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火：无产阶级可否要求统治当局做某种改良？（2011年6月11日）

按：重读十四年前的这篇文章，我松了一口气：我仍是基本赞同的。毕竟，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主题。相当多左翼人士至今都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不是过于屈膝，就是过于高冷。
而今重读，我甚至有一些自我感动——准确说是为曾经的自己而感动，因为如今的我远不再是曾经那样积极热心细致地帮助工人行动了、以及如今的整个时代都不再是工人积极奋发尝试集体抗争的时代了（我对工人行动的积极献言献策支持时期应该是始于2005年，最后有记忆是2018年，其中2016-17年对沃尔玛工人行动的舆论支持是最密集、印象最深的，其它时期也有很多细微的对其他领域积极工人的介入支持，但相当多细节我都忘了，甚至这篇文章最后提到的对哈尔滨铁路职工朱春生的那些具体支持我都忘了——我只大概记得当年有与他较多聊天交流、试图有所推动、转载过他很多发言等印象，但绝大多数细节都忘了，所以当我再次看到这些陌生得神奇的记录对不上早已模糊的记忆时、当我看到我把这些与工人交流的记录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对待工人运动的原则结合起来时，我有一种特殊的感动）。

虽然很多细节我都真的忘记了，但我很清楚记得一点：我当时写这篇文章、以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非常重视这篇文章所谈论的主题，曾经长时间在“工人先锋网”（早已不存在）置顶，如今我一看到这个标题就知道这个问题的重大。因为，如果连这个问题都不能搞清楚，那么左翼要支持无产阶级进行现实斗争很容易一步都迈不出去（因为很多斗争都会触及向当局提要求）。
（秋林，2025年8月3日凌晨）

无产阶级可否要求统治当局做某种改良？

作者：秋火

2011年6月11日

我曾经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2005年9月我曾凭自己的独立判断，认为应该向和谐资产阶级的最高法院等部门请求：改判王斌余死刑为死缓（王某讨薪时捅杀了几个老板），并且亲自起草了公开信、独立地征集联署及串联活动。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说明，我过去并不认为以无产阶级名义要求当局做某种改良是有问题的。

但是从2006年开始，我深深地受到一位笔名叫做“李星”的托派共产主义者影响，我逐渐开始认识各种“左翼机会主义”，特别是我记得在2006年末开始讨论李星翻译的1917年俄国革命者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时，我发觉：在革命爆发时，如果无产阶级革命者仍然要求统治当局做某种改良，则是一种机会主义，因为这样做会使群众错误地寄望于当局进行改良，或者使群众把革命准备这一斗争重心转向“要求当局改良”上。到了2007年，我特别记得是在讨论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PSM）时，李星抓住PSM的一条政策大做批判，当时PSM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空前胜利，就提出一系列纲要，第一条就是呼吁当局落实某些改良政策。经李星这样指出，我也才发现PSM这种姿态有问题。但是三年之后，2011年5月开始我重新思考了PSM的那些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1）我认为这种姿态本身不应该是由工人政党名义做出的正式态度；（2）如果只是要求某一具体改良，而不以对当局本身有政治上的合作或任何寄托为前提，则是可取的。但是PSM当时对民联所组织的政府的诉求，是建立在这个政治事实上的：PSM与民联已经有“最低纲领上的合作”。所以联系起来看，我认为PSM诉求于当局已经是一种机会主义。（参见我今年5月9日修改形成的最新评论《2008-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的胜利和问题》及其该文注解www.workerpioneer.co... ，我QQ空间里也有这篇文章。）
（今注：我刚刚已上传此文： 秋火：2008年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的国会...  ）

近段时间我一直在反思过去深受小圈子影响造成的不良政治偏向，其中就包括：在对待“无产阶级可否要求当局做某种改良”问题的看法上我过于吹毛求疵，以致于在具体实际斗争方面畏首畏尾。出于偏颇的政治正确，我过分强调了“无产阶级不能向当局要求改良”。但是实际上，我仍然非常同情那些无产者的改良斗争，甚至会偷偷地帮忙。例如我从2007年末开始与山东烟台澳利威工会的工人积极分子张军联络，并且在许多次他给全总、给上级工会的公开文件中都提供了自己的修改和增删建议，他也部分予以采纳，但部分地出于那种实际上错误的政治正确性，我却叫他为我保密，不要说我提供过建议。

