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圈子争论的大问题：工人运动与反资本主义的群众斗争（2012年8月2日）

按：这是我对由2012年7月先后发生在四川什邡、江苏启东的民众反污染抗争引起的一些左翼宗派小圈子争论所提出的问题的长篇详细回应，此文副标题是“批驳割裂工运与其他群运、以及把工人利益狭隘化的某些奇谈怪论”。此文实际上是我反对李星-吴季小宗派导致的“极左经济主义”，阐述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样对待工人运动与其他反资本主义的群众斗争的关系的文章。
这个左翼宗派小圈子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正是我曾经在其中、但我已于2011年初被李星和吴季合力踢出的原天益马版-新青年小圈子在思想狭隘化退化后而成的气质古怪的小宗派（我在此文中更多谈到了这些事的细节），当时我非常忧虑而深感遗憾地眼看着“极左经济主义倾向”的李星-吴季小宗派不断地把一些本来很有思想潜力的左翼青年变得思想退化、狭隘化、更脱离活生生的现实斗争。
虽然这个小圈子实际上早已不值一提，但我这篇文章却是很认真梳理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并且是结合现实群众斗争谈论的，相信仍有一定价值。
又由于我在另一篇更重要论战文章《南周事件·争取政治自由·无产阶级解放》（写于2013年1月31日）的注释25提及本文，这直接使得我想要把此文一并集结上传。
最后顺便说下，我甚至都不太记得本文中所说的“L同志”是谁了，很显然肯定不是李星，我感觉较有可能是小姜，我有印象引用的文字都来自他的qq空间发言记录。
全文连注释长达1.4万字。粗体为原文所标记。注释中的工先网早已经不存在，所以相关资料也就没办法呈现了。
（秋林，2025年8月3日凌晨）

小圈子争论的大问题：工人运动与反资本主义的群众斗争
————批驳割裂工运与其他群运、以及把工人利益狭隘化的某些奇谈怪论


秋火
2012年7月31日写，8月2日完稿

近一个月里国内两起大规模群众抗争，都因官商勾结的污染工业项目而起：四川什邡市上万群众抗争（7月2日—4日—10日）与7月28日江苏启东的民众抗争。前者以90后青年不畏牺牲的示威、甚至女性群众者张臂阻拦军警而让人震撼鼓舞，后者则是警察一开始就大范围怠工，使愤怒的游行群众直捣市政府，揪出市长扒光其衣，大快人心。可喜可贺的是，两场群众斗争中90后青年首当其冲在前线，这是去年广东乌坎抗争的青年光荣角色之继续。另外，什邡抗争后期与启东抗争一开始的自发公众舆论就转向抗争者，迫使当地政府收敛暴力、否认压制，这种力量对比形势区别于6月中山沙溪暴动里当局占据绝对上风、警察乱棍群殴路人的态势，群众开始更大胆地质疑、挑战统治秩序，这些都是微妙的质变。老实说，什邡与启东抗争在规模与持续时间上，在同类事件中不算很突出，但它们却有上述值得分析的重要变化；因此可认为，虽然自由派普遍过分夸大了两起事件，尤其认为它们预示着革命很快即将爆发，过分拔高了它们的意义，但不少观察者的确敏锐地嗅到了什邡和启东抗争中不同寻常的微妙新变化。

同时很重要的是，这些群众斗争都有一个显著共同特点：激起民愤和导致群众抗议的，都是官商勾结、损害群众利益的某种盈利项目。我们应该把它们视为客观上反对资本主义的群众斗争。[1]革命社会主义者当然应该把革命希望首先寄托在工人运动上，但原则上工运也应该与其他各类反资本主义的群众斗争结合起来，就算现在实践上难以做到，至少也不应该主张相反的观点。本来，上述两件事都应该进一步认真分析，促进阶级斗争的思考（已有人初步谈论事件更多暴露了公知、自由派的伪善）。然而奇怪的是，认同工人革命的左青当中，以L同志对启东事件的感想[2]为代表，却贬低这些群众斗争，竟认为它们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市民运动”（citizen movement），还认为这种“市民运动”与“反资本主义”关系不大，更强调工运的革命性和重要性，还不断地给人把工人运动与“市民运动”对立起来的感觉。

其实，这类观点只是散发在一些并不活跃的、微弱的半封闭小圈子里（QQ群或空间），似乎我没必要“小题大做”；但这种拙劣的“唯工运主义”其实是近两年李星为首小宗派努力散布的“唯工人主义”的恶果，且各个论点还都比较彻底，而以李星为代表的“唯工人主义”正在当前工运的一些基础实践工作里默默地“发扬光大”。那么有关争议就值得认真地探讨一番了。我先就L同志提到的一系列重要概念进行澄清，分析L论述及有关其他论述的错误，再顺带初步清算李星的唯工人主义错误，提出我所认为的工人阶级革命应有认识。
（此文写完再努力精简后一统计竟仍有1.3万字，我首先为读者致歉！我无能再删简文章了……）


