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声后的回响：王丹来日演讲事件后续与女权者们的行动

今年5月，被指控性骚扰的前学运领袖王丹，受明治大学与国际特赦组织日本邀请来日演讲（后因不明原因取消）。当时，我们发起了「看到被指控性骚扰者登台演讲，我们可以做出怎样的行动」的讨论，并在六四纪念日当天针对学术机构和人权组织发出「纪念六四也需要保持对性骚扰保持警觉」的公开呼吁。

在 7 月下旬，国际特赦组织回应了行动者们提出的质疑与呼吁，表示会认真对待提出的性骚扰议题，并承诺今后在处理类似事件时，将谨慎防止性骚扰与二次伤害，并持续改进相关工作。

虽然国际特赦组织未提出更多具体对策，但至少展现出正视问题的态度，让我们看到——发声是有用的，行动是有意义的。

与此同时，几位行动者也在播客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 的共笔中，分享了在王丹于美国、日本等高校公开演讲时自己所采取的行动，以及背后的心路历程。

欢迎对事件关心的朋友收听该节目的 7 月 10 日特辑：「第一人稱：ta們的『關注民运圈性暴力』行動日記」。

以下为行动共笔的全文。

行动日记(一)

From 小箱

在我思想逐渐成熟的学生时代，受中国自由派启蒙知识分子的影响是特别大的。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我“觉醒”的那个时刻——2017年7月，得知刘晓波去世的消息那一刻之前，我都还是一个不太关心中国民主的普通大学生。在那个晚上，我彻夜紧盯着屏幕，在墙外翻遍了六四、零八宪章等等运动中他所做的事，看到他在受尽了苦难之后仍说“我没有敌人”。我痛哭不止，心中充满了愤怒、悲哀与仇恨。恨向我隐瞒这一切的政权，恨自己直到他死才知道这些。

后来，我离开中国，在日本参与抗争行动，也逐渐对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有了更具体细致的认知。过去发生过的民主运动对于当下的行动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而随着香港的陷落，纪念六四的空间与方式越来越紧缩，在任何地方几乎都无法体面地、正常地、有建设性地纪念和学习六四。

海外民运是何时变得如此“臭名昭著”的呢？作为真正的亲历者，作为真正有能力和资源去接力中国民主运动火种的人们，他们所做出的成果实在令人失望。不知是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太高，还是大浪淘沙，不剩下什么民运遗产了。

或许“在场”还是无法被替代的一个要素，无论润到海外的中国人有多么多，不能时时刻刻感知在极权社会生活的每分每秒的细节，不能感受社会问题对自己真正的影响，大家聚在一起只能变成喊喊空洞的口号。

我知道不能苛责海外民运人士做太多。年轻人们也在自主地探索可以有哪些新的形式去重新挖掘六四，虽然至今也没有很成熟的结果出现。

但是，为什么要去骚扰、侵犯别人呢？最让我悲哀的是，如今在年轻人的圈子里，“性骚扰犯”几乎成了“老民运”的代名词，一提到六四就仿佛是要纪念性骚扰犯的功勋章，谁都嫌弃得不想沾边。

这样的割裂当然是不健康的，民主运动不应该被个别做错事的人代言。但也是因为做错事的人从不愿诚恳地解释、道歉，反而傲慢地用“中共间谍”之类的理由去堵嘴，而各种人权机构也为了保护这些光辉伟岸的民运符号，不去进行监督、调查，反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追捧他们，这些割裂才越来越大。

我很喜欢“没有烟抽的日子”。每次听这首歌，都仿佛穿越到了89年北京的夏夜，一个人坐在街边，望着灰蒙蒙的月亮。

这首词是当年王丹在北大读大一的时候，在数学课上趴在桌子上写下的。

“手裡沒有煙那就劃一根火柴吧，去抽你的無奈，去抽那永遠無法再來的一縷雨絲”

入狱后，他还写过130多首各类诗句，有古诗，也有新诗。他写“宁为未名湖边草，不作他乡掌上珠。 ”表达对北大深深的不舍。

一个曾经如此有灵气、有感情的人，是如何一点点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呢。

很想问他，你还写诗吗？除了对中共的恨，你还有对当年去世的人的深深的愧疚吗？如果他们还活着，你觉得他们会对你感到失望吗？你还甘愿做未名湖边的一棵草吗？

女权运动是在和民主运动完全不同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它不会为了某个理念、价值而前仆后继地去赴死，但却会关注每一个具体的人的痛苦。

