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戰史認證 中國共產黨是「消極抗日」的抗戰破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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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戰史認證 中國共產黨是「消極抗日」的抗戰破壞


抗戰勝利81週年將至。在這九三軍人節,中共當局又要厚起臉皮,大唱「抗日戰爭由中共領導」、「中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

經濟越蕭條,百姓越痛苦,主旋律的頌歌就得唱得越響亮!

但是,侵華日軍卻要說:胡說八道。

在日軍戰史裏的中國共產黨,嘴臉是截然不同的。在那中華民族存亡一息的聖戰中,中共堅持消極抗日原則,一心一意積極打內戰,毒辣打擊國軍,埋頭搶奪地盤,對日軍則是全力避戰,甚至出手協助侵華日軍痛擊國軍,如同侵華日軍最忠誠的友軍。

中共造成的「國共相剋」,被日寇視為打贏侵華戰爭秘密法寶。因此,東京大本營對中國共產黨,處處貼心維護,深恐保護不週。

巧妙運用「國共相剋」,是日本侵華戰略上不可明言的小心眼。東京大本營原本是秘而不宣的。直到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認真出手,計劃攻打延安,要徹底消滅中共,才逼著東京大本營公開明說:留著中共,對侵華戰爭是大有好處的。


1.日寇眼中的敵人只有蔣委員長


故事要由太平洋戰爭說起。

民國卅一年(1942年)夏季,日本陸軍橫掃東南亞,海軍大戰珊瑚海。蔣委員長麾下的國軍,卻越戰越強,越戰越堅定。日寇東京大本營並無勝利之喜悅,反而一片哀歎。

讓我們快速回顧太平洋戰爭爆發的原因。

民國廿六年(1937),盧溝橋事變爆發,日寇原意只是局部滋事,有限蠶食。但中國的偉大抗戰領袖  蔣委員長,卻無私地將戰火直接引入中央軍根據地長三角,運用經營兩年的既設陣地,進行主力大決戰。淞滬會戰與南京戰役雖然失敗,卻將抗日戰爭打成蔣委員長設定的「持久戰」!

是的,你並沒有看錯。持久戰是蔣委員長的卓見,是國軍在安內攘外忍辱備戰之時的戰略指導。毛澤東那本小冊子,其實是抄襲的(毛澤東經常洗稿,抄襲如家常便飯。另一個被他抄得最慘的是艾思奇)。

民國廿六年(1937年)八月十八日,即淞滬會戰開打之第4日,蔣委員長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電台廣播,全軍肅立敬聽。委員長訓示道:

“我們的應敵戰術是什麼?第一、倭寇要求速戰速決,我們就要持久戰消耗戰。因為倭寇所持的是他強橫的兵力,我們就要以逸待勞,以拙待巧,以堅毅持久的抗戰,來消滅他的力量。倭寇所有的是他侵略的驕氣,我們就要以實擊虛,以靜制動,抵死拚戰,來挫折他的士氣,他不能實現速戰速決的企圖,他就是失敗;就是我們的勝利(註1)。”

一如  蔣委員長所料,日本資源不足,必需購買國外的原料與石油才能打仗。打到第二年(民國廿七年,1938年),日本的外匯已然枯竭,只能把日本銀行用於日圓準備的黃金全部拿出來買原料。在日寇進逼武漢的六月盛夏,日本銀行總裁結城豐太郎向陸軍省報告,「日銀已無黃金」,甚至坦率明言,「今年之內,若(中國事變)無法解決,金融界將棄軍方於不顧(註2)」,日本政府只好統制經濟;到了第三年(民國廿八年,1939年),日本政府決定停止侵華攻勢,轉而千方百計,追求體面結束侵華戰爭,東京大本營成立中國派遣軍,首任司令官西尾壽造得到的大本營戰略指導第一令<大陸命第三六三號>,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大本營企圖迅速解決中日戰爭」(註3)。東京大本營原寄重望於「和平運動」。陸軍省閉門造車,搞出汪偽政權,但是  蔣委員長仍然堅定抗戰,絕不屈服。

熬到第四年(民國廿九年,1940年),開年的第1個月,日本阿部內閣就在食米統制風暴中垮台,被逼入絕境的陸軍省於3月開出緊縮預算案,參謀本部隨後提出侵華戰爭<自主終結案>,主張「直接由武漢撤兵」(註4),把華中無條件還給蔣委員長,以求開啟和談機會。只是主戰將校不同意,從未經歷中國戰場之苦的日軍著名議論家、軍務局軍事課課長岩畔豪雄,於省部(陸軍省與參謀本部)會議中突然爆發,高呼「皇軍官兵流血之地焉能放棄」(註5)。

如何才能不放棄「皇軍官兵流血之地」呢?

