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性民运档案：从大学生到阶下囚（十二）

我在过渡监室的时候还抱有“我这是小事，会有机会取保候审”的幻想，结果却是一地鸡毛。在过渡监室的在押人员，往往都会有一种幻想，那就是自己可以被取保候审，但是往往结果是大多数人都不会被取保候审。

中共的看守所往往是进去了就难以出来的，取保候审的条件在法律条文中的规定基本就是出去了不影响审查，不会有社会危害性，但是真相是往往能取保的人凤毛麟角，实际中取保的标准后面我听生活监室的很多人都谈过，要么就是证据不足，要么就是压根没事，要么就是实在事情是太小了。正常你进去了，想要通过取保出来？难！就算是证据不足暂时放了你，很多人最终还是会被重新抓进去。还有一种极端情况，是身体情况极端不好的，就是说身体有很严重的状况，我知道大兴看守所曾经取保过一个人，是因为在里面犯了心脏病，非常地严重，拉出去到外面的医院抢救了好几回，差一点死亡了才放出去的，主要是因为不想让他死在看守所里，因为家属会闹的。有一个人我知道是在大兴看守所查出来是胃癌中期，都没有取保，每天就是在那里吊着，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他的罪名比较严重吧，有安全方面的考量。反正进来了想要通过取保出去？难！但是由于看守送的日子太痛苦了，人们又往往会产生这样的幻想，有些是有依据的，有些像我这样的往往是胡思乱想，就是俗称的关的脑子不正常了，歇斯底里了。我后来到了生活监室才知道北京地区有不少因为抗议或者异议进来的人，但是，就没有放出去的，所谓的“政治中心”、“首善之地”对于这方面卡的特别严。只要你是因为这种进来的，就算在里面中风了，也别想出去，就是怕出去了你继续抗议出了事审批的警狗乌纱帽不保，情况就是如此。

在过度监室的二十几天里，大多数是很痛苦的，当然也有一些放松的机会，比如工作日晚上和周六日会打开电视机给你看看电视剧，都是一些什么正能量的现代剧、比如讲抓贪官的猎狐这种，偶尔还有一些古装剧，但是很少但是也许有人看的还挺舒坦。至于我，呵呵。我在派出所的时候他们就把我的钛框的眼镜给拿走了，到了看守所里也没给我，后来在大兴看守所的所有日子里，我就没有见过眼镜。当然啦，不是有人戴吗？这是什么情况？在北京话里，他们就是买通了管教警狗的所谓的“托”。以小见大，在中国，只要只有关系和钱，很多事都不是事！确实如此。有时候，高度近视的像我这样的人，因为没有眼镜实在是太痛苦了，会去讨好这些有眼镜的关系户，但是帮忙除了关系好的人，往往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你要把自己本来就少少的在看守所里买的所谓的“采买”，就是每个星期让你填写单子买的那些个垃圾食品，用来过日子的紧俏物资贡献给他们。不然，怎么施舍你戴眼镜？看守所也是一个小社会，往往是大社会的缩写，中国社会也是一个样的！

平时闲聊。往往都逃离不了案情，大家都会反复地讨论自己或者大家的案情，基本就是处于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反正大部分都是催眠自己或者别人，我肯定能取保出去的，只是换着角度安慰罢了，没有什么新奇的。就像是杨文超总是喜欢说自己是误入歧途，是在人力资源市场被人给忽悠了罢了，实在是让人挠头。说来也好笑，杨文超说话比较大声，有一天我和他聊天，聊一些私人话题的时候，他说话声音太大了，我让他声音小点，他来了一句，小声说话像做贼一样，结果旁边的吕超逸听见了，说了句，“你本来不就是贼吗？”，我们听到了全部都笑了。

张师傅是练传统武术的，安徽人，经营两家武馆，叫做“长祯”武馆，据他自己说，他因为工作原因，在一所体育大学挂职教书，然后还经常出国交流，去过蛮多的国家，据说还和胡锦涛时代的一些官员有过接触，比如一位前卫生部长，好像就是当年被香港记者下套说错话的那位，张师傅喜欢和我们聊他的一些经历，包括讨论案情和世界局势。他一开始认为我没啥事，但是有一天，看守所里负责送文书签字的一个警察拿了三张纸过来让我签字，我一看是物品扣押证明和物品扣押清单，然后我就签了字，上面有我的标语的具体内容，和我的传单的内容，张师傅当时是帮我把纸按在墙上，给我来看了确认来签字的，他也看到了我弄的东西的内容。等我签完字按完手印把东西还给看守所警狗，他先是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然后对我说你这个事情不小啊，你把能骂的都骂了，非常严重，估计每个五六年出不来了，我心里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我又觉得他说很有道理，于是之后几天都很慌乱，过了那几天，才勉强说服自己，也可以说是催眠自己，当时我忽悠自己肯定可以取保的，后来看来也仅仅是种自我安慰，实在是可笑至极。

在这个过渡监室里，也有很屈辱的经历，有一次聊到了我的案情，我和狱友们聊着聊着就聊深了，谈到了中国的政治和体制问题，我是持负面态度的，当时那个给赌场做会计的留学生任俊熙却持有不同的观点，这也很正常。当时不知道为啥，他突然表现出了对我的很强的敌意，骂我是卖国贼，我强调党不等于国。

