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束缚：安娜其主义对话残障正义

对谈：TFSR、Richard Amm

编译：芥芥子

较对：芥芥子、虾、牛奶鸡蛋仔

引言

本期编译 The Final Straw Radio 制作的深度访谈（Anarchism and Disability, plus A-Radio Segments），在访谈中，Richard Amm详细阐述了残障的视角、历史和研究，残障正义的概念，探讨了残障与安娜其主义的交集，特别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和国家权力方面的共同立场。他还讨论了 COVID-19 大流行对残障群体的影响。

The Final Straw Radio 是一个独立安娜其主义播客，自 2010 年以来持续播出，致力于传播反权威、反资本主义和反殖民的声音。内容涵盖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抗争、革命运动、监狱抵抗、反法西斯组织、生态行动、原住民自决、性别与解放议题等。本文的编译已获得The Final Straw Radio授权。

TFSR

非常感谢你愿意来TFSR做客。我一直很想与你交流。你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吗？包括你的名字、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说你的人称代词，还有你自己和你目前在做的事情？

理查德·阿姆

当然可以。我叫理查德·阿姆（Richard Amm），使用的人称代词是他（he/him）。我是一名心理学家，拥有工程硕士学位，现在运营一个叫残障行动研究小组（Disability Action Research Kollective，简称 DARK）的组织，我们制作关于残障正义、安娜其主义以及残障历史等主题的认知无障碍的小册子（Zine）。

TFSR

太棒了。在我们开始谈 DARK 之前，你可以为不熟悉这个概念的听众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残障正义”（disability justice），以及这个词的历史背景吗？

理查德·阿姆

当然可以。这个概念主要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反映出以往在国家框架内争取权利的尝试并没有真正成功，这些尝试大多由白人主导，并且缺乏交叉性视角，也未能触及权力关系。在英国，许多残障权利运动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但我们现在才开始尝试更多安娜其主义式的组织方式。

TFSR

你可以谈谈你是如何建立残障行动研究小组（DARK）的吗？

理查德·阿姆

没问题。一开始我在研究关于残障与安娜其主义的历史，关注那些既是残障者又是安娜其主义者或康米主义者的人。我制作了一本以微型传记为基础的zine，与我的学术研究并行，我把研究成果提炼为zine，因为我知道学术界的作品很少被人真正阅读。一篇文章要花六个月写，但可能只有五个人会读。而一本 zine可以很快完成，用通俗语言呈现，能被更多人读到，也更容易传播。

我知道，在很多左翼空间中，人们至少在理论上知道残障是一个政治身份类别，就像种族、性别或者其他经验一样。但他们对残障问题的了解通常止步于此，对如何实现无障碍，或者对很多残障人士所使用的思维模型，也并不了解。事实上，优生学一直在塑造我们如何在媒体中看待残障人士，而这种影响至今仍未改变——不论是在电影制作方面，还是我们如何思考残障者。这就是大多数人了解残障的主要途径：通过媒体。而媒体在这方面长期受到优生学观念的支配。

几乎所有你看到的残障故事，其结局要么是“被治愈”，要么是“死亡”，要么是“被送进机构”，这些都被当作“幸福结局”。这种叙事对人们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塑造了他们对残障的认知，使得他们甚至对谈论这个话题都感到不舒服。我认为这部分是因为，残障是一个流动的类别（fluid category），人们可能在某个时刻自己也会变成这个群体的一员，而他们其实并不愿意面对“衰老”“死亡”“疾病”这些现实。但这也造成了对他人经验的非人化处理，比如过度幼儿化（infantilization）等等。

我们发现 zine 在很多亚文化中早已广泛传播，而且它是线下的。而许多数字平台上，任何关于残障的内容都会被限制传播，甚至是这些词本身，在 TikTok、Facebook、Twitter（X）——都会被算法主动压制。所以我们意识到有必要采用线下的方式。我们要回归实体空间，向人们传递那些通俗易懂的残障知识。我觉得人们会对此感兴趣，也确实如此。我们收到的回应一直都非常好。

TFSR

太精彩了。你提到社交平台算法会压制这些内容。我们在所谓的“美国”这里，最近也非常明显地感受到这种情况。你能否谈谈像“残障”（disabled）和“多样性”（diversity）这样的词语在当下如何被滥用？比如在美国，很多 DEI（多样性、公平与包容）项目被系统性废除——我想在英国也一定有类似的例子。