不过，虽然我知道他不可避免有许多对上级使用的套话，我可以理解，但我当时帮他修改仍有一个底线：反对那些过头的套话。所谓“过头”就是指，表达出当真寄托希望在上级官方工会的意思（即使当事人张军本人都不相信官方会答应，可是他有时也可能表达出这种意思，而我坚决反对），以及既毫无必要、又没有任何用处的吹捧讨好官方的鬼扯。因为这类话即使当事人自己都不信，也会贬损无产者的阶级意识，使其他工人迷惑、甚至真的抱有幻想、以致在斗争中等待改良主义官方的动作、错失斗争的良机。

正由于我在“无产阶级要求统治当局做某种改良”时附加有这样的条件，又由于张军确实抱有对全总的幻想（这个幻想表现在2006年10月罢工斗争期间，张军同意全总的直接干预、在数名斗争骨干被排斥在外情况下先成立了工会），而他长期以来不同程度地用根本毫无任何正面作用、只会迷惑工人的大量溢美之词“讨好吹捧”全总，到后来更是积极配合全总上了官方杂志封面，所以我从一开始与张军合作就发生过许多次私下的激烈争论，直至2009年秋天在工人诗歌联盟论坛上发生了尖锐的公开争论。这次争论的两方，一方是用“斗争策略”来辩解其迎合全总政治意图的工运改良主义立场，一方是从独立的无产阶级立场作出评判；前者斥后者为实际帮助了敌人，并将后者看作极左教条分子。很显然我属于后者，当时这个争论中与我公开地处于同一边的有李星、工诗联斑竹吴季；改良主义立场的是烟台澳利威工会顾问张军，与他的重要盟友、香港先驱社分子刘宇凡（他用马甲发言，大概很少有人知道是他吧），以及一位山东毛左派工人的活跃人物“济南龙仔”也来撑张军的改良主义、批托派教条、捞工运政治资本。这次重要讨论已经汇编成了一个专辑，参见工先网《澳利威自主工会的道路（系列讨论）www.workerpioneer.co...》（刚看了一下，很遗憾：没有收入刘宇凡的重要发言）。

对于这场争论，我至今仍然坚持一直以来的观点，就结合于“无产阶级可否要求统治当局做某种改良”这一重要问题来说，我认为是可以的，但这是有条件的，即：不能让无产者寄幻想于统治当局，不能让无产者以为当局能够真正地落实、保障这些改良；如果在有工人政党的情况下，则工人政党更不能把重要的改良要求以党的名义、以正式态度（例如重大的宪章或纲要）提出来。尤其在重大阶级对决的革命时代，则当局、或资产阶级的临时政权更不可能去落实那些重大的改良，无产者名义的要求如果含有引导群众错以为当局能够改良的意思，那么就更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

这样一种态度我以为才是尽可能积极地参与实际斗争，同时又坚持独立的无产阶级根本利益与无产阶级革命方向。然而许多非常聪明的左青却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就像是一种真正意义的“极左幼稚病”，他们因为认识了这些工运人物的幻想和缺点，于是“不屑”帮助他们、跟那些有问题的工人斗争积极分子们站在一起，或者像害怕传染病一样、生怕接触那些表现出机会主义立场的工运分子。这种倾向又与一些小知识分子左青的非政治化倾向混杂在一起。他们即使不说出来，也似乎对接触工农改良斗争的积极努力明讽暗嘲。所以，当个别无产者或无产阶级向统治当局要求某种改良时，当有朋友愿意帮助和关注这类努力时，那些聪明的左青里又发出了冷言冷语。（今年4月我专门谈论、批判过小知左青的非政治化倾向，参见我的《现阶段两种错误方向与工先网的集体奋斗（2011-4-26）www.workerpioneer.co...》）

