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的第一个鬼魂

林小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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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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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坡

我遇到的第一个鬼魂是黑背狼犬,也叫昆明犬。

事情是这样的:那是三年级四班数学课的教室,我们正在做当堂小测验。

写到一半,我发现考卷上的印刷字体越来越大,大到超过考卷本身。之后它们冲出考卷,直刺我的眼睛。

我猛地抬头,看见讲台上蹲着一条巨大的狗。

那是一条黑背狼犬,它没叫,也不动,只静静地看着,耐心地等着。

我们目光交汇时,这条巨大的狼犬走下讲台,穿过教室过道,来到第四排我的课桌边,用它的脑袋温柔地顶了下我的头。

之后它用湿漉漉的鼻子嗅了嗅我的脸,轻轻摇着尾巴,带来一股尘土飞扬的气味。

我把手伸过去,想摸它的头,狗突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数学老师的腿。


“为什么不写了?”她看看我,又看看我的考卷,猛地惊呼,“怎么写这么大?!”

我迷惑地抬头看着数学老师,她的身体是正常的,但头却越变越小,迅速从柚子变成橙子,接着是橘子、柿子,最后变成一颗小小的核桃。

核桃在数学老师的脖子上轻微摇晃,我得努力眯起眼睛才能勉强看清她的五官。 

“你怎么把7写成这样?!是发烧了吗?”她把试卷扔在桌上,摸我的脑门。

同桌探过脑袋看:“哈哈!所有的7都躺下睡觉了。”

附近几个同学也都下座位来参观我的考卷,上面每个数字都写得硕大无比,每逢数字7全横着写,像偏旁部首。

数学老师带我去医务室,我们一前一后走着。

稍远地方我听见有教室在上音乐课,伴着脚踏风琴传来“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糕点送给外婆尝一尝,她家住在遥远又僻静的地方,我要担心附近是否有大灰狼……”的合唱声。

在合唱间隙,我听见身后传来狗脚掌上的肉垫跟水泥地面发出的摩擦声。

回头看了好几次,并没有狗。

我们学校的校医姓李,头发稀疏花白,面色绯红,四肢细弱,总带着莫名其妙的笑容。

“怎么了,她哪里不好?”李校医笑嘻嘻地问,。

“我觉得她发烧了,量一下体温。”数学老师说。

李校医甩甩体温计,插到我腋窝,叹口气,带着笑容说:“老天爷啊,做小学生的班主任是多麻烦的事啊!”

“我不是班主任,”数学老师说,“是副班主任。”

“唉!做小学生的副班主任也麻烦不少啊!”李校医笑着说。

“不发烧,”李校医从我腋窝里拿出体温计举到半空,看了一会儿说,“温度并不高。”

“几度?”数学老师问。

“几度嘛,我不知道。”李校医摇头。

“您不知道?”

“是啊,我早花眼啦,看不清,只能看个大谱母……”李校医笑嘻嘻地说,“我不愿意配花镜,戴上花镜,就彻底老啦!我这几年心口老那么憋闷,憋闷着就忽然有点揪痛……背上也酸痛……脑袋里好像装着大石头……而且我还咳嗽,胃口也坏透了。”

“是没发烧,”数学老师看完体温计说,“可是她怎么把卷子上的字写那么大?还把7都写躺下了?”

“娇生惯养呗,现在小孩的病,多半是因为吃多了。”李校医诊断说,“独生子女娇生惯养,哪跟我们那时候比呢。尤其像她这样的独生女,更没个样儿,独生女比独生子还娇惯。我是知道的。”

“小坡,小坡……”我说。

“什么?谁?”数学老师问。

“小坡。”我看着医务室的门被打开了,狗走了进来,我看着它的眼睛认出了它是小坡,它比以前更大更结实了。

小坡走过来蹭我,湿润冰凉的鼻子贴着我的脸,我忍不住笑出声。

“怎么回事啊这是?”数学老师惊慌失措,“看老师这儿,说,二九多少?”

