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濛》給了台灣遲來的秀秀｜長大的同時，過去的歷史也需要被看見

原刊載於《關鍵評論網》原文為：《大濛》與歷史的幽靈：台灣當代轉型正義路徑，更接近日本神話的「袚褉」

2025 年，《大濛》是備受矚目的台灣國片之一。在《大濛》邁向破億的票房同時，笑聲與淚水背後也讓台灣「罩濛」般的歷史創傷經驗再次被看見。

事實上，若從精神分析和發展心理出發，將台灣視為一個「個體」，便會發現台灣在其成長之路上，曾是一個典型的「親職化兒童」。戰後被迫趕快長大，60 年代力推的十大建設，80 年代張忠謀回台創立台積電；解嚴後，接續步上民主浪潮的之路，忙著「拚經濟」成為亞洲四小龍。

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但台灣未能好好處理自己的創傷，族群之間的嫌隙與隔閡仍是經濟果實背後的歷史肌理。先民們踏遍群山，留下涔涔汗水，才能在今天能被國際看見的成就。

《大濛》來的正是時候，讓台灣人有機會慢下腳步，回望那些在島嶼上曾被遺忘的各個「趙公道」們。

過快長大的台灣

19~20 世紀，民主浪潮在世界各地風起雲湧，根據美國政治學家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著作《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大致上能細分為三波：

第一波長波（1828–1926）：源於美國與法國革命的理念，隨著工業化與中產階級的興起，民主制度在歐美擴散。第一波民主國家的特徵是選舉權的緩慢擴張，往往歷時近百年。

第一波迴潮（1922–1942）：隨著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興起，許多年輕的民主政權（如德國魏瑪共和、義大利）崩潰。

第二波短波（1943–1962）：二戰結束後，同盟國的勝利推動了西德、義大利、日本等國的民主化，以及非殖民化運動初期的一些嘗試。

第二波迴潮（1958–1975）：冷戰高峰期，拉丁美洲的軍事政變與亞非新獨立國家的威權化導致民主退潮。

第三波（1974-）：始於葡萄牙康乃馨革命（Carnation Revolution），隨後席捲南歐、拉丁美洲、亞洲，並在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達到高潮。

從杭廷頓的圖譜來看，台灣位於第三波的民主浪潮。自 1987 年解嚴，歷經國大解散，黨外運動興起；1996 年開放總統直選，四年後的 2000 年，民進黨的陳水扁當選總統，完成台灣政治史上首次政黨輪替，終結國民黨在台長達 55 年的執政。

2024 年，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所公布的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指出，台灣在全球 167 個國家中排名第 12 名，蟬聯亞洲第一，被歸類為「完全民主」（Full Democracy）國家。不到 40 年的時間，台灣在民主的舞台閃耀登場，至今，在多項指標中均被視為亞洲民主的典範。

但反觀老牌民主國家如英美，從早年的君主制轉型成現代民主國家，中間耗時近百年的倡議與賦權。

以英國為例，議會透過一系列的立法改革，逐步將政治權利從貴族寡頭下放到中產階級，最終延伸至工人階級與女性。選舉權逐步向外擴散的過程，一路從 1832 年延續至 1928 年，耗時 96 年。

美國雖然在 1789 年建立了共和體制，但始終在種族議題上兄弟鬩牆，途中歷經南北戰爭以及 60 年代在各州爆發的民權運動。1965 年，《選舉法案》（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通過，賦予聯邦政府直接干預地方選舉的權力，廢除了各類歧視性門檻，此時，美國人民才迎來票票等值的平等。換言之，從建國到成為完全民主國家，美國花了 176 年。

