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时捺钵（二）

京哈和连霍 | 有点说头的大动脉

京哈和连霍都是凶名赫赫的高速公路，凶就凶在，它们是真的凶，每次能全须全尾的跑完，都得庆祝一场。一个是联通南北，东北地区的动脉。一个是横贯东西，新疆甘肃到内陆的动脉，相同点就是大车极多，几乎承担了两地80%的公路物流职能。当然事故也很多，而且经常就是出现在新闻里很严重的那种交通事故，所以说很凶。

但你说它们是动脉又也不对，动脉里面有红细胞搬运氧气和二氧化碳，血小板凝固伤口，白细胞，淋巴细胞则是四处巡逻的正义使者，都是打工细胞，似乎没有什么像我们一样，纯粹是为了游玩儿，就在把自己放在动脉里面乱窜的，后来想，我们把自己兜儿里的钱（虽然不多）挪动到别人的兜儿里，怎么就不能算是有用的细胞呢？想想也就释然了。

2022年之后的成都建设路，很多小吃摊都多出了一把剪子，两个人点一份苕皮，再让店家剪半分食。其背后是消费风气的转变，是“轻奢”的崩盘和“精致穷”的坦然。其中既有消费者“穷”的实在，也有商家“卷”的淡定。创业者不再追求一夜暴富，“确定性”和“不亏本”再次成为了主流。有人说，这是回归了理性，我是不大赞同的，搏一搏单车变摩托，还是抠搜的稳扎稳打，都是个体基于市场预期的理性判断。经济的周期律就像是一块钟表的轮摆，总是在反复晃动。只是这次，激进与保守的轮摆更偏向保守的一端。甚至这并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世界的问题，西方世界一度流行的“Quiet Luxury”（静奢风，看不出品牌，但又很名贵，类似老钱风），如今又有一种“Loud Budgeting”（大声抠搜）大行其道，其核心就是大声的说自己“穷”拒绝消费，商家也不约而同的卷入“穷鬼套餐”的竞争之中。历史嘛，浩浩汤汤，有片刻的安宁就该珍惜了。只是似乎我们这代人才刚刚意识到这点，比如我，我出生时柏林墙还没倒塌，我妈在考虑要不要给我断奶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则在思忖着“过不下去，苏联就解体了吧”。然后就是一堆的神通法宝降世：“家用电脑，互联网，光纤，智能手机，移动网络，3G，5G，人工智能……”。就这么裹挟在光阴长河之中，如是大动脉中的一个细胞，哪有不随波逐流的道理。只是变化来的太快，甚至吗，觉得自己像是上个世纪的余孽，又像是个穿越时间的幽灵，觉得什么都有不新鲜。也难怪很多老人家听说个什么“量子鞋垫”，“石墨烯床单”都觉得能沟通宇宙能量，增福添寿，也许不是迷信。只是这个时代的好东西太多了，到最后干脆就什么都信了。

只是，这激进与保守的钟摆，总是难得适度。譬如西安的大唐不夜城，虽是人头攒动，但人均消费却是惊人的1元5角钱。老家这边旅游火了，却又有人算准了出行的时间，白嫖电商的羽绒服穿（算准时间网购到宾馆，然后利用平台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退掉），商家也因此不得不把吊牌做的越来越大，白嫖党则似乎更为坦荡，甚至“放下吊牌羞耻”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有大兴其道的趋势。如果说前者只是节俭，后者则已有礼乐崩坏的嫌疑了。私德与公德之辩，如是路窄车多的“京哈”“连霍”高速之争，三车道的路段大货车经常要占两条，慢车自然要占最右边，在讨论中可以不作数的，而自觉得开的快的就长时间占着中间，免得反复超车，超速车借个最左边的车道也不觉有何不妥，至于只有两条车道的路段，那就经常就要堵车了。虽然大货车的德行参差，但好歹是常年在路上跑的，江湖规矩是讲一些的。除去个例，整体上保持距离，多加观察，风险还算可控。然至于小车则要癫狂许多，既有自由不羁的亢奋车手，也有稳健持重之人，常年堵在快车道上。然而，这一切最为吊诡的是，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开法是最安全的。若是在已经拓宽的路段上自然无妨，各行其道罢了。只是人财物力终有极限，这两车道，三车道的路段总是有的，如果说道德的底线是不伤害别人，那么他们似乎都没有伤人的意图。但若是说他们都是无暇之人，又确实都有潜在的风险，说是君子论迹不论心，只要没出事，大家便都是君子了？是也不是？