“十八。”我说。

“三七呢?” 她问。

“二十一。”我说。

“四六呢?”她问。

“嘿,什么时候了还在这儿考她小九九。”李校医说。

“五。”我说,想看他们怎么办。

“什么?!”数学老师比我想得还吃惊。

“那一加二是几?”

“炉子。”

“你是谁?”数学老师掰开我的眼睛,声音发颤问,“你叫什么?”

“我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哦!你喜欢孙悟空啊。”李校医笑着说,喜滋滋地起身到柜子里拿出一个塑料悟空面具,“要吗?五块钱一个。”

我点头,把手伸到校服裤兜里摸索。

“你怎么能在学校里卖这个?!”数学老师质问,把我的手从裤兜里拽出来,“我看你柜子里放着一大堆,你这是卖了多久了?”

“哎呀,这算是医疗设备不是吗,放火鞭炮仗的时候戴上,不会崩着孩子们的脸。”李校医说,“我是为了安全,才卖给他们的。”

“小孩就不能放火鞭炮仗!”数学老师生气了,“再说,外头市场上才卖一块钱!我上星期刚给我儿子买了一个!”

这是我在医务室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之后的事,都没了印象。只记得小坡趴在脚边,很暖。

我被送去医院,连住七天,他们说我高烧昏迷了三整天。

小坡每天都在,寸步不离地陪着我。

第五天,玉兰大娘带着烤鹌鹑来了。

鹌鹑烤得发亮,飘着奇香,浸透出油,“我刷了一层蜂蜜水,”玉兰大娘跟妈妈说,“香不?”

她和妈妈站在我床头,一人啃着一只焦香的鹌鹑,满嘴都是油。妈妈时不时瞟一眼我的吊瓶,这会儿她已经放松下来,跟玉兰大娘说,现在才有胃口。

前几天她快被我吓死了,说我彻底烧糊涂了,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和昏迷之间,偶尔醒来也是胡话,说房间里有狗,还跟护士衣服上的扣子聊天。

玉兰大娘连连咂嘴,对我说:“瞧给你妈吓的!早知道我不给你熬鸡汤了,松松记得,咱以后发烧就发烧,可不兴昏迷的。”

玉兰大娘是我家邻居。

我五岁时,全家刚搬进学校分给妈妈的平房里。

隔壁住着妈妈的同事玉兰大娘和她的丈夫继利大爷。

玉兰大娘是语文老师,我认识她时她已经四十一岁。她个头矮小,聪明幽默,喜欢讲俏皮话。

她会打竹板说山东快书,她送过我一副快板教我打,还教我一大段被她改过词的武松打虎。

玉兰大娘还是个极富创意的美食家和面点师,做好吃的一定会端过来给我一份。送来时总说这么一句:“就是吃炸虼蚤,我也得分给我们松松一条腿。”

继利大爷是造纸厂的厂医,他长着大圆脑袋,头发很短,脖子几乎看不见,红脸膛,浓密的黑眉毛,身材矮胖臃肿,说起话来是粗哑的男低音,给人留下不大愉快的印象,尤其跟他活泼伶俐的老婆站在一起时,神情阴冷沉默寡言的他更不招人喜欢了。

他白天悄无声息,半夜喜欢制造出相当大的动静,回回都能把我吓醒。

这些声音通常是殴打玉兰大娘和摔打瓷器及各种家具发出的。有次家里实在找不到能砸出声响的东西,他就卸掉了家中所有的灯泡,一个个顺门丢出来扔到对街墙上。

喧闹过了头,妈妈就跑过去敲门,一敲门,声音立即停。

第二天像是没事发生,玉兰大娘依旧乐呵呵的,但能在她身上看到明显淤青。

趁玉兰大娘来送吃的,妈妈追问晚上的声音。

玉兰大娘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红了眼睛,抓着妈妈的手流了泪。抹掉眼泪又笑着说没事,是妈妈听错了。