在越来越多民运人士被metoo之后，我对鼓吹人权的人和组织越来越失望——我发现社会对正义的关注是有选择性的，为何对六四的关注就一定比性暴力重要？在这样的优先级之中，含有着非常强烈的性别歧视。

一次强奸（未遂）对于一个人的打击，是从精神上把人碾碎。有多少人真的设身处地地想过，被性骚扰、有人试图强奸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心灵被摧毁成碎片之后，经历过这些的人该如何有尊严地活下去？

女权主义者对民主与自由的关心并不比民运明星要少。所以我想和我的伙伴们不断叩问下去，当滕彪、王丹从不正面回应指控，却被邀请来日本演讲的时候，我们去现场抗议、发信质询、发起联署呼吁，为的就是要一个说法，为了捍卫人的尊严。23年的六四纪念日，王丹刚刚被新闻报道曾强奸未遂，我们紧急打印了传单和海报，在纪念现场穿行在人群发放，甚至有从未谋面过的陌生年轻伙伴主动接过传单帮忙发。现场有男性向我们提出质疑的声音，但同时，陌生的年轻人们也一同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解释传单上的内容为何是该被正视的。

声音发出后，不断有日本的活动家、记者注意到了我们发出的信息，也有本地的学者、女权机构参与我们的联署。性暴力作为普遍的、深深植根于日常的结构性问题，已经是无法被忽视的问题了。当指控出现时，只有诚恳地作出回应，不断地反思、更新自己所处的系统，才能让我们的运动更能持续下去，也不会让六四被污名化，和更广泛的人们站在一起。

行动日记(二)

From 小林

我叫小林，是住在日本的女权行动者。

我之所以对王丹来日本演讲对这件事特别在意，是因为2023年听过援军做客的那一集podcast，他讲了自己在美国被王丹性骚扰后的恐惧与无助，还有回到台湾之后经历的创伤与挣扎。他在节目里说，不希望大家攻击王丹的性向，而是希望聚焦在他的行为上。他还说，希望关注这件事的背后是否还有人受到侵害，去倾听、去理解可能有经历类似事情的人。

听完那一集我觉得援军是如此温暖、善良的一个人，他替别人想了太多太多，也承担了太多。他也是如此勇敢的一个人——他是唯一一个具名指控王丹，并坚持走完法律程序的人。也正因为他的努力，我们才得以看到2024年检方的不起诉处分书，上面明确写着“性骚扰成立”，这是所有关心此事的人可以抓住的具体的、真实的结论。

但王丹从未承认过自己造成的伤害、也从不道歉。反而用“没有被起诉”来宣称清白。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居然真的有人相信他的说法。朋友告诉我，去年他在美国多所高校演讲，依然有人愿意帮助他扩大影响力。我始终觉得，善良的人不应该被这样对待，也不想让援军的勇气和努力白费。

于是得知这场演讲后，我找到了几个伙伴商量可以做点什么。一开始想到的是线下抗议，比如举标语去活动现场，也考虑请明治大学的朋友在Q&A环节直接提问。也想到了线上行动，比如制作日文和英文网页。后来主办方的老师突然取消了演讲，理由含糊，只说出于“安全考虑”。可我心里还是很疑惑这个“安全”到底是否包含“免于性骚扰”的安全。而且就算活动被取消，这次邀请本身暴露了学术机构与人权组织在制度和性别意识上的严重缺失。所以我们决定给主办方们写邮件，希望能重视性骚扰议题。在六四当天我们还发出了一封致学术与人权机构的呼吁信，这些行动在其他国家的海外社群以及在本地都获得不少响应。甚至有日本的活动家提议举办一场相关议题的学习会。

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常听到一种声音：法律没定罪就是没有问题，你们怎么又在搞“取消文化”和“抵制”？但我真的想说，且不谈那些因为举证困难、诉讼时效限制、跨国审判权等原因导致很多案件根本难以进入法律程序的现实，就以性骚扰议题来说，所谓的“取消文化“根本无法实现。有媒体统计，在MeToo运动中被指控的人，事实上大多都没有被“取消”，依然活跃在原来的领域——这点大家想必也有目共睹。

我不觉得让王丹退出公共活动，就能解决所有问题。除了他，还有滕彪、蔡崇国、魏京生、远志明等人。性暴力事件会出现在任何事件任何地点，未来也可能出现新的名字。我也不主张因为一个人有过前科，就应被永远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问题的关键是：这些人丝毫不觉得自己有、或可能有性暴力问题，拒绝反思，拒绝倾听当事人/受害人，也不愿道歉或试图修正。这才是我想行动的直接原因。