什么是反资本主义（根据运动的客观性质，而不是参与者的主观意图）

近期两场抗争乃至近年来几乎所有捍卫生态环境的群众斗争，抗议者的目标无一例外是资本家的盈利项目且都严重损害了民众利益，这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无论私人资本（乌坎事件中圈占村民土地的开发商）、外资（启东事件中建排污管道的日资造纸厂），还是国家资本（如中国国家电力集团在海南乐东县莺歌海镇大建高度污染的火电站，今年年初以来陆续引发群体斗争），这些资本家都有当地官僚资产阶级当局撑腰、紧密勾结。

正因上述客观事实，无论抗议群众主观意图是什么，实际斗争中他们不仅抗议直接肇事的各类资本，也会把矛头对准当地官僚资产政府（就像启东民众冲击市政府、把市长都扒光了一样，斗争升级必使群众的矛头更尖锐，而不因他们一时一地的主观意图改变性质）。所以，我们应该把它们视为客观上具有反对资本主义性质的群众斗争。这道理就像：虽然现在绝大多数工人斗争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工人运动，而且工人即使起来斗争也未必等于有阶级斗争意识，但客观上这些工人斗争具有反资性质，因此我们可以把现今工人斗争作为阶级斗争与工运当代史的一部分。

而且尤其应该关注反对生态污染的群众斗争，因为生态污染的根源几乎完全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与官商阶级勾结所致，而抗议群众的参与阶层更是十分广泛。除此之外，城乡反强拆运动、反对开发商无偿或低价圈地等，也是客观上反资本主义的运动。


L同志对“反资本主义”的定义驳斥了他自己的观点

L同志说：“一个行为是否是anti－capitalism的行为，不是看它自己表现出的是什么程度，而是看它与capitalism的利益冲突的程度。一个在论坛上空喊的anachist，和一个在法院打工伤官司的工人，哪个是anti－capitalism呢？”

这两句话很奇怪——前者完全正确，后者又是抨击谁呢？（请注意他这篇文章一开头就提问“关于沪北某市的散步活动，左青应该作何评价？”显然他是针对有关事件来做评论。）难道江苏启东的民众仅仅只是在论坛上空喊斗争吗？难道江苏启东民众的大规模散步并未冲击资本主义的正常社会秩序吗？

正因为启东民众强烈威胁、冲击了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甚至把市政府吓得魂飞魄散，所以当局才出动如此之多的暴力去压制。民众抗议甚至让政府对日资排污工程紧急叫停——这难道还没有与日资的利益发生冲突？按照L同志的定义，启东抗争完全应该在客观上被视为反资本主义群众运动的一部分。L同志的定义就驳斥了他自己的观点。


广泛的群众运动与狭隘的“市民运动”

让我很诧异的是，L同志用市民运动（citizen movement）这样冷僻的奇怪概念定义当今的群众运动，他写道：

“1.市民运动的历史——在资本主义之前，市民运动无疑是变革的一大动力，遍布地中海和北海、波罗的海沿岸的自由市，有一大部分都是通过反对领主的市民运动赢得的。在那时，市民运动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依靠地租的领主，和手工业、商业资本的矛盾。但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市民运动发生的社会基础变化了，大资本并不像领主一样总是威胁着着市民社会，大资本有很多力所不能及的行业，而这就是中产的市民所滋长的沃土，这些行业得益于工业资本的兴盛，又反过来为工业资本填补了市场这张大网上的孔洞和它们的连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存在市民运动发生的条件。2.为什么中国市民运动却有成为常态的倾向呢？……”。

从这段话看，他用西方市民运动类比今日群众运动完全错误。首先，西方资本主义萌芽期的市民（尤其马克思的早期研究里）是指新兴的手工业和商业资产者，他们进行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而今日群众运动，比如反污染、捍卫生态的群众斗争，抗议者却远远不只是“市民”（小资产者），还包括工人、贫农、其他城乡劳动者，此外还有越来越多青年——其中，学生的阶级地位未定、大多出身无产大众家庭。有些全国性的环境污染事件，直接受害者与重要的抗争者就是工人阶级[3]。

还要澄清的是，以为任何群众运动都必然有阶级政治属性，那是错误的。比如断言某场群众运动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这些说法远不一定正确，因为以具体诉求为主导的群众运动往往不是特定阶级领导下的政治运动。什么叫政治运动？比如某党派政团发起的特定政治目标的行动，或已经用明确的政治标准决定矛头和站队的群众运动，那才叫政治运动，才可以去判断运动的阶级政治属性。但是一场诉求很具体的群众运动，例如主要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反专制”，即使刚开始的运动主力是学生或某一市民群体，也不能说他们是某种阶级政治属性的运动，因为他们的主要口号使得他们完全可以迅速补充进广泛的各阶级群众。事实上，以1989为例，当首批学生在广场上绝食时，许多围观群众包括工人当场就激动地表示支持，因为那些学生不是为某党派的特定政治目标而行动，而是“反腐败”“反对不公正对待”之类具体的利益诉求。只能说某一阶段的群众运动暂时只是某些阶层参与，阶级政治面目暂时还在酝酿发育过程中，却不能仅凭一时特征就说这是小资群众运动。

