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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娜的彼岸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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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之國:中國言論與人權的倒退錄 導讀及第一章:誰在定義自由?

鹿娜的彼岸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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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章節,我們將從歷史出發,回到那些被抹除與扭曲的現場,重新審視中國人權與民主如何一步步走到今日的模樣。我們不會給你一套意識形態的答案,但我們會試圖讓你看到,當一個社會選擇不再沉默,它將如何重新發現自己是誰。

導讀:

在一個正常社會,新聞是社會的耳目,言論是個體的尊嚴;但在中國,這些本該屬於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卻正在被一層層的鐵幕與虛構的語言所替代。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曾短暫地展現過言論多元與民間覺醒的希望。不論是九〇年代市場化媒體的勃興、微博輿論場的蓬勃,或是南方週末與陽光時務等媒體人的堅持發聲,這個國度並非從未呼吸過自由的空氣。但這些片刻的自由,如今正以驚人的速度被清除,成為被審查機器遺落的灰燼。

對於在牆內長大的人來說,「人權」「新聞自由」「獨立思考」這些詞語也許從未真正擁有過輪廓。它們存在於政治課本中,成為高尚卻空洞的口號;出現在社交平台上,又轉瞬即逝、無聲下架。在算法與審查共同編織的現實裡,我們逐漸忘記:說話,本該是一種權利,而非風險。

這一系列文章,正是想講一個被遮蔽的故事——中國不是一夕之間成為沉默之國的。從建政之初的暴力鎮壓,到改革年代的「開放」與馴化;從微博時代的言論盛放,再到全面收網下的噤聲與恐懼,這片土地的民主與人權經歷過曲折、碰撞,也曾燃起過真實的火苗。只是,這些故事多數從未被好好書寫,或早已從記憶中抹除。

你會看到:

在1989年的廣場上,學生如何以血肉對抗坦克的鋼鐵;
在2013年的報社裡,記者如何試圖守住一份未經審查的稿件;
在疫情封城的日子裡,一張張白紙如何成為最後的吶喊。

這不是要神化某個時代,也不是要把中國描繪成黑白分明的壓迫機器。它曾經有過抵抗者、說話者,也曾有過網路熱潮與知識分子的曙光。但正是因為這一切正迅速崩塌,我們更需要把真相記錄下來。

希望你讀完這個系列後,不只是看見中國的現狀,更能理解那些「消失的聲音」背後的痛與掙扎。如果自由真的值得守護,那麼我們就必須面對它是如何被奪走的,又是否還有可能,重新找回它。

這是寫給你的一份紀錄,也是一份邀請。
邀請你與我,一起走進這段言說與失語的歷程,一起見證——自由是怎麼失聲的。

一、為何我們需要重新談論「民主」與「人權」?

在中國長大的人,對「民主」與「人權」這兩個詞,往往並不陌生——它們出現在教科書裡,出現在政協開幕的新聞報導中,也出現在每年「人權事業發展成就白皮書」的官樣文章裡。我們從小就被告知,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是「擁有人類最大規模民主實踐的國家」。但很少有人會停下來問一句:我們所理解的「民主」,到底是什麼?我們所擁有的「人權」,又真的存在嗎?

這種熟悉而陌生的語言,其實構成了一種深層的語境陷阱。當一個社會在長期高壓統治下,逐漸失去了討論自由的空間,語言也不再是對現實的描述,而成為權力製造現實的工具。我們不只是被限制說話——我們甚至被改寫了「能說什麼」的條件。

許多詞彙看似依舊存在,但它們的含義早已被扭曲。例如,「人權」被簡化為「發展權」和「吃飽穿暖的權利」;「民主」則成為政府代人民做決定的代名詞。我們聽到領導人談「中國式現代化」,看見官媒宣稱「中國擁有全過程人民民主」,卻很少有人知道這些語言背後,掩藏著多少不能說、不敢問、無從選擇的現實。

也因此,重新談論「民主」與「人權」,不只是語言層面的釐清,更是一次認知與記憶的重建。這不是學術的討論,而是生活的真實。當一位母親無法為因冤案入獄的兒子發聲,當一名記者在報導真相後被消失,當一個青年只因高舉一張白紙就被拘留——我們無法再假裝這些詞彙只是抽象的理念,它們是無數人的痛苦與抗爭,是一個社會能否呼吸的關鍵。

本系列的寫作動機,正是希望在這樣的沉默與誤解中,找回語言的重量與人的尊嚴。我們將一層層揭開中國所謂「民主」與「人權」的表層敘事,從歷史、制度、媒體、科技等面向,追問一句最基本卻最困難的問題:誰,有權定義自由?