理查德·阿姆

关于语言，我有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那就是——我认为，语言的重要性在当前的舆论环境和媒体中被过度放大了，因为这是一个“安全话题”：它不会挑战任何既有的权力结构，也不会让人感到不舒服，也不会导致任何真正有意义的行动。最多只会带来象征性的胜利。所以我们总看到这些无休止的争论。

举例来说，美英之间的常见语言争论就是：“是应该说 'person with a disability'（有残障的人），还是 'disabled person'（残障人士）？”这背后其实是理论结构的根本不同。我推荐大家看看 Inclusion London 关于社会模式（Social Model）的解释，他们有一整页写得很清楚。

比如美国和英国之间常争论“应该说‘有残障的人’（person with a disability），还是‘残障人士’（disabled person）？”这个争论背后其实是理论框架的差异。我建议大家阅读 Inclusion London 关于社会模式（Social Model）的介绍。他们解释得很好。

TFSR

我完全同意。我觉得，当人们只专注于语言，而这种关注变成遮蔽其他经验的“主轴”时，他们就会在那一步停下。而我们现在就正在看到这一点，比如在代词使用方面。我在一个类似企业环境下工作，我们也有那种“多样性代词工作坊”之类的培训。但它的前提或默认设定就是：这是跨性别者唯一需要别人重视的事情。就像你说的，这其实完全脱离了现实。

理查德·阿姆

是的，我觉得对语言的关注，其实是新自由主义式的解放策略。我觉得，人们确实想要尊重残障者，不说错话，但当你面对一个残障者时，你内心产生的那种不安感——那才是你真正需要去探索的部分：你为什么会对这些人感到不舒服？那种不适感是怎么来的？你只需要把他们当作人来对待。这根本不该是件困难的事。

我是轮椅使用者，常常会有陌生人走过来问我：“你为什么坐轮椅？”——你是在问别人人生中可能最痛苦、最具创伤性的事件，或者是在要求他们提供私人的医疗信息，这非常奇怪。虽然我已经习惯了，但我还是会遇到这种事：比如在公交车上，竟然有人会告诉我：“嘿，你有没有考虑过安乐死？”这真的很诡异。所以回到语言问题，我认为其实有太多更重要的对话尚未展开。

比如在美国，目前在大约 40 个州，“未经本人同意对残障者进行绝育”仍然是合法的。而且这不是什么陈旧法律被遗忘了的情况，有些法律还是 2023 年新通过的。我们面临着一些非常严重的、结构性的权利缺失。

我可以一直讲这些问题，但或许我们还是继续回到你列好的问题上比较好。

TFSR

当然可以。我觉得，为自己的人性发声，对于边缘群体来说，仍然是一件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理查德·阿姆

是的。我觉得，人们应该关心残障问题，不只是因为要“帮助残障者”，而是因为——如果你是女性，你更有可能是残障者；如果你是跨性别者，你也更有可能是残障者；如果你是穷人，或者你来自少数族裔群体，你都更有可能是残障者。我们是这个星球上最多样化的群体。而如果你在残障权利上做对了，你实际上也在帮助每一个其他边缘群体中处境最艰难的那一部分人。我们在残障群体内部其实也发展出了很多理论框架。

很多人把社会模式理解成一种个人认同，但它的本质其实是一个团结的框架，是一个用来理解权力关系的工具——不仅仅适用于残障，也适用于其他群体。社会模式最初的设计目标是：让一个轮椅使用者、一个盲人和一个神经多样性者——这三者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能够通过共同的权力经验，建立起一个统一的身份认同。这个框架同样也适用于其他所有边缘群体。在残障社区里，其实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理论工具，但它们目前还没有真正传播出去。但我们的项目目标就是希望能让这些内容变得更容易理解，也更容易被街头上的普通人接受。

TFSR

确实如此。

理查德·阿姆

我也想借此机会推荐一下迈克·奥利弗（Mike Oliver）关于社会模式的研究。他的观点后来在学术界和企业界被大大稀释，但它最初其实非常激进，目标是彻底改变整个社会结构。

TFSR

那太棒了。我们会在节目的注释里附上链接，供有兴趣的人进一步了解。你已经谈了很多关于残障、它在社会中的被观看方式和互动方式——通常是以一种糟糕的方式。那么你能不能谈谈残障、残障正义与安娜其主义之间的交集？

