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 36｜歷史學者何曉清的自白：我與香港的四個六四時刻
文｜張潔平
「過去5個月，我搬了22次家。」其中一次搬家的深夜，何曉清把車開到路邊，停下來，在車裡接我的電話：「一直都是短期在airbnb住幾天、搬幾天。因為我一直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回香港。」
那是 2023 年 11 月，生活懸置在美國，等待了整整半年後，何曉清才正式收到了香港入境處的拒發簽證通知。
她本來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副教授。2019 年 7 月受聘上任，以工作簽證從美國入境香港。這也是她第一次在香港長期生活。2022 年 7 月，她在中大推薦下赴美短期研究一年，同時申請 2023 年 6 月回港的工作簽證續簽。2023 年 10 月 24 日，香港入境處稱「考慮了所有因素和周邊環境」，決定拒絕她的簽證申請。這篇文章採訪於 2023年底，何曉清離開香港後不久。
何曉清的研究專長是六四及中國當代史，她 1972 年出生於廣州，中學時代親歷 1989 年天安門運動，後移居加拿大，在多倫多大學完成碩士與博士學位，曾在哈佛大學開設「天安門運動歷史與記憶」的課程。她的寫作、教學多圍繞六四展開。而香港在 2020 年後，先以疫情理由禁止了所有六四公開集會，後以國安理由拘捕了以「平反六四、結束專政」為訴求的香港支聯會的主要成員。
這是香港政府將一位教授拒之門外的「因素」和「環境」嗎？
事件一度引起了香港學術界的恐懼。大家都在猜，導火線是什麼。《文匯報》2023 年 2 月 28 日發表的評論檄文《中大須清除反中亂港「學棍」》點名了何曉清，被認為透露了信號。何曉清則說，自己不願聯想，「為他們找一個藉口」，因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獵人大開殺戒，兔子死了，狐狸能倖免於難嗎？」
她知道，有人認為自己就是惹事、活該、應該被開除。
「獵人進來森林裡面大開殺戒，兔子都死了，你以為狐狸還能夠活得很長時間，可以倖免於難嗎? 」何曉清說。她說自己是教歷史的，看到歷史跟民意如何連接在一起。「我們的集體記憶，直接影響到民意。包括民意怎麼看待民主、民族主義，怎麼看待戰爭。所以，拒絕遺忘、守護記憶至關重要。」
在電話裡，她的聲音聽起來很疲累。我問她要不要先回到住處睡覺，第二天一早再說。她說：沒關係，我都是早上才睡的。
我順勢問一句，是否時差，她回：「在香港就一直是這樣的，特別是後來開始早上六點抓人。19年剛到香港，就開始等到確認所有同學的消息，報平安，才睡覺。後來備課、寫作、和大家聊天，就習慣了。」
「中大的校巴12點下山，半夜就沒有了。一開始我是走下山，去趕最後一趟 minivan。後來到三點、四點，minivan 都沒有了，夜更司機下班了。我就等到早上，六點多，再跟早更司機的車回家。」
「我們奮鬥了 30 年，又回到了 1989 」
與何曉清談話，很能想像為什麼她是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在中大的完整三年裡，她有兩年時間都得到中大文學院的傑出教育獎。
在私下談話時，她極有耐心地描述場景和細節，建立一個空間，而不是直接給出論斷。在授課時，她致力於把這個空間不斷地放回在歷史語境之中。
她永遠對學生敞開，不論是正在經歷風暴的香港學生，夾縫中的中國大陸學生，或是原本對歷史一無所知的人。
這些努力，讓她成為風暴裡的樹洞，陷入孤絕的學生願意說話的對象，不同世代與不同創傷之間理解的橋樑，也讓她逐漸成為當權者的眼中釘。