就好比一个人感情泛滥，就是爱的死去活来，伤了多少人的心归根到底也只是私德问题。做了小的，破坏了别人的婚姻，是心之自由，还是道德败坏，也是犹可商榷的。可若他是个有恋童癖的成年人，则就不是失德那么简单了，甚至只要他敢付诸实际，他便违反了大多数现代国家的法律。在这里，法律便是道德的底线，或者说，法律便是道德的下线。下线的意思就是不道德的，不见得违法。是也不是？

然而，违法了，又一定是不道德吗？上学时曾为了学英语看了很多遍《幸福终点站》，但是总被电影的内容所吸引，终是英语没学会，叙事手法、剪辑逻辑倒是看进去了。里面就有一段主人公将“父亲”一词含糊为“山羊”，将私自携带的的管制药物蒙混为兽药，利用法律漏洞救了老乡的父亲。现在想想，如果是国产电影，是不是片尾黑屏后也要升起一段字母“汤姆汉克斯，因帮助人携带管制药品进入我国境内，依据《药品管理法》及相关条例处罚，判处XXXX，XXXXXXXXX。因帮助他人的善良动机，予以缓刑执行”。以此可见，法律与道德也不是总站在一边的。

进而推论，学生走上街头的非法集会虽然是违法的，但是面对凶残的民国政府……他们也是合法的，毕竟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宪法》他们是具有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这也说明了，法律是有其滞后性的，《宪法》要是跟不上时代，又有什么不能改的。实在不想改，出台个《中华民国国安法》好了，受境外势力（尤其是苏联）影响的年轻人，是不是敌对势力，是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了，还不是民国政府定义的吗？剿匪不力啊。

咳，那啥。其实，无外是想说，在交通大动脉上，无关道德，本质上应是关于交通规则的问题。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误会，大抵上就是规则不一致罢了，你让四川人和哈尔滨人一起打麻将，明明胡了，四川人还要继续“血战到底”下去，哈尔滨人就会觉得他们是在耍赖了。在黑龙江内部，黑M牌照的车，在黑A的地界往往被当作恐怖分子，黑A到了黑M，也往往被视为不会开车的移动路障的。这也不是南北的问题，譬如在浙江台州，市区里不把远光打开，倒显得不解风情了。这种误解，可以说是全人类的灾难。

如果更进一步讨论在没有明确规则前提下的道德问题，不妨想象等电梯的时候，要从7楼下到1楼，应该是按“下”的，偶尔还是会有人是要按“上”的，只是逻辑不同，约定俗成的是告诉电梯我要下去，是寻求服务的。而若是理解为“电梯，你上来接我”，则是施以命令的。这是无心的，自然不必上升到道德层面。但用电梯的高峰时间，有一部分人觉得向下是抢不到电梯的，便决定提前进入轿箱，上到顶端再下去。此时，在电梯运行的系统里来看，他从7楼上到了20楼，20楼就必然有一个人被置留，电梯的运行也增加了停留的次数，运行效率其实是有所下降的。这又是否不道德呢？就好像老一辈上大学打饭的方式一样，是要先要打半碗饭的，这样你吃的比别人快，这时候再去打一碗饭，第一次打一碗饭的人，再去时已经没饭了，而你就是合规的比别人多吃了半碗饭。这种自私心态，其实是源于个体的焦虑或是资源的紧缺……

