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算法重塑的现实：创伤、群体与社交网络

在现代社会，“现实感”已不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心理基准，而是一种不断被撕裂、重构与修复的状态。心理学研究早已指出，人类对世界的“真实感”依赖于身体经验、社会互动与稳定的叙事支撑（Laing, 1960）。然而，创伤会在这一连续性中撕开裂缝，使个体陷入去现实化与解离的痛苦之中（van der Kolk, 2014）。这种现实感的脆弱性并非仅属于个体；在集体层面，灾难、战争与羞辱会动摇整个社会的共同现实，迫使群体通过叙事与记忆的再建来修复（Alexander, 2004）。例如，研究显示，中国“MU5735航班事故”后，社交媒体推荐算法与同伴讨论显著增加了大学生的代理性创伤风险，这表明即便远离事件现场，群体性的数字互动也能撕裂人们对现实的稳定感（Zhou et al., 2023）。

当社交网络与算法介入，这一脆弱性被进一步放大。数字平台不再只是现实的映射，而成为现实感的生产者——通过信息过载、碎片化传播与算法推荐，个体和群体的“真实”被塑造为一种不断摇摆的幻象（Pariser, 2011; Turkle, 2011）。这种机制不仅加剧了创伤个体的失真体验，也让群体更容易陷入被操控的叙事。最新研究发现，TikTok上的 #trauma 内容往往以“供述+幽默”的方式扩散，模糊了真实创伤与娱乐化叙事的界限，进一步展示了算法如何塑造人们对“何为真实”的理解（McDonald, 2024）。在这种意义上，权力借助算法，将原本属于心理学与社会学的问题，转化为技术与政治的问题：谁能定义现实，谁就能统治人们的感知与行动（Foucault, 1977/1995）。

本文的中心论点是：在算法与社交网络时代，现实感的脆弱性不再只是个体心理问题，而是一个跨越心理—社会—技术层面的公共议题。

一、什么是“现实感”？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通常将“现实”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然而，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个体对现实的感知并非天然稳固，而是一种需要不断维护的心理—社会结构。这种对外部世界“真实存在”的持续体验，常被称为“现实感”（sense of reality）。

1、心理学与精神分析的定义

弗洛伊德（Freud, 1911/1958）在讨论精神病理时提出“现实检验”（reality-testing）的概念，认为人必须不断区分内在幻想与外部世界，才能维持心理的健康。后来的精神分析学者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路，拉康（Lacan, 1977）则将“真实界”（the Real）与“象征界”“想象界”区分，强调“现实”本身是一种无法完全符号化的经验，人始终处于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之中。现代临床心理学中，“现实感”常与“去现实化”（derealization）和“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相关联。DSM-5（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将这两者界定为解离性障碍的重要表现：个体会感到外部世界变得虚假、陌生，甚至像“电影场景”一般，从而失去稳定的现实感。

2、神经科学视角：大脑如何确认“真实”

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现实感与大脑多区域的协同作用密切相关。前额叶皮层在“现实检验”中起到核心作用，它帮助人们抑制幻觉与错误知觉（Simons et al., 2017）。海马体则负责将当下经验与长期记忆进行比对，从而确认环境的连贯性（Eichenbaum, 2017）。与此同时，杏仁核在威胁检测中发挥作用，当其过度激活时，个体可能陷入过度警觉或不真实感（Sierra & Berrios, 1998）。最新的 PTSD 脑影像研究进一步发现，创伤者在面对触发性信息时，这些区域会被过度激活，导致“现实检验”机制失效（Shin et al., 2021）。在数字环境中，这意味着当算法反复推送触发性图片或叙事时，大脑的威胁系统可能被持续“误触发”，从而削弱现实感的稳定性。

3、发展心理学与依附关系

从发展心理学角度看，现实感的建立并非孤立发生，而是深深依赖于早期关系经验。Winnicott（1971）提出，婴儿通过与照料者的“镜映”（mirroring）互动，逐渐分辨“自我”与“他者”。当这种依附关系稳定时，儿童会形成对世界的基本信任感，从而确立持续的现实感。相反，如果照料关系充满不确定或忽视，个体可能在后续人生中更容易体验到去现实化或解离。

4、社会学与现象学：现实的建构

除了个体心理，现实感还具有明显的社会维度。现象学社会学家舒茨（Schütz, 1967）强调，人们的“生活世界”（lifeworld）是通过互动和经验不断确认的。Berger 和 Luckmann（1966）的经典著作《现实的社会建构》进一步指出，所谓“现实”并不是自然客观的，而是通过社会制度、语言和互动被共同建构出来的。权力在其中也发挥关键作用。福柯（Foucault, 1977）认为，权力不仅仅通过法律或武力控制人们，更重要的是通过“话语”（discourse）来定义什么算作真实。当某些群体掌握话语权时，他们实际上在塑造社会成员的现实感。