這樣的張力幾近把她壓垮，也迫使她在決斷時刻做出選擇。
「很難再有這樣的一個 2019 年啊。」何曉清停頓了一下，說。
「2019 年拿到 offer 時，我一直在想，究竟要不要去香港。我哈佛的導師勸我不要去，他覺得我去早晚會出事。但是余英時先生很高興，他鼓勵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是，到了最後⋯⋯我們奮鬥了 30年，又回到了 1989 年，這種感覺真的很強烈。人生要經歷兩次這樣的事，怎麼受得起？」
她說作為學者，知識人，她希望 engage 大家討論重要問題，但也害怕因為這種近距離的連接，會失去自己對任何一方獨立表達、獨立批評的能力。
但是她說，是香港人教她，「憑良心講出來的話」，本身會給人很大的力量和信心。「如果我這樣講的話，讓那些不敢像我這樣公開表達，但有同樣思想的人知道他們沒有問題，他們不是孤單的。如果可以這樣，我也就問心無愧了。」
「無論如何，2019年回來香港，還是很值得。是最值得的事。」她說。
這篇文章整理自何曉清 2023 年底的口述紀錄，近期修訂，回顧她在香港生活、與等待回到香港的四年時間裡，四個有關六四的時刻。2025 年的六月四日，是天安門運動的第 36 週年。最終無法回到香港的何曉清，在北美重新開始了奔波。
2019-2020 在中大開授：
・Ordinary Voices, Extraordinary Stories: History and Memory in Documentaries and Biographies (1949-Present)
・The Post-Mao Era: Society, Culture, and Politics (1976-Present)2020 年 6 月 4 日 — 「和讀懂我們三十年的人站在一起」
在香港大概有幾個場景，是永遠印在我腦海。2020 年的六四是其中一個。
那天晚上，我應邀在中大的六四悼念活動分享。那天我和同學們鄭重其事，早早就約在崇基的一個小餐廳見面，大家都很儀式感地穿上黑白衣服，邊走邊聊地走到崇基小教堂。
1989年之後這麼多年，那是我唯一的一次，在香港，在中國的土地上參加六四的紀念活動。我從來都沒有機會去過維園的燭光集會，一次都沒有。
那晚分享完，活動結束后，人群慢慢散去，同學們安靜地坐在教堂位置上等我。我一個人在臺上，就在那裏痛哭。在公開場合這樣痛哭，大概就只有那麼一次。狠狠的哭，完全不能控制的哭。
我以前在北美，每年六四都是經常去演講的。從研究生開始，就幫忙去貼海報、點蠟燭、跟大家說謝謝，到後來我要做 Speaker，已經很習慣了。
但是在香港⋯⋯可能因為第一次在這麼近的地方，在大家都講中文的地方。這麼多年在國外，你知道我們都不能用中文請親歷者，譬如方政，來做見證。我每次都要幫忙翻譯。我去全世界講過關於六四的 talk，寫書，寫文章，都是用英文。在英文裡，我們要解釋很多東西，什麼是維園，什麼是六四，要給很多context。
但那天晚上，你突然就站在了一個大學的小教堂裡面，所有人都知道什麼是維園，都知道什麼是《自由花》。一講完，直播關掉，燈也滅了，然後全部蠟燭就起來了。大家唱《自由花》，全部人一齊唱。歌詞紙都不用的，每個人都知道歌詞，都沒有錯的。
我知道終於可以，在這麼近的地方，和能夠讀懂我們的人，讀懂了我們 30 年、為我們點了 30 年蠟燭的人們，站在一起，和他們一起點蠟燭、唱自由花。
我們這一代，在 80 年代成長，89 年的時候走上街頭。我書上一直寫，89 年不是因為仇恨，不是因為絕望走上街頭，相反，我們是因為愛，是因為希望，因為對這個政府的信任，是覺得我們還可以改革，所以走上街頭。一夜之間，我們要面對血淋淋的鎮壓。