從英美的民主轉型時長來看，台灣的民主化腳步確實加快不少。當然，英國碰上的階級鬥爭、美國爭執的種族隔閡，也在台灣民主轉型的路上一一浮現。
​

台灣人從來不是單向的樣貌

在台灣民主化的歷程中，我們時常歌頌轉型速度之快，卻鮮少細究「超速成長」所留下的集體心理空洞。即便跟上國際，開始逐步談轉型正義、修復式司法，卻從未真的想過：

「轉型」誰的「正義」？
「修復」誰的「司法」？

西班牙政治學者林茲（Juan Linz）與美國政治學者史特潘（Alfred Stepan）強調，如果一個國家的領土邊界或國民身份存在的爭議，民主鞏固將變得異常困難。因為民主預設了「人民」（demos）的存在，若連「誰是人民」都無法達成共識，多數決的正當性便無從建立。林茲、史特潘的觀點是我們定位台灣民主發展的關鍵切入。

台灣民族多元，除了閩南人、客家人以外，還有官方認定的 16 個原住民友胞；再來，島上的文化歷經西班牙與荷蘭的治理，再從清領時期步入日據時代，二戰後再將治理權柄移交給國民黨。如此多元且交織的背景，交疊在福爾摩沙這塊小島，又豈能輕易化約「台灣人」的歷史縱深？

從精神分析與發展心理學的視角來看，台灣取得當今的民主治理成就，其路徑如同一個「親職化國族」（Parentified Nation），在尚未建立穩固的主體性之前，便被迫承擔起維護民主秩序與國際地位的重擔。

這種成長模式雖然換取了生存，卻也形成了一套功能性的「虛假自我」，並在集體心靈中留下了難以癒合的斷層。

虛假自我的代價

台灣的親職化路徑與戰後德國艾德諾時期（ Adenauer, 1949–1969）有著高度重疊的成長軌跡。

當時飽經戰火摧殘的西德（Westdeutschland），為了重新融入國際政治體系並重建經濟，採取了「畫下底線」政策（德文原文為：Schlußstrich。表示對某件事、某段關係或某個階段徹底了結、畫上句號，不再回頭），集體迴避猶太人大屠殺的罪責，轉而強調德國戰俘與難民的苦難經驗 。

西德的「選擇性遺忘」是一種生存策略，透過建立一個「民主優等生」的虛假自我，來獲取西方盟國的承認與經濟資源。1950 年後，有了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的援助，以及西德於戰前累積的強盛科學技術，在萊茵河畔創下一波經濟奇蹟（也稱：萊茵河奇蹟 Wunder am Rhein），一路躍升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台灣在 1987 年解嚴後，同樣在冷戰餘暉與地緣政治的夾縫中，被迫發展出一套討喜的國際形象。我們習慣以「人情味」行銷自己，而「台式文化」是我們的賣點，試圖以文明與友善來「補償」身分認同的不確定感。

然而，這種對「正確步伐」的盲從，在政治制度上快速「長大」，卻犧牲了根源於族群內部的異質性與深層歷史傷痕的磨合期。新聞常言，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但「人」的內容是什麼？又對誰而言，是「最美的風景？」

跳過哀悼、直接進入成功敘事的現象，反而落入了德國精神分析師米徹利希（Alexander H. Mitscherlich）所說的「哀悼的無能」（Inability to Mourn），其代價是集體心靈陷入了一種「躁狂」的經濟與制度擴張，而無法療傷自我。

90 年代，台灣也同樣締造了一波錢淹腳目的經濟榮景，人人唱著「愛拚，才會贏」的主旋律，數鈔票數到手抽筋；而西德即使在 1989 年後與東德合併，經濟增速放緩，仍憑藉著強大的工業基礎建設，至今仍維持世界前五大經濟體之一。台灣和德國，皆是用忙碌與進步來防禦內在的焦慮與空虛。
​

白色雲霧下，對誰哀悼的困境

台灣政壇近年來在轉型正義的推動下，釋出了大量當年的政治檔案與受難者名單，臺灣轉型正義資料庫已整理超過 10,067 件以「個人」為單位的完整政治案件卷宗，是目前最完整的史料來源。2023 年《政治檔案條例》修正案施行後，檔案開放的力度進一步加大，至遲屆滿 40 年的檔案應予解密。