5、现实感的脆弱性与当代挑战

尽管现实感看似稳固，但在压力、孤立或信息过载情境下，它极易产生裂缝。例如，在新冠疫情的封锁期间，许多人报告出现“时间感丧失”和“世界不真实”的体验（Rettie & Daniels, 2021）。而且，这种“去现实化”不仅发生在个人层面，也能在数字场域中被放大。研究显示，MU5735航班事故发生后，中国大学生因社交媒体推荐与同伴讨论而显著出现代理性创伤（vicarious trauma）（Zhou et al., 2023）。类似地，TikTok上关于 #trauma 的内容经常通过供述与幽默混合传播，使创伤与娱乐化叙事交织，让人难以分辨真实与虚拟（McDonald, 2024）。这些案例表明，现实感一旦受到干扰，个体和群体都可能陷入认知与情感的混乱：个体可能出现创伤后解离，而群体则可能被操纵性的叙事所左右。现实感不仅是心理健康的基石，也是社会秩序与民主生活的前提。因此，现实感应被理解为一种脆弱的、不断被维系的结构，而非理所当然的状态。这也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当个体经历创伤，或当社交网络与权力机制介入时，现实感会如何被击碎与重塑？

二、创伤如何击碎现实感

如果说心理学与精神分析揭示了现实感的心理结构，那么神经科学则进一步揭示了其生物学脆弱性。创伤不仅仅是对身体或心灵的一次性打击，更是对人维持现实感的能力的长期侵蚀。换句话说，创伤让世界“不再像原来那样真实”，而这种裂缝可能长久存在于个体的知觉、记忆和社会关系之中。

1、创伤与“去现实化”体验

临床心理学文献表明，创伤后的个体常常报告“去现实化”（derealization）与“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的症状。即使他们在理智上知道自己仍然身处现实，却会感到世界如同梦境或幻影，自我则仿佛置身于身体之外（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这种体验在幸存者的叙述中尤为鲜明。比如一位车祸幸存者说：“我明知道自己活下来了，但每次过马路，都会觉得周围像在电影布景里，不是真的。”类似的叙事反映了 Janet（1907/1925）的早期观察：遭受创伤的个体常常失去将经验整合为连续叙事的能力，从而导致记忆破碎、知觉扭曲。现代研究延续了这一观点，将创伤后的不真实感视为解离的一部分（Van der Hart, Nijenhuis, & Steele, 2006）。

2、神经科学视角：创伤如何改变大脑对“真实”的确认

神经科学揭示了创伤对现实感的侵蚀机制。研究发现，创伤后个体在前额叶皮层、海马体和杏仁核的功能表现上都有显著改变（Brewin, Gregory, Lipton, & Burgess, 2010）。

• 杏仁核过度激活：在创伤性闪回（flashbacks）中，杏仁核会过度反应，将当下环境误判为威胁。这种“情境误读”导致人反复沉浸在创伤场景中，无法区分过去与现在（Rauch, Shin, & Phelps, 2006）。

• 海马体功能受损：海马体负责建立时间与空间的连续性，但在创伤个体中，其功能受损，导致记忆片段化与情境错位（Bremner, 2006）。因此，他们难以将“这发生在过去”与“我现在是安全的”区分开来。

• 前额叶皮层抑制不足：前额叶皮层在现实检验中扮演关键角色，但创伤后的神经影像显示其活动下降，意味着个体难以抑制错误的威胁信号（Shin, Rauch, & Pitman, 2006）。

最新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2023 年发表在 Nature Mental Health 的一项 fMRI 研究发现，PTSD 患者在回忆创伤时，前额叶与海马、杏仁核之间的功能连接显著降低，这意味着大脑在区分“现在的安全”与“过去的威胁”时失去同步机制。另一项 EEG 实验则显示，创伤个体在面对中性刺激时也会出现过度的皮肤电反应，说明他们的大脑“报警系统”经常误触，即使在无害环境中也难以确认现实的安全性。综合来看，这些神经机制解释了创伤个体的“不真实感”：世界看似存在，但它已不再稳定，而是被不断侵入的记忆与过度活跃的威胁系统所扭曲。

3、创伤后的时间与空间感破裂

现实感还依赖于对时间和空间的稳定把握。Felman 和 Laub（1992）在讨论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词时指出，创伤带来的是“时间的冻结”：创伤事件仿佛从未过去，总在当下重演。这种体验使得幸存者难以真正进入“此刻”。类似的研究表明，创伤个体的时间感经常分裂为“正常时间”与“创伤时间”两套体系（van der Kolk, 2014）。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运作正常，但某个触发（trigger）就可能将其瞬间带回创伤现场。由此，现实感呈现出裂缝，仿佛当下被过去篡夺。临床案例显示，这种“时间双重性”在战争幸存者和性暴力幸存者中尤为常见。他们常常描述为：“我明知道这是 20 年前的事，但它今天早上又发生了一遍。”这种体验不仅是心理错觉，而是大脑时间编码机制受损的直接结果。

4、身体与现实感的关系

创伤不仅改变认知，还深刻改变身体经验。Van der Kolk（2014）提出“身体记住一切”（the body keeps the score）的观点，认为创伤以紧张、疼痛、麻木等形式沉积在身体中。这些身体症状不断提醒个体：世界并不稳定，随时可能出现危险。临床观察也发现，创伤患者常常通过过度警觉（hypervigilance）或情感麻木（emotional numbing）来维持生存。前者让世界变得过于威胁，后者则让世界变得虚假空洞。这两种极端反应都削弱了现实感的完整性。例如，一位性侵幸存者描述：“我的身体总是绷紧着，哪怕和朋友在咖啡馆聊天，也像随时要逃跑。”这种身体—情绪的联动，正是现实感被击碎的体现。