有天半夜,声音再次传过来,惊醒了爸爸。

自打我们搬家过来,这是爸爸头回听见。


这是因为,有的晚上爸爸在医院彻夜值班,有的晚上爸爸在羊汤馆跟他的棋友们彻夜下棋。

更多的晚上,爸爸压根听不到,他一旦睡着,再让他醒来是床头闹钟、远方惊雷都做不到的事情。

而他睡着时近身喊他起床更是冒险之举。爸爸自童年时养成一个习惯,一旦在熟睡中被人拍打摇晃,他第一时间的下意识动作就是冲对方的鼻子猛挥一拳。这个动作做完,他也不会睁开眼。

故而,奶奶送给妈妈一个她亲手削的尖头长竹竿作为新婚礼物。这样妈妈次日可以站在卧室门口,用尖头竹竿扎醒睡在床上的新婚丈夫,等他冲空气挥出一记直勾拳,他们的婚后甜蜜生活就此开始。

然而,这天,爸爸却被隔壁的声音惊醒了。

他霍地从床上跃起身来,“失火了!”爸爸头脑中闪过这么一个可怕念头,不禁打了个寒噤,他猛地推醒妈妈,立即跑到隔壁房间把我从床上一把薅起,扛在肩头就往外飞奔。

我们来到家属院寂静的空地上,清爽的夜风让他彻底醒了,他瞪着眼睛,像个傻瓜似的朝四面张望,实在找不到哪儿失火了,也弄不明白刚才比惊雷还响的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到底出了什么事。直到妈妈追出来,告诉他原因。

这一次,爸爸才真正听妈妈第三十七次跟他讲隔壁的故事。

之前的三十六次,妈妈讲,爸爸都在假装听,尽管每次他都能搭话,实际上,他一个字都没听到。

爸爸有一样旁人都没有的本事,只要不想听的东西,大脑就能做到完全屏蔽。

“岂有此理!”爸爸没听完,就大声吼道,“打老婆?!打人!他……他,他凭什么权,权利,打,打人!” 爸爸有轻微口吃,激动的时候会变成严重结巴。

爸爸是从典型的母性绝对权威家庭里出来的小儿子,奶奶可以不动声色地控制整个大家族,对女儿的偏爱从不遮掩。

这从我姑姑无人能撼动的家庭地位就能看出,算上奶奶捡来的一个孤儿养子,姑姑共有五个哥哥,五个哥哥都对她百依百顺,忍受她的固执任性。

在爸爸家里,只有女人欺负男人,女人打男人的份,男人打女人这种画面,爸爸压根无从想象,现在听到妈妈跟他说隔壁发生的事情,如同有人在公然亵渎他从小的信仰。

爸爸把我挪到怀里,单手抱着,大步走到邻居家门口,握着拳头,开始梆梆梆擂人家的木门。

起先,跟妈妈遇到的情况一样,没敲几声,里面的动静就停了。

可爸爸没走。

他继续敲,爸爸是个外科大夫,遇到这种事,总会不自觉地把它当成一次手术,非得切开,找到肿瘤,把病根剔出来不可。

门终于开了,我们立即看见男主人的怒容。

“医生,”继利大爷知道爸爸的名字,但他愿意这么称呼爸爸,他大概是想提醒爸爸,在造纸厂自己也算医生,是可以跟爸爸这种医院的医生称为同行的。“大半夜有事?”

但是爸爸不喊他医生,只是瞪着他大声吼道:“你打人干什么?!打女人,还,还,还是人?”