当然。这之间其实存在着很多自发的、有机的安娜其主义实践——不论是来自残障正义运动、残障权利运动，还是来自安娜其主义本身——它们在做的事情很多都是高度相似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安娜其主义这个运动，在通常意义上是被定义为一个以合作方式组织、通过直接行动乃至使用暴力来推进的运动，它恰恰是在与优生学同时期诞生的。这两个运动其实是互相影响的。有一些安娜其主义运动中的重要人物，虽然被尊为先驱，却同时也持有非常强烈的优生主义观点，比如主张对某些群体进行强制绝育。当然，这些被绝育的群体，并不只是残障者，也包括少数族裔、穷人，尤其是女性。残障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几乎总是带有交叉性的。

但我并不认为优生主义是安娜其主义理论中“天然”包含的东西。我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一种历史偶然。不过，也许除了“原始安娜其主义者”（anarcho-primitivists）以外，其他安娜其主义者几乎完全不承认残障者的存在。即使是他们，也往往只是为了回应他人对其“歧视残障”“具有优生主义倾向”的指控，才被迫提及残障话题。但他们也几乎是唯一一个哪怕偶尔会承认残障存在的安娜其主义群体了。

所以这真的令人沮丧。因为这些运动本可以互相学习，它们本来在理念和实践上就有很多重叠之处。比如互助网络、照护组织等等。残障群体的组织方式也非常值得借鉴。我们会在系统中设置冗余设计——也就是说，如果某个人去世、生病、被捕或发生其他突发状况，信息也不会随之消失。我们不会把全部责任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们会分担工作量，避免成员“燃尽”（burnout）。我们的组织系统里，本来就内嵌了照护实践。而这些做法，其实对更广泛的运动也是非常有益的。此外，我们也非常重视无障碍策略，但不仅仅是无障碍设计，更包括整体组织结构的可持续性。比如确保每一个任务都有“备份人”，这样就不会让任何人因为掌握核心信息而被过度依赖或压垮。我们不得不这样组织，因为我们确实“死得太快了”。

TFSR

确实如此。我非常喜欢你们 DARK 小组出的一本关于残障安娜其主义者的zine。一开始我以为那只是一本简单的传记集合，然后我开始读——这些传记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而且你们提到了像巴枯宁、马拉泰斯塔（Malatesta）和伏尔泰琳·德·克莱尔（Voltairine de Cleyre）这些人物。我也非常感动地看到你们收录了阿伦·布什内尔（Aaron Bushnell）。这本册子真正让我意识到：残障者与安娜其主义之间一直以来就有着深厚的关联，而这层关系在近些年似乎被遗忘了。你可以谈谈这件事吗？

理查德·阿姆

有一个普遍的历史趋势，是我们现在正试图通过zine去直接挑战的——那就是：当一个历史人物被纪念时，他们的残障经历通常会被当作“可耻的污点”从记忆中抹除。你也能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即使是像阿伦·布什内尔这样的例子——人们一旦知道他是自闭症者，就会试图把他的行为解释为“他有问题”，而不是他有清晰的、政治性的意图。他自焚本是一场明确的、激进的政治声明，而人们却说：“哦，那只是因为他精神不好。”他的自闭症身份被拿来解释行为本身，并试图用来削弱他的政治表达。这种现象并不新鲜，甚至可以说是常态。

就连没有任何诊断的人，也常常被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以此来将他们的行为“去政治化”（depoliticize）。就像海伦·凯勒（Helen Keller）的例子。她的确曾持有优生主义观点，这点确实令人尴尬。但她同时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政治立场非常鲜明。然而这些部分几乎完全从她的主流记忆中被删除了。公众喜欢把残障者描绘成“温顺的小天使”或“宠物”，而不愿意看到一个残障者可以拥有坚定、清晰且富有逻辑的政治信念，甚至这些信念可能正是他们在被压迫中形成的。就是那种“嘿，也许这个社会真的不太好，我们能不能换一种对大家都更好的方式来构建社会？”

我个人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我没有办法拿出证据——安娜其主义其实是残障权利的自然延伸。因为在资本主义中，我们被教导要以“生产力”来衡量自身价值，以工作、以我们能为企业或雇主创造多少钱来定义自己。而如果你无法这样定义自己，那么你就会被视为“失败者”，是那个不配拥有归属感的人。所以说，资本主义和残障权利是根本对立的。