只是当这种焦虑扩大到整个社会之中，我又不知道该做何解了。

山东 | 赛博汉武帝的应许之地

同样是高速，山东的路便是又宽又直了，几次过境山东都是可以算一种享受。23年三四月份淄博的烧烤火了，看着铺天盖地的短视频，心里是痒痒的，年末刚好要去外地工作，摄影器材要用的颇多，又是要拍一段时间的项目，便自驾过去了。头天吃了顿锦州烧烤，次日便特意驱车去了淄博。淄博烧烤确切的说应该是周村烧烤，与东北烧烤不同的，一是可以配当地的小饼卷着吃；二是，蘸料多了一种以蒜蓉辣酱作为核心风味的酱料，也有直接以成品的蒜蓉辣酱直接上桌的；三是，以脆嫩多汁小葱替代了北方常见的蒜头。每桌配有碳炉，火候自理。也有店家烤好后再端上桌的，这种店多有异端之嫌，对于东北人来说也并非刚需，后来在福建的一条溪水边拍摄视频时，就看见一辆辽宁的SUV，一行人熟练的架起炉子，生火烤串，甚至很难说是在露营，更像是短暂的行军，但从扩散而出的香气上判断，绝对是地道且好吃的。每年五一到十一这段天气，哈尔滨都很适合露营，营地中几乎每家都会烤串，谁家忘带了大蒜或是调料，直接去借便是，包能找到的，交换烤串互饮几杯也是常事，推想之，大概烤串也是东北人天赋之一吧。相比之下，淄博的烧烤在 吃法上，是颇为文雅的，串烤好后，先将小饼烤热，然后左手持饼，饼内可放葱，右手持串，凭喜好蘸好调料与酱料，放在饼上，左手一拢，右手一拽，便可几口吃下了，小旭不吃葱的，一小筐嫩葱竟被我一人吃了个七七八，多汁解腻，不但不刺鼻，甚至有些鲜甜，烧烤配葱也实在让人难忘。在老家最适合烧烤的日子里，偶尔便可以在熟人的嘴角上看到细小“疤痕”，那是自嘴角开始逐渐收敛消失的细痕，应是吃烧烤时被的铁签头烫到了（肯定不是在河里贪食鱼钩，后又挣脱了），为什么单说是熟人，只是因为盯着陌生人的嘴角看是不礼貌的，我又是近视，陌生人的社交距离是不易发现的这一细节的，除非是拍人像后期修片的时候才会放大观察，但是如果前期化妆做个遮瑕，这一点痕迹也就变得很难发现了。可若是在烧烤店里，酒正酣时，忽然听到邻桌发出“嘶”的一声，多半就是嘴角被烫到了。说回淄博烧烤，孔子说：“脍不厌细”指的便是烤肉，只是他老人家未必是卷饼的，毕竟胡饼的传入已是在汉朝“张骞凿空”之后的事情了。

有趣的是，在历史长河中，具有广袤平原的山东，竟然没有诞生出大一统的帝王。山东是有能人的，纵观历史，山东的忠臣良将灿若星河，但若说是圣人教化之功劳，我便是不信的。对于绝对的诱惑，教化而来的道德，就如沙上筑塔，或许宏伟精致，但注定是触之即倒的。先天所有的道德又无外乎，“共情”、“互惠”、“公平感”这种深植人类内心的底层代码，让这个物种得以“抱团生存”。至于荣登大宝这种权力的游戏，就要依靠“天下有德者居之”之类的道理了，但是若分先后，是先“有德”还是先“居之”则是令人玩味的。