“结结巴巴的操什么闲心?” 继利大爷冷笑。

“我操,操,操,”爸爸说,伸手指着继利大爷。

“嘴给我干净点!”继利大爷说。

“我操什么闲心了?!”爸爸继续吼,“这不是闲事!打人犯法!你还把我,我,我闺女吓醒了!”说完,猛地将我晃了晃。

“你他娘的别管闲事落闲事!” 继利大爷骂道。

听见别人骂娘,爸爸立即撒了手,我像小猴一样从爸爸身上迅速滑下来,飞奔躲到妈妈身后。

“你再说一遍。”爸爸一字一顿地说,也不结巴了。

“嘁,好话不说两遍。”继利大爷挑衅地说。

之后在一阵脏话声、连续拳头声、呼哧喘气声、撕扯衣服声、胳膊脱臼声、妈妈的喊叫声以及被惊醒的其他邻居们的喧哗声中,我参观了整场爸爸和继利大爷的打架斗殴。



玉兰大娘第二天傍晚端来我们家她自己做的糖三角。

起初妈妈坐在单人沙发上,假装看电视。后来还是忍不住起身倒水沏茶,我们不只是邻居,妈妈和玉兰大娘教同一个班,她们是同事,也是好朋友。

玉兰大娘问爸爸的眼睛要不要紧,妈妈说只是眼角破了皮。真正需要关心的是继利大爷。他在打架的后半程,发现自己的胳膊被爸爸卸脱臼,只能赶紧去医院,这场斗殴才结束。

妈妈认为完全可以不必去医院挂急诊,只消过半小时,等爸爸消气了,就能直接给他复位。玉兰大娘不大相信爸爸亲自给人卸下胳膊,还能亲自装回去。

妈妈听到这话,立即迫不及待讲起爸爸的“英勇”事迹——关于爸爸下夜班路遇拦路抢劫者的故事。

“他给那人卸脱臼了胳膊,之后听人家抢劫是因为家里遇到了难事,又给人装回去了,末了给人家吃的喝的还有钱,比人家想要抢的都多……”

妈妈讲到这里的时候,听故事的人就会说,你家大夫可真是一个好人。

妈妈就会内心满是骄傲,但又谦虚道,什么大夫,黑黢黢的,既不浪漫也不斯文,一点儿大夫样儿都没有。

妈妈的择偶标准是不酗酒、为人正直,善于体贴,富有诗意。四点。但如果满足了前两点,后两点则可以忽略。

聊到这种时候,两个女人的友谊更近了一层。玉兰大娘说,她一直瞒着妈妈是觉得这是家丑,不想跟旁人讲。如今,她已经把妈妈当成了娘家人,什么都肯说了。

她说自己早就想离婚,提过多次,一直没离成。继利大爷是个孤儿,从小没见过爹娘。想到这一层,她就心软,觉得他可怜。

他们是经人介绍结婚的,起初也有过开心日子。只是结婚六年,一直没怀孕。去医院一查,问题不在她,是继利大爷没有生育能力。

从那以后,日子彻底变了。

继利大爷得了疑心病,整天盯梢。只要她跟男的多说一句话,甚至只是笑笑打个招呼,他就大发雷霆。

他还常骗她说晚上有事,不能回家过夜。却能忍着蚊虫叮咬一直蹲在胡同边梅豆角秧架下,猫到半夜,忽然闯进家,一脚踹开卧室门,用强光手电筒往床上乱照……

那时我没上学,大人们说任何话都不避我,以为我什么也听不懂。有些话当时的确听不懂,可我从小就喜欢听大人的谈话,觉得有趣。很多都记在心里,之后的某天突然知道了什么意思。

打架风波过去不久,一个周末的下午,继利大爷突然大呼小叫,再次引得全院人来到他家门前。

他高举蜂窝煤火夹,上面夹着一团卫生纸,他的手不停抖动,那团卫生纸也随着他在半空不停抖动。他的脸红得跟大虾一样,重复喊着:“不要脸!下贱!破鞋!”

“大哥,你这又是干嘛?!”妈妈问。

“我逮着了!可让我逮着了!” 继利大爷兴奋地挥动胳膊,“这是证据!证据!”