国家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保护富人的资产。这里我推荐一篇文章，叫《看不见的手背后的铁拳》（The Iron Fist Behind the Invisible Hand），它是对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或那些喜欢自称为“安娜其资本主义者”（anarcho-capitalists）的人的直接回应。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是为了集中权力和财富。而你不可能只推翻资本主义却保留国家——你必须同时推翻两者。再次声明，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我没有理论证据支持。我个人更喜欢以历史作为证据，而不是抽象的理论。

我们最近还出了一本关于残障康米主义者与安娜其主义者的zine，是第二辑，里面收录了更多人物。我特意把“康米主义者”和“安娜其主义者”放在一起，部分原因是希望能让人们更广泛地去了解这两个传统，但说实话，也有点是为了“惹恼人”，我觉得这很有趣。

TFSR

（笑）我很喜欢这样。这本zine真的非常好看，我强烈推荐大家去读。

理查德·阿姆

我们还做了一本是关于残障激进分子的，里面主要收录的是民权运动领袖和反奴隶制活动家，还有一本是关于残障女性主义者的。

TFSR

太棒了。你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记得好像是在《The Commoner》——你说，“残障是一个任何人都可能随时加入的少数群体，其定义既不是非此即彼的，也不是永久性的。”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正在亲身体验这一点，尤其是在 COVID 和长期新冠（long-COVID）的现实面前。你能谈谈“能力”、“健康”和“残障”这些概念本身具有多么多孔、易变的特性吗？

理查德·阿姆

关于“残障”是什么，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定义方式，我觉得这归根结底是一个“谁拥有定义权”的问题。哪怕是在国家体系内部，这个定义也是极其不一致的。比如：你可能“残障到”会被军队开除，但却又“不够残障”去申请残障福利。所以问题就是：谁有权决定你是否是残障者？很多神经多样性者更倾向于自行摸索和认同，而不愿意经过整个医疗系统来拿到一个诊断。在美国，诊断又是一个阶级问题，因为它不是免费的。我好像有点跑题了，你能再重复一下你的问题吗？

TFSR

不，不，完全不是。就是那种流动性和易变性的特点，然后你还在谈论谁有权定义什么是残疾。

理查德·阿姆

那我想稍微讲一下 COVID。COVID 会造成累积性的伤害，不是所有感染者都会这样，但你每感染一次，患长期新冠的概率就会上升。到你第五次感染时，概率差不多是 50%。COVID 会损伤大脑的额叶皮层，这部分负责情绪调节、逻辑推理和风险评估等关键功能；也会损伤躯体感觉皮层，这也是为什么人们会丧失嗅觉。这实际上是大脑受损。而且这种损伤是累积的，不会完全修复。你的大脑有时可以通过重新连线来绕过受损区域，但这种补偿机制也有上限。

而我们现在是在让 COVID 持续在人群中自由传播。这意味着残障理论在未来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有一项研究，样本量高达 500 万人。研究发现，即使只是轻症 COVID，也会让你患上痴呆症的概率上升 17%；而如果你是重症（需要住院治疗），那这个概率会上升 17 倍。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感染过四五次了。我们将会看到越来越多人格特征的变化，比如：情绪变得更加易怒、更难被说服、更难进行理性对话。很多这些变化，其实都类似早发性痴呆症的表现：人们对本来只是小小的刺激会有极度情绪化的反应。COVID 不只是损伤大脑，它还会伤害心脏、肾脏、肝脏和免疫系统，且影响可能持续长达一年。

我本可以单独做一期采访，只谈 COVID。我现在其实正在写一篇文献综述，可能最后会做成一个关于长期新冠和人格变化的zine。我的最初专业是研究心理学，而 COVID 显然是一个令人非常关注的研究对象。它已经并仍在持续塑造整个社会。所以问题是：当人们不断感染，直到累积性的损伤变成永久性病变，那我们未来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尤其是那些面对公众工作的群体：老师、护士、警察、军人——这些人首当其冲。当越来越多的人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高效工作，我们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真正认真面对。没有人真正研究过它，但我认为它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不过，也许我们只能走着看。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 COVID 已经过去，一切回归正常。但这种想法撑不了太久。各种后果正在不断叠加，迟早会不可忽视。这就像气候变化一样。解决它很麻烦，但不解决就是长期灾难。而现有的权力结构只关心“短期内能不能让人稳定地去上班”，根本不会去管这些健康代价。

