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多巴胺主宰的我——副本①：体校》02

我被判给母亲。父亲自小由佣人抚养，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更不会做饭。离婚后，他杳无音讯。婆婆一生锦衣玉食，晚年却因文革冲击，只得依附大伯一家。大伯早年就读黄××校，大撤退时为母亲留下；后来为与婆婆娘家争夺财产，辞职离婚，从外地回到母亲身边，在文革中尝尽苦难。母亲说，他们不要我，只因我不是男孩。

若能选择，我宁愿跟随父亲。
父亲教我读唐诗、写名字、讲礼仪；吃饭时盯着我，要求端坐，不许碗里、桌上、地上留一粒米。他背我去见朋友，用胡子扎我脸。他和母亲曾带我去远方省城，坐船折纸船放入江水，为我拍下笑脸的照片。
而母亲，在随后的许多年里，却常以脏话辱骂我，说我性格太像父亲，见我便生气。

我从枕套、床单、衣角都绣着画（我名字寓意）的小人儿，来到外婆家——一个必须与年幼舅舅、小半岁的表妹争夺生活资源的地方。

外婆享年九十七岁，不识字，却坚毅异常。退休前在市政局做苦力，战争时期四处逃难。年轻时因不适应北方生活，留下丈夫，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家乡。一生生下十余子女，活下七个。外公早逝，外婆独力抚养子女，又拉扯大半第三代。我十分敬佩她——她是抚养我的另一位母亲。

四岁那年，我与外婆打过一架，把她衣服的扣子都撕裂，从此，我赢得了她的尊重，成了她最喜欢的儿孙之一，也再没被叫去干活。对照的是大姨的女儿——我那小半岁的表妹，因品行迥异，常被外婆用篾子抽得鬼哭狼嚎，还要不停地干活。

五岁时，我随母亲出差到外地买厂里所需的花盆。她清晨和同事出门，半夜才归，我便自己找服务员解决三餐。母亲回来时，我已睡熟。从小，无论身处何地，我的生存都靠自己争取。五岁半，我已满口脏话，是名“野人”，也是孩子王。

那年，母亲曾把我送去乡下。她说有人劝她干脆把我送人。在乡下，我与孩子们玩耍，看稻田与耕牛，睡稻草床。和那家女孩一起把死老鼠埋入大灶灰里，夜里烤熟。我只尝了一口，味道已记不清。不久，母亲良心发现，又把我接回。至今，她仍强调要我感谢她“未送之恩”。

几年间，父亲偶尔探望我。临上学前班前夕，他终于接我走。母亲同意，因为她没有文化，教育只能依靠父亲。

他为我启蒙：拼音、识字、阅读。我们住在印刷厂，每天蹭饭或吃面条。他见我爱喝汽水，就一箱一箱买，我甚至一天喝近二十瓶，嘴唇都染成黄色。但我习惯任何事到极限便厌倦，不久再不碰汽水至今。母亲说，印刷厂是父亲张罗的，但合伙人只扔给他几百块，他气得当场把钱撕掉。母亲评价他，是个傻子。

识字后，我因回想满嘴脏话而羞愧，自此再不说脏字。学成归来，我上了学前班。不久，班主任把母亲叫去，说从教多年，未见过这样的孩子，还是女孩，把房子都要拆掉，建议去医院看看。母亲带我去省儿童医院，我就安静了下来，听从医生指令。诊断结果是“正常，多教育”。或许，我生来就叛逆——头上长了两个旋。此后，母亲便把我送去了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