当时他就开始对我大声呵斥，然后对我阴阳怪气，说我非常幼稚，说美国的黑人再怎么被欺负，那也不会说国家的任何不好。我说如果指出问题就算是不爱国的话，那么鲁迅就是最大的卖国贼。他更加激动了，我又说居然那样为什么美国还会有民权运动呢？按你这么说，那都是卖国贼了？然后说着说着，我们都有点激动了，他一直对我骂骂咧咧了。正好管教警狗路过我们这个监室，听到了我们的谈论，把我和他一起叫了过去，然后当着任的面，痛骂我是走狗汉奸，来了看守所还不学好。骂了一会，过瘾了。让我和他滚回去，当然任也被说是没事找事。但是，整个过程明显更加针对我。回到板上，我们都没说什么，但是都很难堪。

往后直到拆监分流到生活监室，任这个家伙便一直不断地针对我，我有过敏性鼻炎，多用了一些卷纸，他说我是偷纸用，虽然是限量给的，但是明明人少是够的，他就是追着我不放。我知道就算拍板（看守所的监室里有呼叫器，俗称“板”，可以呼叫所里的管教，通知管教就叫做拍板），挨骂的也绝对是我。因为明显任托了关系，是“托”，而且不喜欢我这种异议人士，是管教很明显的倾向，我没啥办法，只能忍耐，但是他的话一次比一次难听。我也确实很生气，但没办法，这里是中共的看守所。

还有一次，更加过分，那天我被叫了出去到笔录室做笔录，出监室，要先把手伸出监室门下面的小窗户，让管教带上手铐。然后大声地喊谢管教。然后把手伸回去，管教开门，要想出门面对监区通道的尽头蹲下，手抱头，十分地屈辱。然后等管教关门上锁，大兴看守所的监室门锁不是在门上的，而是另外在门的右边有一个凹进去的部分，里面是锁的装置，开关的声音都很大，这是看守所的锁，是那种大的锁头。另外大兴看守所的门是左右拉开的。然后等管教锁好门，说走吧才能起身。走路过程中，还要出监区门，那是一扇刷门禁才能打开的大铁门，只有各级管教才有门禁卡片。然后出监区门，一路通过看守所的中央大通道，左右两边是各个监区，旁边的牌子上都注明了。通道里有很多的宣传海报，都是宣言警察英勇的典型的，其实就是中共的走狗罢了。然后走到差不多到监区门口，左边是办公区，路过了收押室，到了之后的第三个还是第四个房间，这个房间门没有门禁了，跟着警狗进去。顺便说一句，在看守所大通道里走路，都是用红色胶布在地上画出了在押人员专门走的的区域。小小的长条，非常侮辱人，看守所是监管人从头管到脚的地方。然后进门后，在房间的右下侧有一片用不锈钢栅栏构筑出的空间，里面是一把审讯椅，有个小门进去，但是不锁。因为当时的新冠疫情，办案的警狗不能进入看守所，所以采用视频审讯的方式。我由于没带眼镜，只能看个大概。基本就是小的不大的电视机式的屏幕，能看到警狗们是在派出所的审讯室和我做笔录的，只是我是在看守所的办案房间里。审讯椅上安了两个手铐，但是没有给我拷上，管教狱警在笼子外面旁边看着，然后上来先是确认是不是我本人，然后开始审讯，重点是问我是否有人指使。因为我的传单上写了中华公众党宣，当时华涌先生在泰国以一人之力创建了中华公众党，我比较仰慕他，就写了这一小句话，但是这帮警狗就如临大敌了，实在是可笑。

之后还第N次把在宾馆里我说的宣传过程交代了一遍。诸如贴了多少传单，标语的内容云云，实在是老调重弹，令人厌烦不已。然后做完了笔录，对我说在里面安心呆着，听管教的话，安心踏实改造，令人哭笑不得，我都还没定罪，跟我谈改造！？中共的疑罪从有原则可见一斑。然后逐页签字画押，接着原路带回监室，也就是4区32监室。那天做完笔录，我有点思绪万千，回到了监室，就在监室里的过道上来回溜达，结果有个粉红任不愿意了，指责我是没事找事影响了他，让我停下，晃地他眼晕。我说看守所不是你家开的，我凭什么听你的？他直接威胁要揍我一顿，我回击你敢来么？然后他真的冲了上来给了我一个耳光，我大声地喊叫打人了，正好管教在巡逻监区通道，刚巧路过，就冲了过来问我们什么事，任恶人先告状，说我影响他休息，我说现在也不是休息时间，而且我碍着他什么了，结果令我没想的管教让他回去了，并斥责我多事，让我这个该死的反革命滚回去。就这样，那天我就这么挨了一巴掌的无妄之灾。

在过渡监室，没事也不允许躺着，因为新冠疫情期间怕感染，所以过渡监室只有七八个人，人很少，所以板上有充足的空间可以躺在上面，但是看守所严禁这么做，经常视频监控里看到了，就是响板（呼叫器）把人叫起来，然后痛骂一顿。

在过渡监室，管教警狗就会动员在押人员写认罪悔过书，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业绩”，反正像我这种反革命是重点关照对象，当时我所在的过渡监室的管教警狗名叫隗功权，是个粉红警狗，当然警狗由于长期洗脑，就没有几个是不粉红的。多次在把我喊到监室门口，对我进行威逼利诱，心理攻势，忽悠我认罪认罚的好处，以及悔过可以轻判云云，我知道是忽悠，只说让我考虑考虑，一开始他还有点耐心，后来就是直接骂我不识好歹，给脸不要脸了，真是呵呵。

作者：思考的韭菜（本名乐恺安，曾因政治言行被中共国警方刑囚两年，后在国内遭匪警持续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