再进一步看，即使资本主义胜利后，市民运动，或者说小资群众的运动却并不会被垄断资本绝对弱化，——这里L同志还是错了——在近现代，小资群众的运动表现为争取更公平更民主的市场秩序等改良主义运动，他们先是从大资本残酷竞争而排挤出局的小资群众那里获得动力（至今在西方“反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反帝”的小资改良派都是主导的改良主义势力），后来又更多从20世纪一次又一次失败的革命那里，获得来自改良主义左翼的推动。当然，大可不必再用“市民运动”这个描述三四百年前事物的冷僻词，更因为今天群运已远不再只是、甚至也远不主要是小资群众。今日群众运动更多是无产劳动大众为主（不止产业工人，也包括工人阶级化的职员、店员、基层公务员等，还有人数众多的贫农、农村雇工和失地农民，还有多数出身草根家庭的进步青年群众），集体奋起抗争的这些无产大众，往往有更浓厚的反资本主义的客观性质。小资群众（城乡中小资本家及个体户、白领、高级知识分子等）固然仍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重要群体，但却远不是主要人群。


西方社会运动的蜕变与改良主义现状
却不能生搬硬套于今日中国的群众运动

另外某些讨论里，一种教条的对比方法顽强地隐约若现，那就是用今日西方改良主义的“多元社运”来说明：今天中国除工运外的那些群众运动也将会重蹈覆辙。

这是一种典型错误：不顾具体历史背景的差异，不顾特定历史社会阶级斗争的物质根源，把某一群众运动的轨迹教条化，以为后起的运动也必将步其后尘。小知识分子就喜欢拿不同历史水平上的社会事物，唯心地做对比。

首先应该分清群众运动和社会运动这两个词，其实它们本来是一个意思，但群众运动的说法（至少在中文里）更多被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使用，而社会运动具有更多现代改良主义色彩、多是NGO组织工作的自称。今天，境外社运活动者更强调多元化的路向，至少有：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环保运动，泛泛的反全球化运动，和平反战运动，公民运动，原住民运动，民权运动，消费者运动，反对教育商品化运动，保护农民的运动，社区运动，等等。这些运动应该认真区分，事实上只有群众性的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全球化运动里的反资本主义流派、反对公共事业商品化等少数运动，才具有客观上较多的反资本主义性质，而且也只有在阶级斗争持续尖锐化的氛围里，所有社会运动才可能出现挑战资本主义的重大倾向。

事实上，就说环保运动，二战后欧美国家有过猛烈冲击资产社会秩序的大规模群众环保运动。有的经验和思想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进分子学习，如一个国际左翼党派的回顾：

　　“生态运动的无可否认的成就，过去是（而且在今天还是，不过只是有限的）动员和至少局部地激进化广大群众，特别是在西方工人阶级在今天或者过去都还是采取守势、阶级斗争没有全面发展起来的时候。在奥地利、瑞士和西德等国家，大规模示威游行、封锁、占领等具体而英勇的斗争形式的发展，以及群众请愿、行动日和全民投票等政治形式的使用，是与生态斗争的发展紧密连接的。虽然阶级斗争方面继续平静，在生态斗争方面仍然有一些成果（例如奥地利成功地举行反核动力的全民投票）。这些成果，对这些国家的抵抗文化一般地有正面影响。在大型示威游行时，这些成果也加强了激进的左派。
　　“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动员却在大多数情况中也将其矛头针对传统的工人运动，因为这些工人运动趋向于与资本站在一起，维护破坏生态的方案。所以，与工人运动的组织分离，甚至仇视他们，是这些动员的主要弱点和局限性。”（USFI1991年13大文件[4]）

今天中国的群众运动不也类似吗？而且还在继续激化着。

但为什么后来西方生态运动蜕变了呢？中国会不会重蹈覆辙呢？对这些问题，有人想当然地以为西方生态运动的蜕变是必然的普遍规律。蜕变的原因，我认为至少有三：
1/最重要因为1960-70年代以来，西方把污染的重化工业大规模地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用“让穷人吃下污染”“迅速解决了（本国的）环保问题”。
2/欧洲资产阶级成功度过1968-69国际重大革命危机，才使得欧美更能用法制、行政监管、媒体监督和宣传教育等改良主义办法，消解、替代群众性环保运动。
3/二战后西方本来就有强大的改良主义工具（共、社党及其各自工会控制了工人阶级多数积极群体），1968-69革命失败后，这些改良主义势力随着统治者的改良行动进一步大增实力。

对比这几条今天中国群众运动的蜕变恰恰不那么容易：
1/至少二十年内，西方很难再把多数大型工业从中国抽出移向海外，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时具有众多廉价又素质较高的劳动力以及优良的城乡基础设施、与极度讨好资本的各级政府。尽管美国国内一直有“把工业迁回美国”之类呼声，但已经很少有美国工人能够适应中国工人那样高的劳动强度和超低的工资。这就意味着至少二十年内，中国资本主义根本无法缓解生态危机，也就无法轻易平息众怒。
2/大多数人都不否认未来五到十年之内（即使不按我的未来两三年之说法）中国也必将面临至少一场重大革命冲击，然而中国资产阶级能否顺利度过这场重大革命危机，连统治智囊们都没有十足把握，谁又能预先百分之百断言中国资本主义一定稳如泰山、决不会垮台？
3/非常重要的是，今天中国并不存在强大的改良主义政治势力，尽管资产阶级竭尽所能构建改良主义消防系统、包括试图建立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舆论，其结果却是遭到网民更多质疑和嘲讽，或只是自由派改良势力的杯水车薪，即将发生第一波重大冲击之前，现在还看不出有任何改良主义势力能够驾驭或阻拦群众运动的主流。