TFSR

是的，我认为，“回归正常”的诱惑，是一方面人们极度渴望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它也是国家和资本主义所高度依赖的工具，用来推动现状、维持后期资本主义的运行。我们这边就很典型——最近刚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极具破坏性的飓风，大概是在九月底到十月初的时候。那场飓风几乎永久性地改变了我们这个地区，至少从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角度来看。而我们看到的，却仍是同样的“回归正常”的诱惑口号，被反复喊出，比如：“你需要回去上班了。” “你得回到工作状态中去。”

理查德·阿姆

我还想指出，长期新冠（long-COVID）对女性的影响更大。而如果你是跨性别者，你很可能还患有基础性健康状况，比如 EDS（Ehlers-Danlos 综合征），这会让你更容易发展成长期新冠。所以如果你正和同志们在同一个空间里，请戴口罩。请搭建 Corsi-Rosenthal 盒子来过滤空气。请务必小心——尽你所能去保护你自己，也保护他人。我们知道 COVID 是通过空气传播的。洗手，其实从来都没有什么效果。很早之前，中国有一项研究显示：如果大家都戴口罩，那么戴眼镜的人感染率会低七倍。为什么？因为它是空气传播的。人们戴着口罩，眼睛却裸露在空气中，以为自己“安全了”，其实并没有。我可以永远谈 COVID。但我也想在我们还有时间的时候，再讲几个其他点。

TFSR

当然可以。毕竟眼睛也是黏膜组织。

你前面提到了一些建议。我也认为，让受影响最深的群体来承担改变的责任并不公平。但在你看来——无论是从心理层面还是物质层面，或者两者都有——有哪些“向前迈进的方式”，可以让安娜其主义圈子变得更加无障碍，更开放，能容纳更多人？

理查德·阿姆

这真的很难说。不过我也看到一些很棒的做法，比如在安娜其主义书展上，人们现在会为来访者提供触觉玩具（fidget toys）、或者是耳部降噪装备（sound-blocking things），以帮助应对感官过载这类问题。我觉得戴口罩真的非常好。不只是出于保护身份的目的，也包括保护他人、减少传染风险，乃至降低整体公共健康风险。在社会层面，我们其实本该继续做检测和追踪。但这些检测方式其实可以设计成“去中心化”和“匿名”的。然而，奇怪的是——没有一个政府真正对这些方法感兴趣。

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始终思考：“你组织的空间，是否欢迎所有人？”要持续反思：“是谁没有出现在桌边？他们为什么没来？是什么在把他们排除在外？”我觉得，在美国，你们有《残障法案》（ADA），所以在物理层面上的无障碍，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但我也想说，有一件事影响范围很广——不仅是让残障者被排除在外，也是一种我对安娜其主义整体的批评，那就是：阅读，太多太复杂的阅读。人们现在没有时间。人们的高级认知能力也正在逐渐丧失。我们必须让我们的表达尽可能简单、清晰。你要是想向别人推广一种政治哲学，却得让人读五本又厚又长的书，全是死去的白人老头写的，每本都得边看边查字典才能懂——那就注定不会传播出去。那在一切意义上，都是一次彻底的失败。所以我坚信，语言的可达性（accessibility of language）是必须的，我们需要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解释复杂的内容。而这点会越来越重要，因为——COVID 正在“吃掉人们的大脑额叶”。

TFSR

确实如此。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也许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激励，能够对那些正在听的安娜其主义者提出挑战。

那听众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加入你们的工作？你们现在是否需要帮助？人们要怎么了解你们，或者参与进来？

理查德·阿姆

我们有一个 Linktree，上面可以找到我们做的所有zine。我们做的所有内容都是免费的，包括订阅也是免费的。

地址是：llinktr.ee/disabilityark

如果有残障人士对参与写作或内容创作感兴趣，我们非常欢迎你加入。请一定联系我们。我们现在做的内容涵盖很多主题，虽然以前主要以历史为主，但我们现在也开始做更多媒体分析的内容。我们即将发布一本关于残障在恐怖片中呈现方式的zine，我们会从历史角度出发，追溯优生主义运动是如何影响了当今电影中对残障的呈现。这真的非常有趣。