譬如满清，即是“有德者居之”的大成者。清军入关之初即以替明朝“剿灭流寇（李自成）”为名，并厚葬崇祯帝，摆出为明朝“复仇”的姿态。故而宣扬“我大清朝奉天承运，承朱明统绪而立”。且是彼时，大清是开明的“大一统”的代表，“满汉一体”、“中外一家”，平定三藩，武统台湾，控制了西藏与新疆，奠定了现代中国的辽阔版图。另一方面，清几乎全面继承了明朝的制度，史称“清承明制”， 继承而来的科举制度，依然保存了汉人的上升通道，保护了社会阶层流动性。继承自明朝的官制，使得汉人士大夫在熟悉的治理框架内，逐渐认可了清朝的统治。如果说这些只是政治手段，那么对于儒家的极致推崇，则是一场文化上的利用与篡夺。清朝将“崇儒重道”定为国策，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康熙帝将《圣谕十六条》作为治国纲领，其内容贯穿儒家纲常名教。同时，通过开科取士、编纂《性理精义》《朱子全书》等儒家典籍，将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康熙帝明确提出“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将代表文化正统的“道统”与代表政治权力的“治统”集于皇帝一身。故而，清朝对儒家和孔子后人的态度，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与文化工程。通过对孔子极尽尊荣、对孔裔优渥与管理并举、对儒学全面利用，成功地将自身从一个“异族”政权，塑造为中华道统的合法继承者，为其长达两百余年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文化与心理基础。然而这种对儒教的尊崇，更多的是对于“教化顺民“的需要，而对于道德追求从而达到“人格独立”则是一种坚决的抹杀。事实上，皇权一直将“真理学”和“假道学”的标准，牢牢的攥在手中。谁是圣贤，谁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欺世盗名之徒，两者这件的判断标准，经常是打击异己的斗争工具，也是引导社会舆论，打压思辨空间的万灵药，在辩论之前先泼脏水，应也不算创新，在儒家社会中，似乎一个人立身不洁，其言论便再无可取之处，然而人非圣贤，总是能抓到“个人作风问题”，实在不行，此人“被动嫖娼”也是极易落实的。说穿了，儒教即是被利用，也是被管理的。古时的“名望”即是现代的“流量”，这种涉及话语权的领域，毕竟是沾了一个“权”字，独裁的制下又怎能让他人染指。只是打击的手段各有高低罢了，相比本朝，似乎乾隆帝的手腕是更高明的，在销毁“不法违碍”书籍时，规定是要就地封存发往北京集中销毁的。贵州一名官员就不解上奏，为何不在当地聚集乡绅百姓围观焚毁，做个警示教育不是更好吗？乾隆帝的批复是洞察人心的，“……人民一听到有禁书，一定会激起他们的好奇心，千方百计的弄来偷看，甚至私下传播……”（我买的《金瓶梅》到货了）。对比李佳琦在2022年6月4日的“坦克蛋糕”事件，本是一场平常不过的带货直播，但是一个被做成“战车”造型的蛋糕被端出展示时，直播间瞬间被封，不少一头雾水的粉丝，在抽丝剥茧后要么发现了不被提及的“8964事件”，要么发现，原来对这个事件的管控如此敏感。对于千万级粉丝的网红的长达三个月的封号打击，真的就是因为他们团队的一次无心之失吗？对比乾隆，“管控”反倒像是在“划重点”了。