这些都使得考虑中国群众运动“何时蜕变”，成为暂时没谱的反动空想；如果现在就想当然地“根据西方社运蜕变轨迹”预先判决中国群众运动必败无疑，——没有比这种毫无理据的论调更可悲、更可笑、更卑怯的唯心宿命论了！


反资本主义的口号：西方难亮东方亮

基于上述中西阶级斗争环境的重大差异，我们完全可以展开大胆想像力，从欧美的左翼运动里获得有益的东西。尽管它们现在大多深陷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泥潭——但这不是它们本身的问题，而是它们所处环境的产物。我本人从2006年开始就撰文明确质疑欧洲“反资本主义左翼”这一由托派转化来的政治势力，一直倾向认为这些解散党而融入“反资党”，损害了革命原则、转向模糊的“反资本主义”，这个看法至今是对的。但问题并不出在那些欧洲托派的头脑里或自身素质里，却也不是出在反资本主义这个口号上，而是因为现时代欧洲的非工业化及改良主义仍相对强大的环境里，反资本主义的口号不易找到真正的工人阶级主力军及其革命者。

我认为，反资本主义其实是一个对今天中国阶级斗争极有价值的口号和旗帜，但它不应该在先锋党的纲领上使用，而应该成为广泛的民众团结阵线的首要标准。这个旗帜在欧洲（如法国）的左翼里显得阶级面目模糊、分出多个很不同的派别并引起重重争议。然而放到中国的阶级斗争环境里，反资义的旗帜如果在群众运动里普遍展开，却能够发展出相当鲜明的工人阶级革命倾向。因为前面已说过，中国的群众运动大多数在客观上就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及各路资产阶级（官资、外资、民资等），这多数的群众运动更容易与矛头指向资本家的工人斗争汇流起来，更容易共同地热烈接受一个反资本主义、为劳动群众当家做主而奋斗的革命纲领。虽然从名词概念上看，群众未必理解“反资本主义”，但他们一定能够理解“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政府的人都爱站在老板一边”等——这些正是活生生的“反对资本主义”，正可以启发群众走向对资本主义的深入认识和批判。如果硬要纠缠概念名词问题，却看不到活生生的阶级斗争逻辑，同样也是迂腐的。


资方及政府能容忍一般群众斗争，而决不能容忍工人斗争？

L同志说：“市民运动虽然也是激烈反对资本主义暴力，但它并不威胁资本主义的秩序：有一个厂因为罢工涨工资，威胁到的，是这个行业、甚至这个地区所有资本的利益，这是资本天生的警戒。但如果是一个反对污染的市民运动，我恐怕不少企业反而更乐见其发生——赶走了强大的竞争对手，还能再来一次新的竞标，何乐而不为呢？……但对工运，除了大棒，没有别的可以给。这个道理很明白，不必多说。”

这些话让我很意外，因为我过去总觉得L同志有较好的阶斗理解力，且能够独立思考，但这几句话如同L同志其他论述一样包含了一大堆重要错误。首先群众运动发展为长时间地占据城市地标意义的公共场所，不仅威胁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而且是直接打破了资本主义日常统治秩序。群体占据时间越长，统治者就越可能威信扫地，这就是2011年埃及群众占领开罗解放广场时的威力所在。
（当然埃及的广场占领是与工业区的有组织运动相配合才具有决定性力量，但若要割裂工运与其他被压迫群众行动的关系，除了有利于统治阶级维稳，那种愚蠢想法没有任何益处）。

第二，认为资方及政府本来就能容忍一般群众斗争，这是睁眼说瞎话。从广东乌坎到四川什邡，警察都有暴力严阵以待。真正使当局退让的，是群众斗争的发展令一时一地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改变，包括社会舆论向背的改变（近期什邡、启东事件尤其显现出这种新变化）。认为反对特定污染企业的斗争会帮助其他资本家赶走竞争对手，因而更受其他资本家欢迎，这更是胡说八道中的胡说八道，完全脱离阶级斗争现实。L同志根本看不到：各资本之间的紧密关系、尤其是大企业带头疯狂排污令中小企业更高枕无忧地排污（治污意味着更多成本、更少利润），以及大型污染企业带给其他资本极其丰厚的连带利益——如什邡事件中的四川宏达集团钼铜项目投资上百亿、带动十余家相关企业发展、拉动上千亿年产值，而且就算它不来投资也会有其他新主来投资、而投资如此巨大并不是“其他资本家”随随便便就可以竞标到手的！这些都让其他资本家不会“更乐见”污染企业被赶走。