日本撐不住侵華戰爭,主因是日本的戰爭資源,依賴荷屬東印度(印尼)、英屬海峽殖民地(馬來西亞、新加玻)與法屬安南,而荷蘭、英國與法國都是商人本色。日本國庫黃金耗盡,就買不到蘇門答臘石油、馬來亞橡膠與安南米,侵華戰場的紅膏藥戰機就飛不起來,三島百姓就要挨餓暴動。於是,一向好發狂論的日本海軍,於1940年春首次提出占領荷印奇策,首開瘋狂「南進論」的第一炮。

向荷蘭開戰,勢必引發英法敵對,進而造成美國制裁,而美國的廢鐵是日本鋼鐵業供應戰爭需求的主力。所以日本極有可能必需連美國一起打,戰爭將由侵華戰爭擴大到與半個世界為敵。

更可怕的是,一旁還有隔山觀虎鬥的史達林,大本營再瘋狂,也不敢南進。

只是,蔣委員長的堅定持久戰,即將拖垮日本,日本軍人若要保持皇軍尊嚴,只能毅然向半個世界開戰,爭取侵華戰爭的最後一絲勝算!於是,岩畔大佐在會議室內,突然一聲暴吼:「應即時攻略新加玻。」

兩年後,「大東亞戰爭」勢如破竹。在民國卅年(1941年)十一月「南進」前夕,東京大本營向日皇提出「南方作戰發動後的對華作戰」,自信滿滿報告,此次必然能乘南進之威,「迫使蔣政權屈服」(註6)。

然而,我們堅毅不拔的  蔣委員長,他就是不屈服。「大東亞戰爭」勢破如竹,日寇卻慨然發現「並未使重慶國民政府產生大動搖,反而出現更加團結的現象(註7)。」

日寇從頭到尾,牠心裏的敵人,只有蔣委員長與「重慶政府」。

至於,自稱「抗戰中流砥柱」的中國共產黨,在日寇大本營眼中,只是一個利用抗日戰爭巧妙圖利的政客集團。


2. 敵後戰場是不是真抗日  就看敢不敢破壞鐵路


日軍對中共,進行了十分客觀的評價。日本人說,共軍從來不是什麼熱血沸騰、滿腦子驅逐日寇的戰鬥部隊,而是一個居心叵測、利用抗日搶地盤的「政治組織」:「中共軍…絕不是單純的戰鬥部隊,而是一個強大的政治組織,是為了實現共產黨政治目標的武裝部隊、政治部隊,而全力謀求紮根於民眾的政治武力。」

因此,共軍雖然在敵後戰場活動,卻只是埋頭搶地盤,從來不願認真與日軍進行真面目決戰。日軍戰史評價道:「在其間,偶爾發動有民眾參加的游擊戰,但只不過是以『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進』原則的打法,尚不致於從正面向日軍挑戰(註7)。」

中共當然有一大套說詞,解釋他們為什麼「不致於從正面向日軍挑戰」。其實,敵後戰場的特性,的確不易發動主力會戰。但是,敵後戰場在抗日戰爭中,也有不容逃避的抗敵重任:破壞鐵路。

抗日成敗的關鍵之一,是淪陷區的鐵路是否暢通。因此,只要是勇於破壞鐵路的部隊,日軍總是不惜代價,立即重兵「討伐」。

要評價敵後部隊是否努力抗戰,首先看破路成績。

國軍一心抗戰,總是積極破路,然後埋頭挨打:

挺進太行山南麓的龐炳勳第40軍,對平漢鐵路進行常態化破路,將鐵軌輾轉運過黃河,「由公家收購」,獲利補貼官兵生活,「服裝及副食是不慮匱乏的」 (註8)。

游擊晉東南的范漢傑第27軍,則派出軍統破壞隊,高效率反復破壞道清鐵路、平漢鐵路與正太鐵路。與只會單調扒鐵軌的正規軍相比,軍統局的專業爆破隊,顯得創意十足。在長治,行動隊「能在一個晚上,把白(祁縣白圭鎮)晉(晉城)鐵路(實際上只通到長治)的紫銅電線割取二三十里,使敵人因電話中斷,半天不能通車」;在輝縣,行動隊「經常破壞平漢路…軍車被炸翻過好幾次」;在遠離第27軍太行基地的正太鐵路,軍統局經滇緬公路買來的黃色炸藥運不上去,正太路破壞隊土法煉鋼,「就地取材,自製炸藥」,鐵拳一次又一次砸在鐵路上。

日軍重兵嚴防鐵路線,軍統局的敵區工作同志改炸汽車,後送報功的戰利品「陳列了滿滿一間樓房」。軍統晉東南站站長喬家才將軍回憶道:「每隔兩三天,總要完成一兩件工作,收穫特別多。他們送來俘虜,送來各樣戰利品,送來大批電話線,送來炸毀敵人汽車的零件,送來打死敵人脫下的衣物……(註9)。」

