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遊《涼涼海之濱》
文 | 蕭有志
這篇文章一直難產，但從編輯寄來作品的相關資料後，作品的影像一直在我腦中反覆迴盪。這幾天台北突然下起大雨，我坐在咖啡店對著筆電，試著想開始寫點什麼，但思緒卻抵不住一陣陣襲來的倦意，不自覺的打了一個盹。睡夢中我從家裡附近的高鐵南港站坐上了開往高雄的直達車，到了高雄後轉搭上捷運，再從美麗島站坐到西子灣站，來到了這個案子所在的哈瑪星。哈瑪星據說是在日本時代填海造陸而成的新生地，當時這個區域的各種行業多與濱線與港區有關，可說是高雄港現代化發展的起源地。
從這裡漫步穿過充滿濃厚歷史感的巷弄，一路走到了鼓山渡輪站，許多遊客手握著船票，準備坐上渡輪前往對岸的旗津。來往鼓山旗津的渡輪航行的距離其實很短，但若要試著貼近高雄這樣一個港埠城市，相較現在的濱線輕軌或單車，渡輪似乎有著一種無可取代的魅力。渡輪站本身就有著港邊獨有的味道；空氣裡混合著海水的鹹味、水產的腥味以及來自船上油氣逸散的味道。也許對生活在高雄港邊的人們來說，這種味道是再也孰悉不過的生活味道，但對我這樣一個外地人來說，循著這些味道，在記憶深處自然湧上眼前的，卻是候孝賢《風櫃來的人》電影中那一幕幕在高雄港邊上演的場景。
這部電影描述一群家鄉在澎湖風櫃漁村，鎮日無所事事總是在撞球間遊蕩的年輕人，為了躲避打架鬧事引起的仇家尋釁，以及家鄉因人口外移而日顯蕭瑟的生活環境，最終相約搭船逃家來到高雄，夢想在這個城市中尋找對生活的一點盼望。他們融入了當時許多年紀相仿的青年男女在高雄的生活，賃居在大雜院的小房間裡，每天清晨搭上渡輪前往加工出口區的工廠工作，在當時浩浩蕩蕩由工業發展驅動的社會中扮演著一顆小齒輪，假日裡則在熙來攘往的城市中遊蕩，並在愛情的幻想中尋找青春苦悶的出口。
1983年上映的《風櫃來的人》是侯孝賢在參與《兒子的大玩偶》之後，受到身邊同儕談論西方新興藝術電影思維的影響，也開始思索自身電影表達的方式，嘗試告別過去商業電影時期的拍攝手法，在這部電影的運鏡中孕育出了明確的個人風格。許多鏡頭與演員拉開了一定的距離，在敘述的過程中一併記錄著當時最流行的偉士牌機車穿梭的城市街景，港邊的各種營生也一一入鏡，形成了一種旁觀的、紀實的影像風格。與此相較，新電影之前的七零年代，改編自瓊瑤的小說並以「二秦二林」為主角的愛情文藝片盛行，故事中的場景多為現代化、商業化的台灣城市，場景常常會出現室內設計精美的別墅、霓虹招牌閃爍的城市夜景、裝潢精緻的咖啡館、公寓以及眷村。但這類電影的鏡頭總貼近著男女主角漂亮的臉蛋，場景則像是特意去脈絡似的，不指向特定的城市。片中敘述的男女主角常有一方家境優渥，有著住在美國的親戚或是留學歐洲的相親對象。相較之下，侯孝賢即使在商業電影時期以鳳飛飛為主角的《就是溜溜的她》已然讓女主角下鄉，並且在鄉間生活期間恰好碰觸了男主角做為道路工程師，因為地方公路開發需要，須拆除三合院正身而引發的地方衝突。做為一位電影作者，其關注的視野可謂有其特殊之處。
回顧這段時期的台灣，在戰後美軍協防、戒嚴與國共對峙的背景下，從1974年開始，當局透過「十大建設」強力發展基礎建設，以引導經濟發展、工業生產與社會現代化。但在民間則有著多樣化的能量，在經濟發展的另一端牽引著台灣的走向。這之中包括1975年楊弦與胡德夫在台北中山堂演唱由余光中《鄉愁四韻》等現代詩譜寫的作品，伴隨1976年李雙澤在淡江的一場演唱會中拿起吉他演唱了台灣民謠《補破網》以及《國父紀念歌》並在後來創作了《少年中國》與《美麗島》等民歌，導致1977年陶曉清邀請八位民歌手出版唱片《我們的歌》，這三則事件前後交互影響，最終掀起了台灣校園民歌運動的浪潮，許多年輕人開始在日常生活的歌曲中思索什麼是「我們的歌」。
