逐步內化審查，最終走向技術高超但價值空洞的「犬儒新聞學」。

三、制度控制的升級：媒體從犬儒走向自我馴化

進入2000年代，中國媒體似乎正值鼎盛。報刊數量暴增、新聞頻道琳瑯滿目、新聞獎項競爭激烈、記者出國採訪成為常態……表面上看來，中國的媒體人正邁向專業化、市場化，甚至國際化。

但在這一切繁榮背後，媒體人所處的權力現實，卻正進入一個更隱蔽、更深層的馴化結構。這不是以暴力與審查為特徵的高壓控制，而是一種內化規訓：讓你主動知道什麼能寫、什麼不能寫；讓你自己選擇「怎麼說才安全」；讓你在擁有新聞技術的同時，失去新聞的靈魂。

3.1 雙重結構：黨委審查與市場導向並行

每一家媒體，都活在兩種邏輯之下：

一方面，要服從中宣部的政治指導、遵守輿論紀律，重大事件報導需統一口徑、敏感議題不得越線；

另一方面，報社為了生存與盈利，又必須吸引眼球、提升點擊率、搶佔市場份額。

這種矛盾造成媒體人陷入「雙重忠誠」的困境：你既是黨的宣傳者，又是消費者注意力的爭奪者；既要穩定又要創新，既要無害又要吸睛。結果就是，報導越來越聰明，但越來越不說真話。

媒體不是不會報導了，而是學會怎麼在合法範圍內模擬自由。新聞被做得越來越漂亮，但內容越來越空洞。觀眾以為看到了多元，其實早就被預設了框架。

3.2 社會議題作為「安全替代品」

為了在「不能碰政治」的環境中保持活力，媒體普遍採用「軟對抗」策略，選擇一些不直接挑戰體制、但能引起公眾共鳴的社會議題作為報導重點：

貧困與教育資源不均；

食品安全與醫療腐敗；

城管與攤販衝突；

留守兒童與環境污染。

這些議題看似「進步」「敢言」，實則是一種制度默許的安全話題。媒體可以在這些議題上發揮技術能力、構建公共討論，甚至推動局部改革，但只要不指向體制根本，它們就不會真正產生系統性的挑戰。

這是一種用小題講大義卻永遠不觸及根源的報導倫理。久而久之，媒體人自己也開始相信，做新聞就是「喚起良知」而不是「追問真相」，是「講故事」而不是「揭露權力」。

3.3 媒體倫理的掏空與記者的犬儒主義

犬儒主義（Cynicism）曾是哲學家對虛偽社會的反抗，但在中國媒體語境中，犬儒是一種日常的職業習慣：知道現實荒謬，卻選擇不對抗；有能力質疑，卻用技巧迴避。

很多優秀的媒體人曾懷抱理想，但在長期與審查、刪改、壓力打交道之後，他們學會了與體制共舞而非挑戰它。有人戲稱：「最大的新聞專業，就是知道哪裡不能碰。」

在這樣的生態下，一種新的「媒體專業主義」誕生了——它不以真相為目標，而以生存為底線；不強調公共利益，而強調編輯智慧；不關心自由與責任，而關心文章是否能過審、能上頭條、能拿流量。

結果是，媒體人逐漸失去「第四權」的角色，變成一群懂審查、會講故事、但不再相信新聞能改變現實的技術員。

這一節講述的，不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打壓，而是一種緩慢而深入的消解：讓媒體在不知不覺中背離初衷，最終成為體制的鏡像與幫手。

四、輿論導向與穩控技術的日益精密化

那是一個很多人以為自由真的到來的時代。

進入2000年代，中國城市經濟飛速成長，網際網路如洪水般湧入人們的生活。論壇、部落格、微博、微信接連登場，無數來自基層、校園、邊疆的聲音開始在虛擬空間交錯、對話、碰撞。

有那麼一段時間，社會似乎真的多元起來了。

人們在豆瓣討論女權，在天涯追問礦難真相，在新浪微博圍觀城管暴力，在QQ空間悼念艾滋村的孩子。新聞不再只是官媒轉述，還有草根爆料；觀點不再只有主旋律，還出現了公知與「大V」。

我們以為，語言終於鬆動了。

但這場自由的幻覺沒有持續太久。就在眾人開始相信「說話能改變現實」的時候，權力也早已開始佈局——用更細膩、更數位化、更心理化的方式，將輿論重新收編，讓一切看似喧囂的討論，最終都導向同一種沉默。

它們不是讓你不能說話，而是讓你以為你自己在說話。

國家級的輿情監控系統被悄然建立起來。每一個熱搜、每一條評論、每一篇爆文都在演算法與網信辦的監控範圍之內。當一個詞在微博上忽然消失，當一段影片上傳後馬上「審核中」，你已經習慣性地接受這一切，甚至不再追問為什麼。