“什么证据啊?”有邻居问。

“这!就是证据!”他说上一句话就老吐气,好像刚爬过山,累得直喘似的,“这卫生纸上沾的!就是那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哪个东西?说清楚呀!”先前那个邻居兴奋地打听,这位邻居姓王,是个不大会教课的老师。但他却有旁人没有的兴趣爱好——参观别人打架,另一个兴趣爱好则是占便宜,占便宜的本事更是让人叹为观止,没有两万字写不完他占便宜的精彩故事,就不写在这里了。

那天爸爸敲继利大爷门的时候,正是这位王邻居第一个到场,听见继利大爷说出“嘁,好话不说两遍。”时,他就大声接茬:“哎呀!这话说的!谁能忍!林医生要是忍了,不就成了窝囊废?!甘心让人骂娘了嘛!”

王邻居头上长着一对隐形的长触角,任何人发生口角,这对长触角都带领他第一时间跑来。听着人家吵架,他的两只小眼睛骨碌碌转几下,再轻描淡写说几句,吵架的人一准能打起来,让他心满意足地把打架看个仔细。他最厉害的战绩是跑到人家家里,撺掇一个父亲到厨房抄起菜刀,砍向正值青春期跟他顶嘴的女儿。

“说呀!说呀!到底卫生纸里是什么东西?!”王邻居此时大声喊道。

“就是干那事儿兜起来的玩意里的东西!”继利大爷说。

“啊啊?”王邻居全身都激动起来,同时笑出声,“干那事儿的兜起来的玩意儿是什么?快点说呀!是什么?听不懂啊!”

“是套儿!套儿里头的东西!”继利大爷说,“卫生纸上就是套里的东西!”

王邻居终于发出一阵大笑,但除他之外,大家都没笑。

“什么是套儿啊?”我问。

没人回答。

我又提高声音问:“什么是套儿啊?”

等我这句问出来,妈妈狠狠瞪我一眼,大家也都笑出了声。

“哈哈,松松,王叔告诉你什么是套儿,”王邻居凑过来说,指着身上的暗灰色西装,袖子嫌长,还挽了几圈,“这是啥?知道不?这是西服。听过那话没?百货公司卖西服,一套儿一套儿的,这就是套儿,知道了不?”

我点点头,但更不明白了,又问他:“大爷擦屁股纸上是你?”

众人笑得更大声了。

此时,玉兰大娘出现在门口,愤怒地圆睁双眼,眼眶湿润,盯着继利大爷,语气却很平静,她说:“我从来也不欠你的。就算欺负人,也总得有度。”

“都请回吧。”她对着邻居们下令道,转身进了院子。


玉兰大娘家院子里突然出现一条大狗。

看见狗的当时,我正在房顶玩。

我离开房顶,攀着香椿树往下滑,滑到玉兰大娘家墙头,撑着墙头跳到她家水管水泥台上,又从水泥台跳进水管池,从池子里跳出,落到院子的红砖地上,最后来到玉兰大娘身边,跟她一起看着大狗。

我从没见过这么威风的狗。

背脊黑得发亮,像刷了一层油,从肩胛一路沉到尾巴根。肚腹是干净的土黄色,颜色均匀。耳朵竖得笔直,眼睛是琥珀色的,四条腿又长又结实,腰线绷得很紧,站得直直的,一动不动。

“大娘,这是什么狗啊?”我问。

“这是大狼狗,也叫昆明犬。”玉兰大娘说。

“它叫什么名字?”

“小坡。”

“小坡是男孩还是女孩?”

“你应该说,小坡是男狗还是女狗,”玉兰大娘说,“不对,让你给大娘绕糊涂了,应该说,是公狗还是母狗。”


“那,小坡是公狗还是母狗?”

“公的。”

“大娘,小坡是你家的狗吗?”

“对,小坡是大娘的狗了,别人送给我的,”她牵起我的手说,“以后它住在这里,就能保护大娘。”

“那小坡也能保护我吗?”

