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獨裁者養成之路》希特勒

希特勒

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是德軍正在轟炸莫斯科的日子，那天的晚宴上，希特勒跟他的客人說道：「某次我和他一起走在鮑格才別墅（Villa Borghese）的花園裡，他的輪廓讓我想起某個羅馬半身像，我突然意識到，他就是某個凱撒。」他認為，統帥進軍羅馬是歷史的轉捩點，「沒有黑衫軍，褐衫軍可能就不會存在」。

　　二十年前，納粹黨剛成立之初，黨員不到一萬名。一九二二年，納粹黨對進軍羅馬的消息感到相當振奮，在十一月三日時將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譽為「德國的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在他的人民面前自稱「統帥」，納粹黨也比照辦理，黨員現在也開始稱希特勒「元首」（Führer）。

　　僅僅三年前，希特勒才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館發表他第一次的政治演講，幾乎沒人預料他會掌權。年輕時候的他，曾希望成為維也納的藝術家，但被美術學院拒絕了兩次。他過著波西米亞式的生活，什麼書都讀，而且熱愛歌劇和建築。

　　一九一四年，無法進入奧匈帝國軍隊服役的他，轉而設法投入巴伐利亞軍隊。他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一些最血腥的戰鬥，一九一八年十月，還被英國的芥子毒氣彈波及，一度失明而進了醫院。當他聽到德軍戰敗的消息，他陷入了絕望，然後很快地燃起了憤恨。他跟許多其他民族主義者一樣，都認為軍隊被人從背後捅了一刀，而背叛者就是那票推翻霍亨索倫王朝（Hohenzollern dynasty）建立威瑪共和國（Weimar Republic）、並在十一月革命（November Revolution）簽署停戰協定的文官代表。

　　退伍後，希特勒回到他在戰爭爆發前居住的慕尼黑。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巴伐利亞社會主義總理庫爾特．艾斯納（Kurt Eisner）在推翻維特爾斯巴赫王朝（Wittelsbach monarchy）後，建立了巴伐利亞自由邦（Free State of Bavaria），登時整個城市都掛滿了紅旗。幾個月後，艾斯納遇刺身亡，引發了一些工人起義。這些人匆忙宣布成立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Bavarian Soviet Republic），但卻是曇花一現，後來就被政府軍隊以及準軍事化的義勇軍給無情鎮壓了。革命失敗後，希特勒得到一份工作，是去向前線回來的士兵們講授共產主義的危險。他成長速度飛快，發現自己有一項天賦：「隱藏在我體內的天賦不知不覺間就發揮出來了，原來我可以『演講』。」

　　他的演講能力引起了德國工人黨創始人安東．德萊克斯勒（Anton Drexler）的注意，該黨是一個組織鬆散的保守派團體，為求吸引更多人，他們將民族主義和反資本主義混為一談。一九一九年九月希特勒加入了這個黨，很快就成為該黨最有影響力的演說家，人們蜂擁前來聆聽他的演講。一個很早就追隨他的人記得，他看起來一點都不起眼，像「火車站餐廳的服務員」，穿著沉重的靴子、皮背心，留著奇怪的小鬍子。但當希特勒一開口講話，便立刻驚豔四座。「他早年的時候，對聲音、語句和效果的掌握並不穩定，但今晚的他如魚得水。」他使用一般人能理解的簡單語言，先是表現得平靜、矜持，然後口氣逐漸激動起來，當開始切入主題時，就開始攻擊猶太人、譴責德皇、怒斥在戰爭中得利的人。他說話速度越來越快，同時搭配越來越誇張的手勢，偶爾手指還會在半空中戳來戳去。他知道如何迎合聽眾講話，為他們的仇恨和希望找到語言。「觀眾在結束的時候報以狂熱的歡呼和掌聲。」到了一九二一年，希特勒的追隨者高達六千多名，幾乎可以填滿整個慕尼黑皇冠馬戲團（Circus Krone）會場。

　　一九二○年二月，該黨更名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 NSDAP），或稱納粹黨（Nazi Party）。它很快地收購了一家負債累累的報紙《民族觀察者報》（Völkischer Beobachter），該報最初是由圖勒會（Thule Society）出版。這個協會是一個隱密的神祕主義團體，他們將img-字符號當作組織象徵，並相信德國將有救世主到來，拯救整個國家。報紙的新編輯艾卡特（Dietrich Eckart）原來把希望寄託在一位名叫沃夫岡．卡普（Wolfgang Kapp）的記者身上，一九二○年三月，卡普和大約六千名支持者試圖在柏林對威瑪共和發動政變，但在國家行政機關基層罷工後失敗。艾卡特接著轉向希特勒，視他為「祖國的救星」。年長二十歲的艾卡特成了希特勒的導師，幫助他樹立自己的形象，在《民族觀察者報》將希特勒描繪成德國的下一個偉人。

　　一九二一年夏天，黨的領導層迎來了另一位「受歡迎且有影響力的演說家」，正好是死對頭組織德國工人協會（German Working Association）的領導人。他們提議合併，但希特勒認為這對自己的地位是種威脅，於是賭氣辭職。一切靠居中斡旋的艾卡特定奪。高層害怕失去主將，態度開始軟化。然而希特勒現在卻要求成為「大權獨攬的主席」。幾個月後，艾卡特在《民族觀察者報》上滔滔不絕地稱，希特勒用「鐵腕」干預了該黨的命運，沒有人比他更無私、更正直、更忠誠。

　　希特勒在納粹黨內奪取政權的那一刻，他建立了一個準軍事組織「衝鋒隊」（Sturmabteilung, SA）。恩斯特．羅姆（Ernst Röhm）是忠誠的追隨者，若有人試圖在公開場合對希特勒叫囂，他會負責痛擊那些異議人士。衝鋒隊還在慕尼黑街頭巡邏，毆打他們的敵人，擾亂政治對手組織的活動。

　　希特勒孜孜不倦的努力，讓納粹黨變成了屬於元首的政黨。他把招募新成員的傳單設計成豔麗的紅色，他監督每一個吸引更多群眾的遊行、旗幟、三角旗、遊行樂隊和音樂。希特勒是個一絲不苟的舞台總監，每一個細節都不放過。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七日公布了納粹臂章的精準尺寸和如何配色的指示。在墨索里尼向羅馬進軍後，還推出了棕色襯衫。

　　和墨索里尼一樣，希特勒也仔細考慮過如何向外界展示最好的自己。有一位資深追隨者建議他，鬍子要麼留好留滿，要麼就剃掉，他完全不為所動。「別擔心，」他說，「我這是在引領風潮。等一段時間後，人們會很樂意來模仿我。」後來小鬍子跟棕色襯衫都成了他個人的註冊商標。希特勒跟墨索里尼一樣是個近視眼，但他從來不在眾人面前戴眼鏡。又因為擔心被警察認出來，所以一直在閃避攝影師，這點則跟墨索里尼不同。隨著他的名聲越來越大，眾人對他外貌的猜測增添了一種神祕感。直到一九二三年秋天，希特勒才同意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為他拍照。霍夫曼不久後就成了該黨的官方攝影師。最初拍的照片，他看起來表情嚴肅、眉毛揚起、雙唇緊閉，雙臂堅定地交叉在一起，顯示出一股純粹的決心和狂熱的意志力。這些照片在新聞界廣泛流傳，還被製成明信片和肖像照拿去賣。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希特勒年滿三十四歲，對這位領袖的個人崇拜開始了。該黨的喉舌在頭版下標，稱他為「德國的元首」（Germany’s Führer）。另一位早期的盟友阿佛烈．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稱讚希特勒是「德意志民族的領袖」，他寫道，希特勒在慕尼黑與眾多追隨者之間建立了一種「神祕的互動關係」。另一方面，希特勒其實非常清楚他的政敵稱他為煽動家、暴君、自大狂「阿道夫一世陛下」，他自嘲自己其實只是「一個鼓手和召集人」，只是一位等待基督的使徒。

　　這個自謙很虛偽。根據艾卡特的說法，他常看到希特勒不耐煩地在院子裡踱來踱去，大喊著：「我必須像基督進入耶路撒冷聖殿那般進入柏林，並且鞭打那些放債者。」為了仿效墨索里尼的做法，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他發動了一場政變，跟著衝鋒隊一起突襲了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館，並宣布跟一戰德軍參謀總長魯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將軍一同組建新政府。當時軍隊並沒有加入叛軍。隔天警察很快就收拾了這場政變，希特勒被捕。