社交媒體平台背後的資料庫與關鍵字警報系統，可以在數分鐘內偵測出「六四」「張展」「鐵鏈女」等詞彙的異常流量，並自動啟動審查與限流機制。真正敏感的新聞根本無法形成討論，甚至來不及被看見，就已從網路上「蒸發」。

新聞編輯知道哪些照片不能放；社交平台知道哪些影片不能推；用戶知道哪些話題不能轉發，哪種語氣才會「被演算法喜歡」。這是人工智能與權力聯手寫成的沉默劇本，而我們，成為默劇中的演員。

輿論場上，有人被培養成「榜樣」，有人被消音成「錯誤範例」

2009年之後，「大V」成為微博上的新物種。他們是言論的意見領袖，是公民社會的聲音，是介於媒體與群眾之間的連接者。人們追隨他們，轉發他們，甚至以他們為社會良知的化身。

但很快，這種自由也被制度所收編。

當局開始有策略地分類、引導、調控這些「帶頭說話的人」：

有的被收編為官方合作夥伴，成為「正能量代表」；

有的被註銷帳號、永久封禁，從此從公共空間消失；

有的被警告、喝茶、威脅，從此沉默。

我們曾見過王小山、秦火火、薛蠻子、李承鵬等人一夜之間從熱搜跌落谷底。他們不是被判刑的罪犯，但卻被從語言地圖中清除。比懲罰更有效的，是讓人從此無法說話。

政權學會了，與其壓制憤怒，不如設計出口

最讓人心寒的，不是不能說，而是說了也沒用。

中共在面對公共危機時，發展出一套成熟的「輿論管理策略」：當群眾情緒高漲時，不立刻封鎖，而是有計畫地「釋放一點空間」。讓大家討論，讓大家轉發，甚至讓幾位小官落馬來象徵「正義」。

比如孫志剛事件，三鹿奶粉案，鄧玉嬌自衛殺人事件，每一起都曾引爆公共憤怒——然後，都在「事件處理完成」的節奏中慢慢降溫。制度從不改，權力從不動，唯一改變的是那一瞬間你以為你看見了正義。

這就是他們的高明之處：讓你覺得事情正在變好，然後什麼都不變。

當一個政權可以設計熱搜、規劃情緒、安排群體記憶，那麼「說話」本身就不再是真相的渠道，而變成了一種經過計算的話術。

你可以說，但只能說他們預想你會說的；你可以罵，但只能罵一個已經準備好犧牲的替罪羊；你可以哭，但不能問「為什麼會有人必須哭」。

在這樣的空間裡，說話的人越來越多，真正說出真相的人，卻越來越少。

這場由技術與權力共同打造的語言治理，表面上是「給你自由」，實際上是「讓你習慣沉默」的過程。

下一節，我們將把鏡頭轉向這個時代的邊緣——那些未被代表、未能說話的人：外地戶口的農民工、沉默的基層教師、被驅離的底層租客。他們的失語，才是真正的社會縮影。

五、轉型社會中的失語者：被「現代化」遺忘的人群

每當中國政府談到「現代化建設」或「全面小康社會」，總少不了一組數據：GDP增長百分比、人均收入、城鎮化率、網路滲透率……這些數字構成了一幅宏偉的國家進步圖景，看似所有人都在往前走，都在受益。

但若將視線放低，我們會看到另一種中國——一個安靜、破碎、沒有發言權的中國。那裡住著沒有微博帳號、從未上過大學、甚至從不覺得「言論自由」與自己有關的人。他們不是沉默，而是從未被允許進入言說的世界。

這些人，是中國現代化最真實卻最少被提起的代價。

5.1 農民工：永遠進不了城的城市建設者

中國的城市，是無數農民工一磚一瓦建起來的。他們修地鐵、蓋高樓、鋪柏油、裝電纜；他們住在工棚、吃在便當車，領著不穩定的工資，常年與家人分離。

但在政策與語言中，他們從未被真正視為「公民」。

他們沒有城市戶口，不能帶子女入學，不能參與社保；他們沒有穩定住所，也無法發聲。他們的權利問題從來不被視為「公共議題」，只有在工地死亡或維權抗議時才短暫登上新聞——然後迅速被刪帖、降熱度、沉沒。

他們的語言從來進不了主流話語場。他們的真相，只有在法院輸掉官司、或者在微信朋友圈發出絕望長文時，短暫存在過。

5.2 「邊緣中產」：被焦慮綁架的沉默大多數

不是只有底層人民無法說話。所謂「中產階級」在中國，也多數是一種語言幻象。

他們受過高等教育，有一份穩定收入，或許有房有車，但沒有安全感、沒有話語權、更沒有政治想像。他們知道哪些話題不能談，哪些字眼不能用，於是選擇不談、不寫、不看。他們關心孩子補習班、基金漲跌、社群群組裡的投資建議，但對於隔壁城鎮發生的維權事件、鄰居樓上被強拆，視而不見。