即使是满清如此力度的管控，又是乾隆盛世之下，民间仍有反清复明的“吴三桂伪檄”的出现。难道山东真的就可以凭借圣人教化，从无忤逆之心吗？我更相信是客观条件所致，山东地理上多平原和丘陵地形，整体上一马平川，北靠渤海，南濒黄海，即是无险可守之国，又是退无可退之地，泰山巍峨，峻拔其中，又把山东分割为几部分，更是难以形成统一的大势力。这样的山东，偏又人才辈出，物产丰饶。君王对于这样一个块既放不下心，又可以轻松拿捏的“肥肉“，该做何解呢？而此时，这块儿善解人意的“肥肉”突然自己说话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种君臣对等的人格追求，在清朝事实上是受到严厉打击的）。此时的君王一拍大腿，“爱卿说的对啊！”自此，君圣臣贤，父慈子孝的基调不但形成了，而且还是要大力推广的。既然很难在军事行动中获得政治权力，“考公”也就成了获得政治权力的必然选择。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断送一个山东人的“考公”之路是有多么的可怕了。晚唐时，考卷上并不遮掩考生的姓名。考官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这是谁家公子的高论。科举考试早已不是单纯的“凭卷取士”，这种制度下，一个没有背景、没有“关系”的考生，必然处于劣势。黄巢这个世代贩盐的商家后裔，恰恰输在了这一点上。《不第后赋菊》写道“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是他落榜后的精神写照，也是提前发出的檄文。十年之后，黄巢和王仙芝是朋友，还可以问候，他为了响应王仙芝起义，开启了传奇的造反之路。地理决定山东不是帝王宅，黄巢便成了流寇战术的鼻祖，他率领几十万大军，从山东打到河南，再下江淮，转战江西、浙江，甚至远赴福建、广东，最后又掉头北上，直取中原。这种长达一万五千里的流动作战，把唐军绕得晕头转向，若真有转世之说，49年的开国皇帝是黄巢转世也不无不可。前者通过屠杀终结了统治中国达600年的门阀士族制度，后者更是把一切都砸了稀烂。如果说黄巢的启示是“高考公平”，那么世界另一端，也曾有一个怀揣理想的失意者，一个落榜的美术生，或许也揭示出了大学扩招的重要性。

说起山东，要说个冷门的山东人，西门庆，作为“兰陵笑笑生”笔下的山东，这里的山东，不是具象的“孔孟之乡”，而是一个抽象的随着明代大运河兴起的临清、清河。随着漕运的兴盛，山东临清成为重要的钞关和商业码头，汇聚了天下的财富与人流。这里催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陌生人社会”，传统的宗法伦理和乡土秩序在这里被金钱和欲望解构。在礼教最森严的地方，上演最无耻的纵欲；在讲求“义利之辨”的土地上，上演最疯狂的逐利。西门庆反而更像是个“人”，或者说，是一个更具有“活人感”的人，西门庆是个“恶霸”、“淫棍”、“奸商”，几乎成为了恶的代表，信奉的只有银子与官威，在他眼里，世界不是由“长幼尊卑”构成的，一切都是“明码标价”的。相比于那些满口经义、背地里男盗女娼的伪君子，西门庆坏得光明磊落，坏得有血有肉。这种“个人主义”的极端爆发，虽然毁灭了社会秩序，却在文学镜像中投射出了一种极度真实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人格。但若说他全然不是个山东人，又也不对。现代山东那些被诟病的官场文化和酒桌文化，其实能在西门庆身上找到所有源头，见官矮半截，见钱涨三分。对弱势者的无情碾压，如对武大郎、花子虚的残忍，是绝没有任何温情可言。他的妻妾成群，不是因为爱情，而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征服欲和资源占有量。之所以说西门庆更像个人，也不全然是他坦坦荡荡的“坏”，而这些坏，又让为数不多的真情显得尤为珍贵，李瓶儿血崩而亡，临终前屋中恶秽难闻，连潘金莲都嫌脏不肯前去。西门庆却守在床边，不顾她身下血渍，“两手捧着她的香腮，不住地亲吻”。当李瓶儿最终咽气，他“在房里离地跳得有三尺高，放声号哭”。这绝非伪装——以他彼时的财势，无需在一群姬妾面前伪装深情的。其金钱观更是超前，“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 将资本视为活水，视囤积为有罪，让他与那些只知买田置地、窖藏金银的土财主截然不同。巧合的是，欧洲的文艺复兴的时间点，正是始于明中期，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与明清小说是颇具相通之处的。一个是以“人”取代“神”，一个是以 “情欲”解构“天理“。一边是新兴资产阶级积累财富，追求舒适生活，如是地位显赫美第奇家族，一边是商人形象大量涌现，金钱成为衡量社会价值的重要标尺，“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社会写照。思想的解放，便往往是人性的解放，哪怕是肮脏的欲望（很多“小粉红”翻墙的初衷也不过是看个“黄片儿”）。彼时印刷术传播的并不是什么“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或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而是薄伽丘的《十日谈》和香艳的骑士小说（文艺复兴爽文），或是西门庆、杜十娘（他俩不认识）这种有血有肉的市井俗情。然而，这又是东西方文明的分水岭，文艺复兴是新文明的序曲，明清小说则是一个未完成的开端。这种从解放人性作为发端的社会改革，并未在历史中绝迹，在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北京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出现的傣族少女裸体沐浴画面引起轰动。有人要求遮蔽，甚至威胁要将袁运生（创作者）关入监狱。邓小平对此表示艺术表现很正常，该画继续向公众开放，成为了中国大陆思想解放的信号。如果有一天，”标语”替代了“裸女”，又是怎样的信号呢？