　　啤酒館政變（Beer Hall Putsch）以失敗作結。身陷囹圄的希特勒非常沮喪，但他很快又振作起來，意識到自己將成為烈士。廣泛的新聞報導讓他聲名遠播海內外。全國各地都有人送來禮物，甚至當地一些衛兵走進他的牢房時，還低喊了一聲「希特勒萬歲」。審判他的那些法官很同情他，竟允許他將法庭作為宣傳平台，每家報紙都報導了他的發言。他出庭不是以被告的身分，而是原告，因為他認為威瑪共和國才是真正的罪犯。他承擔了這次政變的全部責任。「一切責任都由我擔，」他說，「如果今日我是以革命者的身分站在這裡，那也是一個反革命的革命者。反抗那些一九一八年的叛徒，一點也算不上是叛國罪。」有人說他只是一場愛國運動的鼓手，他對此嗤之以鼻：「我最初的目標可是要再高個一千倍……我想要摧毀整個馬克思主義。」

　　叛國罪的刑期意外地短，只有五年，後來又進一步減到十三個月，不過已足以讓希特勒有時間寫他的政治傳記。一九二四年耶誕節前幾天，他被釋放了，那時《我的奮鬥》（Mein Kampf）的大部分手稿已經完成。這本書在一九二五年夏天出版，但直到一九三三年才成為暢銷書。

　　《我的奮鬥》概括了希特勒在啤酒館演講的大部分內容。這個國家出現的每一個災難背後，無論是腐敗的議會制度，還是共產主義的威脅，都有猶太人插手的痕跡。他的訴求很明確：廢除《凡爾賽條約》（Versailles Treaty）、驅逐猶太人、懲罰法國、建設一個更偉大的德國，並且要為了擴展「生存空間」（Lebensraum）而侵略蘇聯。但是同時《我的奮鬥》也寫出了希特勒傳奇的元素。他從小是個天才、求知若渴的讀者、天生的演說家、一個不得志的藝術家，被命運驅使去改變一個民族的命運。他心中滿懷無與倫比的激情，使他說的話「像槌子一般敲開人心大門」。這個男人是上帝挑選來執行其意志的使者。正如一個親密的追隨者所言：希特勒是一個神諭者，一個會在夢中預言的「夢諭者」（Traumlaller）。

　　這位神諭者沉默了一段時間。因為巴伐利亞州禁止希特勒在出獄後公開說話。《民族觀察者報》被禁刊，他的黨也停止運作。雖然這些禁令大多在一九二五年二月就取消了，但直到一九二七年的宣傳海報上，還看得到元首嘴巴被膠帶封住的照片，上面寫著「禁止說話」。希特勒將自己描繪成一個受迫害的愛國者。

　　希特勒一踏出布滿飾釘的蘭茨貝格監獄鐵門之後，就開始尋求媒體曝光。霍夫曼正在外面等著為後人留下紀錄，但一名獄警威脅要沒收他的相機。希特勒在老城門前一輛戴姆勒—賓士（Daimler-Benz）的腳踏板旁，堅定地望向鏡頭，他的鬍子修得整整齊齊，頭髮往後梳得服服貼貼。這張照片在世界各地刊出。

　　雖然外界聽不到希特勒的聲音，但他的身影遍及全國各地，霍夫曼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間共出版了三本圖文書。最後一卷名為《德國的覺醒圖文集》（Germany’s Awakening in Word and Image），書中將這位領袖描繪成一位救世主：「一個人從人群中站了出來，向世界傳達對祖國的愛之福音。」市面上開始出現一些海報，其中有一些畫著一群聽眾在等待救世主的出現。

　　在返回慕尼黑的路上，霍夫曼問希特勒下一步打算做什麼。「我要重起爐灶，重新開始。」他的黨再次復活，並搬到布林納大街（Brienner Strasse）一個新地點，不久就被稱為「棕色的房子」。希特勒設計了每一個細節，包括紅色皮椅，背上壓印著仿古羅馬的神聖之鷹徽章。在入口的兩邊，有兩塊銅牌，上面寫著在啤酒館政變喪生的亡者姓名，他們現在被視為「在政變中犧牲的烈士」。

　　然而，黨員人數一直沒有起色。截至一九二七年，入黨人員才達到五萬七千人，又回到政變之前的水準。納粹黨歷經一段時間的政治失勢。因為隨著經濟復甦，再加上抑制通貨膨脹的新貨幣和來自美國資本挹注的幫助下，當局政權相當穩定。德國在一九二六年加入國際聯盟，重回了國際社會的懷抱。後來的歷史學家把這幾年稱為「威瑪的黃金時代」（Golden Age of Weimar）。

　　由於納粹黨的支持率一直委靡不振，一九二七年三月禁止講話的禁令解除了。希特勒公開露面時總是很有舞台效果，現場音樂大聲響起，旗幟與橫幅迎風招展，追隨者伸出手來歡迎領袖，儘管如此，會場上仍可以看到許多空位。他的修辭技巧依然寶刀未老，但是他要傳達的訊息已不再吸引人。改變的腳步踏到一半，卡在了空中。

　　然而，即使他的公眾吸引力不若以往，他神聖的人物形象仍在他的追隨者間傳播開來。戈培爾（Joseph Goebbels）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聰明人，右腳畸形，才剛剛入黨。一九二五年十月，他就非常好奇：「這個人是何方神聖？究竟是人還是神！他究竟是真基督，抑或只是個施洗者約翰？」他不是唯一這樣想的人。一九二七年夏天的第一次紐倫堡黨大會上，即使出席率低於預期，仍有一大票穿著棕色襯衫的衝鋒隊熱烈歡迎他們的領袖。希特勒編排了整場集會，他向聚集的群眾高喊：「關鍵是你們相不相信元首，而不是人性的弱點。」「希特勒萬歲」成了黨內規定的問候方式，他們用這種方式象徵自己與領袖緊密相連。

　　希特勒具備敏銳精明的判斷力。一位早期的追隨者回憶道，他一眼就能打量清楚某個人，像隻能嗅出氣味的動物，他能夠區別出誰對他「無所保留地信任，甚至到宗教信仰般的地步」，而誰則對他有所提防。他讓前者相互為敵，而後者則是一旦失去利用價值就會馬上被棄之如敝屣。

　　《我的奮鬥》被政敵冷嘲熱諷，在追隨者眼中卻是聖經。這本書反覆強調，選舉是不可能選出天才的。「駱駝穿針的速度，都比選舉選出偉人還要來得快。」他的追隨者自視為元首的使徒，他們認為不信者的心靈是盲目的。戈培爾在一九二八年一封寫給希特勒的公開信中重申了這一觀點，他指出：「偉大的領袖不是靠選舉選出來的。當世人需要他的時候，他必定出現。」領袖不是人民選出來的，而是來解放人民的。在充滿懷疑的時候，領袖是那個為信仰指明道路的人。「你是為未來而戰的第一公僕」，他繼續寫道，並建議元首要安排一群全心信仰他的人，讓這些人漫遊全國，向那些陷入絕望的人宣講信仰。一年後，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日，希特勒迎來了他的四十歲生日。他認為理想的領袖將集品格、意志力、能力和運氣於一身。

希特勒已經具備了其中三項。戈培爾預言，他的幸運星將大放光明。年底前，納粹黨終於時來運轉。一九二九年十月三日，威瑪民主的支柱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Gustav Stresemann）逝世。幾週後，華爾街崩盤，全世界掀起了恐慌性拋售的浪潮。失業人口飆增，在幾個月內就突破三百萬大關，到了一九三二年達到最高峰六百萬。人們對民主的信念瓦解，通貨膨脹肆虐，絕望與無助的情緒蔓延開來。希特勒霎時踏上了時代的巔峰。

　　一場大規模的宣傳運動展開。當其他政黨還在用郵局發公告或是在報紙登廣告的時候，納粹已經如火如荼地活動起來。希特勒總是強調口語的重要性，一九三○年，他派了一千名受過專業訓練的演說者深入各地城鎮，到處散發訊息。人們組織集會、舉行會議、發送海報和傳單，還在人行道畫上納粹符號。

　　然而，納粹黨傳教的對象都是同溫層。大多數人民對他們仍很排斥，宣傳的範圍很快就到達上限。納粹黨自稱在進行「希特勒運動」，因為對一些心懷不滿的店主、新教徒農民和戰爭老兵來說，宣傳元首的形象相當有效。雖然納粹在一九二八年五月至一九三○年九月期間的得票率，從百分之二．六飆升至十八．三，但用歷史學家理查德．貝塞爾（Richard Bessel）的話來說，敵營的支持者「顯然對以希特勒為中心的狂熱崇拜完全無動於衷」。

　　一九三一年九月，希特勒同父異母姊姊的女兒吉莉．勞勃（Geli Raubal）拿他的華瑟手槍舉槍自盡。兩年前她剛搬進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公寓，自殺時才芳齡二十三，性暴力的傳聞頓時甚囂塵上，甚至有傳言是謀殺。這是一場公關災難，媒體同時也不斷在報導衝鋒隊領袖羅姆是個同性戀。敵營人士聲稱，納粹黨不僅是個脫離家庭價值的政黨，還是個充滿性變態的組織。

