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道歉的“技艺”（下）——性犯罪、辱华的“道歉修辞学”大解构：他们知错了吗？
文｜许佳琦
资料分析｜Paul Wang、许佳琦
原文发布时间｜10/24/2024
上篇报导描述了近十年左右网红产业的兴起，随之而来的舆论纷至沓来、炎上事件不断出现，让“道歉”成为一门专业技术。本篇则结合数据记者资料，收集过去十年，台湾、香港、中国的艺人与网红道歉的影片与文字内容，并加上文本分析。
关于道歉主体，所谓的艺人与网红范围，指有注册经纪公司或单独活跃之演艺人员；或者是拥有自己的Youtube、Podcast、微博等平台，近三个月内有更新内容，且至少其中一个平台，追踪人数超过五万人次者的小型自媒体红人。
资料抓取时间，自2014年1月1日，至2024年8月31日期间，透过google与百度搜寻引擎，使用关键字“公开道歉”和“名人道歉”的搜寻结果，包括不重复的社群媒体的道歉文章、影片，共取得151则道歉档案。道歉声明，定义为内容出现明确道歉字眼，如“对不起”、“抱歉”；并有可辨识的道歉原因与道歉对象。
统计结果，艺人所在地为中国共有58则，香港有16则，台湾有77则。
研究方法参考学者Ruane and Cerulo(2014)的公关研究，整理道歉发布者的文章顺序结构，以及Benoit(1995) 的形象修复策略（ Image restoration/repair strategy）理论， 针对这些文本的道歉原因、危机策略进行编码分析。道歉原因，主要分为以下十个类别：
性骚扰/性暴力 - 涉及各种非自愿的性接触和被强迫的性行为、性骚扰等。
不伦关系 - 指私人恋爱关系、婚姻关系中的背叛行为。
毒/酒/斗殴 - 如使用毒品、酒驾、斗殴等，违反法律之重大事件。
失德行为 - 未必违法，只是道德层面上影响个人形象之事。例如拍摄裸照、骂网友等。
造假抄袭 - 比如行为或作品被指控造假、抄袭。
意外状况 - 难以控制的不可抗力因素，比如因为生病取消表演等。
反中辱华 - 指蔑视中华民族文化、批评中国政府政策、或涉及台独港独等言论或行为。
歧视言论 - 针对特定性别、种族、阶级、身障者等等，违背社会平等价值的攻击性发言。
其他争议言论 - 除歧视性言论之外，不雅、不尊重他人、或不符合事实的引起网络争议的言论。
替他人道歉 - 指为了粉丝、伴侣、家人等非自己的错误出面道歉。
占大宗的，以“失德行为”（34件）、“毒酒斗殴”与“不伦关系”（各20件）、以及“说谎造假”（17件）为主，这些也都在前述报导中，分析过演艺与网红的结构性原因。
值得注意的其他类别，如“反中辱华”十年来共有14件，从2016年，韩国偶像团体TWICE的台湾成员周子瑜挥舞国旗事件开始，到2023年港星、中国网红，平均每年都会至少发生1起因为“反中辱华”公开道歉的事件。
尽管辱华道歉数量保持稳定，但遭到小粉红检举、起底的艺人持续增加，甚至“人生必经三大事：出生、辱华、死亡”成为疯传网路迷因。只是随着中港台的关系紧张，一时半刻大环境难以变动──“不道歉”反而渐渐成为公关策略的主流方向。此部分将在后面详述。
至于“性骚扰/性暴力”类别的道歉声明共有13件。在2022年台湾Metoo运动爆发前仅有2起，剩下11起都在2022年之后。然而，当时被检举的性骚扰、性暴力事件并不只有11起，但亦只有少数公开道歉。
关于性暴力的道歉文本，都说了什么？
2023年6月，台湾从民进党党务工作人员开始书写自身经历，接着引爆全台的“Metoo”运动。其后一年间，受到运动鼓舞，海内外许多受害者纷纷出面，详述权势骚扰、性侵的痛苦经历。演艺圈内亦有不少知名人士遭点名为“加害者”。有些人发出道歉声明；也有些则交由律师提告、发声明；更有不少人至今保持缄默。
然而，道歉文本中，这些人的论述策略是什么？他们点出了那些事件，并针对那些事件道歉？根据研究整理，道歉策略方面，研究参考公关学者Benoit(1995)的框架，以及受访者的观察，分为以下六类：
否认 Denial - 直接否认指控的真实性，主张自己并未做出被指控之事。
逃避责任 Evasion of Responsiblity - 定位自己的行为是对挑衅的正当回应、意外或出于善意。
降低冒犯程度 Reducing Offensiveness of Event - 试图争取公众善意，减低负面情绪。
纠正行为 Correcting Action - 纠正问题，提出解决方案，避免再次发生。