5、创伤与社会现实的裂缝

除了个体体验，创伤还改变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Herman（1992）在经典著作中指出，创伤常导致人与他人的信任破裂。受害者不再相信社会能保护自己，而社会往往也通过沉默或责难进一步削弱其现实感。这种社会性“次生创伤”（secondary traumatization）让个体感到自己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深刻裂缝。在群体层面，创伤甚至可能被“制度性遗忘”。Caruth（1996）强调，创伤不仅是一种个人经验，也是历史经验：社会在面对集体创伤时，往往通过否认或沉默来“修补现实”，但这反而让幸存者的现实感更加孤立。最新的实地研究同样指出，数字时代的“集体沉默”正在以新的方式发生。联合国在 2021 年对叙利亚战争难民的调研发现，社交媒体上的战场视频、失踪亲属的消息，不仅成为创伤再触发的主要渠道，也放大了幸存者在社会中的孤立感。类似地，在 #MeToo 运动中，不少女性幸存者因遭遇网络攻击与否认，被迫退出公共空间。这些例子说明，数字化的社会环境可能让创伤幸存者更难重新建立稳定的现实感。

综上所述，创伤通过神经、心理、身体与社会多个维度击碎了个体的现实感。它让世界不再可信，让当下被过去侵扰，让身体与环境之间的连结支离破碎。而在当代社会，社交网络的介入更让这种脆弱性放大：数字化的信息流动、群体性叙事与算法强化机制，往往使创伤者更加难以重建稳定的现实感。这正是下一部分要讨论的核心问题。

三、群体、权力与现实感的社会维度

1、现实感的社会建构本质

现实感并不仅仅是神经系统或个体心理的产物，它更深刻地扎根于社会关系与文化语境。Berger 与 Luckmann（1966）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中指出，所谓“现实”是通过互动习得、维系并被验证的，语言、习俗与制度为个体提供了“这一切是真实的”的社会共识。然而，这种共识从来不是中性的，而是被权力关系所塑造。Foucault（1977/1995）强调，知识与权力交织，社会通过话语系统界定何者为真、何者为幻。因此，现实感并非一种纯粹感知，而是权力不断生产与维护的结果。

2、群体动力与“从众的真实”

社会心理学研究揭示了群体对现实感的深刻影响。Asch（1951）的从众实验显示，人们即便面对明显错误的判断，也常因群体压力而放弃真实感知；Milgram（1974）的服从实验则表明，权威的存在足以让个体压抑自身判断。可见，现实感不仅来自外部世界，更是在群体与权威作用下被“修正”。

在数字时代，这一机制被进一步放大。所谓“多数幻觉”（majority illusion）表明，即便某种观点仅存在于少数人中，社交网络的推荐算法与拓扑结构也能制造出“人人都在这样想”的错觉（Lerman, Yan, & Wu, 2016）。平台推荐系统逐渐成为新的“权威”，用户在无意识中服从其信息分配逻辑（Striphas, 2015）。对于创伤个体而言，这种群体与算法的双重压力尤为沉重：害怕孤立与否认的他们更容易压抑自我感受，而接受群体版本的“现实”（Maercker & Horn, 2013）。

3、权力话语与“现实的垄断”

除了群体动力，权力通过控制叙事进一步垄断“真实”的定义。Herman 与 Chomsky（1988）在《制造共识》中提出，媒体的“宣传模式”决定了哪些信息被放大、哪些被忽视，从而引导公众对“现实”的认定。对于受害者而言，如果自身经历无法获得社会承认，就会遭遇“次生创伤”——社会性的否认削弱了他们的现实感（Herman, 1992）。历史经验亦反复证明：大屠杀、战争、殖民暴力的幸存者常常不仅要对抗创伤事件本身，还要面对“不被相信”的孤立处境（Felman & Laub, 1992）。

4、社交网络中的群体现实

进入数字时代，社交媒体平台成为现实感新的塑造场域。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的互动逻辑基于“可见性”与“点赞/转发”机制，而这种机制并不忠实于客观现实，而是偏好情绪化、极端化、简化的信息（Vosoughi, Roy, & Aral, 2018）。算法推荐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Pariser（2011）提出的“过滤气泡”理论表明，个性化推荐让用户长期暴露于同质信息，从而固化某种特定版本的现实。这意味着：现实感被算法选择性地“修剪”，不同群体在同一事件上可能拥有截然不同的“平行现实”。换言之，群体动力与数字机制相互作用：前者提供从众与服从的心理基础，后者则通过算法与平台架构将这些心理倾向系统化、规模化。

5、群体性创伤与数字放大

在这种环境下，创伤个体的脆弱性被放大。一方面，他们对威胁与安全的高度敏感，使其更容易被社交媒体上的图片、标题甚至评论触发，重现创伤体验（Brady, Wills, Jost, Tucker, & Van Bavel, 2017）。另一方面，当他们的经历在舆论场中被否认或攻击时，便会遭遇二次打击。匿名性与群体极化效应使数字空间更容易产生攻击与羞辱（Suler, 2004），而群体羞辱往往让创伤个体的现实感在公共层面彻底崩塌。

因此，现实感既是个体神经与心理的建构，也是社会互动与权力关系的产物。从众机制、权力话语与算法推荐共同塑造了当代人对“真实”的体验框架。对于创伤个体而言，这种框架往往意味着双重脆弱：他们不仅要在身体与记忆中与创伤抗衡，还必须在群体与数字舆论中持续为自己的“现实存在”辩护。

四、社交网络与算法如何重塑现实感

1、从“媒介即讯息”到“算法即现实”

