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八十週年祭：緬懷烽火年代的國家舵手蔣中正

值此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八十週年的莊嚴時刻，山河為之肅穆，歷史為之低回。我們沉痛緬懷在十四載血火淬煉中慷慨赴死的萬千英烈，他們不朽的忠魂構築了民族精神的萬里長城。同時，在這歷史的座標點上，我們也需以理性之眼審視、以民族之誠銘記，那位於危如累卵之際挺身而出，被歷史推舉為抗戰全局最高統帥一一蔣中正先生。
他，是戰時中國的政府首腦、三軍統帥，是國民政府面對山河破碎、神州陸沉時最後的政治核心。在強敵壓境、國命如絲的絕境中，他選擇了一條最艱難的道路：摒棄幻想，拒絕對日媾和，誓以血肉之軀阻擋鋼鐵洪流，為民族存續而戰。八十年歲月淘洗，硝煙散盡，功過評說漸趨多元。然，超越一切政黨歧見與歷史紛爭，立足民族存亡的共同根基，我們應當並能夠以一種客觀、深沉的敬意，向這位曾以畢生心力維繫國家命脈、捍衛民族尊嚴的複雜歷史人物，致以莊重的歷史敬禮。

​​一、忍辱負重的備航者：獨木支危廈，忍待啟錨時（1931-1937）​​
當「九一八」的炮聲撕裂東北的黑夜，強寇鯨吞三省，國際聯盟無力，列強坐視旁觀。彼時的中國，積貧積弱，千瘡百孔：政府財源枯竭，軍力羸弱；地方軍閥割據，號令難通；民生凋敝，百業待興。舉目四顧，竟無一事可為對日決戰之倚仗。
值此危局，蔣中正先生之選擇，遠非意氣用事之衝動。他清醒地認識到，無準備的倉促決戰無異自取其亡。「攘外必先安內」之策，雖備受爭議，其現實考量在於：一方面，以「不抵抗令」約束局部衝突，為國家整備爭取喘息之機；另一方面，以極大毅力推動艱難的統一進程（如兩廣事變、川康整編），集中有限的國防資源，組建並訓練新式軍隊（如德械師），建設交通線，構築國防工事（如淞滬、吳福線），籌劃戰時經濟，整飭吏治，喚起民眾抗敵意識。這是一段充滿誤解與煎熬的「臥薪嘗膽」。外有強敵步步緊逼侵我主權，內有激進救國輿論之巨大壓力，更有「不抵抗」之名節有虧。然而，正是這六載「苦撐待變」的苦心經營，艱難保存的國家元氣，為後來八年持久抗戰的最終展開，鋪設了必不可少的地基。若無此間之「忍」，中國恐早已在1937年前便耗盡力量，斷無持久抗戰之可能。

​​二、山河決絕：盧溝烽火起，擎旗定乾坤（1937）​​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的槍炮震碎了最後一絲和平的幻夢。日寇鐵蹄猖獗南犯，華北告急，華中危殆，首都南京直面兵鋒。民族存亡，已至千鈞一髮之刻。
面對洶洶來犯之敵，蔣中正先生於廬山發表擲地有聲的講話：「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這絕非一時激憤之語。他清醒預見到：一旦開戰，首都必陷，精華地域將失，國軍主力將承受難以想像的損失、億兆生靈必遭塗炭，國家前途萬般兇險。然而，在民族大義與可能的亡國滅種面前，他摒棄猶疑，以「未敢一日忘危」的高度警醒，於七月十七日最終決策：動員全國力量，開啟全面抗戰。此一決斷，史稱「廬山定乾坤」。他將國家政治、軍事、外交的核心力量納入戰爭軌道，建立戰時體制（如大本營），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正式宣告中華民族舉國進入神聖的自衛抗戰狀態。「犧牲到底，抗戰到底！」的口號，成為凝聚四萬萬同胞意志的戰旗，他亦被公認為全民族抗戰的最高領導者。

​​三、砥柱中流：八年浴血守孤忠，千錘百煉終破局（1937-1945）​​
全面抗戰甫起，戰爭即步入殘酷的消耗與煎熬。上海、太原、南京的血戰，付出了國土與生命的巨大代價。國民政府西遷重慶，「陪都」之名，道盡國家中心在轟炸廢墟中堅守的不屈。
漫長的八年裡，作為最高統帥，蔣中正先生身處風暴核心：他親自主持上百次重大軍事會議（如南嶽軍事會議），簽批以萬計的調兵遣將與戰略部署文書；他常在危急關頭親赴前線督戰，如飛赴徐州會戰前敵指揮所，激賞台兒莊浴血將士；他運籌帷幄，對武漢、長沙、浙贛、鄂西、常德、滇緬等重大戰役的戰略方向做出關鍵決策（或承受爭議，如豫湘桂潰敗）。他領導下的國民政府，在敵人包圍、資源窘困、內部派系傾軋、國際環境複雜（如初期「獨力禦侮」階段）的極端困境下，維繫著抗戰政治實體與法統象徵的存續。重慶飽經日寇「戰略轟炸」長達五年半，市區幾成焦土，軍民死傷枕藉，他在斷壁殘垣中領導抵抗，明確拒絕一切來自日方（如「桐工作」）或汪偽的誘降陰謀。其一句「苦撐待變」，既是現實的窘迫寫照，也是其內心深處堅韌不屈的信念。
與此同時，他縱橫捭闔，為中國爭取生存空間與國際承認：