天安門廣場上有兩首歌很重要，一是《國際歌》，另一首是《一無所有》。「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就靠我們自己」，跟 19 年的時候，大家唱的那些歌詞其實是遙相呼應的。我從 1989 年走到 2019 年的這麼一個人，我聽他們唱，也一起去唱這些歌的時候，我覺得當中的價值真是普世的。
2020-2021 在中大開授：
・今日中國・平凡的聲音
・不尋常的故事：紀錄片與傳記中的歷史與記憶2021 年 6 月 4 日 – 2021 平安夜 —「如果他們來搬民女，我要去保護她」
2021 年六四，我和同學們去買花，約在民女等。突然看到有一個女生站在民女前面，穿著裙子，在那裡哭。我只能看到她的背影，就好奇走過去看一下。她一看到我，就過來抱著我，繼續哭起來，說老師，我們從來都不知道這個事情，就是因為上你的課⋯⋯
我2019年開過一門課，叫 Ordinary Voices, Extraordinary Stories。那門課用紀錄片、回憶錄來講述歷史記憶，從土改到反右，一直講到香港的抗爭。
我們在亂世當中，更加應該瞭解你的對面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政權。大家都在與歷史對話當中，瞭解為什麼奮鬥，我們在爭取什麼，面對的是什麼。
特別是《星火》，香港同學真的是非常震撼，他們寫 essay 的時候，很多人都會提到這些 1957 年的年輕人。原來他們看不起的中國大陸，有過這樣的年輕人。
有個大陸的男孩，他一開始對我們的課程内容充滿懷疑，但那些紀錄片太真實了，特別是一部關於土改的紀錄片裏面的農民訪談，他深受觸動。第二個學期他繼續來旁聽，他看到大陸同學第一堂課就挑戰這些歷史，他就忍不住去勸說，你們要先耐心的跟 Rowena 學習，不要一開始就是這樣子 —— 我去年就是這樣的。
學生從第一天好像大家之間隔了一條大河，到最後我們全部人讀過《告別革命》，討論過方勵之的傳記，看過很多紀錄片和書，每次課堂内外的 evening chats，大家可以聊到半夜三更，甚至兩三點鐘，都是爭著講話的⋯⋯
我第一個學期去的時候，我問他們問題，所有人都不講話。後來他們私下跟我說，我們其實都在私下拼命講，因為這些課顛覆他們所有過去的認知，不管是對上課模式的理解，對師生關係的理解，還是對歷史事件的認知。
到後來我上課連嘴都插不上了，連平常最不講話的同學，都會表達自己。
平日助教來教的 tutorial，我也自己來教。我希望我們能在同一個空間裡，一起去重讀，中國這幾個不同generation 的年輕人的抗爭。
「要守住講課的空間，我只能低調再低調」
在社會運動裡面，我們說空間是很重要的。我們因為有一個非常安全的 community 空間，可以深入地談很多很多小事。去補上歷史的空白，在歷史裡找到自己的位置，是需要仔細談論很多很多小事的。
人家可能以為我們在講革命講上街，其實我們沒有在講那些，我們真的是沉浸在歷史當中。歷史的細節對同學的觸動是很大的。那些平常不怎麼讀書的同學也完全投入到了這些閱讀裡面，大家都會很深的討論和感慨。你看人家 1957 年就已經在講這些了，歷史並不是今天才開始的。
在完全信任的情況下，才可以真的讓每個人都在跟歷史對話，都在跟彼此對話，而不是我給出一個結論給大家。課堂裡面要有自由的空間和思考，沒有輕易 label 對方的這樣一個環境，沒有學究地說今天要考什麼試了。
因為我想保護構建這個私下的空間，所以我會讓自己在公共空間裡隱身。我這二十幾年一直是一個想法，我要守的話，只能去低調。