　　六個月後，霍夫曼出版了一本名為《鮮為人知的希特勒》（The Hitler Nobody Knows）的攝影集，把元首的形象描寫得更為親民。希特勒青年團的領袖巴爾杜．馮．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為這本書寫了序。他寫道，希特勒不僅是領袖，還是一個「偉大的好人」。很少人知道他生活自律簡樸，不斷為更大的利益而努力，「他的工作能力出色非凡」。他沒有惡習，「很少人知道希特勒是禁酒主義者，不抽菸而且吃素。他愛好歷史和建築，求知若渴地大量閱讀，號稱藏書六千本，而且所有書他不是隨便翻翻，而是真的讀了」。希特勒喜歡小孩子，對動物友善以待。書的封面上是悠閒的元首斜躺在阿爾卑斯山的草地上，身邊有一位牧羊人。書中放了一百張真實生活的照片，有嬰兒時期的希特勒、成為藝術家的希特勒、在家的希特勒、工作中的希特勒、休閒時的希特勒、讀書、聊天、徒步旅行的希特勒，以及面帶微笑的希特勒。

　　這本攝影書於一九三二年三月出版，當時正值總統大選。八十四歲高齡的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是受人敬重的陸軍元帥，被人說動出來跟希特勒一起競選。在決選的首日，戈培爾發表了一篇題為〈凡人希特勒〉（Adolf Hitler as a Human Being）的文章。通篇都是在加強宣傳那本攝影集的論調。「希特勒本質上是個好人，」戈培爾保證道，他跟「所有人一樣是凡人，是同志們的朋友，是多才多藝、樂於助人的推動者。」他善良又謙虛，這也是為什麼所有認識他的人都對他忠貞不二，他「不僅僅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個跟你我一樣的人」。當代傳記作家埃米爾．路德維希（Emil Ludwig）評論道：「他的門徒戈培爾成功說服了德國人，把希特勒缺乏的一切特質全都想像出來。」

　　這位美好的人向數百萬人展現自己。戈培爾租下一架飛機，帶著希特勒飛到數十個城市，宣傳對希特勒的個人崇拜。頭版大大地寫著「希特勒統治德國」。觀眾等了好幾個小時，希特勒才終於像個彌賽亞般，搭著飛機從雲端降落，現場掌聲雷動。年輕女孩向他獻花，當地高層向他表達敬意，衝鋒隊的樂隊為他演奏音樂。現場群眾大聲歡呼。

　　選舉海報上，希特勒的臉在深色背景襯托下脫穎而出，標題簡潔有力地只寫了「希特勒」，讓人一眼就認出他。然而，所有的宣傳都未能讓希特勒獲得足夠的支持打贏總統競選。四月的時候，興登堡以壓倒性的優勢當選了威瑪共和的總統。幾個月後舉行了全國性選舉。希特勒一直保持著行程滿檔的狀態。終於，他那筋疲力竭的飛行之旅有了回報。一九三二年七月，納粹黨以百分之三十七．三的得票率成為最重要政黨。

　　儘管如此，興登堡拒絕任命希特勒擔任德國總理，這個職位相當於政府首腦。希特勒嚥不下這口氣，憤怒地拒絕加入執政內閣。他周遊全國各地，到處譴責柏林的「反動派」。不過，他並沒有得到接納，反而漸漸被人遺忘。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新選舉中，更識貨的選民反而只給了該黨不到三分之一的選票。一份報紙評論道：「光環消失了……魔力不再。」另一份報紙則稱他為「在十一月之霧中的殞落彗星」。黨員們大所失望，數以萬計的黨員紛紛離開。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這與其說是選舉過程的結果，不如說是興登堡在幕後主導的一系列骯髒政治交易的結果。上了年紀的興登堡雖不信任希特勒，但更加憎恨他的對手。當威瑪共和的最後一任總理施萊徹爾（Kurt von Schleicher）提議用一位實際上的獨裁者統治德國，藉此打破議會僵局時，興登堡轉而任命了希特勒。

　　幾週後，國會大廈遭人縱火。希特勒趁機宣稱，此一事件是共產主義者的陰謀。興登堡不相信議會制度能夠抑止來自左翼的威脅，因此被說服通過了一項暫停基本權利的法令。

　　於是恐怖主義和政治宣傳同時出現，成千上萬的「褐衫軍」開始追捕他們的反對者。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施塔斯富特（Stassfurt）的社會民主黨市長被槍殺。無數個其他反對黨領袖被恐嚇、毆打，或在送往監獄的路程中遊街示眾。然而，在一九三三年三月的選舉中，納粹黨依然未能贏得絕對多數，僅獲得了百分之四十三．九的選票。同月，授權法案通過，接下來四年希特勒的權力不再有限制。

　　更大的恐怖浪潮接踵而至。五月時工會遭解散，六月時其他所有政黨也被解散了。暴力不僅針對政治對手或社會邊緣人，而是所有納粹的對手都無一倖免。僅僅在一九三三年，就有大約十萬人未經審判就被拘留。數百人在拘留期間死亡。雖然許多人後來都被釋放了，但仍起到了寒蟬效應，恐懼成了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希特勒成為總理的那一刻，一些市政當局開始向其輸誠，以他們元首的名字重新命名街道、廣場、大道、學校、體育館或橋梁。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漢諾威（Hanover）市中心變成了阿道夫．希特勒廣場（Adolf Hitler Square）。三天後，斯圖加特（Stuttgart）某條從夏洛特廣場（Charlottenplatz）直通威廉宮（Wilhelm Palais）的中央大道，被命名為阿道夫．希特勒大街（Adolf Hitler Street）。此外，同一座城市的某所學校被稱為阿道夫．希特勒中學（Adolf Hitler School）。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日，柏林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地方當局為紀念元首的生日，重新命名了總理府。幾年之內，即使是最小的村莊也有阿道夫．希特勒街，許多地方都有阿道夫．希特勒廣場。

　　人們還寫信向元首致敬。二月十八日，松德斯豪森（Sondershausen）一家咖啡和蛋糕店老闆韋伯先生，請求將他的公司取名為「德國總理希特勒」（Reich’s Chancellor A. Hitler），元首斷然拒絕。幾天後，又有一名玫瑰育種家提議將一個新品種命名為「阿道夫．希特勒」，而柏林一位工程師寫信來，要求將一台風力機取名為「阿道夫．希特勒之塔」。一位來自杜塞道夫（Düsseldorf）的仰慕者為他的女兒受洗命為希特勒琳（Hitlerine），另外像阿道芬（Adolfine）、希特莉卡（Hitlerike）與希勒琳（Hilerine）也是很受歡迎的名字。

　　但是從來沒有人建造希特勒的雕像。與大多數其他獨裁者不同，元首堅持雕像和紀念碑市給過去的偉大歷史人物建的，他可是未來的領導者。

　　每間辦公室都掛有一幅元首的畫像，在政府機關以外的地方，畫像需求量也在飆升。有些企業請求允許使用他的名字或人像輪廓來銷售肥皂、雪茄和糖果。其他廠商則連通報都省了，直接生產img-字形狀的糖果和香腸。為了保護這些國家象徵的「神聖性和價值」，戈培爾於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通過了一條法律，未經黨批准，禁止傳播任何的元首肖像。

　　希特勒當時只是總理，卻把總統襯在隔壁。希特勒善用了自己的困境，利用興登堡的光環，讓自己走入偉大的德國領導人之列。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兩人偕同出現在威廉大街（Wilhelmstraße）的陽台上，在戈培爾精心設計的火炬遊行中，迎接了約六萬名褐衫軍。兩個月後，波茨坦（Potsdam）國會大廈的開幕儀式上，希特勒恭敬地向興登堡鞠躬，接受他的祝福。每家電影院都在播映這段過程。

　　到了一九三四年，負責做苦力的褐衫軍開始有越來越多人疾呼要求編入正規軍，但保守的將軍們認為他們是暴徒。希特勒不願與軍方對立，他甚至擔心衝鋒隊參謀長羅姆變得過於強大。六月三十日發生長刀之夜，他命令他的精銳黨衛軍清洗了衝鋒隊，前後逮捕、槍殺了羅姆和其他數十名高層，數千人被捕入獄。仍握有軍隊控制權的總統興登堡，還向希特勒表達祝賀。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老元帥逝世。一個小時後，元首集總統、總理、三軍統帥於一身。原本該向總統宣誓忠誠的士兵，如今都改成向希特勒效忠。

