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Empire of AI》作者Karen Hao
美籍华裔作家郝珂灵（Karen Hao）撰写的《AI帝国》（Empire of AI）一书，揭开美国AI软体业巨擘OpenAI的背后故事。该书自2025年5月出版后，引起广大回响并获奖无数。最近一项殊荣是在2026年3月底获得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NBCC）所颁发的「年度非虚构作品奖」。中文版预计由台湾堡垒文化出版。
在《AI帝国》出版前，OpenAI创办人 Sam Altman 曾意有所指地在X上指控「有人将出书抹黑他和OpenAI」。郝珂灵则在X上直白回应称「我就是那个人」，并表示她在写书过程中持续寻求公司方受访，但对方始终回避。
这部作品奠基于超过300篇的采访，可说是一份超长篇的深度报导。早在OpenAI还名不见经传时，郝珂灵作为《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的记者已注意到它。之后她观察到这间公司的野心渐渐偏离初衷，最后决定将七年来的采访成果，包括OpenAI现任和前员工、承包商、AI业界人士等逾250人，以扎实的采访、大量索引和佐证，透过新闻专业书写，集结成这本具可信度和可读性的著作。
郝珂灵是科技记者出身，但她看待AI产业的眼光不只是企业发展与竞争。如同其自身所形容，她期盼笔下故事成为一个棱镜──让人们窥见以利他主义开始的科学抱负，如何演变成一场由意识形态和金钱驱动的竞赛。而这又对世界各地的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切身影响。
郝珂灵的这本书也可看作「以人为中心的新闻学」的模范，她在访问中曾和《田间》分享了个人对新闻采访的坚持：「我无法忍受不亲身到场、不能真正深入社区、不和真实的人面对面的报导方式。」
此外，为了持续推动新闻实践，她和多位记者在普立兹中心（Pulitzer Center）设计了一系列课程 AI Spotlight series，支持记者报导AI产业。
田间（以下简称田）：《AI帝国》是一本精彩的书，能不能聊聊，是什么样的契机或时刻，让您决定要写这本书，探讨AI产业背后的剥削问题？
郝珂灵（以下简称郝）：我最早是在2020至2021年间开始报导「AI殖民主义」这个概念。那时英国等地的学术机构陆续发表论文，探讨AI产业与殖民历史之间的相似之处，我对这个想法日渐投入。在生成式AI问世前，我就已经在记录与观察AI产业如何以类殖民的方式外包劳动力。
其中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案例发生在南非。当时大量监控公司涌入南非采集人脸数据，背景是这个产业因无法准确识别黑人面孔而饱受外界批评。一位南非学者指出，这些监控系统所带来的影响近似于种族隔离的数位化再现。由此，我看到了科技产业的运作与历史不平等之间千丝万缕的连结，以及科技如何进一步加剧这些不平等。
大约在2022年，我开始认真考虑将这些内容写成一本书，因为相关案例实在太多了，我想把它们汇整成一部完整的作品，让读者能够系统性地理解这个现象。就在我准备书籍企划的同时，ChatGPT横空出世。当时的经纪人问我：这会有什么改变吗？是让问题有所好转，还是雪上加霜？我的回答是──绝对是更糟。因为这些模型所需的训练规模极其庞大，这只会让我先前记录的所有殖民式情形火上浇油。
他听完后说：那这就是你要说的故事。你必须讲述OpenAI的历史、AI的发展史、ChatGPT的诞生，还有这个组织内部的种种决策，是如何引发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场AI竞赛，以及这一切如何冲击着世界各地的人们。于是我在2023年春天将这些想法整合成形。
田：这本书奠基于数百场采访，我们非常好奇，您是如何说服这些人接受采访的？尤其是公司内部人士愿意开口分享亲身经历？这应该是极大的挑战。
郝：确实如此。不过有一点我要先说明，书中引用了超过250人的访谈，并非全部是为了写这本书才进行的，其中许多是我过去七、八年来持续关注OpenAI和AI产业的累积。在我还是无名小卒、OpenAI也尚未声名大噪的时候，他们非常乐意敞开大门，让我采访他们的高层。