在香港，以前大家可以振臂高呼，可以在社交媒體說話，可以公開表達民意，得到相互取暖支持。但後八九的中國，基本上已經沒有這樣公開的表達。我即使在美國這麼多年，我也沒有覺得自己是不在恐懼當中的。從來沒有。
我想作為一個人，我也希望自己的努力得到承認，我也希望大家看到，自己是和他們一起去抗爭的。但是我首先要守住，我們這個可以繼續去講課的空間。為了換取這個，這個不做自我審查的小空間，年輕一代同學學習的這個機會，我就只能是低調，低調再低調。
但是我們所有同學都知道，我的底線是民主女神像。
因為一次又一次，看到這個變化，香港的六四博物館被關了，維多利亞的燭光沒有了。我們一退再退。我第一年到香港的時候，2019 年的六四已經過去了。2020 年，我們所有同學是在六四那天晚上去了民主女神像，圍著她唱自由花，唱榮光。沒有了維園，我們還有民女，還有中大。
就像這三十年來，我們一直把自己放得很低，我沒有說我要走上街頭去反抗，我覺得要建立公民社會的力量，只能深耕細作。但是這樣一退再退。那最後呢？我說如果他們來搬民女，我要去保護她。
2021 年聖誕節平安夜，他們把民女從中大校園搬走。就像他們在平安夜審判劉曉波一樣。要多麼的心虛，才會挑這樣的日子，才會在這樣的一個場合。
中大這個土壤，它有自己的歷史，當年就是錢穆先生他們避秦而來，希望在這裡保留文化火種。到了今天居然就在這個校園，偷偷摸摸的把民女搬走。
這個事情對我的內心打擊是很大的。我是中大人，是經歷過 89 年的新亞人。
民女是我們這一代人，代表我們夢想的民主自由的象徵。當年我們沒有把美國的自由神像 copy 到天安門廣場，我們是有自己這一代人的，自己的「民主女神」。在民女被坦克斬碎的，那個連同我們的夢想一起斬碎的，那個晚上，是香港人把那個 symbol 又搬到了香港，輾轉到了中大，給我們留下了根。
而我眼睜睜地，在我自己的校園，看著自己連這個象徵又一次的保不住。
35 年后，再次感受著無助和無奈。在強權面前，我們是這麼的卑微。六四那一夜，天安門的年輕人和平地牽著手；2019 年，我謙卑地在課堂守護同學，守住記憶，最後他們還是來了，又來了，強搶民女。
2021-2022 在中大開授：
・公眾歷史專題研究：近代中國的女性、政治與社會
・平凡的聲音·不尋常的故事：紀錄片與傳記中的歷史與記憶2021-2022
・文化史專題研究：從革命到改革 （1949-1978）2022 年 6 月 4 日 — 支聯會案，「這怎麼不是血呢？」
2022年5月，我去了法庭旁聽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提訊。
我去的時候精疲力盡。很早起來，在西九龍庭外排隊站了很久，又沒有吃好。但是又很期待，因為是要在一個很特別的場景裡，去見老朋友。這樣的一個狀態就進去了。
我看到他們頭髮全部都白了。李卓人和何俊仁，而且何俊仁也瘦了很多。我真的馬上就眼淚流出來。但是沒有哭，一聲都沒有哭出來，只是在那裡不停的就流眼淚。
我是孩子的時候，他們幫我們守，守了整整三十年。現在輪到我在這一邊的時候，他們在那邊，隔著犯人欄的那邊。我看著他們⋯⋯這些情感，我沒有誇大，或者刻意，甚至每一次都是突如其來的。也許一直以來，我們是在壓抑這些情緒。因為我們都知道要去把事情做好，不能再太感情用事。
2019年的時候，我會跟同學說，我理解你們的憤怒，理解你們的 frustration，但是我們不能成為我們反對的人，不能每天只是去 react，被動地讓他們把我們的情緒牽著走。1989 年以來我就一直跟自己這樣說：我已經被他們牽過一次了，我不能再給他們牽第二次。
但是，就像林昭 (編按：50 年代反右運動中被歸為右派，文革期間被槍決，81 年被宣告無罪）說的，「這怎麼不是血呢？」一代一代人，我們的青春、愛情、友誼、 信任⋯⋯都被他們去 manipulate，被他們利用，然後我們卻被嗆成這樣子。看著香港的孩子，他們也是滿腔熱血的，最後也是這樣子。