•積極開闢外交通道：派遣宋子文、胡適、顧維鈞等重要使節爭取美英蘇等國援助。珍珠港事變後，第一時間推動中國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

•塑造中國大國地位：親赴開羅會議，與羅斯福、邱吉爾共同商討戰後秩序。《開羅宣言》明確日本竊取中國的領土必須歸還（如台澎），這是中國近代外交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成就。

•軍事同盟的落實：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努力配合盟軍戰略（如組建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爭取物資通道（駝峰航線、滇緬公路收復），最大限度地維繫了國際援助生命線。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東京灣簽署投降書。9月9日，蔣中正先生委派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在南京主持中國戰區受降典禮，全權接受侵華日軍總參謀長小林淺三郎代表岡村寧次呈遞的投降書。中華民族歷經十四載苦難（自九一八始）終得雪恥。作為中國元首，他代表國家，接受這一歷史性的勝利時刻。中國亦成為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和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國際地位空前提升。

​​四、歷史的多棱鏡：瑕瑜互見，然擎旗之功不可沒​​
歷史是複雜多維的，後世對蔣中正先生在抗戰時期的功過評析，從來都伴隨著爭議與褒貶。毋庸諱言，在艱難的領導過程中：
• ​​戰略選擇之難：「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總體正確，但某些戰區執行中的潰敗（如1944年豫湘桂）、兵力調配和指揮體系中的弊端、未能有效整合所有武裝力量（對中共武裝之限共摩擦，對地方實力派的控制平衡等），確造成軍民重大損失，引來責難。
• ​​內部治理之困：戰時腐敗滋生、經濟困頓、民生維艱，政府效能不足，其領導方法（偏重權術、特務運用）加劇了內部張力。
• ​​對共政策：「攘外」與「安內」並行的政策，在抗戰時期始終是複雜矛盾的根源。
然而，任何將評價維度降低至單一面目的歷史觀，都是輕率的。置於山河破碎、國命垂危的歷史時空下，衡量的首要尺度應為：何人、以何種力量、在何種程度上，維繫了與強敵持續鬥爭的戰時國家主體，並最終引導走向勝利？在這一點上，蔣中正先生作為戰時中國法理上的最高領袖和國家象徵：
• ​​他未曾在強敵面前退縮或媾和：無論壓力多大、處境多艱，「抗日到底」的公開立場從未改變，這是民族抵抗意志的最後防線。重慶未被炸垮，國府旗幟未倒。
• ​​他整合並領導了抗戰的主體力量：他所領導的國民政府與軍隊，是抗日戰爭正面戰場最主要的作戰力量，承受了最大的傷亡和壓力。他建立的最高統帥部是協調（雖有侷限）全國性抗戰行動的中樞。
• ​​他為中國爭取了至關重要的國際支持與大國地位：通過不懈外交努力，扭轉了中國的孤立局面，使之成為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重要成員。
• ​​他維繫了戰時國家的基本法統與體系：儘管漏洞百出，但其統帥下的國民政府體系，是國家存在與國際交涉的合法代表。
誠然，他不是完人，其領導充滿爭議與遺憾。但在民族存亡絕續關頭，他所扮演的「國家舵手」角色所承擔的巨大歷史責任與功績，終究是歷史篇章中無法輕易翻過的一頁。從宏觀歷史進程看，他當屬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正面戰場最重要的統帥與國家元首。

​​五、結束語：八秩榮光歸英烈，亦緬負重領航人​​
抗戰勝利八十週年，山河壯麗如昨，英雄忠魂永在。我們追思勝利的榮光，更感念榮光背後那沉重得令人窒息的代價：萬千將士拋頭顱灑熱血，黎民百姓流離失所痛失家園，文明瑰寶毀於兵燹……這是一場整個民族的巨大犧牲。
而蔣中正先生，正是那位站在時代的驚濤駭浪之巔，背負著這最沉重歷史十字架的核心決策者與領導者之一。他的抉擇、意志、權謀、困境，乃至錯誤，都深深烙印在那個烽火連天、民族自救的偉大抗爭時代。無論後世基於何種史觀進行詮釋，其作為中國戰時領袖所承擔的關鍵責任和發揮的歷史作用，都已是中華民族集體抗戰記憶版圖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座標。
此文非掩瑕之讚歌，亦非翻案之文章。唯願在歲月沉澱八十載後，拂去塵埃，以一種更澄澈、更宏大的歷史視野，平靜地審視那個時代與人物。謹以歷史理性的「清明之光」，穿透時間的層雲，照見一個真實存在於民族危難關口的舵手身影。其功其過，自有歷史長河評說，然其擔當之位、堅守之責，當為一筆厚重遺產，供後世銘記與省思。
謹以此文，敬祭那段烽火連天的歲月，緬懷所有為抗戰犧牲的將士與人民，亦向那位在民族的生死關頭，於驚濤駭浪中勉力掌舵、負重前行的歷史領導者一一蔣中正先生，致以莊重的歷史一瞥與敬意。
——二〇二五年·抗戰勝利八十週年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