　　希特勒一直以來都將自己精心塑造成一個有魅力的領導人，現在他希望透過公民投票來尋求認同。八月十九日，市民要投票表決，決定是否將兩個職位合併在一起。一連串的宣傳攻勢發動，各地掛滿了希特勒的海報，海報上只有一個字：「YES」。在BMW的工廠所在地巴伐利亞，一位觀察家指出：「每個公告欄上都有希特勒，每個櫥窗裡都有希特勒，事實上從每個窗戶看出去都能看到希特勒。希特勒的視線從每一輛電車、火車、汽車的窗戶穿進來。」「褐衫軍」在大清洗後仍以小規模的形式維繫組織，他們在一些地方免費發放肖像，要求在顯眼的地方展出。要是誰沒聽命行事，幾個小時後就會被他們處理掉。他們也會發旗子，命人懸掛在窗戶上。德勒斯登（Dresden）市中心的居民曾收到指示，規定他們應該展示正確數量的img-字旗。

　　選舉結果出爐，有百分之九十的選民支持納粹，只有五百萬人有勇氣投廢票或反對票。維多．克蘭普勒（Victor Klemperer ）在日記上透露：「三分之一的人出於恐懼而投下贊同票，三分之一的人神智不清，三分之一的人既恐懼又神智不清。」

　　公民投票之後，納粹黨舉行了一年一度的集會。自一九二七年以來，這個集會一直都在巴伐利亞邦的小城市紐倫堡（Nuremberg）舉行，那裡的建築歷史可以追溯到神聖羅馬帝國（Holy Roman Empire）時期，所謂的第一帝國（the First Reich）。這些年來，集會的規模越來越大，但沒有一次比得過那一年的第六次集會，史稱「團結與力量的集會」（Rally of Unity and Strength），集會人數高達七十萬人。希特勒的副手魯道夫．赫斯（Rudolph Hess）在開幕式上說：「這場大會，是國家社會主義完全統治之下召開的第一場大會。希特勒是德國至高無上且唯一的領導人，『元首』就是國家法律。」這場集會的重點就是讚美元首。納粹御用建築師史佩爾（Albert Speer）建造了一個巨大的球場，看台周圍共有一百五十二盞探照燈，垂直的光束射入夜空，「神聖之光」圍繞著元首。元首向著身穿制服的廣大追隨者發表演講，一言一行都讓這些追隨者如痴如醉。赫斯說道：「黨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國，正如德國就是希特勒！」

　　在一九二四年出獄之後，希特勒就已讓黨開始奉行他的指導原則。對希特勒的信仰，是最至關重要的事，他的直覺、願景和純粹的意志力是納粹黨向前發展的驅動力。希特勒主義的核心主體就是希特勒本人。《我的奮鬥》一書寫道，人們在崇拜一個天才時，會釋放自己內在的力量。只有猶太人譴責這種崇敬偉人的方式是在搞「個人崇拜」。如今全體人民都被要求團結起來崇拜個人。

　　個人崇拜讓其他黨內的人都不能出頭。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公民投票結束的十天後，納粹黨下達一份通知，要求將戈林（Göring）、戈培爾以及其他領導高層的畫像全都從黨辦公地點取下。一年後，追隨者們聚集在紐倫堡參加新一屆集會時，赫斯提出的口號被縮短成「希特勒是德國，正如德國是希特勒」。

　　高高在上的形象可以帶來許多優勢。大多數人都對褐衫軍的凶狠殘暴深惡痛絕，其實樂見長刀之夜的發生，但因為戈培爾嚴格控制著報紙，所以他們並不知道大屠殺的規模。許多人都認為他們的總理是一個勇敢的人，他把他的國家置於昔日的同志之上，以閃電般的速度打擊那些對國家造成威脅的有權勢者。不過這場清洗行動也顯示出，納粹運動內部存在著相互衝突的勢力。希特勒似乎是唯一一個能夠團結各種各樣、有時甚至是對立的內部各黨派系。他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他們之間的競爭，他們所有人卻都必須服從於他。當事情出錯時，一般人會指責他的下屬，而非元首本人，於是元首的光環就更堅不可摧了。

　　國會大廈縱火案兩週後，戈培爾搬進了歐登宮（Ordenspalais），這座十八世紀的宮殿，坐落在總理府對面的威廉大街上。戈培爾身為帝國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努力不懈地推動元首的個人崇拜。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希特勒即將四十四歲，戈培爾向全國發表演說。他說，許多仰慕者爭相加入黨的行列，但數百萬名信徒只從遠處見過元首。而少數熟悉他的人，也拜倒在他的人格魅力之下。「認識他的時間越長，」戈培爾繼續說道，「就越欽佩他，且越願意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事業中。」在接下來十年裡，戈培爾都會在元首的生日前夕舉行年度演講，讚美這位領導人。而元首的生日也成為重大節日，總是有遊行和公眾慶祝活動。

　　日常生活的各方各面都在一黨專政國家的控制之下。從教育系統到當地的俱樂部，納粹黨接管或完全取代了所有組織，達到「一體化」（Gleichschaltung）的目標，全都統一服膺於納粹的觀點。戈培爾監控整個新聞界，每家報紙都在報導相同的訊息，並總是只刊出對元首的溢美之辭。

　　元首的話語隨處可聞。他的重要談話發表在各大報紙上，並由納粹黨的印刷廠印製成冊發放給數百萬人。自一九三七年開始，每週都有成千上萬的海報和語錄出現在黨的辦公室和公共建築中。報紙上還會特別下標，專門刊登每週格言，通常都是一些希特勒曾說過的話。

　　《我的奮鬥》的銷量一路長紅。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不來梅（Bremen）舉辦德國圖書週，黨員兼文學評論家威爾．維斯珀（Will Vesper）宣稱，《我的奮鬥》是「每個德國人都必須擁有的國家社會主義和新德國聖經」。到了年底，這本書已售出一百萬冊；四年後，銷量超過了四百萬冊。柏林一家報紙大肆宣傳：「一本書征服了整個國家！」它還成了新婚夫婦的禮物，後來連前線的士兵也會免費拿到。

　　市面上也出現了這本納粹聖經的節錄版。一九三四年，〈國家和種族〉（Nation and Race）那一章以小冊子的形式出版，兩年後分發給各學校。元首的語錄集開始流行起來，像是《元首語錄》（Words of the Führer）以及《希特勒語錄》（Hitler’s Words）。但是幾年後，希特勒介入要求禁止這些出版物，理由是：它們簡化了他的思想。他堅持他的話必須全部從頭讀到尾。

　　元首的聲音也無處不在。希特勒在成為總理後的第一天，就透過廣播發表了演說。然而效果並不佳，一些聽眾甚至抱怨他的語氣嚴厲，而且「不像德國人」。希特勒努力改進他的廣播說話技巧，他終究是個經驗老練的演說家。他說道：「我認為，聲音比圖像更有說服力，我們永遠可以從中得到更多東西。」

　　一九三三年三月大選前夕，希特勒的聲音再次響起。戈培爾得意洋洋地說：「這首讚美詩迴盪在所有德國的廣播。四千萬名德國人站在帝國的廣場、街道上，或坐在酒館裡、家裡的擴音器旁，意識到歷史的重大轉折點正在發生。」

　　「收音機全都歸我管，」戈培爾興奮地說，並且很快就批准了一項計畫，用低於生產成本的價格賣出數百萬台廉價收音機。「所有的德國人都用人民的收音機聽元首講話！」這句話成了一句口號，到了一九四一年，大約百分之六十五的家庭訂閱廣播節目。然而，即使是沒有收音機的人，也無法不聽見救世主的聲音。城市豎立起喇叭桿，小城鎮則安裝了移動喇叭。一九三六年三月，維多．克蘭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訪問德勒斯登時，碰巧聽到了希特勒的演講。「我先是去了一家開門的商店，接著去銀行，然後又去了另一家店，一路上都在播放演講，整整一個鐘頭都擺脫不了。」

　　在成為總理之前，希特勒幾乎從未出現在新聞短片中。戈培爾覺得這可能是利用新技術宣傳的機會。一九三三年二月十日，一個攝影團隊和助手在柏林體育宮（Berliner Sportpalast）拍攝了希特勒長達三十三分鐘的演講。但這部電影沒有拍出希特勒與他的聽眾團結在一起的感覺，讓戈培爾開始擔心，而且雖然希特勒固定在每週的新聞短片中出現，但每次的露臉時間都很短暫。