二、中共語言體系的建構:用語言改寫現實

語言是一種權力。它不只是溝通的工具,更是一種思維的結構。當一個政權掌握了語言的定義權,它也同時塑造了人民對現實的認知方式。中國共產黨深諳此道。

長久以來,中共不僅用制度控制社會,更用語言控制思想。在這種語言體系中,「自由」不是個體的權利,而是「服從集體的自覺行為」;「民主」不是選擇權力的人,而是接受權力者的安排;「人權」不是批判國家的尺度,而是歌頌政績的工具。這些詞彙依舊在,但它們的靈魂早已不在。

2.1 「人民民主專政」的語義錯位

從小我們就被教育,中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句話看似堂皇,但細想起來卻充滿矛盾:「民主」與「專政」,本就是兩種對立的制度邏輯。

「人民民主」在中共語境中,並不代表人民有選擇權,而是黨代表人民行使權力;而「專政」則是對所有不被認為「代表人民」的聲音進行壓制。換句話說,所謂「人民民主專政」,實際上是一種政治排他術語,它不僅剝奪了異議的正當性,也將反對者污名化為「敵對勢力」與「社會不穩定因素」。

這種雙重話語的機制,讓許多人在名為「民主」的外衣下,習慣了不被詢問、不被允許思考、不知道可以選擇。語言,成為統治者的遮羞布,也成為普通人理解世界的迷霧。

2.2 「民主不是西方式的」:敵我敘事下的語言武器

自2000年代以來,隨著互聯網興起與國際交流增多,中共在話語上的防守轉為主動進攻。一套新的話語策略逐漸成形:將「西方民主」與中國現實進行對比,構建出一種「敵我對立」的語境。

我們聽過很多熟悉的說法:「西方民主混亂低效」「投票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美國都那麼亂了,有什麼好學的」。這些語句的潛台詞是:民主制度本身就是不穩定的,只有中國的「集中力量辦大事」才是有效的治理。

然而,這種說法本身建立在「民主=無序」的前設上,刻意忽略了自由社會中對權力的制衡與公民的選擇權。它不是一種辯證的討論,而是一種策略性的誤導,讓人們對「另一種可能」感到不信任甚至恐懼。

這種話語攻勢不只是面向國內,也面向全球。中共積極在聯合國等多邊場域推廣「中國模式」、反對「人權普世性」,試圖將人權定義權從普遍價值拉回為主權內政問題。語言,成為全球治理中權力鬥爭的戰場。

2.3 「中國特色人權觀」:當人權變成國家績效報表

再來看「人權」這個詞。中國政府宣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觀」強調「生存權與發展權先於政治權利」,看似合理,其實極具危險。

這種觀點將人權簡化為溫飽與經濟成長,淡化甚至否定了政治參與與言論自由等基本公民權。它將人視為被管理、被照顧的對象,而不是有思考與批判能力的主體。

於是,一個家庭的拆遷權、農民的土地使用權、記者的採訪自由、維權律師的辯護權,都被排除在人權討論之外。只要GDP增長,只要社會穩定,就可自封「人權進步」,哪怕這是以監控、噤聲、恐懼為代價。

這種人權觀的危害不僅在於遮掩壓迫,更在於改寫了人民對「人」本身價值的認識。當一個人不再相信自己有選擇與批評的權利,那才是真正的奴役。

三、從語言陷阱看真實社會:中國自由的五個「失語」現象

在被改寫的語言系統中,人們不只是失去了發聲的自由,更逐漸失去了理解自由的能力。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沉默,因為他們從未經歷過可以說話的社會。

這樣的失語,不只是字面上的「不能說」,而是深層的「不知道可以說什麼」「不敢想應該說什麼」。它是語言的自我崩解,也是自由的集體遺忘。這裡,我們概括出中國社會最明顯的五個失語現象,這些現象會在接下來的每一章中,逐一展開分析與追問。

3.1 言論自由的失語:從「說話有代價」到「沉默成常態」

中國的網路世界表面熱鬧,實則處處佈滿紅線。用戶被封號、關鍵字被屏蔽、內容隨時被「和諧」;新聞平台的評論區,如今多數不是關閉就是「精選留言」。更深層的問題是,人們開始學會自我審查,學會對危險的問題視而不見。

久而久之,沉默不再是一種壓迫感,而是一種「安全常識」。這不是言論自由的喪失,而是言論自由在潛意識裡的消散

3.2 媒體自由的失語:當記者成為「宣傳幹部」

媒體曾被稱為「第四權」,應該監督政府、報導真相。但在中國,媒體首先是黨的喉舌,然後才是新聞機構。中宣部的每日審查指令、禁令名單,讓每一個媒體從業者都活在無形的高壓下。

獨立記者被邊緣化,報導真相者如張展、黃雪琴、高瑜等人被拘禁;南方週末、財新等曾短暫發光的媒體,也一一被「改編」。如今,記者的角色更像是「風向維穩師」,他們寫的不是新聞,而是穩定敘事。

3.3 公民權利的失語:法治口號下的「無權者」

在中國,「法治」一詞被高頻使用,但實際運作的卻是「法制」——由權力定規則、而非權力受規則約束。公民無法自由結社、遊行被嚴格限制、異議人士即便合法上訪也往往被扣上「擾亂社會秩序」的罪名。

維權律師如許志永、丁家喜、余文生等人,為他人發聲卻被剝奪自由。他們的存在本該是法治的支柱,卻成為體制的眼中釘。普通人則只能靠「求轉發」「找關係」自保,真正的權利,早已在制度性沉默中消失。

