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蒂利：为什么读经典？

为什么读经典？

查尔斯·蒂利/文

王立秋/译

Charles Tilly, “Why Read the Classics?”, 这是蒂利在2003年社会学年会上报告的论文未刊稿，后收录于2008年出版的《解释社会过程》，见Charles Tilly, Explaining Social Processes, Routledge, 2008, chapter 6, pp.62-65。译文仅供学术交流和教学使用，请勿作其它用途，转载请标明相关信息和出处。

有一次，我听乔治·霍曼斯嚷嚷说，“谁在乎老涂尔干说了什么啊？”霍曼斯用这番话打断了系里反复出现的，关于社会学理论在课程大纲中的地位的讨论。虽然他对13世纪的英国村民感兴趣，但对霍曼斯来说，重要的是今天的，而不是昨天的观点和证据。他那生动而愤怒的咆哮代表三角形的一个角。从霍曼斯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丢掉经典，因为社会科学的全部意义，不就是持续让观点和证据匹配，从而摒弃老的、较差的观点吗？从第二个角度来看，经典很重要，因为它们以渐进式研究永远做不到的方式提出问题，并指出解决那些问题的可能方案。但从第三个角度来看，社会学经典又沦为对像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那样的巨人的孱弱的滑稽摹仿；为什么要读滕尼斯，而不直接去读修昔底德呢？

在树立了三个而不是一个稻草人——每个角度一个——后，让我逐一烧掉它们，以便为一个不那么易燃的雕像腾出空间：这个雕像代表的是一种支持经典的论证，这种论证不是把经典当作尊崇的对象或研究说明书来看待，而是主张，经典是可以用来为当代的论证正名(justification)的材料。换言之，经典陈述的是关键的问题，而不是持久的回答。

在进一步论证那个主张之前，让我们先把稻草人的火给点上：

首先，我们能如此轻易地把经典抛到身后吗？霍曼斯的嚷嚷实际上掩饰了这点，即他自己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可追溯至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传统。

其次，我们读经典，是因为它们比今天的分析“挖得更深”吗？认为经典更深刻的主张假设经典的作者的后继者没有把经典的洞见纳入自我纠错的研究项目。

最后，我们应该为文学的、哲学的和历史学的经典而抛弃社会学的“里程碑”吗？认为社会学经典智力含量不够高而对它们加以否定的看法，否定了关于人类事务的累积性研究的可取性或可行性。

就像巴赫和莫扎特在不为当代作曲提供精确模板的情况下也在持续启发今天的作曲家那样，社会学的经典也依然可被用作今天社会学家可以富有成效地探讨的问题的替代陈述(alternative statements)。（我说的“富有成效”，意思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即可以生产出累积性的、可验真的知识。）卡尔·马克思提出的问题之一是不平等的社会交易如何复合成庞大的、不断变化的剥削系统。马克斯·韦伯提出的问题之一是什么造就了极不相同的支配模式和支撑它们的信念。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提出的问题之一是什么社会条件和社会过程有利于国家层面的政治平等。

这些经典讨论的，是社会过程的分析者持续关注的问题：社会关系的大规模变化如何、为何发生，把个体的经验和大规模社会现象关联到一起的是什么，强大的新观念从哪里来，等等。因此，经典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即以可见、可行的方式，为若不如此则看似琐碎、难以理解或个人化的研究正名。经典使研究者能够宣告，“瞧，我在以一种新的方式讨论一个古老而重要的问题。”的确，确切来说，新的经典正是在说出旧的议程没有说清楚的紧迫而富有成效的问题的时候，才变成“旧的标准”，跻身经典的行列。我想到了罗伯特·帕克、欧文·戈夫曼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关键著作。这点是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都做不到的。

当然，既有问题“富有成效”的程度不一样。比如说，虽然经过了一个世纪的努力，但在对于19世纪提出的那个标准问题“驱动一般而言的社会变革的是什么？”的回答上，社会学家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这个问题提到一个可疑的实体(entity)——社会变革——同时指向未必可能的、不可验真的大概的回答。事实证明，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地富有成效。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工业化如何、于何时、为何发生？”这个问题则激发了一组累积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并没有给出一个铁板一块的回答，而是提出一组详细的说明、描述和解释，这些说明、描述和解释大大改进了19世纪前辈给出的回答。在试图为自己当前的工作正名的时候，研究者应该谨慎选择他们使用的经典。

何以以及为何“正名”是重要的？从两个方面来看，“正名”至关重要。首先，它使研究者、理论家和做综合工作的人致力于一个累积性的项目：识别对手头问题的更好回答。它因此也就为论证和证据引入了——无论以多么微妙的方式——验真、证伪和评价的标准。