刘瑜教授在《观念的水位》一书中核心论点，即是，社会变革得深度和速度是由公众的意识形态（如权力意志、问责意识）水平决定的。观念的积累（水位）决定了社会变革的势能，而非单一的民生问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的居民对于暴政是具有超高的耐受性的。或许，水位的高度也与脊椎的弧度有关，且不去议论命如草芥的百姓，单就是士大夫阶层，便是经历了千年驯化的，先秦至于汉时，跪坐便真的是坐，坐的人要表示敬意时，只要挺直上身（这就变成了“跪”），再俯身低头以手触地，就成了“拜”。这就像现在坐着的人站起来鞠躬一样自然。跪拜是相互的。君王和臣子见面，彼此都可以行跪拜礼，这是常态，甚至皇帝封赏大臣时还要先行“拜礼”，称作“拜将”“拜相”。朝堂之上坐而论道，“丞相进见，圣主御坐为起”，师友之风犹存；唐及五代，宰相见皇帝议事，“必命坐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至于宋代，君臣之别显现，臣僚地位下降，宋太祖赵匡胤借口眼花，让宰相范质等近前奏事，暗中命人撤去他们的座位。自此，大臣站着上朝成为定制，开“君坐臣立”之先河。真正的下跪，则是始于元朝，源于蒙古的草原礼制（如果算礼制的话），君臣关系已然成为主奴关系，高级官员开始向皇帝行跪拜大礼。文天祥被俘后拒绝下跪，就曾直言“跪是胡人的礼儀”。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高呼“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亦曾下诏“一切胡礼悉禁勿用”。但朝堂之上依旧承接“胡俗”，其一，因是需要承接“元”的天命，而非胡乱篡权的伪朝，且终究是抵不过“群臣跪拜”这种服从的仪式，这是种极致的权力体验。而且，元时“胡礼”泛滥，就算是饮酒宴会都要跪拜，而他禁制了民间使用，当只有大臣才需要跪拜皇帝时，此等大礼变得高贵且稀缺了起来。至于清朝，主奴关系则更甚，除了跪，还得磕头，并且发明了“三跪九叩”这种极致繁琐的礼节。磕头要磕出响声，才能表达百分百的敬意，彻底变成了区分尊卑、彰显皇权的政治工具。大臣受召见时，需长时间跪在硬地上，甚至有72岁的直隶总督因跪得太久，起身时跌倒摔死的惨剧。