屈服 Mortification - 坦白承认过失，并请求原谅。
戴高帽 Flattery - 高度赞扬肯定如媒体、观众、当事人或其他批评者的权益。
比如，2023年，台湾艺人炎亚纶因意外外流未成年伴侣的性影片、并遭指控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所发的道歉声明。文中，他写道：“在感情上我有很多偏差、扭曲的作法，那是因为我是个恋爱脑，一旦进入感情就会失去自己。”认为自己无力控制当下情况、并且其动机出于良善。
“当时我帮他找了房子，并支付房租，我也会支付机票让他来找我，一切都是情侣间应该有的样子。”
“对于这样不成熟的自己，（受害者）并没有因此跟我断绝往来。我们上次联络，你请我帮忙宣传一项投票，身为一个朋友，我当然很自然地答应了。”
暗示两人交往期间，自己对被害者付出许多金钱、人脉的贡献，以淡化自己的伤害行为。
而另一名台湾艺人黄子佼，去年卷入多起性骚扰疑云，并持有未成年性剥削影片。这位艺人在直播内容中则提到，并非仅有他一个人“行为不检”，同时点名多名艺人吸毒、劈腿，借此表示自己与他人相比，并未更加“不道德”。他更辩护，自己从小目睹家长外遇，家庭创伤造成自己成年后“真的有点变态”，归因他人犯错，导致自己的错误。
性暴力的道歉，究竟为了什么？
只是，当我们谈论性暴力事件，这些被指控者的公开道歉，究竟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受害者收到道歉，伤害就能逐渐复原吗？
律师杨贵智指出：“道歉逻辑是一贯的，在任何场合都一样。不管是这种网红的炎上道歉，还是在法院的道歉，就是要展现真诚的忏悔。事实上不管你内心有没有相信自己是错的，但只要你决定要用道歉来化解这个危机，就一定要让人感受到你明确知道自己错在哪。”
“这是很多道歉失败的原因。甚至很多律师帮当事人写声明稿，都会火上加油。”他举例，黄子佼案律师最初写声明稿，指黄持有未成年性剥削影片“‘仅有7部’，报导之记者却仍恶意误导阅听大众涉案之影片达上百部。”并强烈要求媒体更正，否则将进行法律追究。
“最大的一个盲点，就是这种文章‘太律师’了，几乎是‘法匠’。只想把事情厘清，但暴露出你不懂事情的严重性。因为光是有一部就很严重了，何况七部？虽然东森说上百部，写得很夸张，可是你说自己‘只有七部’，情感上让大家很难忍受。这种事情（持有儿少性剥削影片），就算只有一部，都不可以。”
曾写下研究性暴力幸存者专书《创伤与复原》的美国精神科学者茱蒂丝赫曼（Judith L. Herman），在新作《真相与修复》（Truth and Repair）提到在经历创伤后，下一步该如何追讨真相与正义。赫曼提到许多受害者，需要的是加害人的“认知”（acknowledgment）、道歉（apology）以及修正（amends）。
然而，如受访者所提，许多网路道歉仅流于表面，面向的读者并非受害者，而是司法机构、合作窗口、乃至粉丝，主要在巩固自己的既有网路形象，并保全未来工作机会，并未真的试图让当事人感受到诚意与弥补。
与此同时，也有许多被指控者选择噤声，只要不作任何表态、不道歉、甚至转头指控告发者，在性暴力难以举证的情况下，现行法律也难以替他们“讨回公道”。今年稍早，端传媒报导《台湾MeToo一年后：愿为浮木，为彼此打造方舟》，便重访当时出面指控艺人陈建州（黑人）性骚扰、性侵未遂的两名女艺人大牙（周宜霈）与阿源。
即便有复数名女性出面指控，但陈建州不只没有进行道歉或任何公关处理，反过来对这些女性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名誉罪”，并求偿1000万元。尽管经司法侦查后，大牙获不起诉处分，但也因此受到更多压力，演艺事业亦受到更多阻力。
在该篇报导中，大牙也提到：“我这么做，为的是支持 MeToo 运动，本来就不是11年后突然想讨回公道什么的。”
网路道歉是否真的代表着行为人的“真心诚意”、抑或只是迫于紧急灭火的公关操作，也是当代社会对于舆论社会的未解之难。在司法系统无法确实填补这一块空缺时，同样地，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鸿沟，也并非公关危机理论、道歉公式、可以全面弥补。
关于辱华的道歉事件，大家都说了与没说什么？
而在政治事件中，更常见的则是因为“反中辱华”而对中国群众道歉的情况。2015年底，韩国女团Twice成员周子瑜因在综艺节目中举了中华民国国旗，引起中国网友挞伐。随后，她在官方频道中身穿黑衣，面容憔悴地声明“中国只有一个”。并做出以下道歉：