　　希特勒決定介入，他委託萊妮．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來製作《意志的勝利》（Triumph of the Will），這是一部關於一九三四年紐倫堡黨集會的紀錄片，風格鋪張奢華。里芬斯塔爾利用移動攝影機、空拍鏡頭和同步音源的方式，製作了一部宣傳的大師之作。這個凶殘政權才剛剛進行了血腥清洗，但影片呈現出來的卻是幾近宗教性的盛大場面，現場忠誠的群眾與他們的救世主，以一種神祕的連結合而為一。片中的巨星就是希特勒，在影片開頭的那一幕，他像神一樣乘著飛機從雲端降落。《意志的勝利》曾在德國、美國、法國等國家獲獎。隨後她拍攝了更多的電影，包括一部名為《自由之日》（Day of Freedom: Our Armed Forces）的宣傳片，以及一部關於一九三六年柏林夏季奧運會的紀錄片。所有這些電影都有舉行試映會，限黨內菁英入場，然後在全國各地的劇院放映，並隨著移動電影院被帶到鄉村去。

　　戈培爾試圖網羅霍夫曼，但這位御用攝影師決心維持「在商言商」的關係。他的生意興隆，在各大城市都有商店。由於元首的肖像受法律保護，所以這位御用攝影師實際上壟斷了市場。他以肖像、明信片、海報和月曆的形式銷售照片。一九三二年，他出版了《鮮為人知的希特勒》，銷量約四十萬冊，隨後又出版了一系列同樣成功的圖畫書，像是《圍繞希特勒的青年》（Youth around Hitler）、《希特勒在義大利》（Hitler in Italy）、《希特勒在西岸》（With Hitler in the West），以及《元首的面容》（The Face of the Führer）。這些書的形式各異，從硬殼的精裝書，到前線士兵容易塞進口袋的迷你書都有。

　　許多畫家、雕刻家、攝影師、印刷人員，甚至郵局都跟霍夫曼的工作室進貨。一九三七年，希特勒讓他負責一年一度的大德國藝術展（Great German Art Exhibition），他的觸角伸得更遠了。每年都有幾十幅描繪希特勒的藝術作品擺滿所有展間，其中許多是從霍夫曼的照片複製而來的。

　　戈培爾確實控制了宣傳，但並不包括中小學和大學。他原本期待坐上文化部部長的位子，後來卻是由伯納．魯斯特（Bernhard Rust）上任，這讓他大所失望。希特勒很喜歡搞分而治之，鼓勵下屬彼此競爭，或刻意同時交付好幾個人同一個任務，藉此鞏固自己的權力。希特勒成了最終的仲裁者，他時常將手下降級，逼他們不斷跟彼此競爭，搶著超越對方。

　　魯斯特是一個狂熱的納粹分子，他讓孩子上學的第一天就開始被灌輸要崇拜領袖。一九三三年底開始規定要向希特勒敬禮。每間教室裡都掛著希特勒的肖像。學校回收了舊課本，還將某一些丟進巨大的篝火中燒掉，新課本則反覆強調：愛你的領袖，服從你的黨。他們不再讀歌德的詩，而是改成背誦漢斯．塞茨（Hans H. Seitz）的詩〈我的元首〉：「我看見了你；我會想著你的模樣；無論發生什麼事，我都會在你身旁。」

　　在濃縮版的傳記中，孩子們聽到的故事是，某個人原本沒沒無名，後來卻拯救了他的人民。安妮瑪麗．史提勒（Annemarie Stiehler）在她的著作《寫給德國兒童的希特勒故事》（The Story of Adolf Hitler Told to German Children）中寫道：「只要德國人還活在世上，他們就會永遠感念希特勒，他在世界大戰期間從無名戰士，一路奮鬥成為元首，在最迫切的時候，將德國拯救出來。」在一些學校，孩子們每天為元首祈禱：「親愛的上帝，我向祢禱告；請讓我成為一個虔誠的孩子；請祢每天都保佑希特勒；別讓他遭遇任何意外；在我們陷入困境時祢派遣他來；願上帝保佑他。」

　　鮑爾．耶尼里希（Paul Jennrich）一九三三年出版《我們的希特勒》（Our Hitler），他在書中告誡年輕讀者「覺醒起來，跟隨他吧！」年輕人加入了由席拉赫掌管的希特勒青年團，它是唯一一個准許存在的青年組織，一九三四年後，成員迅速增加；三年後，它已成為強制所有德國人參加的組織。他們向元首承諾了愛與忠誠，他們以元首的名義歌唱、遊行、祈禱：「希特勒，你是我們偉大的元首，你的名字讓敵人聞之喪膽。」

　　無論大人小孩，都被告知「元首永遠是正確的」。德國勞工陣線（German Labour Front）領導人羅伯特．萊伊（Robert Ley）是希特勒堅定的追隨者。他在一九三六年紐倫堡集會上喊出了這個口號。全國各地開始流行起來，寫在許多橫幅、海報和報紙上。

　　戈培爾、里芬斯塔爾、霍夫曼、魯斯特、席拉赫、萊伊，所有人夜以繼日地宣傳他們的領袖。但是個人崇拜最偉大塑造者一直是希特勒本人，他是主演人，也是舞台總監，他既是演說家，也是公關。他不斷地調整自己的形象。一九三二年後，他在遊行和集會上向數百萬民眾致意，讓自己看起來像是一位與人民很親近的領袖，但他也同樣熱衷於在世界舞台上，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和重要人物。

　　他一搬進總理府之後，就聘請了一名室內設計師來作一番改造。希特勒很討厭這棟老建築，認為它過度宏偉，象徵這個國家的政治衰敗。隔牆被拆除，讓房間光線變得充足、空氣流通，木質地板也被拆掉，改成乾淨明快的俐落風格。民主聖殿被拆除，一個新的接待大廳建造起來，天花板上鑲嵌著納粹img-字馬賽克，牆上掛著青銅燈。這個神把整座屋子改造成他要的樣子。

　　幾年後，希特勒最喜歡的建築師史佩爾收到了一張空白支票，準備用來建造一座新總理府，這座巨大的建築將占據整個沃斯大街（Voßstraβe）的北側。希特勒視拋光大理石的主廊道如珍寶，它的長度是凡爾賽宮鏡廳長度的兩倍：「從入口走到接待大廳這段漫長的距離，將讓人們領略到德意志國的權力與宏偉！」他的辦公室有四百平方公尺，每當看到客人必須穿過整片寬廣的空間才能抵達他的辦公桌時，都讓這位元首感到樂不可支。

　　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公寓也重新裝修了一番。每一個細節都經過精心設計，連門把手也沒遺漏。他的室內設計師格迪．特羅斯特（Gerdy Troost）把書籍和藝術品都擺在顯眼的位置，營造出一種布爾喬亞的低調奢華。一位訪客形容，「我們宛如置身格拉斯哥的公園台（Park Terrace）」，所有的設計都是為了讓人有安心的熟悉感和安穩的氛圍。

　　然而，身為一個有教養、值得信賴的政治家，希特勒的主要舞台既不在柏林，也不在慕尼黑。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巴伐利亞山區的上薩爾茲堡（Obersalzberg）買了一間小木屋，重新裝修後擴建成他的行館貝格霍夫山莊（Berghof）。這一帶阿爾卑斯山度假區在當地被稱為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負責改造希特勒住所和辦公室的特羅斯特，用大量的編織物、豪華的掛毯和現代家具，裝飾了寬敞的大廳和臥房。貝格霍夫山莊的中心是大禮堂（the Great Hall），這一個小型體育館大小的接待室，大廳上方是一扇可以升降的巨大窗戶，可以一覽白雪覆蓋的山色全景。希特勒常在這裡舉行聚會，每一個環節的精心設計在在讓客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們在浩大的空間中感到目眩神迷，接著對那片全德國最大的玻璃窗感到佩服不已，宛如整個山峰景色就近在眼前，毫無阻隔。家具都沿牆擺放，空間的正中央都保持淨空。超大尺寸的沙發很深，讓訪客不得不窩著、斜倚，或坐在邊緣。希特勒則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他的氣勢主控全場。

　　屋外，希特勒擺姿勢給霍夫曼拍照，像是從陽台餵鹿、跟狗玩耍、和孩子們打招呼。很快地，就吸引了成千上萬的祝福者和遊客趕來，希望一睹元首的風采。一位來自法蘭克福的女士回憶道：「離元首這麼近，就像做了一場美妙的夢。」到了一九三六年，該地禁止外人造訪，但一些知名人士還是不先通知就來訪，又過了兩年，就連這些人也被禁止進入了。

　　屋裡，希特勒接待了源源不絕的達官顯貴，有國王和大使，也有宗教領袖和國務卿。許多人都是精心篩選出來的支持者，大多數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三六年英國前首相勞合．喬治（Lloyd George）訪德，他回國後宣稱，希特勒是「德國的華盛頓」和「天生的領袖」。溫莎公爵與公爵夫人（The Duke and Duchess of Windsor）也曾到此留影。