與侯孝賢長期合作的編劇朱天文，其父親朱西甯則在1977年4月號發行的《仙人掌》雜誌捲入後來稱為「台灣鄉土文學論戰」的文學爭論；此一爭論後來雖在國家機器的介入下告終，但藉由論戰中不同族群與文化背景的文學家一篇篇對鄉土、國家、文化、文學的論辯，對日後許多文學作者與讀者的心靈中埋下了對腳下這塊土地重新省視的種子。1978年底的台美斷交則引發了台灣社會的群情激憤，蔣經國總統當時宣布暫停中央民意代表的增額選舉，此舉引發了黨外人士的抗爭與集結，造就了1979年以李雙澤歌曲《美麗島》為名的黨外雜誌創刊，以及當年年底黨外勢力在高雄申請遊行未果，最終在街頭衝突中引發了「美麗島事件」。這之後的「美麗島大審」孕育了後來「民主進步黨」的成立，並促成了戒嚴與今日台灣政黨政治與民主社會的發展。
誕生在1980年代的「台灣新電影」，也在這樣的背景下，繼音樂與文學之後，在台灣電影文化中掀起一波作者論的新浪潮。1987年台灣終於宣布解嚴，兩年後的1989年侯孝賢的《悲情城市》直接碰觸禁忌的二二八話題，或因威尼斯金獅獎的光環導致電檢一刀未剪，在戲院完整上映，讓整個世代重新認識台灣歷史，引發了一波在學術界與民間集體重構台灣近代史的浪潮。1991年楊德昌推出《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片中配樂中大家耳熟能詳的貓王歌曲，反映了戰後台灣受美國文化的影響。這些新電影的作者們如有神助般，透過一部部作品將時代向前推進，也透過「台灣新電影」運動影響了日後包括電影及其他領域的創作者。
在新電影發生的同時，台灣的建築也興起了一波「本土建築」的思辯與創作嘗試。這之中有1980年李祖原在《大安國宅》將集合住宅的造型依傳統村落方式分佈，屋頂高低錯落，並將傳統民宅屋頂的馬背語彙移植到屋頂，在樓層複製的重複性中，營造了一種現代化垂直高層民居的印象。漢寶德1983年的《救國團墾丁青年活動中心》近乎直白的以傳統合院建築形式與村落配置套用在活動中心的機能上。1984年的《澎湖觀音亭青年活動中心》則融合了現代建築的量體組構與傳統建築語彙，在基座的表面材料上採用了澎湖當地盛產的咕咾石，讓建築與環境脈絡有了些許的錨定。1985年的《南園》則在新竹新埔客家庄，以RC工法及傳統語彙融合部分中國林園建築的木構，營造了一處綠意盎然的世外桃源。同年落成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則再次將傳統建築語彙在現代建築的空間秩序上進行操作，產出了一座在建築本身的文化象徵意義與機構本身的文化象徵性交互支撐的建築作品。1986年李祖原的《東王漢宮》乘著房地產勃發的浪潮引發了一波商業上的成功，引起更多模仿追隨者在公私建築上掀起一波「台灣後現代建築」鄉土建築的篇章，最終在熱潮過後這些風行一時的建築語彙逐漸步下舞台。
同一個時間的1981年，陳定南在宜蘭當選縣長，開啟了之後稱之為「宜蘭經驗」的地方改造運動。以劉太格的《宜蘭縣總體規劃報告》為藍本，在設計上引入了象集團、高野景觀等優秀的團隊，以地域主義的設計思維，規劃設計了《冬山河親水公園》及《羅東運動公園》等公共環境，並以高品質的監造與具創新思維的行政管理，透過公私合作打造出了當時台灣二線城市難得一見的公共工程的品質。包括《宜蘭縣政中心》在內的這些大型公共環境的建設，也進一步影響了之後宜蘭的校園建築與公部門建築，最終造就了諸如中野景觀、大藏建築以及田中央等建築團隊。另一方面藉由「仰山文教基金會」的呼應與推動，以前後兩期的「宜蘭厝」運動，試圖將此一推動地域建築文化的概念推廣到蘭陽平原上私人興築的「農舍」上。運動中提出了關於「宜蘭厝」的共同設計框架，諸如斜屋頂、深出簷等等，對許多在長期在城市中開業，擅長操作現代風格的設計者形成了一種思維與美感的挑戰。