McLuhan（1964）的经典论断“媒介即讯息”强调了传播形式本身会塑造认知方式。进入数字时代，这一逻辑被进一步深化：社交网络平台的算法不再只是中介，而成为“现实选择器”。平台根据商业逻辑和注意力经济的目标，决定哪些信息被呈现、哪些被隐藏。正如 Gillespie（2014）所言，算法并不是中立工具，而是嵌入了价值观与权力逻辑的“公共知识的守门人”。2021 年美国国会对 Facebook 的听证会上，内部研究被揭露表明 Instagram 的推荐算法加剧了青少年对外貌的不安全感（特别是女生），直接影响了她们的“身体现实感”（Wall Street Journal, 2021）。这说明算法选择本身已经能改变用户对“什么是正常”的感知。

2、算法推荐与现实的切割

推荐系统通过数据建模，将复杂的现实切割成“可推送”的片段。Tufekci（2015）指出，推荐算法常常通过“优化参与度”（engagement optimization）来决定信息流，这导致用户接触的内容高度依赖于平台的目标，而非客观事件本身。结果是：现实感被拆解、再加工，最终以算法偏好的形式返回给用户。YouTube 被研究者发现存在“推荐螺旋”现象——用户若观看少量温和的政治视频，很快会被推送到更极端的内容（Ribeiro et al., 2020）。这种信息流切割不仅让现实“被选择”，还塑造了不同群体间几乎不重叠的“平行现实”。

3、情绪驱动与极化现实

现实感的重塑并非均匀发生，而是倾向于情绪化与极端化。Brady 等人（2017）的研究表明，带有强烈情绪色彩、尤其是道德愤怒的内容，更容易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这意味着，算法通过“情绪驱动的扩散”进一步偏离现实的复杂性，倾向于制造极化的公共现实。2020 年疫情期间，关于口罩、疫苗的阴谋论与假消息，往往比科学澄清传播更快（Pulido et al., 2020）。这不仅制造了社会分裂，也让许多亲历疫情的个体在群体争论中怀疑自身的现实感。对于创伤个体而言，这种“愤怒放大器”既可能不断触发他们的神经系统，也可能裹挟他们进入群体性的恐惧或狂热之中。

4、平台治理与“现实的调度”

算法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平台治理结构紧密结合。Caplan 与 boyd（2018）提出，“平台治理”不仅是对内容的管理，更是对社会现实的调度。通过下架、封禁、放大或沉默，平台事实上在定义何者为“社会认可的现实”。Twitter 在 2021 年封禁特朗普账号，引发巨大争议。一方面，这是遏制虚假信息与煽动暴力的治理举措；另一方面，也让部分群体坚信“某种真实被压制”，反而加深了不信任和极化（Howard, 2021）。这表明平台治理并不只是“清理虚假”，而是直接参与现实的生产与调度。

5、创伤与算法现实的双重脆弱

对于创伤个体而言，算法现实带来的挑战尤为复杂。首先，算法缺乏对创伤敏感性的设计：触发性图像、语言或评论可能反复被推送，造成二次打击。其次，创伤个体在寻求“证实自己现实”的过程中，可能更依赖社交网络的反馈机制，而这种依赖很容易被算法塑造成“回音室”（Sunstein, 2017），削弱他们对现实的自主掌控感。在#MeToo 运动中，许多幸存者依靠社交媒体获得“被看见”的现实支撑。然而，一旦她们的叙事遭遇算法冷处理或被恶意攻击，就会出现“现实孤岛”的体验：即使成千上万人在网络中交流，她们的主观现实仍可能被淹没、扭曲或否认（Mendes, Ringrose, & Keller, 2019）。

综上，社交网络并非仅仅“放大”现实，而是以算法逻辑“重塑”现实。推荐机制、情绪驱动与平台治理，共同制造了一个层层过滤、选择性的现实场域。对普通人而言，这意味着认知分裂与信息极化；对创伤个体而言，则意味着在二次打击中持续维护现实感的艰难斗争。

五、不同人群的差异化影响

现实感的运作并非在所有人群中以同样方式展开。个体的气质与心理特征（who you are）、媒体使用情境（where/when you use）以及媒介特征（what you see）之间的交互作用，决定了其对现实感撕裂与修复的不同易感性与适应性。差异易感模型（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Media Effects Model, DSMM）明确指出，媒体效应并非线性、一刀切，而是受到生物、心理与社会因素的差异性调节（Valkenburg & Peter, 2013）。据此，本文将“年轻人”“创伤群体”与“强势/弱势群体”作为三类典型人群展开分析，并强调：差异化影响的讨论并非为了本质化或污名化，而是为了更精准地揭示现实感在不同人群中裂解与复原的具体路径。

1、年轻人：在“网络镜像”中校准现实

青少年与新兴成人期（emerging adulthood）处于身份建构的关键阶段（Erikson, 1968; Arnett, 2000）。在这一时期，社交网络既是信息来源场，也是身份镜像与同侪评估机制：点赞、评论与“在线在场感”成为他们校准“我是谁、我如何被看见”的即时反馈回路（boyd, 2014）。这一回路强化了外部验证在现实感维持中的权重，使年轻人在遭遇负面互动或社会比较时，容易出现现实感动摇（Nesi, 2020）。例如，Facebook 内部研究文件（被称为“Facebook Papers”）曾披露：Instagram 使用与青少年女孩的身体不满和自尊下降显著相关，部分用户甚至报告出现“现实扭曲”，感觉线上评价比线下经验更真实（NYT, 2021）。