但對於一般民眾來說，若非關涉案人以及具備政治案件的基礎知識，在繁浩的檔案中根本無從下手；即使是對長期關心白色恐怖的文史工作者，也時常難以一窺全貌。受限於《國家機密保護法》，美麗島事件中仍有 19 件、其他重大政治事件則有 232 被列「密等」，不對外開放；此外，「自白書」也是另一大禁區，只有當事人或受難親屬才能申請。

已故台灣導演洪維健，為白色恐怖事件中「蘇藝林案」的受難家屬。洪維健的父母涉入此案，分別入監 13 年、10 年。洪維健曾向檔案局申請父母當年的涉案判決書，卻發現檔案上出現多處白色色塊，遮蓋同案其他涉案人的部分地址。洪維健接受《報導者》時表示：

「根本不知道遮住的標準是什麼，他們就是想辦法搞得你很辛苦，有時候寫了一大堆報告還是看不到。」

同為政治受難者的蔡寬裕，因涉及台獨案在 1962 年被捕，遭判刑 10 年。1963 年被關在位於台北的警備總部看守所安坑分所，1964 年被轉送去泰源監獄，從事各項體力勞動，如上山砍柴、挖野菜餵豬等。蔡寬裕也曾親自向檔案局申請調閱，但除了判決書其餘文件都看不到，不禁感嘆，「判決書就是編造的官樣文章，光看這個，每個人都有罪。」

國家建立檔案的同時，卻也築起了高牆。

當轉型正義試圖撥開台灣歷史的迷霧時，卻發現官方文件依然如同雲霧般壟罩在政治輿論空間，就連政治受難家屬也在努力拼湊當年的碎片，試圖為其找回真相與公道。早年的訊問場域（如：景美紀念園區、綠島監獄），如今都已經轉型成紀念園區並提供導覽、開放參觀，但仍無法撥雲見日。

在常民試圖接近的路上，常被「模糊不清」的現象阻礙：真相雖然存在，卻被破碎化、瑣碎化，甚至被權力體制有意識地隱匿。於是，在台灣，對過往的哀悼往往陷入「記憶競爭」的泥淖。當有受難家屬呼籲政府公開檔案，同一時間，也有另一派的聲音宣稱國家如何善待百姓，建設台灣、走出世界。

正如西德初期將德國戰俘的苦難置於猶太受害者之上 ，台灣的不同族群也在各自哀悼不同的對象，而缺乏一個共同的國族哀悼基礎。

在心理分析中，真正的療癒始於「敬畏」（awe），意即，恭敬地注視那些恐怖、腐爛或不忍卒睹的真相，而非遮蓋或逃離。當關鍵的歷史檔案依然模糊不清時，社會便缺乏了這種「注視」的基礎，導致哀悼被阻斷，轉化為永不停歇的政治互信危機。

慶幸的是，1985 年，時任西德總統魏查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在二戰結束 40 週年紀念演說中提出，5 月 8 日不是「戰敗日」，而是德國從納粹暴政中步入精神痛苦的「解放之日」。這場演說被視為德國官方歷史觀的關鍵轉折點，確立了正視種族屠殺作為德國國家身份的一部分。

魏查克的演說，促成了德國 40 年後的轉型正義制度化，2005 年，位於柏林市中心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正式開幕。德國政府將大屠殺歷史教育列入全國必修課程，並制定法律禁止否認大屠殺的言論（Holocaust denialism），使「反省歷史」成為德國政體運作的基石。

然而，台灣當代轉型正義的路徑並不如德國順遂，反而更接近日本神話中「袚褉」的儀式。

日本神話的「袚褉」

若我們不曾處理過去的創傷，那套「排除他者」的認知框架便會轉移。

相模女子大學（Sagami Women’s University）的兒童教育學系教授荻本快（Ogimoto Kai）指出，在日本神話中，開天闢地的神祇伊邪那岐（いさなき の みこと/いざなき の みこと ）在目睹其妻伊邪那美（いさなみ の みこと）的身體腐朽後，選擇逃跑並進行「袚褉」（古代一種除去晦氣的儀式）。

