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袍、头巾、面纱...女性主义主要阵营和论点

昨天我在雅加达的机场吃饭，隔壁桌坐着一大家子，丈夫看起来比妻子要年长些，穿着传统的batik花衬衫，而妻子戴着黑色的hijab和niqab。当亲眼看到女性要把面巾小幅度抬起、小口小口地进食，而她身旁的男性可以大快朵颐的时候，我没法否认我确实感受到了不适和不公平。

我一直知道，伊斯兰教女性的着装规范是个很tricky的话题，里面杂糅了宗教、性别、殖民主义等多层要素，直接给出一个支持或者反对的明确观点立场则极可能过度简化了问题。

但我同样不想以一句「这个问题很复杂哦，不好说」继续鸵鸟下去。借着这个机会，我和我对象讨论了这个话题，之后又借助AI老师的指导(credit to Claude)，学习了这个话题上的相关学术阵营，我们在这里做记录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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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派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

如果说到关于穆斯林女性着装规范的论战，这派的观点应该就是最先进入到大家脑子里的那种——穿黑袍、戴hijab，都是父权的压迫。面纱/罩袍看似是服装选择，实则是整套限制女性公共身体自主权的规范的物质体现——吃饭不方便只是冰山一角。

这个流派下的经典著作是女性主义政治哲学家苏珊·莫勒·奥金（Susan Moller Okin）于1999年出版的《多元文化主义对女性不利吗?》(Is Multiculturalism Bad for Women?)，她的论点从书名就可以很轻易地读懂：

• 如果多元文化主义主张保护少数族裔的文化传统和群体权利，而这些传统内部却包含着压迫女性、限制女性权利的结构，那么继续倡导多元文化主义就是在进一步助纣为虐。当国家赋予这些群体“文化权”以维持其传承时，往往是在保护那些由男性主导的传统习俗。（比如：割礼、童婚、包办婚姻）

我对象也是在这个阵营里逻辑自洽。他说：“男性把妻子看作是自己的所有物，只许自己看，不许别的陌生男人看，男性可以决定女性的着装规范。有问题的是这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本身，而不光是因为该权力关系导致的女性吃饭不方便。”

而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会更模糊一点：

• 我很难支持Burka和Niqab，这类穿着方式明显让女性信徒的日常基本活动都更加不方便，若同样是要遵守伊斯兰教的Humility（谦卑）教义，无法自洽地解释为什么只有女性信徒因她们谦卑的着装而更难吃饭了。这在我看来已不只是规范性的宗教仪轨。

• 但对于是否要穿宽松长袍遮盖身材曲线的问题上，我犹豫了。我当然认同女性需要可以选择想穿什么衣服的自由，但是我同时看到倡导「穆斯林女性不要穿罩袍、戴hijab」的阵营立场不是无可指摘。也就是下面的第三点：后殖民/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所批判的。

区别对待伊斯兰教中不同严格程度的着装规范，在学术阵营中也有迹可循：

二、历史谱系学

Leila Ahmed 在《伊斯兰教中的女性与性别》(Women and Gender in Islam)里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考据:面纱/罩袍的做法并非古兰经直接规定的产物，而是前伊斯兰时期地中海和波斯精英阶层的习俗，后来才被伊斯兰化。她区分了"头巾式 hijab"(相对普遍被认为有经文依据)和"面罩式 niqab/burka"(更多是特定地域文化——普什图、海湾地区——叠加上去的产物，教法依据其实是少数派观点，主流逊尼派法学并不要求遮面)。

宽松长袍更接近"头巾+朴素服装"这一支，教义依据相对主流;而罩袍遮面吃饭不便，恰恰是因为它属于更边缘、更强控制性的那一支解读，和"谦卑教义"本身的关联反而更弱、更多是父权规训的叠加。

Amina Wadud、Asma Barlas 等伊斯兰女性主义学者的路径是"回到经文本身"，论证古兰经对"垂目""端庄"的要求其实是对男女双方都提出的。她们认为原初文本层面其实是对等的，不对等是后世父权解释叠加的结果。

三、后殖民/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批判（Postcolonial / Third World Feminism）

这一派本身论的不是「到底要不要带头巾」，不是支持戴头巾，而是批判第一个自由主义流派里的西方中心叙事。

这一派认为，第一个阵营的论述带有东方主义色彩，基本上就是在说“你们穆斯林世界压迫女性，是落后的；在我们西方，女性有穿衣自由，是更先进、更自由的。”把"解放"预设为西方自由主义的自主性模板，忽视了穆斯林女性自己的能动性(agency)。