　　然而，貝格霍夫山莊也為希特勒提供了理想的舞台，可以好好恐嚇潛在對手。當庫爾特．舒施尼格（Kurt Schuschnigg）前來商討自己國家的命運時，希特勒便安排自己手下中看起來最殘暴的將領們坐在他背後。希特勒沒完沒了地怒罵整整兩個小時，那群將領則用威嚇的眼神瞪著這位奧地利總理。

　　希特勒畢竟不是墨索里尼，後者曾經成功騙過了一些偉大的領袖。與其說希特勒很迷人，不如說他最擅長的是讓人卸下心防，讓那些第一次跟他見面的人對他產生一種虛假的安全感。希特勒是偽裝大師，他將自己的個性隱藏在他精心建構的形象背後，讓自己看起來謙虛、善良、單純。他很懂如何理解和反映群眾的情緒，同時也知道如何辨認拜訪者的來意，他會調整自己的語氣和舉止來隱藏自己的意圖，淡化他散發的威脅感。一九三二年，美國記者桃樂絲．湯普森（Dorothy Thompson）出版了《遇見希特勒》（I Saw Hitler），經過長時間的採訪，她將希特勒描繪成「面目模糊的不具體」人物，而且是那種只會打擊「最弱勢敵人」的「典型小卒仔」，希特勒讀了反倒相當開心。但這位記者也跟其他人一樣低估了眼前的這個小卒仔，所有人都沒有料想到他的能耐，以及他即將幹的事。

　　希特勒坐擁第三帝國的兩個權力中心總理府和貝格霍夫山莊，他開始追求《我的奮鬥》中提出的願景，不過他的做法比較多是依賴自己的直覺，機會來臨時就抓住，而不是堅守什麼明確的計畫。德國一九三三年十月退出國際聯盟；一九三五年三月重新實行徵兵制，軍隊人數增至許可人數的六倍，這完全違反了《凡爾賽條約》。儘管希特勒承諾維持和平，但他還是帶領國家做好戰爭的準備。一九三六年三月，他首次在國際冒險一搏，派他的軍隊進入萊茵蘭（Rhineland）的非軍事區。他的軍事顧問曾警告這件事有風險，他的軍隊要嚴格遵守，一旦遇到任何法國的抵抗就要馬上撤退。然而，除了國際聯盟薄弱的譴責之外，什麼事也沒發生。希特勒打趣道：「我根本像夢遊者，沿著上帝為我安排的道路行走。」如今他開始相信自己是絕對正確的。

　　在萊茵蘭的政變重擊了希特勒的反對者。兩週後在一場公投的包裝下，元首和他的人民上演了一場精心策畫的團結大戲，這讓反對者更加孤立。一波恐怖浪潮早已削弱了對黨的批評力量，人民因為一點小違規就被送進監獄。一位名叫羅伯特．索特（Robert Sauter）的普通市民，曾質疑報紙的可信度，結果被監禁五個月。住在路德維希港（Ludwigshaven）的居民保羅．格洛凡尼亞（Paul Glowania），只是在自己家中表達對該政權的懷疑，被人偷聽舉報而判監禁一年。一九三六年曾在德國旅行數月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家杜博依斯（W. E. B. Du Bois）說：「德國沉默、緊張、壓抑，只能低聲私語，不再有公眾的聲音、反對的意見，也沒有任何討論。」

　　宣傳機器加上恐怖統治，讓其他人都對納粹黨投下贊成票。即使是一個一千五百人的小鎮，在柵欄上或屋子前，到處都張貼著海報，包括希特勒的巨幅肖像。在布雷斯勞（Breslau）＊，每一個商店櫥窗都被要求設置一個希特勒專區，拒絕的店主會被威脅送去集中營待一天。在其他地方，褐衫軍會一一造訪每家每戶，告訴住戶必須貼出多少張海報。不過仍會有人抵抗不從，例如將希特勒的畫像塗滿顏料，或趁半夜時撕毀海報。公投的結果出爐，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投了贊成票。一九三六年九月，希特勒在黨內集會上對欣喜若狂的支持群眾說道：「你們在數百萬人中找到了我，可說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奇蹟；而我找到了你們，這是德國的巨大福氣。」

　　希特勒現在有了民意的支持，他想要擴大第三帝國的版圖。但為了能夠發動戰爭，他認為經濟必須自給自足。早在一九三三年，德國就限制了出口，實施價格管制，建立糧倉，消費採定量配給。一九三六年戈林被任命為「四年計畫」的負責人，竭盡努力在一九四○年前實現經濟獨立，結果卻導致全國陷入缺貨問題。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在柏林報導稱，由於肉類、奶油、水果和油面臨短缺，慍怒的人們在食品店前大排長龍。國家開始進口一些日常用品的替代品，市面上出現越來越多木漿製成的衣服、煤製汽油、煤和石灰製成的橡膠。對成本敏感的人都會好奇，有多少錢是浪費在宣傳上，更不用說為了建造這位「為人民服務的人」的山莊到底砸了幾百萬元。

　　現代獨裁者很愛玩一個老把戲：麵包與馬戲（Panem et circenses），但現在的效果卻越來越差，因為所有遊行和集會看起來都一模一樣，演講也是老調重彈。一位評論家甚至直接說：「人民已不再相信希特勒的神奇魔力。」儘管如此，仍有許多人認為，這個國家之所以能掙脫凡爾賽枷鎖，全是希特勒的功勞。希特勒讓他們的國家在世界上重回應有的地位，也讓他們的軍隊恢復了昔日的光榮。

　　更重要的是，只要搞個人崇拜，就不用擔心這個體系漏氣。人們只會指責黨，而不會責怪他們的領袖。他們越失望，就越覺得希特勒其實只是被下屬故意蒙在鼓裡而已，希特勒只是想把最好的給他的人民。大家都在說，「要是希特勒知道的話」。

　　希特勒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受命運之手指引的夢遊者，他很清楚自己必須讓所有人看到他的光芒仍在閃耀。一九三八年三月，他又再次冒險一搏。早在一九一八年奧匈帝國垮台以前，就有人呼籲奧地利和德國應該統一成一個更大的德國。《凡爾賽條約》禁止德奧合併，並將居民主要是日耳曼人的蘇台德地區（Sudetenland），從奧地利劃出來給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一九三八年二月，希特勒威脅奧地利總理要任命納粹支持者擔任維也納的重要職位。總理舒施尼格回國後，卻計畫舉行奧地利獨立公投。希特勒聞之勃然大怒，對他下達最後通牒，並在三月十二日舉兵入侵。那一天，希特勒親自乘著車隊穿過邊界，受到群眾熱烈歡迎。奧地利成了納粹德國的附庸「東省」（Ostmark）。

　　當時國際社會幾乎沒什麼反對聲浪，讓希特勒開始打蘇台德地區的算盤。但希特勒就像許多賭徒一樣舉棋不定，在自信和自疑之間不斷擺盪。一九三八年九月，他在年度政黨大會上大聲威脅著要發動戰爭。幾天之內，英國首相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到訪上薩爾茲堡，希特勒在貝格霍夫門前的台階上迎接他。三個小時的談話進行到一半，希特勒突然像換了個人般，從想法變幻莫測、威脅著要發動戰爭的自大狂，轉變成一個非常理性的談判夥伴。希特勒保證不會對捷克斯洛伐克動用武力，張伯倫同意轉讓蘇台德地區，並在兩週後簽署了《慕尼黑協定》（Munich Agreement）。「他看起來很不怎麼樣，」首相這麼跟他姊姊說道，「但他言出必行。」張伯倫一離開貝格霍夫，希特勒就高興地拍手。他不費一槍一彈，就占領了蘇台德地區。

　　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日，希特勒五十大壽。克蘭普勒描述，「為慶祝偉大德國的創造者五十歲生日，連續兩天充滿了飛揚的旗幟、盛大的慶典和報紙特刊，以及無窮無盡的造神」，戈培爾花了好幾個禮拜籌備慶祝活動，他在四月十九日向全國廣播，要求所有德國人跟他一起虔誠地向全能的上帝禱告：「願上天實現德國人民最深切的願望，願元首在未來的歲月中也永遠健康有活力。」不久之後，各黨派的高層都到總理府致上祝福。晚上九點時，元首出現在人群中。成千上萬的人夾道歡迎，從威廉大街一路到夏洛滕堡的希特勒廣場，希特勒還在那裡新闢一段同樣也叫凱旋大道的全新東西向大街。十線道的大街上每隔二十公尺就立起一個圓柱，整個晚上都燈火通明，一束束強光打亮圓柱頂上鍍金的img-字符號和帝國老鷹，在黑色的夜空襯托下脫穎而出。