第三，资方及政府是否容忍工人斗争，也根本取决于包括社会舆论风向的阶级力量对比，而且L同志认为“对工运只有大棒”与许多地方工人斗争不符——尤其与珠三角工人斗争现状很不符。在珠三角这个工潮占全国40%的前线地区，资方、律师、媒体、政府等各方对工人抗争早已积累了很多处理办法，完全不是“只有大棒”那么简单粗暴，有时甚至整场罢工并没有暴力直接压制。甚至很多统治阶级谋士们认为大多数工人抗争其实是谋求与企业共赢（实例：07年深圳盐田国际港口工人大罢工，工人明确打出标语要与企业“共建、共享”），应该“非政治化”，应该纳入和谐社会的劳资谈判规则里。这些事实当然需要更多阶级分析。但这些事实直接否定了L同志“（统治阶级）对工运，除了大棒，没有别的可以给”的直线条思路。

第四，L同志认定：其他群众斗争形式肯定不会威胁秩序，暗示工人斗争就不一样——至少他认为“有一个厂因为罢工涨工资，威胁到的，是这个行业、甚至这个地区所有资本的利益，这是资本天生的警戒”——然而这却只是讲到要求涨工资的斗争，远不是全部工斗，日常状态下大多数工人斗争的诉求其实都有法律依据（只不过资本家连法定待遇都克扣，所以激起了工人越发强烈的反抗），反抗过程就算蕴涵革命萌芽，也远不一定根本威胁资本主义。

其实，就算涨工资的斗争，也未必威胁全行业和地区的所有资本利益，因为很多中小厂支付的劳动报酬比法定最低标准还低（很多时候是资本家直接或变相克扣工资），这种情况下很多企业的工人要求加薪，不过是要求达到资本统治阶级深思熟虑由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定水准而已！！

而且阶级斗争现实往往相反：今日国内有些群众斗争长期发展出比多数工人斗争更具反秩序性质，例如反强拆的居民有时会采取更激烈的集体行动，以至常常被当局送去劳教，而遭到劳教待遇的罢工工人是罕见的。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立场上的人，至少没理由用高亢地清谈其他群众斗争不如工斗更有力！为什么偏偏就不能把工人斗争与其他群众斗争结合谈论呢？——只有广泛活跃的群众斗争中，工人阶级才能有机地表现出其先锋决定性作用！

总而言之，L同志试图描绘资方及政府对待工斗与其他群众斗争的“差别”，由此轻视一般群众斗争，甚至给人造成工人斗争更革命和有力、而其他群众斗争却相反的对立印象，——这些描绘都不符合当代斗争现实。


从唯工人主义到唯工运主义

L同志论述的核心实质是：把工人运动的许多天然盟友一脚踢开，让人觉得唯有工运才能如何革命有力。这种奇谈怪论，我称之为“唯工运主义”。

有左青反驳我说：“工人第一主义”有什么不好？——如果L同志真的认为工人阶级利益第一，那当然好，问题是“唯工运主义”根本不同于“工人阶级利益至上”。真正的工人阶级利益至上路线，决不只限于工人运动，而应该在所有广泛的群众运动中体现出来，才是最彻底的、真正合格的。但L同志的重点是强调“唯有工运”才如何如何挑战秩序、有力量，并且在“唯工运”的指导下把其他群众斗争都贬低，甚至贬为一个希奇古怪的冷僻词“市民运动”（三四百年前的欧洲市民运动！）。这种“唯工运至上”其实根本不符合“工人第一主义”，甚至违背工人阶级利益至上原则。它貌似抬高工运、贬低其他群运，其实是贬低了工运对全部群众运动的有机联系与关键意义。

显然，这种狭隘的奇谈怪论不仅错误，而且有害。它意味着要让人们只看重工运，其他被压迫群众的反抗斗争都不入其革命法眼，这是割裂工人阶级与其他被压迫群众的血肉联系。（现实生活里，那些奋起反抗的其他被压迫群众，或许就是一个产业工人的丈夫或妻子、在乡下的父母、亲朋好友，甚至就是他自己！）

L同志的这种唯工运主义却并不是偶然、个别的，而是源于L同志所在的新青年圈子近两年才兴起的“唯工人主义”——其代表人物就是前新青年的“精神导师”、现担当工人诗歌联盟及其相关刊物的编辑---李星先生。虽然并没有一个特定宣言说明李星的退变，但从2010年10-11月新青年争论开始，李星就越来越多地悄悄用“工人利益”“工人自卫”等词语偷换代替了“工人阶级利益”这一社会政治内涵更丰富更具原则性的革马话语。在具体分析和谈论各种问题中，李星更是抽干了“工人阶级利益”的丰富政治内涵，他所谈论的“工人利益”与批判改良主义的努力，仿佛都只在工人斗争的技术策略层面与具体的工人直接行动案例上，这很明显体现为他在2011年4月谈论“刘小玻与工人利益”（这是他的标题）那篇文章里[5]——他绕开政治自由与劳动民主问题，只谈直接的工人利益得失和具体的工人维权、自卫问题，他用其李星特色语言开篇就说明文章只是要“简要揭示他（刘小玻）如何替老板跑腿护驾，有益于工人群众提高自卫意识”，其文章只对“斗争中的工人”提出建议，甚至完全无视很少会有工人关注当时沸沸扬扬的刘小玻领取诺贝尔奖事件（虽然他自己也承认这个事实），更多值得对话的刘小玻问题关注者是初步热心政治的其他普通群众、尤其是青年。后来至今，李星都不再对国内政治热点事件进行评述，而在此前好几年（自2005年以后）李星也几乎没有评述过此类事件，所以此文对李星来说是特别有意味的一篇文章，李星似乎刻意要通过这种方式做一个宣告：除了与工人斗争直接相关的问题，重大时政现实问题都不值得“斗争中的工人”关注，非要关注的话就只能从直接的、切身的“工人利益”来谈这些问题，要牢牢把握这根“定海神针”。