至于民间，“跪”如何代替了“拜” 的，则是另一套逻辑了，从唐末到宋朝，高脚桌椅（如胡床、椅子）开始普及，“席地而坐”变成了“垂足而坐”。于是，日常见面改为了站着作揖，鞠躬，只有特别庄重的场合（如大型朝会、祭祀）才会下跪。春节总能刷到用孩子磕头拜年的视频，而且地上多是倒扣一个不锈钢盆，便觉得奇怪起来，不锈钢盆出现以前，他们用什么？青铜器吗？考究起来，原来是流行于2022年的春节，彼时互联网上流行起来一种比谁拜年磕头更响的视频，到了2026年的春节，这种磕头拜年的行为，甚至已经被消解为主播为了起号（为互联网流量而建立账号的行为）对着摄像头前的不锈钢盆磕头了。这种娱乐化的消解，其实是一件好事。一个行为可以不被简单的定义为一种严肃的传统仪式，或是一种被强烈抵制的文化糟粕，已经是好的了，更没有演变为一种完全不可提及之事。“一个严肃的行为”如果允许被解构，被娱乐。又何尝不是一种水位的上升呢？只是长江之水究竟会不会倒流，是很难在一个游泳池中得到答案的。

2019到2022年底，对于疫情的封控，很多地方是有所反抗的，山东甚至也有要求“解除封锁”的民间活动的记录，2022年的年末，世界杯在卡塔尔举行，起初的转播中电视台并没有意识到满场的观众热情欢呼，即没有口罩，也没有保持一米距离，这种与世界割裂的荒诞感，无疑像是在池塘里扔了一块巨大的石头，虽然电视台在之后的转播中完全切掉了观众的画面。但是后来乌鲁木齐的火灾以及零星的抗议还是引发了大面积的“白纸运动”，或许是迫于压力，政策几乎发生了180°的掉头，封控变成了全面放开。这种大开大合的政策改变，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因为很难想象，一个生产大国，在封控放开前，甚至连足量的退烧药都没有准备（封控期间买感冒类药物是要严格登记的，甚至有隔离风险）。于是，整个社会都进入了一个温暖的幻境，几乎陷入了人人发烧的盛况，医院也不再做核酸检测了，没有检测，便没有“新冠”，荒诞的故事以荒诞开篇，又以荒诞结笔，如是点睛之笔。而珍贵的退烧药，更多的，是通过民间互助的方式进行传递的。几乎是一边痛骂西方国家不负责任，一边做出了更不负责任的事情。并且严格控制疫情的相关言论，一时间互联网上便用“口罩”，或是“大感冒”来代替疫情，最终池塘的水逐渐安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也要检索一下，才能想起疫情的具体时间了。人类是善忘的。严歌苓在接受柴静的一次采访时说，“我恨死文革了，一代人不说，两代人不提，第三代人就会说，这是真的吗？”。我想历史上，一定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只是在亲身经历之后，我没有义务去记述它，但我，也没有权力去否定它。《百年孤独》中香蕉公司屠杀的幸存者，无论怎么去诉说也只会被当成疯子，因为血迹被清洗，三千人的尸体都被抛入了海中。我们在故事中会是谁？香蕉公司？幸存者？或是仅仅是不断生长又被采摘的香蕉？

历史终究是历史，站在历史之中去眺望未来。会发现如今的山东，既有由公路、港口、能源网“硬连接”起来的全覆盖的硬核基建。又有海尔的卡奥斯、浪潮的云服务器，可以坐在青岛或济南的指挥中心，实时监控全省几万家企业的排放、产出、甚至员工流动的神经系统。更有强大的，能造出火箭和航母重工业体系。以及不遑多让的执行力天花板，山东的官僚体系和国企架构，是全中国执行力最强、层级最严密的。只要中央（或大脑）下达一个指令，这种“熟人+体制”的双重约束能让指令瞬间抵达每一个毛细血管。这几乎是一个为汉武帝赛博夺舍所准备的复活的完美肉体，但这种体制脆弱的是，招魂而来得，不一定是秦皇汉武，更有可能得是胡亥与杨广，崇祯与溥仪。毕竟就算收窄统计口径，中国历史上也要有400多位皇帝，抽出SSR的概率，还是太低了。更何况，就算是汉武帝，招魂而来的是北击匈奴得少年英才，还是轮台罪己的耄耋老人，又是谁能说的清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