3.4 歷史記憶的失語:當真相成為禁忌

「你知道六四嗎?」這句話在中國年輕人中已不再是歷史問題,而是社會測謊題。那場舉世震驚的屠殺,不僅未被正名,還從教科書、網路、甚至家庭談話中被徹底抹除。

不只是六四,反右、文革、三年饑荒等歷史事件,也逐漸被簡化為幾行文字、或直接被跳過。當一個民族的記憶被消音,歷史就不再是經驗的積累,而是服從的工具。沒有記憶的人民,是最容易被馴化的群體。

3.5 社會抵抗的失語:當白紙也成為罪證

從烏坎村民的抗議到709律師的聯合行動,從「我不是藥神」到「白紙運動」,中國社會從未缺乏過抗爭的火種。但每一次抵抗幾乎都被迅速壓制,參與者不是失蹤、就是失聲。

在這種高壓下,群體性抗議幾乎無法形成持續影響,而個體性行動則被污名化為「極端分子」。即便是舉起一張白紙,也可能被判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當抗爭成為犯罪,沉默便成了最後的庇護所。

這五種「失語」,是當代中國公民經驗中最普遍、也最難言說的真實。它們看似分散於不同領域,實則根源相通——那是一個不允許差異、拒絕反省的體制所帶來的集體壓抑。

我們撰寫這個系列,就是希望將這些失語之處,一一指出,並將它們還原為可以言說、可以理解、可以改變的問題。

四、為什麼我們必須「重新命名真相」

在一個語言被操控、記憶被編輯、歷史被刪除的社會,寫作不只是記錄,而是一種抵抗。

我們之所以寫下這個系列,不是為了宣洩不滿,也不是純粹批判,而是因為我們相信,說出來的事實,就有活下去的力量。當現實越來越像一場編造的敘事,當人民被迫在「安全的沉默」中度日,我們更需要去奪回語言——去奪回那些曾經有過重量的詞語。

「民主」不是一場由上而下的安排,而是每一個人對權力的質疑與參與;
「人權」不是國家成績單上的口號,而是你我身體與靈魂都能自由呼吸的基本條件;
「言論自由」不是政府的賞賜,而是公民社會最根本的地基。

在中國的語言體系中,這些詞被重新定義,被空心化,被用來粉飾現實。而我們寫作的意義,就是重新命名這些詞語,重新為它們注入意義與經驗。不是用學術語言,而是用具體的故事、可感的現實、被壓下去卻從未熄滅的聲音。

這不是一個「揭黑幕」式的系列,也不是一份冷冰冰的政治筆記。它將穿越歷史與新聞的交界地帶,也進入個人與國家的張力關係。它會談到八九學運,也會記錄微博上的寂靜;它會描寫媒體的堅持,也會追問科技與權力的結盟。

這系列的書寫立場不是中立的,因為當壓迫已成制度,沉默便是一種選擇。我們選擇不沉默,是因為還有人需要知道真相,還有人願意理解這些歷程,不只是為了責備誰,而是為了在歷史面前,留下一些抵抗的痕跡。

我們相信,只要還有人願意問:「自由究竟是什麼?」
那麼它就不曾真正死去。

五、結語:在語言的裂縫中尋找自由

如果說一個政權的真正力量,並非來自它的坦克與鐵籠,而是來自它讓人「習慣失語」的能力,那麼今天的中國,或許正是最典型的範例。它沒有明文禁止你說話,卻讓你時刻懷疑:我這樣說會不會出事?它沒有公開燒毀書籍,卻讓你逐漸忘記自己曾想過別的可能。它讓語言的邊界縮小到一個「合群」與「服從」的尺寸,而當人們學會在那個尺寸裡生活,他們甚至不再察覺,那已是一個看不見的牢籠。

但語言的力量,從來也不只是統治者的工具。它同時也是記憶的容器、想像的開口。即使在最嚴密的監控與審查之下,人依然會在縫隙裡低語——有人在微博上用錯別字發表意見,有人在封鎖消息時錄下證詞,有人在拘留所裡背誦《憲法》、寫下求救紙條。語言可以被扭曲,但不能被徹底剷除;它會在裂縫中萌芽,在禁忌中發聲。

我們撰寫這個系列,並不是因為我們有答案,而是因為我們拒絕接受沉默。拒絕接受那些本該可以討論的詞語,被統治話語挾持成只有一種含義;拒絕接受每一場言說的失敗,都被包裝成「穩定大局」的勝利。

因此,《沉默之國》的書寫,不只是關於中國的故事,更是一次對語言與自由的重新思考:當一個國家連「自由」這個詞都需要經過審查,那麼我們是否有責任,為它重新命名?

這只是開端。接下來的章節,我們將從歷史出發,回到那些被抹除與扭曲的現場,重新審視中國人權與民主如何一步步走到今日的模樣。我們不會給你一套意識形態的答案,但我們會試圖讓你看到,當一個社會選擇不再沉默,它將如何重新發現自己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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