实际上早在此前，2010年11月李星就在《论新阶段》这篇提纲挈领的文章里谈到：要建一个新平台，该“平台的声音仍将回避若干彻底结论，而等同于‘淋漓尽致的工人自卫’”[6]。这个新平台就是2011年2—4月改组后的工人诗歌联盟论坛，李星首发在该论坛的那篇谈“刘小玻与工人利益”的文章就意在宣告对上述提议的实现。当时我曾以工诗联论坛账号“学徒阿秋”针锋相对地批评李星及其新工诗联的这种倾向，出来为李星这一倾向辩护、为“唯工人主义”辩护的却是吴季[7]。我本着求同存异的态度，也抱着试图丰富和补充新工诗联的意图——因为当时我就觉得该论坛的关注点越来越偏狭，而我比李星更早在2006、07年就已在工诗联上活跃发言，有工诗联的老朋友（一位青年工人）当时也和我谈起论坛的偏颇倾向令他疑惑不解。不久后（2011年6月初），工诗联创始者兼主编吴季就在新宿主李星导师不断加强的直接指示下，把我全部发言同账号一并删除。我当时愤怒地记录下此事[8]，还说：

“近期我将写一篇文章，谈谈这两年来阶级事业的新重组，李星-吴季小宗派以及他们与秦岭的公开联盟，以工诗联的面目，正在构成和谐国阶级斗争的一个新因素，他们的重大优点和重大缺点都将深深地影响阶级事业，这决不是个人私事。他们把原则争端庸俗化为个人意气之争，还打出工人利益的名义。在历史关头，既不应无原则地讨好团结，也不应拿个人意气、私情代替原则斗争。我将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公开清算这些新变化。历史将证明他们错了。帐还没有算清楚。等着。”

可是我这番激动的豪言壮语却并没有实现，因为我当时忙于多篇文章，时常顾此失彼。而且虽然我文字上这么说，但内心其实一直感觉他们如此偏狭一定会在现实中碰壁、不会有什么市场，甚至一度觉得李星以思想的后退换取他行动上向靠拢工人阶级的前进，也许是某种“以退求进”的好事（当时李星南下岭南工业区）。可是，后来当工诗联推出进步工人刊物时（其实他们也把杂志发给不少左倾学生，虽然他们另一面却可笑地蔑视争取青年），我才越来越觉得我错了，——这些刊物固然有许多优点，包括不限于谈论工厂生活细节，也会谈现今重要工斗与劳资对抗史的微妙经验，但“唯工人主义”竟依然顽强地如影随形，所有重要文章都倾向于抽干工人斗争的丰富阶级政治内涵。而且这种“唯工人主义”是精致的，让人觉得似乎是很鲜明、最实在地把握着“工人立场”、完全没有左翼政治投机色彩的。这种精致的效果，是由于该杂志编辑（包括李星）都置身产业工人阶级的社会实践中，使他们能援引现实生活和斗争的事例，很具体地说明大道理。这些也就掩盖了、甚至似乎美化了他们的唯工人主义错误，在缺乏且又渴望阶级实践经验的左青看来，就更难“挑剔”他们的错误了。

然而，出自工人实践的精致的“唯工人主义”，在小知左青里却导致了粗鄙而拙劣的“唯工运主义”。显然像李星吴季那样的实践经验丰富者，不会犯唯工运主义的错误（我记得吴季对我说他也很关注生态群众运动，另外在工诗联上吴季也坚持着他多年以来对国际上各种群众运动的关注，对于阶级解放事业来说这仍然是极为值得称赞的）。唯工运主义的社会物质根源在于L同志之类小知左青脱离阶级斗争现实、也脱离社会职业生活的实践。这种情况下他们本应该试图更多关注和了解斗争现实、努力让自己至少跟上群众运动的思想需要，然而L同志却选择了轻蔑地对待群众运动，把时常正在进行时的鲜活的群众运动，贬低为他在图书馆最后一排书架上看到的某本满布灰尘的历史学术著作里的某个冷僻晦涩概念，这实在是让人惊诧莫名、深感遗憾。

唯工运主义虽然首先有小知左青自身的社会根源，但却不能以此免除唯工人主义这一有害思想的责任，如果不是李星极力传布它、而吴季以多年工人斗争活动者的资格极力为他的李同志辩护，L同志等左青也难以走向如此极端偏颇、极端狭隘、极端脱离现实的“唯工运主义”。