這約略疊合又前後呼應的兩波力量，展現了台灣地域建築思潮的群體性，雖與更早期王大閎探究「中國式現代建築」以及陳其寬與張肇康在東海校園探究「中國式的大學」在思索的主題上略有差異，但作為一種對照，更清楚的可以顯現台灣從戰後套入「中華民國」的國族框架並以中國文化道統的繼承者自居以來，歷經這一路的反身思辯，於今因著全球化的連結，過度到當代複雜又多元的文化環境，此一流變在建築領域所進行的各種群體性自我辨識。
而今日我們所處的文化環境在一方面連結了一種在全球通行一體適用的文化情境，另一方面在基底上也延續了本地多重族群文化疊合的融合文化。而這兩種力量也已然細密的交互滲透，並且持續的繁衍出新的文化狀態。許多處在這樣時代之中的台灣當代創作者，也開始切換視點去凝視這樣的當代文化狀態，並且從中進行新的創作嘗試與實驗。
例如2012年台新藝術獎年度大獎作品《花山牆》，創作者蘇育賢從台灣民俗元素中嘗試提煉出一種作者個人作為台灣當代視覺藝術家獨創的文本，當時的決選委員認為：「《花山牆》集結喪禮儀式、建築樣式、紙紮工藝與戲劇文本，以說故事的方式，悠遊於紀錄、表演與電影類型的跨越。「靈厝」體現了現實世界缺落的慾望所砌出來的烏托邦。在視覺藝術的文脈當中，開啟了劇場性的另類思考。敘事者時而詼諧、時而抒情的聲音，控制這齣「死亡大戲」的情感調性，不帶心理分析的簡潔敘述，有效地讓故事留在人們的記憶中。藝術家細膩隱喻了台灣被殖民的斷裂歷史，以及對當前國家前途未卜的感受。這個作品是從人的生死過渡到國家生死的醒世喻言。」（引自台新藝術獎官方網站）
而相較視覺藝術，建築做為一種介入當代生活更加深入的創作形式，我認為也極有可能可以在此種複雜而多元的當代文化處境中打開或引發一種新的創作能量。腦中迴繞著這些思緒，轉進渡輪站不遠的巷子裡，遠遠就看到《涼涼海之濱》這件作品。
它所處的位置剛好介於北邊的鹽埕埔住宅聚落與南邊的鼓山漁港之間。週邊有文龍宮、餐飲店，以及漁港邊常見的製冰廠。設計的構想非常清晰，做為構造主體的二手貨櫃被架高，並將面材打開成雨遮。除了工程超低的預算使然，貨櫃本身的質感與造型語言本身就與港邊的鐵皮工廠質地相當契合。巧妙的使用現場原來水泥花台做為基礎，不但是低預算的聰明選擇更讓本案形成了一種改築的效果，讓新的材料與元素藉由既有的材料元素迎入這個場所。縷空的貨櫃以鋼材填入輔助構造，圖案化的樣式靈感來自本地常見的鐵窗花，但因為尺度變化的關係，這部分只能以意象觀之。這兩部分的色彩計畫選擇搭配既有球場的配色，明快的色彩讓棚架的建築體與球場的整體環境融為一體，此舉也等於在這個社區中進一步強化了這個年輕人活動的場域。地坪上最後填入的南方松木地板營造了舒適性，這個材質雖然與本地無關，但在台灣卻也是隨處可見的材料。另主體構造介於兩個球場之間，設計上也順勢形成一種開放性，花台改築後的造型也充分反映了這種開放性與延伸性，是相當精準的設計。這個貨櫃主體也恰好面對文龍宮的中軸線，設計者在架高的中段因此刻意的降低以示對信仰中心的尊重，可看出作者對地方文化的理解，並且在規劃尺度上調和了建築群體之間的關係。
回程的路上我一面尋找著那家叫做「涼涼海之冰」的冰店，一邊抬頭看著哈瑪星晴朗的天空緩慢飄過的那一朵白雲，我想起這時台北的天空應該還下著雨，就在瞌睡中驚醒過來。恍惚中高雄天空的那朵雲還很清晰，我想起在高雄大量取景的《天邊一朵雲》，在蓮池潭龍虎塔前那一朵朵色彩斑斕西瓜圖案的雨傘，我想要一把在高雄遮陽，回台北遮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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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載於《實構築季刊》／創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