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割裂“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在主流历史叙述中，两者仍被视为一体，合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然而，一直以来，也有不少将两者割裂开来的观点，引起不少争议。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晚年倾向于将两者区分。他更愿用“中国文艺复兴”来描述“新文化运动”，认为其旨在改变国民理念和提高国民素质，其核心逻辑在于国家的根本是“人”，而树人之道端赖教育；而将1919年以学生为主体的“五四运动”视为一种非理性的转向，从而将稳健的文化运动拖入政治斗争，导致运动广度扩大而深度停滞。他在1957年录制的口述中说，“（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著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提出了著名的“救亡压倒启蒙”论断。他认为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运动：一是追求个体解放、科学民主的思想启蒙运动，亦即“新文化运动”；二是追求民族独立、反抗侵略的救亡政治运动，亦即“五四运动”。当遭遇民族危亡的紧迫局势，知识分子的关注点迅速从“启蒙”转向“救亡”。由于缺乏深厚的启蒙根基，科学与民主逐渐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最终导致启蒙运动早夭。

进入21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撰文反思，也认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运动。他在《“五四”百年之际的铭记与反思》一文中说，“很多人容易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混为一谈，但事实上两者性质和起止时段都不同。新文化运动是19世纪以来，中外知识精英传播现代文明，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而进行的思想文化运动”。而“五四运动”是爱国政治运动。两者存在法治与暴力的重大区别。

这些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割裂开来的观点忽视了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最根本的前提，“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实现中国的独立与强大，而民主和科学只是强国的手段。陈独秀、胡适等发起“新文化运动”并非单纯为了思想、学术或文学，而是为了寻找促使中国强大独立的方法。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每一条背后都潜藏着对国家的忧患意识。而胡适那句著名的话，“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细品起来，仍然是将“国家的自由”作为“个人自由”的目的。“国家的自由”，表述不那么严谨，实际上是指“国家的独立”。如果“国家的自由”是“个人自由”的目的，那么就不可避免地需要牺牲“个人的自由”。当然，胡适的自由主义倾向要比陈独秀强许多。因此，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启蒙为了救亡”的运动，民主与科学只是被视为让中国摆脱蒙昧和贫弱的途径。

《新青年》等报刊宣传倡导个性解放，其目的在于将青年从儒家道德和宗法家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拯救国家的责任。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而，“新文化运动”在青年群体中建立起全新的价值体系，从儒家的“三纲”转为了爱国，每个人都应该为国家的独立和强大而奉献牺牲。这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好了思想准备。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只是点燃运动的导火索。

“割裂论”认定“新文化运动”的主旨是“民主”与“科学”。但这就很难解释其后中国的历史进程。为了解释这个困惑，于是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割裂开来，认为外部侵害导致“救亡”成为更迫切的任务，从而中断了了“启蒙”。然而，这种解释误判了“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新文化运动的主旨是国家独立，民主与科学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非终极目的。当有了更强大有效的手段后，选择更强大有效的手段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历史的演进是连续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外部和偶然的因素是次要的。决定其历史走向的是庞大而深层的基底。偶然的因素可能会暂时改变历史的走向，但对于历史发展的主线而言，只是小的扰动。最终要回到由基本面所决定的主线上来。

2026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