实证研究显示，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的社会比较与错失焦虑（FoMO）与主观幸福感下降显著相关（Przybylski et al., 2013; Twenge, 2017）。同时，情绪化与道德化内容更易扩散，也更容易牵动年轻人的现实判断与群体站队（Brady et al., 2017）。而长期暴露于同质化的信息流会形成“过滤气泡”与“回音室”，进一步固化偏差认知（Sunstein, 2017）。

另一方面，社交网络亦能增强社会资本与归属感，为孤立个体提供情感与工具性支持（Ellison et al., 2007）。最新综述显示，数字使用与心理健康之间的效应在总体上多为“小效应”，个体差异与使用情境才是关键（Orben & Przybylski, 2019; Odgers & Jensen, 2020）。这意味着对年轻人的干预不应停留在“去媒介化”，而应侧重媒体素养、使用情境管理与自我监测。年轻人的现实感更易受“网络镜像”牵引，风险来自社会比较与极化，但高质量的连接与素养培养能起到保护作用。关键不是“用不用”，而是“如何用、在什么情境下用”。

2、创伤群体：脆弱的现实感与“二次创伤”的数字放大

创伤与解离/去现实化密切相关（APA, 2013）。在神经层面，杏仁核过度警觉、海马体功能受扰与前额叶抑制不足，使过去侵入现在，现实感裂缝难以弥合（Bremner, 2006; Shin et al., 2006）。因此，创伤个体进入社交网络时，其现实感基线更为脆弱。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后，美国一项全国调查发现，虽然许多人并未身处案发地，但在社交媒体上高强度接触相关图片与视频的人群，其急性应激反应水平甚至超过了部分在场目击者（Holman, Garfin, & Silver, 2014）。这显示了算法推送触发性内容可能造成“二次创伤”。

创伤者往往为寻求自证与理解，更依赖在线反馈；但算法推荐与同温层互动可能将其困于狭窄叙事循环，使其现实感既无法获得广泛承认，又不断被触发性内容侵扰。这构成“双重脆弱”：认知与情绪的再侵蚀与社会承认的缺席（Herman, 1992; Caruth, 1996）。 表达性写作与叙事整合已被证明有助于降低侵入性记忆并重建连贯性（Pennebaker & Chung, 2011）。在平台层面，保护措施可包括：创伤标签的自主屏蔽、内容敏感度调节、时间阈值提醒与“静音—暂停—求助”一键化路径。在社会层面，支持性社群可提供现实的共建与见证，抵消主流否认（Parks et al., 2012）。创伤群体的现实感在数字环境中尤其脆弱，算法若缺乏保护机制，极易加剧二次创伤。但通过叙事、身体化介入与社群见证，修复路径依然可能被打开。

3、强势群体 vs. 弱势群体：谁在制造“公共现实”？

除了年龄与心理状态，结构性权力更深刻地决定了“谁的现实被承认”。现实感不是中性的，而是被话语与制度生产与维护的（Foucault, 1995）。强势群体通过媒体与平台资源，能够设定议程与问题框架，从而塑造“公共现实”（Herman & Chomsky, 1988）。 Safiya Noble（2018）的研究揭示了谷歌搜索中的结构性偏见：搜索“Black girls”一度返回大量色情化结果，说明算法在强化主流刻板印象、边缘化弱势经验。类似地，Joy Buolamwini 的研究显示面部识别算法对有色人种与女性的误识率显著更高（Buolamwini & Gebru, 2018），这意味着弱势群体在技术结构中被系统性误读与消声。

被边缘化的群体常被排除在“可见的共同现实”之外，他们的叙事被怀疑、降格或噤声，导致公共领域中的结构性失语（Fraser, 1990; Spivak, 1988）。在数字场域中，匿名性与极化还会强化话语暴力与排挤（Suler, 2004; Jane, 2014）。 尽管如此，弱势群体也在构建反公共或对抗性公共，通过社交平台低成本地组织、见证与修复现实（Warner, 2002; Tufekci, 2017）。#MeToo 运动就是典型案例：大量原本被噤声的女性通过社交媒体共同讲述自身经验，从而打破“这不是现实”的否认，并迫使主流公共领域承认其存在。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现实感的分布存在显著的不均衡。算法与媒体往往充当“压抑器”，但在合适的治理与设计下，也可能成为“修复器”。

综上，根据 DSMM，年轻人的现实感更易受外部验证与情绪扩散牵引，但也能通过高质量连接获得社会资本；创伤群体在算法环境中更易遭二次创伤，但可通过叙事整合与社群见证得到修复；弱势群体在话语与算法的双重偏置下更易被剥夺现实承认，但也能通过反公共行动争取叙事权。这些差异表明：现实感并非单一的心理功能，而是一种被情境化的社会—技术体验。任何修复策略若忽视人群差异，都会流于笼统与无效。因此，现实感的脆弱性不仅是心理学问题，更是社会正义议题。

六、修复现实感：从个体到社会

现实感的修复并非单纯的心理问题，而是涉及个体、社会与技术环境的多层次过程。当创伤、群体压力与网络环境共同侵蚀人的现实感时，修复必须同时在个人与公共层面展开，才能避免个体持续陷入孤立与失真。

1、个体层面的修复

心理学与创伤研究表明，现实感的稳定依赖安全感的重建和身体—情绪系统的调节。创伤会造成“去现实化”体验，即外部世界似乎不真实或扭曲（Simeon et al., 2003）。治疗的核心在于重新锚定自我与环境的连接。