“怎么不能,”玉兰大娘笑着说,“忘了大娘吃炸虼蚤也分给你一条腿吗?小坡只要保护大娘,就必须也得保护松松。”

“我能摸摸它吗?”

“摸吧,小坡很懂事,是受过训的狗。”

“不会咬我吧……”我试探着把手放到它头上。

“不会,放心吧。”玉兰大娘说。

我把手指插到小坡脖子最厚的那一圈毛里,小坡也没动,尾巴轻轻摆了几下,微微偏了下头。

小坡来了之后,玉兰大娘家半夜很少再发出动静。

有一个下午,继利大爷举起一盆茉莉花猛地砸在地上,下一瞬,就被小坡扑倒在散落的花泥里。

让人意外的是,继利大爷虽不大喜欢小坡,但也不讨厌它。

他有几回举着生肉凑到小坡嘴边,只是小坡扭头不吃。他尽量不在小坡面前有大动作,而小坡也绝不吃他喂的任何东西。

当然,不只是他,小坡是个非常警惕的狗,它只吃玉兰大娘、我、还有妈妈给它的食物。

家属院里所有人都喜欢小坡,说它懂事,通人性。只有我家猫看小坡很不顺眼,它常跳到高处打它,但小坡从不躲,闭上眼睛任由猫在它脸上抓出血道。

小坡非常喜欢跟我玩,只是老带着温柔关切的担忧神情瞧着我,尤其在我攀高爬低的时候,它的眼神活像个看护。

第二年,我读一年级,小坡开始送我上学,接我放学。

我们院里有个一年四季都穿着拖鞋的哥哥,他是地理老师的儿子,大家管他叫待业青年。

他每回看见小坡跟背着书包的我经过,就袖着手笑嘻嘻跟小坡搭话。不知道为什么,他喊小坡黄科长。

“吆,黄科长,您送孩子去啊?”或者“哟,黄科长,您接孩子去啦。”又或者“又看孩子呢?黄科长吃了吗?”

没人知道小坡是怎么判断时间的,它似乎心里有一本清账,接送时间从不会错。它总站在校门外一群家长中间,翘首以盼。

祸事发生前,并不会有预兆。

那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放学时间,我在教学楼长廊的拐角跟隔壁班一个男孩打闹。这男孩我早已想不起他的长相,也不能提他的名字。只记得他皮肤苍白,文静瘦弱。

当时放学要整队,小坡就站在我们班队伍的侧边,当我和这男孩进入小坡视线时,男孩正在我身后拽着我的书包,重心不稳,我脚下一绊,摔在地上。

男孩笑着想逃去站队,我躺在地上伸手扑上去抓他的小腿,他猛地一躲,踩了下我的手指,我尖叫一声,就在这个时候,小坡冲了过来。

它从人群中飞奔而至,从我身上一跃而过,我躺在地上,看到天空被它的身子遮蔽了一会儿,它肚皮上的毛蹭着我的脸,毛茸茸的,很暖。

我闭上眼睛,躺在地上。也许只过了几秒,也许更长,等我听见周围同学和老师们的呼喊声,才看见小坡把那男孩子摁在身下。

男孩脸通红,急促喘气,一只手使劲摁着脖子。

等小坡离开男孩,他的手还摁着脖子,一群人围着他,老师们不停问:“咬你了吗?咬你哪里了?”

还有一个老师把我从地上扶起来,“也咬你了吗?咬你哪儿了?”

我机械地摇头,听不到什么,只有耳鸣声。

我看到一个老师拽开男孩的手,“哎呀,脖子通红,好像没牙印,”老师问,“狗咬你没?”

男孩不说话。

“咬你没?你觉得哪不舒服?”老师又问。

男孩依旧不说话,胸膛剧烈起伏,脸憋得通红。

“怎么了?怎么了?”