当然，大部分采访还是近几年进行的。我的做法是为历届员工建立表单，然后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地去追，尽我所能找到他们的电子邮件，或是在LinkedIn上联系他们。我在信中说明，我正在撰写一部记录OpenAI历史的著作，这段历史意义重大，对全球都有深远影响；同时，我也想探讨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打造AI？如何确保它为公共利益服务、让世界更好？
这些概念其实正是OpenAI起初对外宣扬的使命。所以许多前任和现任员工对这个问题都有很强的共鸣，因为这也是当初吸引他们投身OpenAI的初衷。我以这样的框架来诠释这本书，让不少人愿意开口。此外，也有人之前就认识我，因为我曾深度报导过这家公司，尽管公司本身不太买帐，但有员工觉得那篇报导相当真实，准确地描绘出了公司的样貌，因此相信我能够再次如实记录所发生的事。
田：您现在已经颇有名气，这是否会对于您后续要做的题目，在约访、采访上变得困难？
郝：我的推测是会的。不过这是假设，因为书出版后我一直忙于宣传，最近并没有大量进行新的采访。我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会更难约访，我想联系的人们可能会有更强烈的两极反应，一种是对我抱有成见、先入为主地排斥，另一种是本来就有意吹哨、正在寻找合适的窗口，而我恰好成为首选目标。这代表我可能会因此接收到更多极端立场的声音，因为愿意对话的人已经过自我筛选。如何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广泛接触、听见多元观点，而不是只反映某一种声音，将是我接下来面临的最大课题。
田： 在华文媒体世界，关于AI的报导多属于技术竞争、产业发展视角，AI普遍被视为充满希望的未来，例如中国AI模型正迎头赶上、英伟达（NVIDIA）将在台湾开设大型据点带动股市等叙事。但您的书和报导叩问的是截然不同的面向，也让人们意识到，这些产业的发展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您认为媒体，尤其是中文媒体的科技记者，该如何报导AI相关议题？
郝： 我很好奇，难道完全没有人提出「也许我们应该多一些批判性思考」的声音吗？比如说，我知道台湾有些环保团体和劳工团体，积极关注台积电（TSMC）的环境问题和劳动条件？
田： 这可能是因为台积电是台湾最大、最显眼的目标，但不是针对AI产业。台湾似乎没有把这两件事连结在一起，环境保护是一个议题，AI是另一个议题。谈到AI，大家的焦点几乎都放在它能带来什么好处。在媒体识读方面会讨论AI衍生的深伪（deepfake）和错假讯息问题，但您所提到的那些面向，包括在这个产业中工作的劳工、环境冲击等等，几乎被忽略了。
郝： 这很值得深思。我认为台湾和中国的记者应该考虑采用我提出的这些框架来报导AI议题，也就是从整个AI开发供应链的角度去思考，在每一个环节都追问──谁获益？谁受害？
从数据搜集开始，数据从哪里来？是否经过当事人的知情同意？到超级电脑的建设，是否对环境造成冲击？因AI产业加速扩张的半导体业，又带来了哪些环境或劳工问题？再到演算法的广泛应用，包括对教育、医疗、儿童以及一般劳工产生了什么影响？
有一篇由中国调查记者撰写、揭露外送平台演算法如何剥削零工劳工的著名报导，引起广泛关注。就我理解，报导最终促成了政府针对演算法相关劳动管理制定法规，这就是问责报导推动改变的案例。这说明，中文受众其实是有需求的，也许只需要记者开始多提供这样的观点，就能带动更广泛的社会讨论。
田： 《AI帝国》出版后，您有收到什么批评或负面回应吗？
郝： 有，实际上比所谓的「批评」还要更激烈。我的Twitter（现称X）留言区就有很多腥风血雨，可以直接去看。例如先前有人发现了书中的一个错误。我在书里提到智利一座拟建的数据中心，试图比较它的预计用水量与当地小镇的用水量。我引用了一份政府文件中的数据，结果那份文件本身有个严重的印刷错误，数字偏差了整整1000倍。我依据该数据在书中写，这座数据中心的用水量将是小镇的千倍，但实际上是相当于全镇的用水量。当然这依然很严重，但程度上是有差异的，于是我发布更正声明。
但是，有许多矽谷人士根本没读过这本书，却拿这个错误来全盘否定整本书的可信度，还有人说我刻意散布假讯息。这是个错误没错，但这个数据点在书中扮演的角色是次要的。这大概是书出版以来最集中、最恶意的攻击。