他們不是冷漠，而是早已在高壓與演算法的引導下，學會了如何「自我去政治化」。

他們的失語，是一種被設計出來的焦慮：擔心失去、擔心出錯、擔心被標記，最終選擇什麼都不說。

5.3 教師、記者與公務員：失去公共立場的知識階層

曾幾何時，教師是啟蒙的代名詞，記者是社會良知的化身，基層公務員是連接國家與人民的橋樑。但在這個轉型的中國，他們卻成了最懂得沉默的人。

教師要應付越來越政治化的課程，不能討論歷史的真相、不能讓學生自由提問；記者知道真相，但知道不能寫出來；基層公務員面對體制的不合理，卻只能重複「依法辦事」「按上級要求」的標準答覆。

他們擁有語言的技術，卻沒有言說的自由。他們不是不會說話，而是知道說什麼都沒有用，說多了還可能惹禍。這種犬儒，不只是自保，更是絕望的結果。

5.4 無權命名自身的人：性少數、宗教群體、異議者家屬

還有一群人，甚至連在語言中被提及的權利都沒有。

性少數者在政策文件中是「不提倡但不禁止」，活動被取消、社群被查封、身分被貶為「境外勢力滲透」的工具；

宗教信仰者被「轉化」、被限制聚會、被引導「中國化」，聖經要配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異議人士的家屬，常年處於被監控與威脅之下，不能離境、不能工作，甚至不能公開說出自己是誰的親人。

他們不只是「被壓迫者」，而是被體制剝奪了命名自身的語言權利。在這個國家，他們只能用模糊詞彙、自嘲語言、符號暗示，去維持一點存在感。他們的話語，不被承認，也不被記錄。

當代中國不是沒有人想說話，而是有太多人根本沒機會說話、也不知道說話有什麼用。

當整個社會被訓練成「知道什麼不能說」「什麼說了不會被理會」「說了也不會改變什麼」，那麼沉默就不再是一種姿態，而成為一種現實條件。

這一節，不是為了呈現苦難，而是為了記得：我們所謂的「公共空間」，其實排除了多少人；我們能夠討論言論自由，是因為我們還有一點點說話的空間，而這空間，對很多人來說，從來不存在過。

六、結語：當自由變成商品，說話還有力量嗎？

九〇年代初期，中共選擇了經濟發展作為重建政權合法性的路徑。這場決策避免了政治改革，也刻意繞開了「六四」留下的傷痕。但它給了人民另一種希望：只要你安分守己、努力工作、不談敏感話題，就能換來不錯的生活、寬敞的房子、孩子的教育與一點點自由。

在這場交易裡，自由變成了可以包裝、可以分配、可以退換的商品。

媒體從「第四權」變成了「品牌」與「廣告版面」，語言從公共工具變成了市場競爭的手段。新聞人學會了在邊界中遊走、在審查中生存；公眾學會了只談安全的議題、只看「能改變點什麼」的消息。言論自由，不再是一項原則，而變成一項成本預估與風險管理。

更殘酷的是——這樣的轉型不是靠壓迫完成的，而是靠一場結合權力與市場的「共識建構」。許多人開始相信：

「我們的媒體已經比以前開放很多了」；

「這些事不能報，是為了穩定」；

「想太多幹嘛，好好過日子比較實在」。

這些話語構成了當代中國的另一種「沉默」：不是因為不能說話，而是因為不再相信說話有什麼用。這比審查更高效，比封鎖更徹底——因為人心中的自由，開始主動退場。

但我們仍然想問：當說話的條件被市場壟斷、話語的方向被技術導引、語言的邊界被權力畫定——我們的語言還有力量嗎？

答案或許是：有，但不在體制與平台規劃好的框架內；不在熱搜與演算法偏好的句式裡；不在只能被商品化與讚賞的語境中。

它存在於那些被刪除的報導裡、被封鎖的帳號裡、農村牆上手寫的大字報裡、社區群組裡轉瞬即逝的求助訊息裡；它藏在無數人已失業、坐牢、流亡、或者沉默前的最後一句話裡。

真正的自由，不是「說什麼都能被聽見」，而是「哪怕知道說了會被刪，也依然說出來」。
真正的語言，不是服從演算法的聲響，而是承載記憶與痛感的聲音。

我們寫下這一章，不是為了喟嘆媒體失守，而是為了記住這個國家曾有過新聞、曾有過記者、曾有過敢於報導的勇氣。即便這些都已離場，留下的紀錄仍在提醒我們：說話本身，就是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