“由于言行上过失，对公司对两岸网友的情感造成了伤害，我感到非常非常地抱歉，也很愧疚，我决定中止目前中国的一切活动，认真反省。再次再次地向大家道歉，对不起。”
当时适逢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前夕，因此这个“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辱华视件，也被两岸媒体、政坛大幅引用，造成极大影响，也是台湾艺人对中国道歉的首个指标性案例。
2016年，台湾导演、演员戴立忍，也因为被指曾支持台湾太阳花运动、并声援香港普选，被指“台独”而遭剧组换角。其后，他发言指出：“缘此至今我不曾加入任何政党，或任何政治组织。我从来不是台独份子，也从未倡议台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父亲是大陆人，母亲是本省人，我没有割裂自己血缘的想法，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根不会断、身上流的血脉也不会断。”并公开道歉。
其后，还有2018年台湾艺人宋芸桦因为受访时称：“最喜欢的国家是台湾”；2019年台湾艺人许玮宁因按赞一则将中国人称为“阿六仔”的贴文，因此亲手写下道歉信称“我是中国人”等。
除台湾演艺人员外，中国、香港等地也在那之后，不断有网路名人遭网友举报“不爱国”而道歉。比如上一代港星罗家英，因发文哀悼英国女王逝世，在正逢香港经历反送中、国安法的情况下，连替女王哀悼，都被指控为其心可议。
在这些道歉案例中，最常见策略往往是“降低冲突”与“屈服”。然而，身分认同是否是真的“错误”、具体道歉对象是谁、行为事件的受害者又是谁，则在这类国族主义事件中显得模糊。
辱华道歉疲劳？
2016年，有人在网上举行“对中国道歉大赛”，网友纷纷投稿五花八门的原因向中国政府道歉，以讽刺“小粉红”四处出征要人道歉的行径。据BBC报道，“第一届向中国道歉大赛”，甚至一度登上当时推特（X）关键字排行榜首位。
杨贵智说：“‘对中国道歉’这件事情，它要解决的事情是，去满足当前中国社会对于民族主义的期待与想象。”事件没有明确的“受害者”，这些所谓“台独”或“港独”艺人们，“伤害到的是另一个社会，对于‘中华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美好秩序’的想象。”
然而，值得注意是，尽管这些“辱华”事件并未减少，但“对中国道歉”的情形却逐年下降。比如2021年，台湾艺人小S为支持台湾参与东京奥运的选手，在Instagram提及“国手”二字，随即被网友举报“台独”，一度飙上微博热搜，并立即遭多个代言品牌切割。
然而，中国官媒《海峡之声》在该次事件中，却罕见出面缓颊， “在台湾那种环境下，小S称呼戴资颖等为‘国手’，是不是也很正常? 这跟‘台独’没有必然关系！事实上，台湾没有那么多‘台独’，真正搞‘台独’的是极少数人。” 并称中国网友“要学会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理性对待，防止好心办坏事。如果那样的话，岂不中了民进党等‘台独’分裂势力的下怀？”
艺人小S也并未针对此事进行道歉，该场风波就此平息。
2021年，台湾艺人张钧甯也被中国网友挖出，2010年她的硕士论文标题《我国演艺人员经纪管理之法制问题》，使用“我国”描述台湾为台独行为。对此，张钧甯并未道歉，而是直接通过经纪公司表态“我不是台独”，并对该群网友发出律师函。
杨贵智认为，对于“谁是台独”、“谁伤害谁”、“谁该道歉”，其界线相当模糊。
有没有道歉、其实也与本人的政治立场并未直接相关。
“中国操控舆论的手段也不断进化。这些言论都是出自中国的网络社群平台，官方多少可以操控、去决定要让它烧得多大。也许2016年，台湾选举前后，中共注意到这个（指控台独、艺人道歉、舆论炎上）有助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但后来民众也会逐渐麻木。”
或者，对台湾的演艺圈、网红产业来说，现在已经不那么急迫需要针对谁去要求对中国道歉了。