“我不能喘气,不能喘气了……”男孩说,使劲掐着自己的脖子。

教导主任跑过来蹲下,掰开他的手,使劲抚着他的后背,“不怕,不怕,慢慢呼吸。”

“哪来的疯狗?!”校长来了,厉声质问。

体育老师带来了标枪,给几个男老师一人发了一只,他们举着标枪,枪尖对着小坡,把它围在里面。

小坡透过人群惊恐地看着我,嘴里不停发出受惊的呜咽声。

“谁家的疯狗?!”校长怒不可遏,“还不赶紧给医院和防疫站打电话!”

“赶紧疏散其他学生。”教导主任说。

我转身回到自己班的队伍里,很快跟着队伍往前走,出校门,左转,我扭过脸去,没回头。


当天,小坡没有回家。

玉兰大娘跟妈妈说,小坡被送去了防疫站接受检查,要判定是不是“疯狗”有没有“狂犬病”。

男孩的妈妈情绪很激动,坚持认为狗的嘴一直咬着孩子的喉咙,要没有老师制止,她的儿子一定会被狗咬断脖子,还说孩子被吓出了一身毛病,以后一定会落下后遗症,这事她跟学校没完,并要告到教育局。

学校也很为难,一直追问玉兰大娘为什么让狗进学校。妈妈和玉兰大娘都想不通,小坡那么懂事,为什么会突然跑进校园。

她们俩都见过,放学小坡来接我,我招手让它进,它也绝不踏进校门一步。

高年级那会儿还没放学,妈妈和玉兰大娘并不知道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妈妈问我,知不知道小坡为什么扑那个学生。

我立即摇头。

“我没看见,”我说,“我当时还没去排队。”

一直到今天,我仍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突然怯懦撒谎,不敢说出实情。

也许六岁的我并不明白事情的严重,更不知道这件事会如何牵动小坡的命运。那时我甚至以为,只要开口,自己也会被一起送去防疫站。

总之,我什么也没敢说。

“再懂事的狗,说到底还是狗。”玉兰大娘叹了口气,“不该让小坡老跟着松松去学校,它可能那天把那孩子当成松松了,以为也能跟人家闹着玩儿。”

我以为小坡很快就能被送回来。防疫站只是检查它是不是有狂犬病的疯狗,小坡既不是疯狗,更没有狂犬病,这是明摆的事实。

检查费、医药费、营养费、精神损失费,也都按男孩妈妈要求给了,玉兰大娘还再三保证,绝不会让小坡去学校。

第二天一早,我一个人出门上学。待业青年哥哥斜倚着门框,正在门口刷牙,看见我就说:“哟,黄科长今天休息?怎么没送你?”

放学后,我先去玉兰大娘家看了一圈。院子角落里有小坡的碗和空狗窝,它还没回来。

院子里只有继利大爷,他正哼着歌给一个柜子刷白漆。

“大爷,小坡什么时候回来?”

“那畜生回不来咯,”他说,“人家小孩的妈说了,只要狗活着,就没人能保证它不来学校。”

“大娘能保证小坡不会去。”

“哎唷,我怎么知不道你大娘还这么能啊?”他鄙夷地皱起眉头,眯细眼睛,烦躁地舞刷子,“人家要领导联名签字担责,保证狗再也不进校园,她才能同意让狗活着回来。知道不?听懂了不?”

我迷茫地摇头。

“让那些当官的,给条狗担保?”他哼了一声,“做他娘的梦。”

我家猫此时从墙头跳进玉兰大娘家的院子,蹭蹭我,又凑过去好奇地闻闻柜子上的新油漆。

继利大爷冷不丁拿起刷子,把油漆刷到了猫的脸上,猫尖叫一声,逃走了。

“哈哈哈,”继利大爷笑起来,“你家猫成曹操了。”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在屋顶玩时,看见小坡的项圈挂在玉兰大娘家的墙上。

我心中狂喜,按照常规路线顺着香椿树很快到达她家院子,喊了好几声,也不见摇着尾巴的小坡出现。

继利大爷倒是出来了。

“小坡呢?”我问。

“死了。”他说。

“骗人!我都看到小坡的项圈了。”

“怎么骗你了?”他说,“被弄死了,说有狂犬病。”

“小坡没有狂犬病!”