我们之前还做过关于残障与《星际迷航》的分析，大家可能也会感兴趣。其中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是：从 1970 年代到现在，虽然其他群体的代表性在《星际迷航》中不断改善，但残障的代表性却在不断恶化。在原始系列（TOS）中，大约有 16% 的剧集包含某种形式的残障角色。但到了现代剧集，比例降到大约 2%，而且呈现方式也变得更糟。我们现在还在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目前我们有几个猜测，其中一个比较现实的解释是“金融危机”——当你面临预算削减时，制作成本最高、受众最少的群体——就是残障者。所以他们最先被“删掉”。为了让大众对这种删减无感，你必须提前用媒体手段把他们“去人性化”，在公众心中抹去他们的价值感。你必须让人们“觉得残障者不存在、不重要、不值得关心”，这样当他们在现实中被剥夺资源时，就不会有社会反弹。这些不是“官方操作手册”，只是我们观察到的现实发展趋势。

TFSR

不，我觉得你说的非常有道理，也非常真实，媒体呈现和财务模式之间确实有着非常亲密且交织的关系。

理查德·阿姆

我觉得，特别是因为不仅仅是各种金融崩溃，也因为 COVID 的影响，我们现在看到在很多国家推动安乐死立法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往往并不是自愿的，因为要获取安乐死比获取无障碍住房、社会照护，甚至药物或治疗更容易。我的意思是，曾经有些人去寻求 PTSD 治疗，却被提供了安乐死，而不是治疗，甚至有些人只是想找个住处，也被建议去申请安乐死。所以，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也是未来我们将要面临的方向。

我们未来可能会看到一些长期新冠的治疗方法，但我们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国家推动安乐死立法的扩展——而且要明确的是，大多数残障人士是强烈反对这一点的。所有的媒体都会把我们描绘成想死或者总是想着治愈自己的人，但实际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还是享受生活的。安乐死往往是非残障人士以为我们想要的东西，但这是因为它与资本的目标相符，而这绝对不是几乎任何残障团体所支持的事情。

TFSR

至少我们这里，在美国……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它。你可以把它描述为帝国的崩溃，也可以描述为寡头式的接管，或者你也可以描述为法西斯主义，虽然我觉得那个词需要一些澄清。通常这些社会结构对残障人士不友好，对人类大多数人也不友好，所以，观察发生了什么、正在出现的模式，将变得非常重要，也已经变得至关重要。

理查德·阿姆

绝对如此。而且我觉得，随着长期新冠的普遍化，认知无障碍的残障政治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这也是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来填补的空白。

TFSR

太棒了。理查德，这就是我准备的所有问题了。你有没有想补充的内容，或者有什么我们没讨论到的，想在最后提一下的吗？

理查德·阿姆

我之前提到过《星际迷航》与残障的关系——它的变迁过程，以及残障在其中表现的变化：在其他元素的表现逐渐好转的同时，残障的表现却变得更糟。我们最近发布的最后一本zine是关于古埃及与残障的，古埃及是一个存在了五千年的社会，非常包容残障。古埃及的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残障者，我们也对这些历史做了详细的追溯。

很多人认为，过去的残障者生活得更惨，而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残障者的生活条件才变得更好。但这完全不是真的。事实上，自从资本主义出现以来，残障者一直处于社会底层，要么被关押在机构内，而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残障者是和其他人一起生活的，很多时候是平等的，这一点很有趣地被遗忘了。

我们还做了一本关于“残障神祇”的zine，探讨了残障在世界各地神话中的呈现方式，老实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我还做过残障电影分析工具，这其实是我的硕士论文，提出了一种分析电影的框架，来展示电影是否在强化观众的偏见。这种框架可以适用于或改编成其他边缘群体的分析。我们还做了一本关于轮椅历史的zine，追溯了轮椅从公元 500 年到现代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带齿轮的手动轮椅实际上比自行车早了 200 年。

之前我提过的《残障激进分子》，其中很多人是反奴隶制的活动家、反种族隔离的活动家，还有民权领袖。我们的《残障女性主义者》zine收录了最多的人物，包括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和其他许多知名人物。我们还做了《残障的康米主义者与安娜其主义者》（Disabled Communists and Anarchists）第一卷和第二卷。但我们计划在这些之后推出一本更加理论性的zine，少一些传记，更多地聚焦理论框架，构建出更具学术性和实践性的内容。所以，我们计划做一些既具有教育意义也具有娱乐性的内容。

TFSR

太棒了！天啊，跟你聊得太好了。我真的很高兴我们能够联系上，也非常感谢你在时间安排上的理解和包容。非常高兴这次对话能实现，希望我们能够保持联系，今后能有更多合作的机会。

理查德·阿姆

没问题，非常感谢你邀请我参与这次对话。真的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