其次，“正名”标示出说话者与听众的联系，显示出他们所参与的谈话。参与者因此也就了解了哪些问题属于或不属于这次谈话，以及，他们可以用什么语言来以容易理解的方式讨论那些问题。

更重要的是，经典提供了区分一种提问方式和另一种提问方式的便捷方法。用斐迪南·滕尼斯来识别一个研究，不意味着当代的分析者就一定要接受一场从共同体到社会的社会运动，但这么做的确把他手头的提问方式，和受卡尔·马克思启发的研究区分开了。因此，作为经典的继承者，我们有这样的奢侈，即把一种提问方式和另一种提问方式对立起来，让它们打架，以此来澄清我们关心什么和不关心什么，或看看某种综合能不能带来比只按一条思路走更有价值的结果。

我们可以用三组解释漫画(explanatory cartoons)来说明这个论证。就解释不平等而言，我们可以比较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漫画手法。对民主化和去民主化来说，我们可以比较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和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至于身份的变化，为什么不对比埃米尔·涂尔干和乔治·赫伯特·米德呢？

以漫画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对不平等的解释从物质生产环节的谈判关系开始。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会问，生产关系如何生成不平等的回报，而后者又变成遍及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不平等的基础。我们不需要接受马克思本人所列举的相继出现的生产方式——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也能从《资本论》得到启发。

韦伯的漫画则单列出三个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的舞台：社会秩序，其中，荣誉是标准；市场，其中，购买力是标准；以及政治秩序，其中，强制能力是标准。为在韦伯的脉络下提问，我们不需要接受韦伯本人对何以人与这三个舞台的联系有时会结晶为地位群体、阶级和政党的解释。

正名？诉诸马克思会让分析者至少致力于聚焦于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其动态变化及其后果。它召唤这样一种看待证据的方式，即把社会互动和物质条件的变化，摆到比人们表达的态度的转变更核心的位置上。它把诉诸马克思的说话者引入一场以像剥削、抵抗和斗争那样的术语为主题词的谈话。诉诸韦伯则会让研究者至少致力于区分多个不平等的基础和场所，给结构位置高于谈判关系的优先性，并这样看待历史上积累的文化——文化本身对个体和集体的奋斗有着重要的独立影响。这两个思路本身都不必然引出关于被观察到的社会过程的，明确的、可验真的命题。它们都规划了提出和回答关于不平等的问题的方式。在研究层面上，它们相互竞争。

我们所说的民主化和去民主化，简单来说，指任何一组政治安排朝这个方向——平等的权利、平等的义务和平等地保护所有参与者——或远离这个方向的运动。密尔和托克维尔也提出了回答和提出关于民主化和去民主化的原因的问题的相互竞争的方式。密尔问，什么条件限制了统治者，使那些统治者的行动为所有被统治者提供保护（包括保护他们不受政府的任意干涉）。他的那些熟悉的回答包括私人财产、竞争的市场和政治上自主的公共领域。但他的问题本身就与这些底层条件的变化原因和这些变化给统治者行为带来的后果相关。

漫画版的托克维尔在某些方面和漫画版的密尔很像，因为二者都强调社会环境（政府就是在这个环境中运行的）；的确，密尔的一些想法也借鉴了托克维尔。但托克维尔的问卷不同于密尔，前者更强调政治制度的集中化或去中心化、独立结社的扩散，和不同社会阶级相互之间以及与政府的关系。通过诉诸密尔来为对民主化和去民主化的研究正名，也就授予了研究探究对政府自主性的制衡的兴衰历程的权利，而诉诸托克维尔，则授权研究去更加广泛地调查政府区域外的个人间和群体间联系。

我们所说的“认同/身份”，指个体和集体对于“你是谁？”“他们是谁？”和“我们是谁？”这些问题的回答。在这个意义上，埃米尔·涂尔干把认同/身份和社会分化的性质与分化程度紧密联系起来。（相对同质化的社会特有的）机械团结生产出来的认同/身份，与（高度分化的社会特有的）有机团结生产的认同/身份截然不同。因此，涂尔干式的认同/身份研究把注意力集中于社会的总体组织，个体与该组织的多变联系，和作为结果的，个体意识的变化。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乔治·赫伯特·米德则几乎不关注社会的总体组织。相反，他区分了个体经验的“主我”和与他人协商关系的“客我”。对米德来说，与他人的协商关系构成了社会认同/身份。涂尔干派会通过考察总体社会条件的变化，来追踪认同/身份的变化，而米德派则会强调关系的动态变化。通过诉诸经典来为当前的研究正名，会导致不同的，提出和回答问题的方式。

就本文的目的而言，我个人更喜欢马克思还是韦伯、托克维尔还是密尔、米德还是涂尔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典——无论它们自己给出的回答是如何地充满争议——识别关于社会过程的独特、关键、持久质问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