拙劣的唯工运主义只会人为孤立工人运动

在社会革命史上，没有任何一个阶级能够单独取得革命的胜利。且不说历次资产阶级革命都是踏在劳动人民的鲜血篡夺政权而成功的，工人阶级革命的胜利也离不开广大被压迫群众（贫下农、城市贫民和城乡小资群众），更要使工人与其他被压迫群众共同获得解放。1871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重大原因之一就是只有少数城市工人起来，革命尚未能传播到农村和提出面向农民的清晰纲领。1917俄国革命单靠工人阶级也无法制胜，代表大多数革命农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共同组成第一届工农政府，就是工农联盟的政治反映；在1918年后武装工人领导的广泛土改，更提升了工农联盟，推动了内战获胜。

国际工人运动有着丰富的群众运动内涵——在历史上，在众多议题上最能代表女性解放、且最有规模的群众运动就来自工人运动自身，工人运动很早就相提并论地看待妇女解放运动，并没有因为女性的众多问题与工人直接行动的许多问题截然不同，就狭隘地否定无视它们。争取普选权的公民运动，是后来才被斯大林-毛派之流归结为资产阶级运动的专利，它最开始是工人运动直接争取的目标，——早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就有底层工人争取公民权利，在1836-48年席卷了三百万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更是振聋发聩地提出工人阶级的一系列政治公民权利问题，并且出现群众性的革命势力。1960年代美国黑人的自决运动迅速激进起来，并且席卷差不多所有国内黑人，詹姆斯·坎农为领导的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极为重视、单列纲领性文件竭力介入推动，把黑人群众运动作为工人革命最好的同盟军，这也是优秀的阶级斗争传统范例。

列宁或托洛茨基都表达过：广大被压迫群众（贫下农和城乡小资）不是跟着资产阶级走，就是跟着工人阶级走，这取决于阶级斗争中劳资阶级的具体作为、力量对比、大环境等。现在中国的大多数群众运动前所未有地有利于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纲领（因为它们客观上就是反资本主义方向的），工人阶级与被压迫群众的斗争在某些时候甚至互相激荡着（必定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即使现在暂时没多少条件“运动”，但却决不应该抱着割裂二者的错误观念。资产阶级自由派正在极力争取被压迫群众的运动，然而他们却经常极为尴尬地发现群众运动的目标是指向私有化、资本家、阶级制度乃至资本主义法制、改良主义的观念，他们的谎言（包括公知的发言）越来越无力，这里恰恰蕴涵着工人阶级先进分子揭穿自由派伪善、以具体分析争取广大群众理解独立阶级立场的众多重要良机！！（即使我们没多少条件“运动”，但这些却也是很实在很重要的战斗任务！）。在迫切需要工人阶级立场者介入各大群众议题的当下，竟然会有“左翼”不屑地把群众运动归结为某种小资运动，把普罗大众群众的斗争拱让让给根本不相称的资产阶级，这真是可悲到了极点！


再谈民众团结阵线与革命工人运动

多年前看过这样一句革马论断：“工人阶级要成为全社会各部分被压迫群众的领袖阶级”（我忘了出处）。这是一个相当生动的鲜活公式，它意味着：工人革命不只是工人阶级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连同全社会各部分被压迫群众在内的社会解放运动，而所有被压迫群众的领袖既不是个别伟人、也不是许多左翼口中抽象孤立的先锋党，而正是工人阶级这个集体力量。

我今年3月发布了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形势准备的长篇报告[9]，它是我长期深思熟虑的独立结果，是准备在大激荡时代用独立、公开的直接行动付诸实践的，并不是照搬任何教条所做的泛泛之谈，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政治结论。结论里我提出三个奋斗思路，第一条就是“民众团结阵线”，“革命工人运动”放在第二条，——这并非贬低工运。因为我在论述革命工运时就强调了它的决定性意义，而且民众团结阵线是面向包括工人在内的全体被压迫群众的口号，它是使“工人阶级成为全社会各部分被压迫群众的领袖阶级”的前提。而我谈论民众团结阵线也很具体，有四个的政治标准：

反对资本主义，争取政治自由，基层劳动民主，独立自主抗争
（可简括为“反资义，争自由，要民主，独立抗争”）

这四个标准并非分别独立有效。我在报告里特意强调：「这一阵线首先的标准：应至少是倾向反对资本主义，而不是简单、抽象地提“左翼”。」——就是说，我们并不应该笼统地团结自由派或民主主义者，而是把“至少倾向反对资本主义”作为团结民众群体的基本前提。

在“唯工运主义”的“极左论调”下，有的人可能会说（我猜想的）：“这么低的标准”，你要团结的人岂不是太多了，岂不是一种无原则的投机政治？——这种说法表明说者仍然根本不理解不能用政治运动的标准定义群众运动，这可能是与这些说者既没见过真正的群众运动，也从没了解过历史上重大的群众运动。在大规模群众运动中，的确有很多普罗大众会自发地倾向反对资本主义，以及出现大量实质上是反资本主义的群众团体，这种现象是正常的也是可喜可贺的，然而狭隘者反而可能因此害怕了，害怕群众运动的洪流会冲毁他的“极左”小小安乐窝，冲垮某种在温室大棚的化学试管里培育“革命工人运动”的狭隘幻想。我要说，革命原则只有表现在广阔的活生生的历史社会层面上，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