当学术机构与人权组织意识不到问题、甚至继续为他们背书，不只是对既有受害者的再度伤害，也可能造成新的受害者。而且这也是对所有追求平等关系、反性暴力人士的一种伤害。所以我希望能推动组织从制度上预防类似事情一再发生。

我也希望这次行动能成为一个起点，让更多人开始思考：我们到底想要怎样的社会运动？怎样的文化土壤会纵容性暴力？如何建立起有效的性暴力预防机制？理想中的“民主”是不是也该包含人际关系中的平等与尊重？人权是否也包括“免于身体侵犯的权利”？如果一个人曾犯下性暴力，他能不能重新回到公共领域？如果能，那前提条件又该是什么？他该如何道歉、补偿与修正？

这些问题，我现在也没有完美答案。这次行动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也不知道。也许学校跟人权机构还是会继续回避问题；也许事情在引起一阵涟漪之后又会归于平静。但我不会因此感到绝望，也不会因此停下脚步。

我记得曾看过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是关于长崎人权和平资料馆更名和修改展览内容的过程。这个资料馆为了纪念和平活动家冈正治，原本被命名为“冈正治纪念长崎和平资料馆”，冈正治生前致力于调查原子弹受害朝鲜人情况，是很多人眼中的长崎伟人。但他也曾实施过性暴力。2020年资料馆的理事会中有人得知相关指控，却没有认真对待。在2023年，这个问题被再度提起，资料馆开始对受害者进行听证，调查当年的情形，最终决定更名、撤下冈正治相关展品，并设立关注性别歧视与性暴力的新展区，举办说明会与学习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一个组织其实是可以诚实面对过去的伤害，把社会运动中的性暴力问题当成需要认真处理的事情，并做出修正。这也是与年轻世代尝试建立联系的积极行动。

我希望这个例子能带来一些鼓舞。即便王丹，以及他担任理事的六四纪念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或者即使在他还活着的年代——都无法真正面对和解决性骚扰问题，我仍相信，也期待六四纪念馆、乃至整个民运阵营中的新一代，未来能够像长崎人权和平资料馆那样，做出改变和修正。既然国家层面都在谈“转型正义”，那社会运动也该具备自我反思与修正的能力。

常有人说日本社会很难改变，也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爆发大规模的MeToo运动，但我看到了许多努力在发生：伊藤诗织打破沉默、对抗“黑箱”；市民团体、女权团体的长期倡议；还有flower demo等自发运动，都在改变这个社会。明治时代制定的性犯罪相关的刑法条款，也在2023年进行了修法。不仅是日本，在其他国家也都有试图改善社会运动内部问题的努力正在进行，未来一定会有改变。今后我也会继续行动，期待有更多人加入，一起前行。

行动日记(三)

From 栗子

※与podcast播出内容比，作者做出了删改。这是2024年王丹在美国一所高校讲座时，作者行动后记录下来的經歷、想法、感受。

《为什么一场取消的活动我们依然在意》-- 小堡女贼联盟篇

朋友问我要不要去听王丹的讲座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当然会去，他是一个性骚犯(sex offender)，我需要让大家知道这些。

主持活动的教授问王丹是否愿意回答相关问题，王丹用中文说没有关系随便问，这些都是公开的。我用英文回复说，我想在Q&A环节提问，但他还是坚持当场问，于是我深吸一口气，开始录像。提问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抖，但我想的是我不希望视频看起来太抖，所以努力保持镇定。王丹果然给了我预料中的回答，

> Last year someone accused me, so I went back to Taiwan. The prosecutor found no evidence of that, so they dropped any charges, and I think that proved my innocence. And I believe we have to believe in the justice, in the rule of law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mocracy.