不过除了这次风波，来自科技产业的整体回响其实出乎意料地正面。说实话，某部分的我一直在等着什么时候会有负评出现，因为评价太正面了，反而让我有点不安。有一位投资人曾告诉我，他一开始读完书非常愤怒，因为书中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与他身处这个产业的亲身感受相去甚远。但在我们深谈之后，他说他找不到任何有力的反驳，最终他认为我所说的有道理。
总体来说，各方反应相当多元。当然，批评我的人一直都有，也不是因为这本书才出现，因为我的新闻生涯，都是采取较批判和问责式的态度处理报导，因此没少被骂过。
田： 书中大量记录了资料标注员（data annotator）的遭遇，以及他们所承受的心理健康问题。您目睹了如此多产业背后的黑暗面，有没有对自身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冲击？
郝： 确实有过。在采访资料标注员时，他们展示了许多他们日常接触到的内容，那真的相当可怕。但我始终提醒自己，我所看到的，只是他们每天必须面对的、长达数小时、持续数周的工作冰山一角。我应对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认清一个事实──无论我受到多大的心理冲击，都永远无法与受访者所承受的心理创伤相提并论。而我做的这些事，正是为了替他们发声，这个使命感足以让我撑过一切困难。确实，偶尔接触到某些内容时，我在当下会感到震惊和难受，但这种感觉很快就会过去，因为我随即把注意力拉回到报导工作本身，想着要怎样才能让他们的困境被全世界看见。
田： 这些受访者有看过您的报导吗？
郝： 有，我还寄了实体书给许多受访者。我几乎是与所有人保持着联系，他们都非常开心，觉得自己终于被看见、被听见了。其中有些人甚至因此声名大噪，受邀讲述自身经验。我写过的每篇关于他们的文章，他们都知之甚详。
田：您曾分享，在从事新闻行业的头几年，有想到中国、香港进行采访工作的念头，后来也确实来到了香港，能否谈谈您的想法？
郝： 当时我只是很想去中国生活，因为我的父母都是中国人。作为一个美籍华裔，尽管中国在我的血脉和身份认同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我和这片土地的关系却一直十分疏离。所以我想住在中国，透过职业发展来深入理解这个国家。
在美国，关于中国的主流论述非常扁平化，毫无立体感可言：中国、大国威胁、共产党，永远是这几个标签。我从小因为这些刻板印象饱受种族歧视之苦。所以我渴望的不只是对中国有更深刻的认识，更是重新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让自己有空间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不被那些扁平化的叙事所定义和框限。
后来走上记者这条路，我自然而然地想：那就去中国做新闻吧，把职业选择和我想深入了解的地方结合在一起。只是现实远比想象中复杂。我最初申请上海的记者签证没有获批，辗转来到香港，原以为至少可以在这里进行有关中国的报导，结果连申请短期入境采访签证都屡屡碰壁。
我无法忍受不亲身到场、不能真正深入社区、不和真实的人面对面的报导方式，「走遍各地，认识不同社群，真正去理解这片土地」是我想在中国做新闻的核心。后来ChatGPT出现，我意识到自己有一本重要的书需要完成，便将重心转回到该领域。至于现在还留在香港，说穿了，只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田：在中国，有类似前面提及的AI产业劳动环境吗？就像您采访过的那些资料标注员？
郝：根据我的了解，关于中国公司的资料标注工作，大多在中国国内进行，这和美国大量向海外外包的模式颇为不同。当然外包的情况也有，我曾在肯亚和哥伦比亚遇过为字节跳动（ByteDance）工作的标注员，但他们是因为字节跳动有英语系产品需要处理，才会外包。中文内容的审核，基本上都在中国农村地区完成。
许多中国公司会雇用农村劳工、视障人士或招募职业学校学生从事这类工作，这是生成式AI爆发之前就存在的现象。他们会将这些工作包装成「乡村振兴」或「农村发展」计划的一部分，美其名曰是把工作机会带到农村，或是为残障人士提供就业出路。这和美国科技公司的包装方式如出一辙，都打着「为弱势群体提供经济机会」的旗号。