袚褉的儀式，象徵著伊邪那岐採用「清洗」來取消負罪感的心理機制 。伊邪那岐透過洗澡，將他對妻子的背叛、窺視以及未能保護她的「罪」轉化為外在的「污垢」。試圖說服自己，彷彿只要洗淨了身體，內心的負疚與責任感彷彿也隨之流走 。

日本在二戰後的民族心態，和伊邪那岐高度一致。

1946 年 1 月 1 日，日本昭和天皇（裕仁）發表了《關於新日本建設的詔書》，通稱為「人間宣言」。昭和天皇在詔書中，明確否定自己是「現代人世間的神」，承認自己與平民一樣是人類，打破了明治維新以來政教合一的神格化地位。

正如同伊邪那岐看到伊邪那美殞落後的逃避與愧疚，此後，日本國民失去了一個作為「最高權威」與「生活之神」的崇敬對象。面對這種精神信仰的巨大喪失，日本社會並未進入健康的哀悼期，反而出現了一種心理上的「真空」。

為了填補這個真空，日本社會轉向了極度高效率的經濟生產。一如我們在歷史上所見證的，1980 年代的日本，東京股市指數節節攀升，房地產交易蒸蒸日上，國內經濟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日本所生產的消費性電子產品響譽國際，甚至足以和美國抗衡。

這種將能量從「失去的對象」轉移到「無止盡的工作」的行為，正是英國精神分析學家克萊茵（Melanie Klein）所稱，是一種心理上的「躁狂防禦」（Manic Defense）。克萊茵認為，躁狂防禦下的個體，拒絕體認不完美的他者，只會引發未來更大的反作用力，最後甚至無法定位自我。

後續，日本也如實遇到了失落的十年（也有人說是失落的三十年）。日本從原本「買下全世界」的霸氣，變成被周邊國家（如中國、韓國）在電子產品與軟體產業反超的國家。

未能被好好哀悼的老兵們

至今，這個日本神話思維仍潛伏在台灣的社會結構中。

《大濛》導演陳玉勳在訪談時提到，《大濛》想捕捉的是那個時代下的年輕人們。民國 43 年（1953 年），除了台灣本島原有的閩、客、原族群，隨著國民黨遷台的 120 萬移民散落在這塊土地上，一半以上都是軍人；這其中，被強制退伍的年輕士兵最容易被忽略。

《大濛》裡的趙公道正是這些年輕士兵的縮影，一輩子幫國家征戰各地，卻始終得不到重用；被國家利用完後，就被拋棄，連生死都成問題。官方不斷宣傳「反攻大陸」的文宣，老兵們晚年卻在榮民之家孤獨垂老。電影中，丟了工作的趙公道被特務盤查上門，「受邀」執行幫國家除害的事，他的冷靜卻是最沉痛的吶喊：

「我已經幫國家打很多仗。」

在《大濛》以外，仍有許多我們未曾看見的趙公道們。

根據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林傳凱的口述歷史調查，早期的在台老兵曾被徵召修建中部橫貫公路與十大建設，當時修建中橫每挖一公里就奪走一條生命，這些在中央山脈逝去的「榮譽國民」大多落在 20～30 歲，卻不曾被官方紀錄，也拿不到應得的酬賞。

這群被迫退伍的陸軍，融不進台灣社會也回不了大陸故土，教育程度不高、一口濃厚鄉音，因此尋工不易，不斷被國家徵召充當臨時工人，卻在社會認知的邊緣被簡化為純粹的「功能性勞動力」，不被當成「人」看待。

林傳凱勾勒出這群底層士兵的故事，刻意將其與外省菁英和軍官區隔，事實上，這些老兵也有滿肚子的七情六慾，也有剪不斷的思鄉情懷，長期處於社會的邊緣位置，並不如大眾所批評「軍國體系的受益者」。1987 年，開放兩岸探親，踏上家鄉後他們才理解，朝思暮想的「大陸」已經成為泛黃的一頁回憶片段。此後，便在台灣度過餘生。