“哈哈,你说没有就没有?有没有病是你说了算的?”他把小坡的项圈从墙上摘下来,抬手扔进垃圾桶,“还挂这里干什么。”

听见我哭,玉兰大娘出来了,她跟我说小坡被她送去了乡下堂姐家。“大娘的姐姐家有很大的院子,还有鸡鸭鹅跟它一起玩,小坡现在别提多高兴了。”

之后,不管是玉兰大娘还是妈妈,都对小坡避而不谈,似乎这条狗从没存在过。等待业青年哥哥也不再打听黄科长去哪儿了时,我也渐渐忘了小坡。

直到两年后,再次看见它。

我躺在病床上,玉兰大娘站在我床边,小坡坐在我们面前。

“大娘。”我说,指着小坡给她看,“小坡在这里。”

小坡立即站起来,摇着尾巴看着玉兰大娘。

“小坡?”她喃喃地说,脸上的肉抖动了几下,喉咙呼呼响。

“它现在就在你腿边。”我说。

“是啊……”她直愣愣看着我,又看看自己的腿。

“在这。”我指着正确的方向。

玉兰大娘脸渐渐红了,鼻孔抖动,嘴唇哆嗦,带着哭腔,停了好一阵子,她说:“小坡来看我们了呀。”

“嗯。”我点点头。

“那我跟小坡说,”玉兰大娘坐到我床头,脸冲外说道,“我挺好,松松也好,大家都好着呢,你别挂念啦,去吧。”

我退烧后很快就出院了。

不久,学校开运动会,我参加百米接力赛,跑最后一棒。那天,我们得了第一名。

隔壁班女生看着我们欢呼,不高兴地讽刺我说:“你跑得可真快,跟狗一样快。”

我说:“真的吗?谢谢。”

几年后,继利大爷肝癌去世。

玉兰大娘搬出了家属院。

自那后,我再没见过玉兰大娘,关于她后来的消息都是妈妈转述给我的。

她再婚前特意来问过妈妈意见,很担心学校里会有流言蜚语。“有又怎么样?你活给谁看?”妈妈说,“你是那样为人正直、心地善良的人,早就该过幸福日子了。”

2020年夏天,我在老家跟几个朋友约了饭局。

晚上,在广场边,我竟遇到了玉兰大娘,她已经是个老太太了,但我一眼就认出了她,觉得她跟当年并无分别。

她跟一个穿着干净白衬衫,头发梳得挺整齐的清瘦老人手牵手有说有笑。

“大娘!”我跑到她眼前。

“哎呀!我的孩儿!是松松啊!”她抓着我的手喊道,忍不住摸我的脸。

“这是我老伴,”她给我介绍,又转头对那老先生说,“这就是我给你说的松松。”

“你就是小松松呀,是那个吃炸虼蚤也要给她一条腿的松松吗?”那老先生爽朗地大笑,跟我握手。

“大娘,”我转向玉兰大娘,说,“妈妈说,您现在好了。您好吗?”

“是啊,”她沉吟一下,跟身旁的老伴互相看一眼,“我现在好了。”

“我现在好了。”她又说了一次,眼里含着一汪泪。

“我真为您高兴……真的很高兴。” 我说。

※玉兰大娘于2021年春天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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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小淼从前,有一个人,为了呼吸,陶醉地讲起故事来。 向随便哪个愿意把故事当作故事听的人讲故事,就算不认识,也不期待文学。 有人说一个词,那人就能讲一个故事。 从不停下来,白天和黑夜,什么也不拥有,只有无穷无尽且还在不停增长的故事。 故事里会有新的祖先、新的命运和新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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