不过我认为，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这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虽然我个人从未直接报导过此事，但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和阅读其他记者的相关报导，当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处于同一个国家时，工人往往拥有更多的维权筹码。例如在美国的Uber司机，至少能去Uber总部门口抗议。我不能百分百肯定地说，但我想中国工人或许能借由中文媒体的关注向企业施压、促使其整顿，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于肯亚媒体与美国科技公司之间。所以在这方面可能有些差异。
另外，由于美国的晶片出口管制限制了中国企业，中国的AI发展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们透过技术创新绕过限制，用更少的资源打造性能相近的模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DeepSeek、通义千问（Quen）、Kimi K2这类小型、开源、高效能模型的崛起。话虽如此，我并没有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但中国境内仍在大规模兴建数据中心，而考虑到他们已采取更节能的运算策略，这背后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我不是很清楚。这或许也是中国记者值得深挖的议题，关于那些数据中心的环境代价是什么？
在中国，企业问责报导的空间仍然存在。在普立兹中心的 AI Spotlight series 培训课程中，我们曾为中国记者开设中文课程，合作讲师之一是中国财经媒体《财新》资深编辑出身，他在讲课时几乎直接使用了普立兹的原教材，因为我们的框架是企业问责，他引述的中国记者案例同样是聚焦于企业问责的报导。所以我认为，这类报导在中国仍有相当大的施展空间，只是确实需要一些分寸和技巧。
田：您的下一步是什么？现在AI巨头公司那么多，有下一本书的计划吗？
郝：我会继续调查它们、报导它们，但出一本书已经够折磨人了，我不想再经历一次（笑）。现在我的时间分配有很大一块是书籍的巡回宣传，之后希望能把主要精力放回AI产业的自由撰稿报导上。
我也越来越意识到记者跨境合作的重要性。这些科技巨头是跨国企业，它们在世界各地采取一样的策略行动；反观我们这些记者，却很少协作、各自为政。如果我们能够共享资讯、协调配合，就能大幅减少重复劳动，避免永远在追赶企业动向。
所以我正在推动几个方案，思考能否建立全球性的记者联盟，专注于AI资料、数据中心的调查？能不能建立一个专门报导AI产业抵制运动的联盟？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人在行动了，包括起诉科技公司的心理健康伤害诉讼、社区居民抗议数据中心的建立、学校和企业因认为AI对自身使命并无实质帮助而明令禁用AI等等。这些故事，正是目前新闻报导中最欠缺的一块。
田：您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AI？报导了那么多AI议题，我们很好奇您自己的使用习惯。
郝：我不使用生成式AI。
田：哇！
郝：是的，人们对这个答案感到惊讶，我觉得挺有趣的。但说实话，如果我用，和我的报导立场也确实自相矛盾。我不用生成式AI有几个原因，一是道德上的理由；二是我本来就在调查这些公司，如果还把自己的工作内容输入进去，等于是把更多个资拱手相让，徒增风险；三是我也觉得它对我并没有实质帮助。
我的核心竞争力是和人建立连结的能力，以及说故事的文字功力。生成式AI在这两点上能帮什么忙？我实在看不出来。如果我是做数据新闻的记者，或许另当别论，但那不是我的强项，我的报导方向也不在那里。
田： 所以您有尝试使用过？
郝： 试过一次，我想知道为何人们如此着迷于这项科技。我叫它帮我为某篇报导想开头，或是提供一些写作思路，结果我只是一直觉得，这些点子好烂，文字也写得太糟糕了。稍微玩了一下之后，我的结论就是──不适合我。
