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消失在吉林城的钱庄：我曾祖父的“天和泰”

蜀山西行者

一、一通纠正家谱的电话

2001年8月，父亲完成了一件惦记多年的事：编写《周氏族谱》。

那年他六十四岁。周家后人已散居各地，有的远在海外。他怕再过些年，祖辈的故事便无人知晓，于是把自己记得的、听父母讲过的、亲眼见过的事，一一写下来。族谱印好，分别寄给各家。

不久，住在江西景德镇的二姑专门打来了电话。

二姑比父亲年长十多岁。1935—1936年间，她已上小学；父亲却要到1937年才出生。她读完族谱，发现其中关于祖父的一件事写得不对。

那件事涉及我的曾祖父周仲元，以及他在吉林城经营的“天和泰”钱庄。

父亲在族谱中写道，钱庄后来遭受重大损失，老人说是“三停中赔了两停”，意思是大约损失了三分之二的本钱。曾祖父因而灰心，结束经商，回到乡下。

二姑纠正的不是有没有赔钱，而是为什么赔钱。按照她的记忆，钱庄并非因曾祖父经营不善而失败，而是被日本人抢夺，遭受重大损失，最终结业。

那通电话究竟还谈到了哪些细节，父亲有没有另作记录，我尚未找到。二姑如今也已去世。她所说的“被日本人抢夺”，究竟指怎样的经过，再无法向她本人问清。

但她特地打来这通电话，足以让我们重新追问：当年发生了什么？

二、吉林城的“天和泰”

曾祖父名叫周仲元，号阁臣。

据父亲的族谱记载，周家祖上居于河北抚宁一带。周仲元年幼时曾随父亲赴外蒙古库伦经商；父亲在那里去世后，他回到吉林城经营钱庄，字号叫“天和泰”。

父亲出生于1937年，没赶上钱庄营业的年代。他亲眼见过的，是钱庄消失以后仍留在家中的东西。

父亲记得，家里有个黄色的小口袋，装着七八枚“天和泰”的图章。钱庄已关了，章还在。几十条装粮食的帆布口袋上，也用油漆写着“天和泰”三个字。那些印记曾随着粮袋一次次被拿起、放下，留在一个孩子眼前；只是图章究竟盖过什么账簿、什么票据，父亲并不知道。

还有一只小牛皮箱。父亲听家中老人说，曾祖父出门时，有伙计提着它跟在后面，箱子是装钱用的。父亲没见过钱庄开门营业，却见过钱庄留下来的东西。对孩子来说，“天和泰”先不是一门生意，而是图章、粮袋和一只箱子。

家里还留过俄国大衣、毛毯、钟表、留声机和字画。它们不是一份可靠的资产清单，却把库伦、吉林城和苏家庄这几个相隔很远的地方，悄悄连在了一起。后来，东西大多散失。幸而父亲把它们写进了族谱。

若没有别的材料，“天和泰”大概就这样留在周家的记忆里了。直到最近，我在一份民国金融年鉴中，看见了这个商号。

1935年《全国银行年鉴》第十二章《钱庄与银号》，在吉林的钱庄名录中列有“天和泰”：民国十三年十月，即1924年10月开设；地址在财神庙胡同；资本数两万元；股东周阁臣、张子臣；经理徐春生、周阁臣。

我先看见“天和泰”，随后看见“周阁臣”。

那三个字，正是父亲在族谱中写下的曾祖父字号。我把两处记载来回对照：一份是1935年给金融业人士查阅的年鉴，一份是2001年父亲留给子孙的家谱。相隔六十多年，它们却在同一个名字上接上了。

黄色口袋中的图章、帆布粮袋上的字迹，从此不只属于家人的讲述。吉林城财神庙胡同，成为它们背后可以确指的一个地方。

另有一份1925年吉林钱庄统计表的现代转载图像，列“天和泰”于财神庙胡同，掌柜为徐春生，资本金一万元。原表出处和统计口径仍待核查，因此一万元与年鉴两万元之间的差别，暂不能直接解释为资本增加了一倍。

吉林地方史料记载，财神庙胡同曾汇集多家钱庄、银号。如今想到曾祖父，我终于可以把他放回一条真实存在的街道，而不只是家谱里。

三、钱庄为什么消失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占领东北。次年伪满洲中央银行成立，东北原有的货币与金融制度开始剧烈变化；旧币收兑、金融机构营业资格和资本要求等政策，逐步改变了传统钱庄的生存环境。

这些措施究竟怎样作用于“天和泰”，还没有找到直接的个案档案。但一条同时代报道，提供了明确的时间线索。

吉林省图书馆编年资料转引1936年1月9日《盛京时报》消息，称吉林钱业萧条，多家钱庄相继倒闭，名单中有益记、汇源河、义兴长、大顺号，也有“天和泰”。原报整页尚未取得，报道中是否另述具体原因，还需要继续查。