• 建立安全感与稳定性：创伤幸存者通常需要重建可预测性与控制感，这意味着日常规律、稳定的人际关系与安全的物理空间是修复的前提（Herman, 1992/2015）。临床研究发现，规律的生活习惯（例如每天固定的起床和睡眠时间）显著降低创伤患者的焦虑水平（Polusny et al., 2015）。例如，针对 9·11 幸存者的长期随访显示，那些积极重建日常生活节奏的人，在 PTSD 症状缓解上更具优势（Neria et al., 2010）。

• 身体觉察与神经系统调节：正如 van der Kolk (2014) 所强调的，“身体记住了创伤”。创伤往往储存在身体感受中，因此瑜伽、正念冥想、呼吸训练等方法可以帮助个体“重新落地”。最新一项对战斗老兵的随机对照实验发现，瑜伽干预能显著改善 PTSD 患者的去现实化症状和失眠问题（Cushing et al., 2022）。

• 情绪的再整合：创伤可能造成情绪断裂或过度泛滥。心理治疗（如认知行为疗法、眼动脱敏再处理 EMDR）帮助个体在安全环境中逐步面对并重构创伤记忆（Shapiro, 2018）。在临床案例中，一名遭遇校园霸凌的青少年，通过 EMDR 治疗减少了反复的噩梦，并在写作中重新叙述自己的经历，最终能在现实中坚定地说出“那不是我的错”。这种“叙事重写”让个体能将支离破碎的经验重新编织进自我历史，从而修复被打碎的现实感。

2、社会层面的修复

如果说个体的现实感依赖身体与记忆，那么群体的现实感则依赖公共叙事与社会结构。当集体性创伤或网络失序撕裂了“共同现实”，修复就必须依靠公共空间的重建。

社交网络往往放大冲突与极化，削弱群体的共同现实感（Sunstein, 2017）。因此，修复需要建立可信赖的对话平台，鼓励理性交流并抑制暴力话语。Habermas (1984/1989) 提出的“交往理性”指出，只有当沟通以平等和理解为前提，现实感才不会被权力话语所垄断。这一问题在新冠疫情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科学共识被政治化，社会分裂为“相信病毒与疫苗”与“阴谋论与否认”两大阵营。在美国和巴西等国，疫苗阴谋论借助社交媒体迅速扩散，而研究显示 Twitter 与 Facebook 上的虚假信息传播速度比科学信息快六倍以上（Vosoughi et al., 2018, Science）。这种分裂不仅破坏了公共叙事，还直接削弱了公共卫生政策的执行与社会信任水平，甚至造成不同地区在死亡率上的显著差异。

类似的机制也在青少年群体中发生。研究发现，TikTok 的推荐算法会在极短时间内将用户推入特定“信息兔子洞”，例如焦虑、抑郁、自残相关的视频。一项 2022 年的实验（WSJ 报道；AI Now Institute 研究）显示，研究人员以青少年身份新建账号，几分钟内算法就推荐了大量心理疾病与自杀相关内容。这种算法放大了脆弱群体的“去现实化”，让他们更容易陷入孤立与失真状态。由此可见，社会层面的修复不仅关乎公共健康，也关乎算法如何塑造下一代的现实感。

Alexander (2004) 的文化创伤理论进一步指出，群体遭遇灾难、屠杀或羞辱后，现实感的修复依赖新的叙事建构——谁讲述，谁被听见，决定了群体能否走出创伤。以 “MeToo” 运动为例，女性通过大规模网络叙事分享，把“孤立的痛苦”转化为“群体的事实”，迫使社会承认原本被压制的现实。类似的叙事争夺也发生在国际冲突中。乌克兰战争期间，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叙事完全对立：一方强调“特别军事行动”，另一方强调“侵略与战争罪”。与此同时，大量深度伪造（deepfake）视频在网络上传播，例如 2022 年出现的“泽连斯基呼吁士兵放下武器”的 AI 合成视频，意在制造混乱与动摇军心。这类信息战不仅加剧了群体的创伤体验，也让“共同现实”在国际层面失效。由此可见，叙事空间的修复既依赖个体的集体行动，也依赖制度性真相机制的建立。

在数字环境下，算法不断重构我们的现实感（Pariser, 2011）。社会修复不仅在于心理与叙事层面，还需要制度性措施。欧盟《数字服务法案》（DSA, 2022）就要求平台提高算法透明度，并限制虚假信息扩散。研究显示，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能显著降低用户在虚假新闻传播中的参与率（Guess et al., 2020）。而最新案例更凸显这一挑战：在 2023 年以色列–哈马斯冲突期间，TikTok 与 X（Twitter）上大量虚假视频（包括电子游戏画面、旧战争片段）被当作“实时战况”疯传，甚至被部分媒体误报。事实表明，对抗虚假现实既需要平台的责任，也需要公众的批判性识读能力。

更具前瞻性的问题在于，AI 生成内容正在让现实感修复进入全新阶段。随着 GPT、Sora、Midjourney 等工具普及，虚假视频、假新闻、伪造证据的门槛大幅降低。研究者警告，这可能导致“真实性崩溃”（epistemic collapse）：人们因真假难辨而不再相信任何信息（DiResta, 2023）。一旦这种状况发生，现实感的修复已不再只是心理学或叙事学层面的任务，而是信息生态的生存问题。