“与其让台湾艺人突然被烧死，他不如让你不得不主动讲中国官方喜欢的话。比如庆祝祖国生日——毕竟当事业都投资在那的时候，只要一次不表态，就会直接被烧。甚至大家怕被骂，所有人都会自动讲对的话。甚至不需要官方出面，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杨贵智说。
太太、妈妈、律师 跻身道歉常见词
最后，分析也整理道歉最常出现的文字词频。其中已将常用语助词、口气词、代称词等语词人工去除，重复字词如“太太、妻子、老婆”合并，之后得到的结果，前100个字汇化约成以下图表。其中可以发现，道歉中常出现的词语排名：
常出现的人物：网友（21名）、太太（27名）、律师（37名）、孩子（43名）、妈妈（49名）、家人（62名）
常出现的地点：台湾（10名）、中国（42名）
常出现的动词：谢谢（3名）、希望（5名）、面对（9名）、愿意（14名）、负责（16名）、伤害（18名）、爱（20名）、影响（24名）、批评（26名）、表达（29名）、接受（30名）、原谅（33名）
在道歉文本中，时常被点名“协力”者包括律师、妈妈、妻子、孩子。律师通常出现于提醒后续法律行动，比如：
相关的审判和声明是交由律师事务所去做回覆 ———黄子佼。
至于母亲、妻子、孩子，表达愧疚与陪伴。比如：
也跟我的老婆、小孩说一声对不起 ———阿翔
我会尽全力去弥补我的小孩们， 尽全力的陪在他们身边 ———蕾拉
最后我想跟我最爱的妈妈道歉 ———Joeman
妻子与母亲的角色常出现于“替他人道歉”。例如黄子佼之妻、艺人孟耿如因丈夫性骚扰争议时出面道歉。她写：
“身为他的妻子和小孩的妈妈，这段婚姻是我的选择，也是我要负起的责任，我会承担自己所有的选择，尽我所能陪伴和付出。”
被爆出性骚扰工作人员的台湾男星宥胜，妻子林慈惠同样代夫道歉，并强调母亲身分：
“该道歉的人好多、想感谢的人更多（中略）。我也必须再付出比大家更多更多的努力，我是个妈妈，我会带着我的孩子往善的方向前进。”
如果将文本量较大的中国、台湾分开来看，则可以发现中国部分，道歉行文相对固定整齐，针对事件直接叙述，接着描述自己反思，以及如何弥补错误。行文常提「伤害」、「批评」、「监督」、「反省」、排名都比台湾高出许多。此外，「国家」（38名），则是在台湾、香港均未上榜的词汇。并且，中国「家人」、「父母」、配偶」、「子女」等私人生活层面的人物几乎均未上榜，更给人「公事公办」的感觉。 「律师」的排名则居三地最高。
台湾部分，行文相对松散，没有固定模板。比如台湾艺人罗志祥、黄子佼的道歉信，因文章过长，在统计时需进行比重调整。此外，台湾更频繁使用「家族」、「伴侣」、「朋友」等人际连结做为道歉对象。比如前述的妻子、孩子、妈妈身分；比中港更频繁使用的动词包括「爱」、「原谅」、「关心」、「分享」等。此外，名词「情绪」（37名）使用也很高，此词汇在中国排名仅有84名。
与爱相关的句子，用于表达自己对于职业的热忱、粉丝的支持、以及家人的情感连结。例如：
「我从来都不知道『柯震东』这三个字一直以来都不属于我一个人，这三个字属于很多很多支持我的、爱我的人，我不知道这三个字影响力是我没有想像到的」（柯震东）
「我不配你们爱我」（黄子佼）
「爱我的家人、朋友、师长、粉丝朋友们，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真的对不起」（欧阳妮妮）
「我自己是非常爱创作的人，不管是短影音长影音。当然你也可以解读说我爱钱，但我想是久见人心，一个创作者喜不喜欢拍片经过时间检验，应该是看的出来的。」（Joeman）
结语
在这系列报导中，试图呈现部分道歉修辞与技法，以及道歉种类，在中港台的历史文化、性别角色、与网路生态的脉络。不过，由于时间与能力限制，未能完整收集这些道歉文本发出后的影响，比如社群反应、后续艺人发展等等，作为分析资料的一部分。
本篇报导也发现，网路名人道歉文本的出现有其历史脉络，例如随着中国的民族主义兴起、或者中文世界Metoo浪潮的涌现，但通常也仅是昙花一现。文本中的预设读者，也大多是自己的既有粉丝、合作窗口、司法单位、或民族主义者，亦难以透过数据与文字脉络，辨别当事人的真心。
道歉与和解，并非必然的连锁因果关系。
公共道歉的目的，很多时候也是政治目的，大于修复关系。
对许多受害者来说，真正需要的，比起加害者的道歉，或许是社会更能够承接与肯认他们的经验，并协助使他们更能够回归当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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