2016 年，一位自稱公民記者的洪素珠，在高雄 228 公園極其挑釁辱罵一位拄著助行器的榮民伯伯，稱呼對方「中國難民」，大聲喝斥「滾回中國去」，質疑老榮民「為什麼要台灣人照顧」，並指責對方「不要臉」。同年，台灣選出第一位女總統，民進黨籍的蔡英文，而民進黨也首次達成國會過半，立法院出現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

2016 年，無疑是台灣本土政治精神的全面興盛，但同樣問題仍在，正在逐步凋零的老兵們是否和台灣人一起共享這份殊榮？抑或，他們仍獨自背負著歷史的偏見與創傷，在人群當中活像個孤島？當我們未曾看見這群人的生命主體並進行真正的哀悼，相同的排斥機制便在今日轉移到東南亞移工身上。

勞動部的統計資訊指出，截至 2025 年 12 月底，在台移工總人數約為 86.6 萬人，人數創下歷史新高比例也持續上升，已然成為支撐台灣基礎建設與長照體系的核心力量。目前，移工從事職業主要分為「產業移工」與「社福移工」兩大類，比例約為 7:3。

產業移工（約 54 萬人）絕大多數集中在製造業，也包含政府重大公共工程（如捷運、橋樑）及民間營造，是台灣基礎建設和外銷出口的幕後功臣。另一個深入常民家庭的是社福移工（約 22.3 萬人），正是你我常在公園看到的家庭看護工，進入家庭照護失能長者，共同撐起長照系統。

不過，如同當年修建中橫以及十大建設的老兵們，即便當前的移工已經成為台灣製造業以及家庭照護的支柱，但台灣社會仍舊無法接納他們。

現今台灣社會以口音、膚色、觀念、體味來區分移工，本質上就是一種「非人化」的處理，試圖透過標籤化這群「當前的他者」為不潔或落後，來維持「台灣人」身分的純潔性與優越感，一如當年近 60 萬揹著「外省人」標籤的滯台老兵，不被台灣「本省人」待見。

這正是一種伊邪那岐式的逃避，透過排斥「腐爛/不潔」的對象，來維持自身虛假自我的穩定。

從「做事」回歸「存在」

認識過去的意義在於，我們必須看見那些跨越時代的暴力機制。如果我們在當下的移工身上看見了當年底層老兵同樣遭受的區隔對待，那我們就必須承認，台灣社會依然受困於那個不願注視真相的「沉默迷宮」 。

國族（國家）的成熟從來不在於我們「做了什麼」（如民主轉型的速度、經濟成長的爆發），而在於我們「如何存在」。我們需要打破將人純粹視為「工具」或「零件」的認知框架，給予這些勞動力實質的主體性認可 。

正如克萊茵的診斷，在修復自我以及療癒彼此的路上，需要我們停止「袚褉」式的逃避，轉而以誠實的注視去面對那些令人不適的事實 。

當前的台灣正站在一個關鍵的轉折點：

我們是否願意撥開那層「白色雲霧」，停止將他者非人化，並在透明的資訊上決定「我們應為誰哀悼」？

認識過去，也著眼當前，這意味著台灣人要意識到，對老兵以及移工主體的認可，其實就是對過去歷史傷痕最深刻的一場集體諮商。

在老兵漸次淡出歷史舞台的 2026 年，《大濛》再度看見他們。

秀秀你，秀秀我
⽇頭漸光，霧正在散

如同電影的主題曲《大濛的暗眠》，《大濛》是給所有曾經生活在這片土地上，卻從未被看見的老兵以及台灣人們，一個遲來的「秀秀」。我們的確長大了，但我們「如何長大」也值得被看見，《大濛》本身，就是對台灣歷史的回望與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