因此，天和泰是在吉林钱业普遍困顿的年代停业的，而不是一桩可以孤立理解的商人败局。但行业萧条与金融统制，仍不能代替对二姑所说“抢夺”的具体查证。

是军警直接侵占了银钱？是资产接收、冻结或强制处置？还是币制变化造成了无法承受的损失？在没有营业清算记录、债权债务账册或财产接收文书之前，任何一种解释都只是待核的可能。

父亲记录了家中流传的损失数额；二姑则补上了她所知道的原因。两份记忆之间，还缺那一页账、一份命令，或一条足以说明经过的新闻。

四、回到苏家庄

钱庄结业后，周仲元回到乡间，却没有回圈子营村的祖宅，而是在妻子郭氏出生的苏家庄买下大宅，置办二百多亩土地。两个村庄相距不过三华里。

父亲在族谱里画下了老宅的平面图。前院、后院，正房、厢房、厨房、粮仓、马棚和猪圈，一格一格，都有自己的位置。1976年地震时老宅倒塌，后来重建。那张手绘图，却还保存着旧院子的模样。

父亲还记述，曾祖父曾为村里修建小庙捐款，后来发现石碑上没有自己的名字，颇为恼怒。这是家族流传的生活片段，我们无法核实每句对话，却能从中看见一个有脾气、在意体面，也愿意为村中公共事务出钱的人。

1939年，周仲元病逝，家谱记为享年五十七岁。父亲那时只有两岁，能够保存的，是家中遗物和年长亲属讲述的故事，而不是吉林钱庄的亲身经历。

二姑比父亲年长十多岁，对钱庄结业前后的家事可能有更直接的记忆。这不能证明她亲眼见过夺产，却提醒我们：同一家人的记忆，也有各自能够抵达和不能抵达的年代。

五、家谱以外的历史

父亲在2001年写族谱，是想让分散各地的子孙知道祖先从哪里来。在《后记》中，他说自己所记难免有遗漏，希望后来有人接着写。

族谱寄出不久，二姑从景德镇打来的电话，便像是一条迟到的补记。她没有留下日方侵夺的日期、地点和经过，却不愿让“赔了两停”被理解成曾祖父经营不善。

此后又过了许多年，我从一份年鉴里找到“天和泰”，又在同一行附近读到“周阁臣”。那一刻，父亲写给家人的字，竟与一份同时代的商业记录对上了。

可年鉴只能告诉我，钱庄何时开设、设在哪里、谁是股东和经理。至于它怎样关门，父亲所记和二姑所说，还得等待另一份材料来回答。

黄色口袋里的图章如今不知在何处，印着商号的粮袋也早已散失。只有父亲把它们写下来，二姑又坚持纠正其中一段往事。

我想，父亲当年所说的“根”，大概就藏在这样的接续里：一个人记下所见，一个人补上所知；多年以后，晚辈循着那些字，终于在吉林城财神庙胡同，找到了“天和泰”。

后记：砸掉遗忘

文章发布以后，我忽然想到，曾祖父若在地下有知，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年他关了钱庄以后，那个整天被他抱在怀里、驮在肩上的二孙子，晚年竟会把他的故事写进族谱。

更不会想到，六十多年以后，这个孙子的儿子，又会翻查民国金融年鉴，从故纸堆里找出他的名字，以及那家早已消失的“天和泰”。

父亲在族谱里记过一件事：曾祖父为村里修庙捐了不少钱，石碑上却没刻他的名字。他气不过，要带人去砸碑。

如今，要是他知道这件事，大概又会想带人去砸点什么。

只不过，这一次砸的不是石碑。

是遗忘。

资料说明

本文依据家父2001年编写的《周氏族谱》有关周阁臣及家族遗物的记述、后人转述的二姑在族谱寄发后从景德镇致电纠错的经过，以及1935年《全国银行年鉴》钱庄名录、1925年钱庄统计表现代转载图像和吉林省图书馆所引1936年《盛京时报》消息写成。

1935年《全国银行年鉴》第十二章《钱庄与银号》，扫描本第70页：upload.wikimedia.org...12章_錢莊與銀號.pdf

1925年统计表转载图：q7.itc.cn/q_70/image...

1936年报道转引：www.guancha.cn/histo...；其与吉林省图书馆编年资料指向同一则旧报，不构成两份独立原始证据。

关于“被日本人抢夺”的具体方式，现无天和泰个案原始档案可证，本文仅如实保存家族证言；“三停中赔了两停”指重大生意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