西方社会用"解放 vs 压迫"这套二元框架去看头巾，却从不用同样的框架审视自己的美容工业、时尚产业、整形手术率。因此，这一派反问——如果戴头巾是"被规训成取悦男性凝视"，是压迫，那么西方的高跟鞋、束身衣历史、极端节食文化、社交媒体滤镜下的身体标准，有更好吗？那同样是一套让女性投入大量时间精力金钱去塑造身体以满足男性凝视的系统，只是它披着"个人选择""时尚自由""性感自主"的外衣，让规训变得看不见。

这里最关键的理论支撑是福柯经典的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概念，经 Sandra Bartky《规训的身体》(Foucault， Femininity，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Patriarchal Power， 1988)引入女性主义理论:现代父权制最有效的地方恰恰在于它不需要外部强制——女性会"自愿"地、日复一日地对自己的身体进行监控、节食、除毛、化妆，而且体验为"我自己想变美"，这比一个外部宗教权威直接下令"你必须穿什么"更难被察觉、也更难被反抗，因为压迫者已经内化成了自己。

如果西方世界批评头巾是"男性要求女性遮蔽"，那么自己那套"要求女性暴露、要求身材曲线"的规范，是否仍然是男性凝视的产物？只是通过消费主义、时尚工业、个体化叙事包装成了"自由"。两者本质上是同一种权力结构的两种表现形式，而不是"压迫 vs 解放"的对立。

除此之外，当阵营一要「解放」穆斯林女性的时候，想借由此服务的目的是什么？——是否是文化优越性确立、是自己的救世主自我感动情结，或者更进一步，如Lila Abu-Lughod在这个流派的经典战斗檄文《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Do Muslim Women Need Saving?) 中援引批评的时任美国第一夫人劳拉·布什的发言：“由于我们最近在阿富汗大部分地区取得的军事进展，妇女不再被囚禁在家中。她们可以听音乐和亲近女儿而不用担心受到惩罚……”——是为了服务美国对阿富汗战争的正当化和合理化。

话筒来到穆斯林女性自己这边，对于穆斯林女性自己的主体性，Leila Ahmed 进一步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经验观察:20世纪后半叶埃及、伊朗等地的中产阶级、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女性重新戴回头巾，恰恰是在她们更多进入公共职场、大学之后发生的——这批人不是被家庭强迫回到头巾的，而是主动选择的，部分动机就是"我不想被当成性对象来评价，我想让别人先看到我的能力和头脑"。因此，“我主动剥夺男人凝视我的权力。”，在这里，戴头巾是女性agency的表达："头巾=拒绝被物化的策略"，而不是"头巾=被压迫的证据"。

对这一派类比的主要反对意见又有两种：

第一，*"两种压迫都存在"不等于"两种压迫在结构上等价"，即便结构同构也不代表代价相等。

西方美貌规训虽然也是一种规训权力，但它通常不具备法律强制力、不由丈夫或国家直接执法、退出成本相对较低(一个女性不化妆、不穿暴露衣服，通常不会被剥夺法律权利、不会被处以鞭刑或被限制出行)。

而在沙特、阿富汗塔利班治下、伊朗的强制头巾法这些具体情境里，不遵守是有直接法律或人身安全后果的。所以"两边都是父权规训"这个类比在机制层面成立，但在强制力梯度*层面可能被拉平了——若把"不化妆会被说闲话"和"不戴头巾会被鞭刑"的两套规训等价，本身也是问题化的。

第二，针对穆斯林女性自愿戴头巾来反抗男性凝视，一个比较尖锐的反问来自一些前穆斯林女性主义者(比如 Ayaan Hirsi Ali 这一支):当"我选择戴头巾是为了反抗物化"这套叙事，和"戴头巾在我所在的社区/家庭是被期待甚至强制的"的这两种情境共存于同一社会，*个别精英女性(往往是西方受教育、有退出选项、生活在世俗自由社会里)的"自主选择"叙事，是否可能被用来给那些真正没有退出选项的女性所处的强制性环境背书*?比如：

• 在同一个社会里，同时存在两种真实情况:A. 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生活在世俗自由环境里、真正拥有"不戴也可以"这个退出选项的精英女性，主动选择戴头巾，并且这个选择确实是自由意志的体现;B. 同时，在另一些家庭/社区/国家(比如某些强制头巾法律的地区)，另一些女性其实没有真正的退出选项——不戴会有社会甚至法律后果。

• 危险在于:A 类女性的叙事("我是自愿的，这是反抗物化的方式")一旦被公共舆论、媒体或政策讨论拿来代表"头巾问题已经解决了/戴头巾就是没问题的"，就可能在无意中掩盖了 B 类女性所处的强制性环境——让人们忽略"其实很多人根本没有选择"这个事实。

• 但文本也强调了这不是单向的批判:反过来也不能因为 B 类情况(强制)存在，就说 A 类女性("我真的是自愿选的")的经验是假的、是被洗脑的、是虚假意识。两种情况可以同时为真，只是不能拿其中一种去代表或论证另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