预测式AI（predictive AI）我倒是有在用。其实每个人每天都在用，只是没意识到，包括搜寻引擎、电子邮件的垃圾过滤器，都属于预测式AI。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用过Google「以图搜图」，这也算是一种预测式AI工具。当时我想搞清楚OpenAI办公室家具的价位，他们一开始是非营利机构，只有一间办公室，引入微软（Microsoft）投资后搬进了新办公室，光从椅子就看得出资金支持的差距。我透过Google搜寻比对了新旧办公室的椅子，旧办公室的椅子每把约2000美元，新办公室的椅子每把高达10000美元。我把这个细节写进书里，用来佐证所谈论的财富规模究竟有多惊人。
田： 生成式AI爆发之后，许多人认为记者这个职业将来会被AI取代，您怎么看？
郝： 我认为说这话的人，其实并不真正了解新闻工作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把新闻工作想像成单纯的资讯整理和输出，但事实远不止如此。
有一篇关于这本书的文章，是我迄今读过最喜欢的。这篇文章比起书评、更像是以我的书为切入点，为「人类新闻学」（human Journalism）进行的一次辩护。
那位作者询问我，书中那些故事是怎么被发现的，整个取材过程是什么样子。很多时候，我的回答都是：「我去到了那个地方，和那些人坐在一起，然后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接连发生，让我挖掘到了完全意料之外的细节。」那位作者写道：「这不就是新闻工作的本质吗？」就像当两个真实的人相遇、互相影响，会发生各种无法预期的事情，这可能是受访者回答某个问题时脸上一闪而过的神情，可能是你在他们的生活空间里观察到的某个细节，可能是采访途中碰巧遇到了他认识的人，开启了对话。正是这些「意外的碰撞」，才成就了最终那篇报导的完整面貌。
田： 不只是记者被取代的问题，许多新闻编辑室已在日常工作流程中导入AI，利用大数据即时监测舆论，进而要求记者更及时地跟进别家媒体报导，使记者疲于奔命。另外Google也在搜寻功能中直接嵌入AI摘要，媒体辛苦产出的新闻内容就这样被拿走了，这其实是AI对记者劳动的另一种剥削。您怎么看？
郝： 我觉得有一个常见的迷思，人们总以为AI能够解决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或职场上的权力失衡。但实际上，如果管理层本来就把员工当成纯粹的生产工具，那引入AI只会让这种对立关系更加激化。AI从来不会改变既有的关系，它只会加速放大那些已经存在的问题。要先把问题本身解决掉，到那时候，AI或许才能成为提升效率的助手。
田： 您希望读者在这本书中获得的最重要讯息是什么？
郝： 我希望传达的核心讯息是：科技的走向，从来不是命中注定的。
人们常说：「世界变了，我们只能适应它。」但在矽谷，我从来没听过这句话，矽谷的人们说的是：「我们来创造新世界。」他们拥有一种主动的能动性。事实上，所有人都应该有这种意识──未来的样貌，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如果你甘愿接受矽谷人们铺设好的那条路，那当然，那就是我们唯一能得到的未来。
对台湾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台湾在AI开发供应链乃至整个科技产业中都处于关键位置，台湾的公民和居民所能发挥的影响力，恐怕超过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
我还想传达的第二个观点是，很多人有一种想法，认为为了经济利益、为了所谓的矽盾（silicon shield），我们就必须接受某种程度的失去，必须默认自然资源被掠夺、劳工权益受损，好像这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我认为，我们永远不应该理所应当地接受这些。
一旦我们接受了，就永远不可能走向一个更公平的世界。但只要我们拒绝接受这个逻辑，作为个人和集体，每天持续地朝着那个更好的方向前进，哪怕一小步，这才是唯一可能抵达的路径。我不是说这会很容易，也不保证一定能成功，但如果我们不去做，就永远没有机会；如果我们去做，至少还有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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