因此，社会层面的现实感修复，并非单纯的技术治理，而是一次跨越制度、叙事与信任的系统工程。它不仅关系到群体如何走出创伤，更关系到能否重新建构一个共同的、可被多数人信赖的现实基础。

3、未来前瞻与修复路径

现实感的修复不仅需要当下的心理疗愈与社会重建，还必须面向未来，探索更稳固的信息与社会基础。随着 AI 内容生成、深度伪造与算法操控的快速发展，仅仅依赖传统手段已不足以抵御“真实性崩溃”。因此，未来的修复路径至少需要在技术、制度与教育三方面展开。

技术层面，可信验证与去中心化溯源。面对 AI 生成的虚假信息，单纯依赖“平台自觉”显然不足。研究者提出利用区块链等去中心化技术，为图像、视频、新闻添加“数字水印”或“内容来源溯源机制”（content provenance），使每条信息都能被验证其来源与修改历史（Adobe & C2PA, 2022）。如果未来这种机制得到普及，用户将能快速判断一条内容是真实拍摄还是合成伪造，从而在信息洪流中保留锚点。

制度层面，平台问责与跨国合作。虚假信息的传播往往跨越国界，单一国家难以独立应对。未来的修复路径需要国际合作框架，类似气候治理中的《巴黎协定》，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最低标准，要求平台对虚假内容扩散负责。欧盟《数字服务法案》（DSA, 2022）的实践表明，立法能迫使科技公司提高透明度，并对算法推荐和虚假信息扩散承担责任。这意味着制度修复的核心，不仅是惩罚虚假制造者，更是重建公众对平台与机构的信任。

教育层面，媒介素养作为公民基本能力。长期而言，个体能否维持现实感，还取决于识别虚假与操控的能力。多项实验发现，媒介素养教育显著降低了人们在虚假信息传播中的参与度（Guess et al., 2020）。未来社会需要像普及数学与写作一样，把“识别虚假、批判性阅读与算法意识”作为基础公民技能。这不仅是学校教育的任务，也包括面向成人群体的终身学习项目。换言之，教育的目标不只是“会用技术”，更是“不会被技术操纵”。

如果技术的透明性、制度的问责性与教育的批判性三者能形成合力，那么未来社会或许能够在信息泛滥与虚假叙事中依旧维持现实感。换句话说，现实感的修复并非一次性工程，而是人类社会与技术共同演化的长期任务。

4、终点：现实感作为“共同财产”

现实感并非私人经验的孤岛，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的“共同财产”。当一个人的现实感被破坏时，整个社会的现实结构都会受到冲击。修复现实感，既是疗愈个体，也是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这意味着：

• 个体通过身体与情绪的调节重新“落地”；

• 群体通过叙事与公共空间重建“共享的真实”；

• 社会通过制度与技术监管防止现实再次被扭曲。

因此，修复现实感不仅仅是“回到过去的正常”，而是创造一个更稳固、更具韧性的共同现实。正如心理学家 Judith Herman 强调的：“创伤恢复的最终目标不是忘记过去，而是能在一个承认过去、却仍然允许未来的现实中继续生活。”

七、结语

现实感不是与生俱来的恒定经验，而是一种在身体、记忆、叙事与社会互动中不断被建构与维系的动态结构。创伤、群体压力与算法环境的共同作用，会撕裂这一结构，使个体陷入失真与孤立，也使社会失去共享的真实。因此，现实感的修复绝不仅仅是个体心理的疗愈，而是一项涵盖个人、群体与制度的系统工程。当个体通过身体觉察与安全感重建重新“落地”，当群体通过叙事修复与公共讨论重获“共享的真实”，当社会通过制度与技术调控抵御虚假与操控，一个更具韧性的现实才可能出现。

现实感的修复不仅意味着个体的回归与群体的连接，更意味着为未来抵御操控与创伤提供共同的防线。它既是心理机制的稳固，也是民主社会得以维系的感知基础。换言之，修复现实感，就是修复我们作为社会共同体的生存条件。

参考文献

Alexander, J. C. (2004).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In J. C. Alexander, R. Eyerman, B. Giesen, N. J. Smelser, & P. Sztompka (Eds.),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pp. 1–3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American Psychiatric Publishing.

Arnett, J. J. (2000). Emerging adulthood: A theory of development from the late teens through the twent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5), 469–480.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5.5.469

Bakshy, E., Messing, S., & Adamic, L. A. (2015). Exposure to ideologically diverse news and opinion on Facebook. Science, 348(6239), 1130–1132.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a1160

Baumeister, R. F., & Scher, S. J. (1988). Self-defeating behavior patterns among normal individuals: Review and analysis of common self-destructive tendenc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4(1), 3–22.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04.1.3

Benjamin, R. (2019). Race after technology: Abolitionist tools for the new Jim code. Polity.

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chor Books.

Bremner, J. D. (2006). Traumatic stress: Effects on the brain. Dialogues in Clinical Neuroscience, 8(4), 445–461. https://doi.org/10.31887/DCNS.2006.8.4/jbremner

Brewin, C. R., Gregory, J. D., Lipton, M., & Burgess, N. (2010). Intrusive images in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Characteristics, neural mechanisms, and treatment implications. Psychological Review, 117(1), 210–232. https://doi.org/10.1037/a0018113

Brady, W. J., Wills, J. A., Jost, J. T., Tucker, J. A., & Van Bavel, J. J. (2017). Emotion shapes the diffusion of moralized content in social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4(28), 7313–7318. https://doi.org/10.1073/pnas.1618923114

Caruth, C. (1996).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Conway, M., Scrivens, R., & Macnair, L. (2019). Right-wing extremists’ persistent online presence: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ICCT Policy Brief.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Counter-Terrorism.