但是至少我并不因为左青、左圈中的这些非政治化的消极倾向，而对具体改良斗争拉开距离，我一直希望能带动更多青年关注研究具体的工人斗争、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号、转发消息和“声援”上。那位叫做李星的共产主义者，曾经嘲笑我从来没有、至今也没能给工人斗争带去过有效的实际建议。就算他说得没错，我也不认为“不能给工人斗争带去实际建议”能够成为“不应该关注工人斗争、没必要尽力与工人斗争积极分子共谋出路”的理由。2010年12月底，哈尔滨铁路局客运段职工、列车员朱春生在论坛上发起呼吁，向当局要求改组工会、解决降职减薪等侵害职工利益的问题，我一开始就独立地以自己非常微薄的努力设法帮助他——也许我的那一点点努力根本谈不上什么帮助，但是我仍然认为，即使有一点点可能，进步青年也应该与积极抗争的工人联合起来，至少你不要自诩为工人奋斗、却根本不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工人抗争，或者只是把“为了工人”当作你口头上一个自我炫耀的无聊标签。当我把朱春生的事迹发在工人诗歌联盟论坛上时，吴季曾发了一段话，大意是说如果朱春生只局限于个人抗争的话，那么不会有什么前途，这个话里有点“冷看”的意味。当然吴季说得也不错。但我认为就像2009年的争论中，吴季过分苛刻地斥责澳利威工会张军一样（刘宇凡当时当场批评吴季说不要习惯以左翼知识分子的口吻去对待现实斗争的工人、当时吴季也发觉了自己态度有问题），吴季这次对朱春生事迹的态度里，也隐约流露出一丝不自觉的尖酸气味。所以我当时回应时强调说：朱春生也是群众的一分子，群众的斗争将会教育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工诗联论坛的新斑竹李星已经把我的发言、我的帖子全部删除，所以这些话的记录全部失掉了，但是我尽量客观地记述了当时彼此说的话。）

其实，朱春生并不是偏偏故意要“迷信个人抗争”，但是请设身处地为他想想：当他在努力冲锋陷阵时，其他工人却只是旁观，当他带领的联名集体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时（确实取得了一些集体成果，参见工先网专辑《【我们要求重组工会：哈尔滨客运段职工朱春生带领的抗争-专辑》www.workerpioneer.co...），得到好处的工人却陆续退出，只留他一个人继续在为真正改组工会而奋斗，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革命者”、“共产主义者”除了旁观着冷嘲热讽、挖苦他的“个人抗争”之外，是否真正以一个投入其中的工人事业奋斗者态度去理解他的孤立处境、耐心帮助他改变个人斗争、或偏信媒体的斗争方式，乃至不时地用不限于喊口号的实际方式鼓舞他、支持他的集体奋斗信念呢？

2011年5月15日，由于遭受哈尔滨铁路局领导的非法打压、停职停薪处理和大肆污蔑，朱春生以一个中国铁路职工、普通的工会会员身份，致信全国总工会“求援”，并且重申要求改组工会（参见工先网从朱春生博客转发的公开信全文www.workerpioneer.co...）。当时我再次参与了该文件的修改，并提供了我的一系列细致的具体修改建议，也再次引起了我的思考：无产阶级可否要求统治当局改良？如何做才符合独立的无产阶级斗争原则？如何做才能使工人群众做出既合原则又有积极效果的修改？——通过这次思考和再次努力，我认识到，必须旗帜鲜明地强调：无产阶级可以、并且应该要求统治当局实行各种各样的改良，但是这种要求力求以无产者独立的姿态、有尊严地、不寄幻想地提出，并且应该设法更积极地面向群众、更积极地旨在唤醒群众而不是苦口劝说当局发慈悲。通过耐心交谈和相互了解，我发觉朱春生本人也理解这个道理，他也不相信当局真的能够答应改组工会要求，他也知道这个公开信的意义更多在于产生一个群众性的影响。既不要想当然地以为敢于出头的工人就必定是改良主义，也不要想当然地以为积极抗争工人不会理解集体奋斗的意义，总之，需要沟通、需要接触、需要进步青年与先进工人更多的直接联系和交谈。

在无产阶级革命日益临近的时代里，在现实斗争越来越密集的时代里，革命社会主义者必须坚决地清算这个前一阶段还似乎很模糊的重要问题。我们必须说：我们需要关注一切被压迫的工人、农民和劳苦大众的现实斗争，包括这些无产阶级向统治当局要求改良的斗争，需要尽可能介入其中，关注他们的问题，研究他们的问题，与他们一起商量和讨论，耐心地探讨真正独立的无产阶级利益所在，而既不要冷言冷语地作壁上观、冷嘲热讽，也不要只知一味吹捧、赞美工人，而要能够在工人真诚地希望共同团结的时候，学会提出具体建议，哪怕可能犯错，——如果不是因为保持“永不犯错的政治正确”的小资左派嗜好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勇往直前，共同经历与无产阶级斗争的成长过程。除此之外，别无它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