　　生日禮物堆滿總理府的好幾間房間，在半夜的時候一一被拆開。許多禮物都來自他身邊的人。建造凱旋大道的元首御用建築師史佩爾，預計在柏林興建凱旋門（Arch of Triumph），他在其中一間沙龍搞了一座四公尺高的巨大模型。長桌上還堆了一些小型青銅模、白色大理石裸像以及一些舊畫。人民也獻上了禮物，例如農夫送來他們的農產品，一群來自西發利亞（Westphalia）的婦女為元首的士兵編織了六千雙襪子，還有人烤了一個長達兩公尺的生日蛋糕。

　　真正的慶祝活動在第二天上演。昔日的下士如今以皇帝之姿檢閱著他強大的戰爭機器，讓整個世界都很吃驚。他穿著平日那一套褐色制服，但卻坐在小舞台上覆著紅色長絨毛的寶座上，頂上的遮陽棚裝飾著老鷹和鐵十字架。坦克、大砲部隊、裝甲車隊和上萬名全副武裝的士兵，列隊在凱旋大道上遊行向元首致意，一百六十二架戰鬥機以密集隊形飛越頭頂。

　　凱旋大道將首都切成兩半，但同時也將希特勒與整個國家的帝國歷史連結在一起。史佩爾設計的這條大道，是菩提樹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的延伸，而菩提樹下大街正是當年拿破崙戰爭之後普魯士建造的凱旋大道。凱旋大道是一項宏偉計畫的一部分，柏林將改造成一個千年帝國的首都，一座名為「日耳曼尼亞」（Germania）的閃耀城市，媲美埃及、巴比倫和古羅馬。這項計畫以元首本人構想的原始草圖為基礎，包含一個可容納十八萬人、雄偉的「人民大廳」，而凱旋門到時候會有一百一十七公尺那麼高。史佩爾後來說，希特勒要求他蓋出「世界上最偉大的東西來讚揚他、榮耀他」。

　　戈培爾忍不住讚嘆：「舉國上下空前絕後地在為元首慶賀。」六年前這個國家還分崩離析，現在似乎奇蹟般地被希特勒統一了。德國記者兼歷史學家哈夫納對納粹政權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計算出全國超過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希特勒的追隨者。

　　克蘭普勒對此持保留態度，他說：「那時候全國八千萬人都被媒體綁架，每個人都害怕說話，怎麼能怪他們？」希特勒在他慕尼黑的老地盤特雷莎草地廣場（Theresienwiese）發表演說，原本預計會有五十萬人到場，但最後來的頂多二十萬人。「他們站在那裡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一個旁觀者表示。大多數的人都是從鄰近的公司和工廠被強行帶到會場。史佩爾自己也記得，一九三九年那時候雖然也是有人很熱衷，但歡呼的群眾完全都是被操控好的。

　　「希特勒的五十大壽慶生方式如此奢華鋪張，人們可能會真的相信他的聲望在高漲。然而那些真正認識老百姓的人很清楚，可能不完全如此，很多都只是表象而已。」一則批評政權的匿名評論如此寫道。在慶典舉行的前兩週，人們不斷收到通知要求裝飾自己家，不遵守的人就等著被處罰。甚至連教堂都收到宣傳部的具體指示，如何在這個偉大日子裡敲響鐘聲。

　　無論人民是否像戈培爾宣稱的那樣崇拜元首，他們始終都生活在對戰爭的恐懼之中。當奧地利和平地被併入帝國時，即使是狂熱的追隨者也鬆了一口氣，但他們並不相信《慕尼黑協定》。張伯倫一回到倫敦就受到熱烈歡迎，他手裡拿著一張在風中飄動的薄紙，自信地宣告：「這為我們的時代帶來和平。」歐洲其他地方也有人熱烈歡呼，但並不包括德國。德國人民認為這只是在裝樣子，他們小小聲地說：「大家都不懂希特勒。」

　　張伯倫原本深信希特勒只是想要吞併蘇台德地區，但事實上，元首希望消滅整個捷克斯洛伐克。他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行動了，德國、匈牙利、波蘭入侵並瓜分了捷克斯洛伐克。一個禮拜後，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捎了封訊息，要求希特勒保證不會攻擊歐洲其他國家。張伯倫本人就曾宣稱，如果波蘭的獨立受到威脅，英國會出手干預。慶生會的時候，儘管表面上看起來一切都充滿力量也很團結，但其實籠罩著一層厚厚的恐懼。

　　幾個月後，眾人越來越擔心戰爭爆發，希特勒與史達林簽署了一項同盟協議，為國際社會投下震撼彈。主要的敵人現在成為盟友了，這意味著戰線只有一條。但是希特勒犯了一個致命錯誤，他以為有了蘇聯在背後撐腰，法國和英國就不敢干涉波蘭。這是一場豪賭，但希特勒很相信自己一直以來都有正確的直覺。他樹立了一個命中注定之人的形象，並且對此深信不疑。他駁回了跟他不一樣的意見，包括自己的將軍。戈林曾諫言不需要這樣孤注一擲，希特勒卻回答：「我這輩子每次要賭都是要賭上全部身家。」德國九月一日入侵波蘭西部，蘇聯則於九月十七日入侵波蘭東部。

　　九月三日，英國和法國向德國宣戰，所有人都震驚不已。霍夫曼說，這場宣戰激起的並不是如一九一四那年的狂熱，而是「極度的絕望」（abysmal despondency）。「這一天，沒有人表達出興奮之情、沒有人歡呼、沒有人扔擲鮮花、沒有人對戰爭一頭熱，也沒有人對戰爭表現出歇斯底里，」夏伊勒在柏林觀察道，「甚至沒有人怪罪法國和英國。」

　　連希特勒也大吃一驚。霍夫曼發現他「癱坐在椅子上，陷入沉思，臉上流露的盡是懷疑和懊惱」。但他很快又振作起來，因為關於在波蘭迅速推進軍事行動的報告開始源源不斷地傳來。

　　軍隊入侵後在一週內就抵達了華沙，但柏林的街頭上並沒有人在狂歡。夏伊勒在日記中寫道：「在搭地鐵去電台的路上，我發現大家對這條重大新聞異常地冷淡。」隨著法國和英國的船實施經濟封鎖，幾乎所有商品都受到影響，棉花、錫、石油和橡膠的進口減少了一半，越來越多東西採定量配給，人們只好聽天由命。許多商店，像是糖果店、魚販、雜貨店的櫥窗，原本放的是定量配給的商品，逐漸改放元首的照片、國旗布條，還有勝利的綠色。為了資助戰事，所得稅增加了高達百分之五十。

　　到了十月的時候，甚至連橡膠套鞋也只夠提供給百分之五的人口。冬天氣溫驟降到攝氏零度以下，一半的人口在嚴寒中受凍，沒有煤炭可用。萊伊透過電台宣讀了一份耶誕宣言：「元首永遠是正確的。服從元首！」

　　希特勒一九四○年四月二十日生日那天，不再有教堂的鐘聲響起，因為許多教堂的大鐘都被熔掉去製造子彈了。儘管幾週前占領丹麥和挪威的軍事行動告捷，仍只有七十五位民眾來致上生日祝福，他們站在總理府外等著一睹元首的風采。

　　希特勒意識到他無法打破經濟封鎖。他再次賭上一切，趁著他的部隊還有足夠補給品時，企圖爭取勝利。一九四○年五月十日，德國軍隊進軍荷蘭、比利時、法國。德軍輕鬆地以坦克從側翼包抄法國的防禦工事，在六月十四日時抵達巴黎。四天後，德法在國際臥鋪車公司的車廂中簽下休戰協定，那個車廂正好跟法國統帥馬歇爾．斐迪南．佛區（Marshal Ferdinand Foch）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向德國代表提出休戰條件的時候是同一個車廂。

　　六個禮拜前傳出要入侵法國的消息時，許多人的反應都很冷淡。夏伊勒評論道：「我見過的大多數德國人，都陷入抑鬱之中。」現在他們都在為希特勒歡呼，稱他是「新歐洲的創造者」（Creator of a New Europe）。希特勒親自監督了勝利閱兵儀式的編排，他堅持認為閱兵「反映了」他的軍隊取得「歷史性的勝利」。當他乘坐的火車緩緩駛進火車站時，在現場已等待了好幾個小時的群眾雀躍地歡呼起來。元首流下了眼淚，激動到說不出話。在他返回總理府的路上，人們擠得水洩不通。「街道上覆滿鮮花，看起來像是五顏六色的地毯，」戈培爾寫道，「整個城市充滿了喜悅。」