Ellison, N. B., Steinfield, C., & Lampe, C. (2007). The benefits of Facebook “friends”: Social capital and college students’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4), 1143–1168. https://doi.org/10.1111/j.1083-6101.2007.00367.x

Erikson, E.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W. W. Norton.

Felman, S., & Laub, D. (1992).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Routledge.

Foucault, M. (199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A. Sheridan, Trans.). Vintage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7)

Freud, S. (1958). Formulations on the two principles of mental functioning. In J. Strachey (Ed. & Tran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12, pp. 218–226). Hogarth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11)

Habermas, J. (1989).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Beaco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4)

Herman, E. S., & Chomsky, N. (1988).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Pantheon Books.

Herman, J. L. (2015). 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 Basic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2)

Holman, E. A., Garfin, D. R., & Silver, R. C. (2014). Media’s role in broadcasting acute stress following the Boston Marathon bombing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1), 93–98. https://doi.org/10.1073/pnas.1316265110

Jane, E. A. (2014). ‘Back to the kitchen, cunt’: Speaking the unspeakable about online misogyny. Continuum, 28(4), 558–570. https://doi.org/10.1080/10304312.2014.924479

Lacan, J. (1977). Écrits: A selection (A. Sheridan, Trans.). W. W. Norton.

Laing, R. D. (1960). The divided self: An existential study in sanity and madness. Tavistock.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McGraw-Hill.

Neimeyer, R. A. (2001). Meaning reconstruction and the experience of loss.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Nesi, J. (2020).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on youth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North Carolina Medical Journal, 81(2), 116–121. https://doi.org/10.18043/ncm.81.2.116

Noble, S. U. (2018). Algorithms of oppression: How search engines reinforce racism. NYU Press.

Odgers, C. L., & Jensen, M. R. (2020). Annual research review: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in the digital age: Facts, fear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61(3), 336–348. https://doi.org/10.1111/jcpp.13190

Orben, A., & Przybylski, A. K. (2019).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dolescent well-being and digital technology use. Nature Human Behaviour, 3(2), 173–182. https://doi.org/10.1038/s41562-018-0506-1

Pariser, E. (2011).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Penguin Press.

Pennebaker, J. W., & Chung, C. K. (2011). Expressive writing: Connections to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In H. S. Friedman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health psychology (pp. 417–43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rzybylski, A. K., Murayama, K., DeHaan, C. R., & Gladwell, V. (2013). Motivational,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correlates of fear of missing ou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9(4), 1841–1848.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3.02.014

Rauch, S. L., Shin, L. M., & Phelps, E. A. (2006). Neurocircuitry model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extinction: Human neuroimaging research—Past, present, and future. Biological Psychiatry, 60(4), 376–382. https://doi.org/10.1016/j.biopsych.2006.06.004

Rettie, H., & Daniels, J. (2021). Coping and 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Predictors and mediators of mental health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merican Psychologist, 76(3), 427–437). https://doi.org/10.1037/amp0000710

Schütz, A. (1967).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Shapiro, F. (2018). 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 (EMDR) therapy: Basic principles, protocols, and procedures (3rd ed.). Guilford Press.

Shin, L. M., Rauch, S. L., & Pitman, R. K. (2006). Amygdala,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and hippocampal function in PTSD.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071(1), 67–79. https://doi.org/10.1196/annals.1364.007

Simeon, D., Guralnik, O., Schmeidler, J., & Knutelska, M. (2003). The role of childhood interpersonal trauma in depersonalization disorder.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0(5), 1027–1033. https://doi.org/10.1176/appi.ajp.160.5.1027

Spivak, G. C. (1988).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C. Nelson & L.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pp. 271–313).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uler, J. (2004). The online disinhibition effect.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7(3), 321–326. https://doi.org/10.1089/1094931041291295

Sunstein, C. R. (2017). #Republic: Divide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urkle, S. (2011).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Basic Books.

United Nations Women. (2020). Progress of the world’s women 2019–2020: Families in a changing world. UN Women.

Valkenburg, P. M., & Peter, J. (2013). The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o media effects mode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3(2), 221–243. https://doi.org/10.1111/jcom.12024

Van der Hart, O., Nijenhuis, E. R., & Steele, K. (2006). The haunted self: Structural dissociation and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traumatization. W. W. Norton.

van der Kolk, B. A. (2014). The body keeps the score: Brain, mind, and body in the healing of trauma. Viking.

Warner, M. (2002). 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 Zone Books.

Winnicott, D. W. (1971). Playing and reality. Tavistock.

Wu, X., & Dong, X. (2019). Gender inequality in employ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alysi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40(2), 85–103. https://doi.org/10.1080/02529203.2019.1591526

Yang, L. (2021). Online misogyny and anti-feminist discourse in Chinese social media: The case of Weibo. Feminist Media Studies, 21(7), 1106–1122. https://doi.org/10.1080/14680777.2020.1804975

Zhang, H. (2018). The persistence of shame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Gender, sexuality, and online sham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7(111), 672–686. https://doi.org/10.1080/10670564.2018.1433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