当然民众团结阵线仍不是核心的革命政治，它在具体的群众运动中首先是一种基本政治态度。这种态度要由具体的运动实体表现出来——这些实体必然出自阶级斗争中的工人阶级与青年群众。严肃、稳重的工人先锋核心也只有在群众起来斗争的大时代里才可能浴火新生（这也是我长期以来反对CWI式、许多毛左式组建党团的主要理由，也是我把“促进先锋核心人群”放在三月报告结论第三点的理由）。所谓革命原则只有在明确的政治层面上才谈得上，如果只是与其他团体在泛泛的群众运动里共同出街，这根本不算是“投机政治”。基于阶级斗争，各个反资的被压迫民众群/团体正需要某种合作。

在革命政治里，民众团结阵线意味着巨大的杠杆，给予首先起来最坚决斗争的那部分工人（他们人数相对不很多）非常重要的支持。举一个例，假如不久将来某些工业区出现一个激进的有组织运动，但全国其他地区工人群众暂时还没有广泛动员起来（这种例子在中国工运史上出现过多次，例如1922年江西安源煤矿罢工之后，1925年6月-1926年夏天之间的省港罢工，他们都处于一种鹤立鸡群的暂时孤立处境），这种情况下，如果该工人运动能够提出一些持久引导全国群众兴趣的议题并有所实践——比如说具体地主张政治自由和提出某种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建议，那么就能使该运动就算得不到全国群众的直接支持、也可能得到全国的广泛同情和声援，使统治阶级不敢轻易扼杀它，甚至会促进下一次大范围高潮更快到来。再举一个更浅显的例子：假如一个很小的工农团体，即使它人数很少，但如果它能够在群众行动中提出更符合群众广泛需要的纲领和策略、口号，那么它也能发挥远远超过其人数的政治重要性，为工人阶级赢得广泛政治支持——现在的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PSM虽然是有问题的，但它仍可说明这个道理：PSM只有百来人，但它通过对多种群众问题的介入（包括扎根基层的外围组织），在许多全国关注的群众斗争中走在最前列。

今天，试图为工农社会主义革命尽力的同志尚且很少，即使我们头脑还有很多糊涂，但如果首先能正确了解工人运动与其他群众斗争的关系，探究工人阶级利益和国际工运的丰富内涵（必须毫不调和地、坚决彻底地清算李星先生的作茧自缚的、狭隘可悲的“唯工人主义”！），同时应该谋求从旁观者到现时代当局者的社会角色转变，仍然可能帮助伟大的无产阶级历史洪流走向真正的突破。




[1]我参与负责的工先网高度重视除工运以外的其他群众斗争，并把相关斗争专辑放在国内斗争版——该版以工运搜集为主，也兼集中搜集其他群众斗争。例如【群众性反资本主义污染】#26-28：四川什邡抗争；#30-32：江苏启东抗争
http://www.grxfw.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1

[2]L同志：《由散步活动说开去》。发表在其半封闭的博客上，却在相关左青群里引起很多争议。

[3]例如2011年6月浙江绍兴遭遇铅中毒的数千工人上街游行，他们因加工锡箔纸而导致血铅指标严重超标，有关作坊周围的居民也深受其害，而类似的铅中毒事件遍及全国，早已是典型的环境污染公害。

另外一个例子是，现在世人皆知、中国人却还普遍无知的核电污染——其实早就有中国的核工业工人认识到其中的严重污染问题，并且在2004年中国核工业部792矿曾发生核放射污染事件，才显示出该矿的一些工人早在1989年就开始了大胆勇敢的举报，揭露有关领导掩盖核污染真相，在05年4月有关工人被捕后又有153名矿山职工公开联名请愿，争取被捕工人的释放。参见工先网专辑【反核能运动】#27-34：http://www.grxfw.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8&extra=page%3D1&page=2

[4]据中马库第四国际文献集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FI-1991.htm

[5]李星：LXB与工人利益（2011-4-25）http://www.grxfw.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6

[6]李星：《论新阶段：如何加速促进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形成》，发表于 2010-11-15 00:59。有趣的是，这篇提出了李星的原则性退变的文章发表过程是颇为曲折的——它自己标注写于2010年10月20日，却在近一个月后发表；作者是李星，发布者却是吴季。更有意思的是，一开始发布是2010年11月15日凌晨零点59分，并且是没有作者署名的，让人不确定是谁写的；当天凌晨2点09分，吴季（阿芬）跟帖发言谈此文感想“有点难度”；当天中午10:57吴季再次修改该帖，并把作者署名“李星”加上去，让人觉得似乎幕后发生过某些争议。总之可以理解：李星从他过去的立场向后退时，至少在他的同志中曾经是颇为踌躇的。

[7]工先网保存了当时的全部论坛发言http://www.grxfw.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46

[8]见《工诗联李星-吴季小宗派把我帖子同帐号全删》http://www.grxfw.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61

[9]工先网长期置顶：《2012年三月报告：革命形势迫近与重大战斗前夜的严肃主张》http://www.grxfw.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