　　舉國上下一片歡騰，所有人都在慶祝休戰。人們一方面為先前對戰爭的懼怕鬆了一口氣，一方面又非常欣喜希特勒實現了計畫。看來，上帝之手又一次指引元首走向勝利。

　　希特勒在國會大廈發表了一場富有說服力的演說，向英國遞上橄欖枝。這場演說是他最好的一次表演，對英宣戰其實無可避免，他算計著藉此團結渴望和平的人民。他擺動身體，變換聲調，細細斟酌每個用字遣詞，兩眼炯炯有神，說到反諷之處就轉動他的頭，搭配各種手勢，他一方面一副充滿自信的征服者姿態，但同時又巧妙地呈現出他是人民忠誠的僕人，給人一種創造和平的真誠形象。「他可以完全不動聲色地說謊。」夏伊勒說道。這場演說有一部分是演給他的將領們看的，他們一起坐在第一個陽台上。他手一揮，將十二名將軍全升格為元帥。戈林則晉升最高軍階的帝國元帥（Reich Marshal）。

　　英國拒絕求和。令他們驚愕的是，許多老百姓現在都意識到，戰爭不會很快結束。不列顛戰役（The Battle of Britain）隨後爆發，但是帝國元帥戈林未能成功將英國炸到投降。希特勒採取了另一個計畫，一個他自從寫了《我的奮鬥》後就一直放在心上的計畫，那就是征服俄國。德國非常仰賴史達林的石油和糧食供應。蘇聯看起來很虛弱，他們的軍隊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年冬天入侵芬蘭失敗後損失慘重。希特勒相信他可以很快取得勝利。一九四一年六月，他再賭了一次，背叛他的盟友，大約三百萬名士兵越過了俄羅斯邊境。

　　德軍很快就陷入了代價高昂的消耗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在日本襲擊珍珠港的美國艦隊後，希特勒對美國宣戰，在他的想像中，美國從來就不是一個大國。他顯然低估了美國生產小麥、煤炭、鋼鐵和人力的實力。令所有人聞之喪膽的雙線戰事，如今成了現實。元首對自己的天才太過有自信，無視軍隊最高指揮部的聲音，執意干預戰爭的每一個方面。他一再拒絕從史達林格勒（Stalingrad）這個以他勁敵為名的城市撤軍。數十萬名德國士兵死於這場戰史上最血腥的戰役，剩餘的德意志國防軍於一九四三年二月投降。

　　戰場遠在天邊，多年來德國人民聽到的消息都說，希特勒是閃電戰大師。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八日，戈培爾在柏林體育宮發表演講，他告訴人民，全面戰爭現在是不可避免的。無線電廣播轉播了他的講話內容，各家報紙也紛紛轉載。

　　希特勒從眾人的視線消失。為了平息外界說他健康每下愈況的謠言，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一日，他做了簡短的發言。這是一場非常匆促的沉悶演出，有些聽眾甚至以為這是找別人模仿出來的。他的手顫抖得越來越嚴重，這無疑是他不願公開露面的原因之一。他的祕書說，他相信鋼鐵般的意志可以戰勝一切，但卻無法控制自己的手。

　　在希特勒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日生日的前夕，戈培爾在他的年度演講中解釋道，有才能的人不需要在世界舞台的鎂光燈下展示自己。在無止境的工作日和無眠的夜裡，希特勒為了國家的利益而勞心勞力，背負著最沉重的負擔，面對最大的痛苦。

　　一些人嘲笑戈培爾，其他人則相當震驚。許多人意識到史達林格勒是一個轉折點，德國正在輸掉這場戰爭。針對當權政府的嚴厲批評開始出現，不過大家都很清楚如何表達自己的觀點而不受刑事處分。大家也很清楚，如果犯了重大的戰略錯誤，那麼應該為此負責的只有某個人了，而這個人不把一切都毀滅掉，是不會罷休的。

　　到了一九四三年夏天，墨索里尼下台，越來越多人開始公開地批評當權政府。人們收聽外國電台，渴望更了解一直進犯的敵軍。越來越少人行希特勒式敬禮。納粹黨衛軍安全部門的一份報告指出，「許多黨員不再配戴黨徽」。被扔出權力核心的外交官哈塞爾（Ulrich von Hassell）表示，越來越常聽到有人說：「真希望首先踏進柏林的是英國人，而非俄羅斯人。」

　　全面戰爭帶來了更嚴格的配給制，老百姓被迫縮衣節食。不過他們的狀況仍比其他國家的人好多了。波蘭被入侵的時候，猶太人和其他不受歡迎的族群也開始遭到有計畫的殺害。一九四一年，納粹在占領的波蘭境內建立了種族滅絕營，很快地，來自歐洲各地的數百萬名猶太人被關在密封的貨運列車上，送往毒氣室銷毀。他們的財產被沒收、分類、標記，然後送往德國資助戰爭。

　　紙和紙板也實行配給，霍夫曼的攝影生意卻不受影響，因為國家認為元首的照片是「戰略上不可缺少的」東西。每個月大約有四噸的紙指定要供給他的公司。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盟軍在諾曼第登陸。包圍的噩夢現在成了現實，兩支強大的軍隊以巨大的鉗形攻勢向德國挺進。希特勒依然深信自己的天才，一直扯他將軍們的後腿，並且痴迷地研究地圖，但由於一直沒有傳出捷報，他越來越懷疑周遭的人。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幾位軍事將領試圖刺殺他。他們在普魯士的戰地指揮所「狼穴」引爆公事包炸彈，企圖炸死元首。希特勒受到輕傷逃過一劫。這更堅定了他的信念，認為自己是命定之人，若他繼續戰鬥，將會出現某個奇蹟的武器，或者命運突然改變，在最後一刻拯救他和他的人民。

　　那時他已經變成了另一個人。霍夫曼形容他，是「一個昔日自己的顫抖影子，一艘燒焦的廢船，所有生命、熱血、火焰老早消失殆盡」。他頭髮花白，駝著背，步履蹣跚。史佩爾說，連他隨從的紀律都開始鬆懈。當他進入房間時，即使是他在貝格霍夫最忠誠的追隨者也依然坐著繼續講話，有些人在椅子上睡著，另一些人無拘無束地大聲說話。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俄國人占領了城門，收音機傳來元首的宣言。希特勒預言，戰爭的命運之輪將出現轉機。他遭到各界的嘲笑，甚至黨內人士也對他冷嘲熱諷，其中有人諷刺地說：「又來一個領袖的預言。」士兵們公開說他是「自大狂」。隨著遠處前線的砲火隆隆，老百姓開始從公共建築上取下img-字符號，並且對政府高層固執不投降感到憤怒。其他人把元首的照片從客廳拿走，一位老太太甚至說道：「我把他火化了。」

　　戰爭的最後幾個月，希特勒躲進了新總理府的地堡。這成了他「逃離現實的最後一站」，史佩爾寫道。但他仍然下令繼續戰鬥，決心為這個不值得他戰鬥的國家帶來死亡和毀滅。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希特勒五十六歲生日，敵軍的第一枚砲彈擊中柏林，砲火終究是無情的，兩天後宣傳部就成了廢墟，只剩下一個白色的建築立面。資深可靠的同伴開始棄船逃逸，包含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和戈林。四月三十日，希特勒飲彈自盡。他聽說墨索里尼死得很不體面，為避免自己受到任何褻瀆，他下令將自己的遺體焚化。一天前，他與長久以來的情婦愛娃．布勞恩（Eva Braun）才剛結婚。兩人的屍體後來雙雙被拖出地堡，淋上汽油點燃。

　　隨後，最堅定的納粹分子出現了一波自殺潮，包括整個戈培爾家族、希姆萊、魯斯特和萊伊。數以千計的老百姓也自殺了。蘇聯紅軍（Red Army）一抵達，一位新教牧師就報告說：「所有虔誠的教徒家庭都自殺了，有些人溺死、有些人割腕或是在家裡自焚。」不過元首的死，並沒有讓太多人感到悲痛，也沒有焦慮的信徒流露出傷心的樣子。「很奇怪，」在聽到廣播宣布希特勒死亡後，漢堡一位婦女說，「竟然沒有人在哭，甚至沒有人看起來很悲傷。」一位年輕人一直以來都很好奇自己的同胞在聽到領導人去世時會作何反應，在聽到電台廣播之後，竟發現大家都「宛如歲月靜好那樣漠不關心」。克蘭普勒觀察道，第三帝國一夜之間就消失了，幾乎沒有人記得。

　　希特勒一死，整個反抗勢力就瓦解了。蘇聯紅軍對此大感意外，他們原本以為會遭遇他們國內發生過的那種激烈黨內鬥爭，沒想到這裡的人民是那麼的溫順。他們還很驚訝，竟有如此多的人將紅色的納粹img-字旗幟攔腰剪斷，做成共產黨旗。在柏林，敬禮的口號改成了「史達林萬歲！」

＊　譯注：二戰前為德國城市，二戰後劃給波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