「這怎麼不是血呢？」
我們在同一個空間，可是他們變成被審判的人。而不是應該被審判的人坐在那裡。爭取公義的、尋求真相的人，變成了最後所謂的受害者。
但我不願用受害者身份來描述我們。我們有自主性，任何時候都不只是受害人，包括天安門母親，他們也在用他們最微弱的力量去反抗 。
2022-2023 赴美研究一年，期間一直等待回港簽證續簽2023 年 6 月 4 日 — 無法觸摸的記憶
2月，看到《文匯報》批判我的文章時，大家都很關心我。那一整個星期，我坐在研究院的院子裡，對著樹林，重讀劉曉波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和方勵之老師的傳記。我當時正在經歷的，不知道如何向大家講明白，但在與他們這些文字的對話中，我找回自己。
只不過這些書不是我的。我的書還在中大。我只能在這些書上面貼條。五月份離開的時候，我把那些條全部都拿下來，沒有扔掉，而是放在一個保鮮袋裡面 ，全部帶走，留作紀念。
我特別能夠理解，為什麼文革的時候那麼多知識分子要自殺。他們拿走的不只是你的工作，不只是你的社會地位和身份，甚至是你的親人，你的愛。他們還拿走你的尊嚴，你做一個人，一個知識人的尊嚴。
這一次他們就是想拿走我的尊嚴。我要去很艱難的生存，等待，一天一天的精力和時間，本來是應該在創作，在教學的，可是每天反反覆覆的在跟一個個龐大體系抗爭，失去空間，失去自由⋯⋯在這種情況底下，更要重讀這些書。
到了 6 月，原本應該回學校的日子，我知道可能回不去了。
6 月初，包括六四那天，大家去我的中大辦公室，把書和資料搶救出來。8 月書全部運到美國的時候，我就摸著那些書，哭了。
它們是我現在唯一能夠摸到的。 對我來說，能 touch 到一件東西非常重要。
「不能觸摸到自己所愛，對我來說太難」
我奶奶去世的時候，我一直很想能夠 touch 到她。我最後一次看到她時，是我回中國，她在病床上，已經不能坐起來了。我跟她說，我要走了，你一定要等我回來，我一定會回來看你的。
我小時候，父母被分配工作到外地，是奶奶每一天來托兒所把我帶回家。她在車衣廠裡縫衣服，不管多累，她都會把我帶回家，否則的話我就會一個是沒有家的孩子。她把我帶回一個光明的有溫暖的地方，奶奶就是我家的象徵。
後來我做六四研究，基本上都不敢輕易回去。每次都是她生病，我才回去。所以我最後一次見到她，就是在病床上。我那時候很自私的說，你一定要等我回來。其實她等了我好多年。我所有的親戚都說，為什麼你奶奶病成這個樣子，都不斷氣。我知道她在等我的，就是因為我跟她說，她要等我。
我最後離開的時候，已經出去了，又忍不住，躲在病房門口看她。我看到她用兩個手撐著，拼命的想撐坐起來，往門口那裡看。我看到她撐得那麼辛苦，又忍不住，衝進去抱著她。我們中國人不習慣擁抱的，也不怎麼 touch 對方的。我當時就抱著她，摸著她的臉，她說覺得很好，很舒服，我就一直撫摸她，抱她。我就說你等我回來，我一定會再回來看你。
所以那一年，我父親給我打電話。我一看到父親的電話，就知道大事不妙。他說奶奶去世了。那一年的感恩節假期，學校放假，我把自己關在家裡面，關了整整十天沒有出門。
所以不能觸摸到自己所愛，對我來說太難。
我採訪流亡者的時候，是把整個人都放到他們的經驗裡面去體會的 。那時候我以為自己是很理解他們的。可是我現在知道自己完全不了解。
家國不能兩全。我寫他們，然後不管願不願意，到今天自己也變成了一個他們。在歷史長河裡面，這三十年就是我青春的全部。我大概也不能再有另外一個三十年。好像三十年，就是在做一樣事情。這麼多年，我盡力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