> 去年有人告我，所以我回到台湾。检察官没有找到任何相关证据，所以他们放弃所有起诉，我认为这证明了我的清白。并且，我相信我们应该相信公正和法制是民主的基石。

观众席中有人窃窃私语，但那时的我已经没有办法在意他们在说什么。我努力微笑来显示自己的镇定，并且在第二排当中的位置坐下来，全程我前面没有坐任何人，很长一段时间我旁边也没有任何人。

讲座开始前的每一分钟都格外漫长，我努力观察来的观众大概是什么背景，但大部分都是我不认识的中老年白人以及学政府学的一些白人学生，以及极其少数的一些亚裔学生。我本来想的是，我会打扮的让人无法忽略但正好得体，然后我会全程冷静地凝视王丹，因为虽然我不能做任何抗议行为，我希望我的在此表明我的态度，我希望我的态度让他意识到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还在坚持。

终于到了Q&A环节。在他宣传他的各种极其简化中国历史和政治理论的讲座中我就想好了我想提的问题，于是我自信地高举起我的手。我猜测那位白女以为我会盯着之前的问题不放，所以她选择提问一位学生。很不巧的是，那位学生向邀请王丹来的教授提出了和我一样的问题：

> "How are students meant to believe that William and Mary cares for victims of sexual assault and rape, when William and Mary invites guest lecturers like Wang Dan with multiple outstanding allegations of sexual misconduct?"

> 当威廉玛丽学院邀请像王丹这样有几个不当性暴力指控的嘉宾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如何相信威廉玛丽关心所有性侵和强奸的受害者呢？

这位教授很快的结果话茬用和王丹一模一样的回答敷衍，

> "I would like to answer it by saying that all of those charges have been dropped, and he was found not guilty, so we let the rule of law to take over a case like this"

> 我想这样回答：所有这些指控都被撤销，并且他被认为是无罪的，所以我们用法治来处理这样的例子

我一边惊讶于这位学生也会提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见过面，我知道他不会中文；一边非常冷静地录下了她的回答。那位学生想进一步提问，但是观众开始用掌声盖过他，而教授则意味深长的说：

> "What's interesting is that the findings aren't reported quite as broadly, and that's unfortunate."

> 有趣的事，（司法机关的）发现并没有（像性侵指控）一样被广泛传播，这很不幸。

那一刻坐在人群里的我感到非常心寒，尽管一直道理上明白旁观者效应与强奸文化的盛行，但当自己真实经历的时候依然感觉自己和身边这些因为见到所谓历史人物而激动的白人格格不入，并对他们的冷漠感到心惊。我想到我还是到底低估了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来之前我以为只有王丹的性暴力问题让我感到厌恶与不安，但事实是这场讲座在场的这么多人共同又一次参与了暴力。我知道我没法信任学校保护学生，但是这个认知也让我很不安——王丹之前针对的受害人都是和我差不多的年纪，把他请来校园无论如何与保护学生的宗旨相背。我想记录更多，因为我想告诉更多人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虽然我已经到了生理不适的程度，我还是在活动结束后询问那位教授我是否可以拍下王丹的照片。她说王丹博士肯定不会介意，并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找一张我和他的合影。我说没问题，但我当时在想，这位教授虽然也是女性，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同理心，接触王丹让我特别不舒服，我在现场的原因并不是我想接近王丹。

第二天早上我搜到王丹的IG，他果然发了在我们学校演讲的信息，并且说“这是我开始美国校园巡回演讲的第一站，明天还有一场”。那一刻我前一天在准备时所有的情绪又充满了我的身体，于是才有了这篇记录。我知道在过去的一年内提到民运圈大家已经感到厌倦，但我也知道大家并不想就这么算了。我不希望就这么算了，我希望我们能做些什么。那位教授介绍王丹的时候说，这是他第三次来我们学校做讲座。当时我就小声地说，这会是最后一次。我希望这不仅在我们学校这是最后一次，我希望他想去的所有学校都再也不会邀请他这样的人。王丹并没有公开他的行程信息，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我希望大家能将这件事公开，以及向全球高校表达我们为什么不能允许他这样的人（不仅是王丹，更是所有有性暴力历史的人）进入学校。

他的暴力行为并不能用政治暴力的历史被忽略，而他对法律的曲解也是他蔑视法律的现实。作为一位性暴力幸存者，我不希望任何形式的性骚扰、性暴力再次发生在任何人头上，而我们真的不能就这么算了。

因此我倡导大家：积极查阅自己的学校是否开过或有计划邀请王丹及其他类似有未解决的性暴力指控的嘉宾演讲，向相关部门写邮件说明发生的具体情况以及提出要求，希望学校保护学生、支持受害者、不要再让大家受到潜在的心理及生理伤害。另外，如果活动没有被取消，鼓励大家在照顾好自己以及考虑当地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录影、质问、拍照，并在王丹散播他被发现是清白的谎言时向在场的观众有理有据地澄清事实。如果有能力组织其他形式的抗议，包括张贴海报及现场抗议也是可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