控制太岳山區的劉戡第93軍,積極破壞同蒲鐵路,大炸火車頭,努力割取鐵道沿線電線(註10)。只是第93軍是中央軍嫡系精銳,各級指揮官多是黃埔少壯軍官,經驗較少。鎮守中條山的唐淮源第3軍是老滇軍,各級指揮官經驗老道。他們觀察到同蒲鐵路「是輕便鐵路」,於是只派游擊隊出擊,「鐵軌用汽車一拉,就可以翻轉過來。日軍不察,不斷遭到翻車事故。日軍傷亡得大,我軍曾獲得日軍不少的軍械和軍需物資(註11)。」

即使是現今被中共歷史專家肆意醜化為「曲線救國」的閻錫山,他那困處呂梁山一隅的晉軍,破壞鐵路也不含糊。閻錫山不斷整訓新部隊,整訓完成後的練兵成效驗證,就是越過呂梁山打同蒲鐵路。民國廿九年(1940年)元月,整訓完成的暫48師第3團輕裝通過呂梁山,挺進霍縣,團長周建祉手中沒有爆破工兵,無法爆破鐵路,索性打車站,利用夜幕襲擊日軍配置在辛集火車站的據點,「一舉將該據點之敵數十名全部殲滅,繳獲無線電台一部,步機槍數十枝。」而後佈下埋伏圈,再打追擊而來的日軍機動部隊,「敵傷亡數十名,倉惶不支,狼狽逃竄。我大獲全勝,當場繳獲迫擊砲一門,重機槍兩挺,輕機槍六挺,步槍數十枝……(註12)」

鎮守蘇北的顧錫九第89軍,曾在黃橋戰役中被「抗日中流砥柱」之新4軍打垮,保著省主席韓德勤退守淮安寶應以東一隅,無力打擊津浦路,卻也要拼上老命,猛打大運河線上各埠之間公路上的日軍車隊,而且一打就是兩年多,深怕日軍不來「討伐」:

「1941年春至1943年春,淮陰到高郵一帶運河線上,日軍不斷進行軍火軍糧等公路運輸,先期押運部隊不多,八十九軍第1線部隊,認為有機可乘,於是在獲得確切情報下,即派出小部隊截擊敵運輸車輛,有時繳獲不少。後來,日軍除增加押送部隊外,還時常出動掃蕩,以致八十九軍前線時有戰鬥(註13)。」

為什麼這些孤懸敵後的部隊,要拼命破壞鐵路公路呢?

因為日軍的短板是兵力不足,休整時依靠鐵公路快速運兵控制淪陷區,發起大戰時更依靠鐵路集中兵力。一場在湖南開打的大會戰,各兵種部隊經常遠從南洋、東北、朝鮮乃至本土臨時調動。鐵路線受到威脅,就是日軍在戰略態勢上的夢饜。

因此,只有不斷發動破路作戰,持久戰才能長期打下去。如果敵後部隊只圖自保,不出手破壞鐵公路,日軍就能從容集中力量,在每一場主力決戰之中儘情發揮。

當然了,辛苦破路的部隊,無論根據地之深山大澤如何險要,都會被日軍優先殲滅。

民國卅年(1941年)晉南會戰,日軍九路攻破中條山根據地,同步重擊太岳山根據地;民國卅二年(1942年)春季太行山戰役,企圖心最旺盛的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買通東陵大盜孫殿英,襲破第40軍,重兵打破第27軍;同時沿著同蒲鐵路線大舉「掃蕩」,全力封鎖晉軍挺進之路;中國派遣軍又於蘇北大掃蕩,將第89軍徹底壓出蘇北。

據日軍戰史記載。在這些敵後激戰中,共軍是日寇最得力的「帶路黨」。


3.共軍是日寇的帶路黨


日軍戰史明確記載,若日軍進攻共軍,共軍總是設法躲開,並以高度技巧,把日軍導向中央軍。等中央軍被日軍打垮,又來接收地盤。日本戰史記載,這在作戰態勢圖上,就鬧笑話了。日軍打中央軍攻勢順暢,一旁共軍就與日軍齊頭併進,仿彿是日本人的友軍。

民國廿九年(1940年)4月,日軍圍攻中條山中央軍,掃蕩同蒲線晉軍。日軍戰史於此次作戰的記載,詳述了共軍成為日寇友軍,協力日寇打國軍的高招:

「在本次第一軍對中國軍作戰中,特別值得注目之事為:在作戰前退避不前的中共軍,俟候作戰開始,日軍得逞轉為追擊的機會,即與日軍並進直追,在中央軍退出的地域,即時擴大其勢力圈。易言之,就是使精銳部隊互相搏鬥,而在其間獲取漁夫之利的作法。」

日軍自然不願放任共軍占便宜,轉鋒就要打,共軍卻化整為零,「採取退避分散戰法」。而後化身帶路黨,誘導日軍猛擊國軍防線的弱點:

「中共軍-特別是在第一軍地域,儘量巧妙地閃避日軍之攻擊衝力,而將其誘導指向於中央軍頭上。有時(共軍直接)則向中央軍發起攻擊,以擴大地盤,組織民眾增大兵力等,大力謀求其黨勢力之擴大(註14)。」

共軍化身帶路黨,帶著日軍打國軍,順勢搶地盤,果然順利消滅國軍的敵後根據地。

在民國卅二年(1943年)春季的太行山戰役,共軍將「帶路黨戰法」發揮到極致。首先,共軍化整為零,於國軍太行山根據地旁伺機而動。日軍在太行山東南麓擊破林縣第40軍之後,集中兵力轉到西南麓,進攻陵川第27軍。劉伯承迅速揮師,接收太行山東南麓。第106師師長李振清氣憤發現:「劉匪伯承則乘人之危,於敵人撤退之後,進入東姚鎮。」

李師長立即迎頭痛擊:「我得到這個報告,馬上通令所屬以快速行動從劉匪伯承的手裏把東姚鎮奪回來。經過一晝夜的激烈戰爭,才把劉匪驅逐出東姚鎮之外,然後劉伯承卻送來了一份厚的禮物,且申言是出於『誤會』……(註15)」

在太行山西麓,第27軍在日軍重擊下潰散,在敵後血戰4年的預8師師長陳孝強將軍並不向當時國軍重兵守備的河南撤退,反而向敵後深處的太岳山區突圍,果然甩掉日軍。只是陳師長戰術雖然高妙,但共軍已黃雀在後。預8師進入山區深處的安澤縣固縣村,赫然發現日軍正被共軍引來。陳師長回憶道:

「我師突圍後,敵人找不著我的去向,誰料奸匪派人報知敵人,圖使敵人追擊我軍,狼心狗肺,真非我們所可逆料,竟有如此之卑劣行為。」

陳師長只能拉起疲累官兵,繼續退向太岳山更深處。這時,共軍露出真面目:「行抵西蒿莊時,奸匪又阻止我軍西上。正所謂前有狼,後有虎,在雙層壓迫下,遂先與奸匪發生激戰…全體齊上刺刀,通過奸匪的阻擊陣地西進。」

就在這絕境突圍的一刻,日軍準時抵達:「不料方在衝殺的時候,後面追來的倭軍,已迫上前來。敵機六架,猛向師部轟炸,步騎砲兵齊向師部包圍進攻…無路可走。」

最終,預8師殘部被日軍與共軍聯手殲滅於山道之中,陳師長身中三彈,跌落山崖,昏迷被俘(註16)。

中共藉由日軍之助,擊垮敵後戰場國軍,爭到地盤,雖然巧妙,卻是抗日戰爭的大災難。因為,共軍不破路。


4. 共軍消極抗戰不破路  使抗日戰爭跌入最低谷


共軍的「鐵道游擊隊」,牛皮吹得震天響,卻只是電影。共軍在抗日戰爭期間,基本不願破壞鐵路,以免引來日軍趕盡殺絕。反倒是日本投降之後,共軍才出手大破鐵路,為大打國共內戰營造戰略態勢。

日軍戰史提供了間接證物。在民國卅四年(1945年),抗日戰爭打到最後一年,共軍大開宣傳喇叭自吹自擂,宣稱發起所謂的敵後大反攻。然而,就在這年的六月至七月之間,即日本投降的前兩個月,侵華日軍進行了最後一次大規模調動,利用鐵路將原本部署在華北戰場的4個師團調出山海關,進駐東北與朝鮮,增強「本土決戰」的外圍兵力。這4個師團的運兵方式,耐人尋味。

中國派遣軍首先調出守備平漢鐵路北段的兩個師團,日軍戰史記錄了4個師團司令部通過山海關的日期:守備北平至保定間的第63師團於6月19日通過山海關,守備新鄉的第117師團於6月25日通過山海關。而後,日軍好整以暇,於7月安排兩個師團北上:濟南的第59師團於7月19日通過山海關,原駐襄樊的第39師團則在7月21日通過山海關(註17)。

在6月上車的第63師團與第117師團是平漢鐵路北段的守備部隊,現地擴編的丙師團。牠們的鐵運路線是由平漢鐵路轉北寧鐵路,鳴笛高歌,毫無阻礙地通過「抗日中流砥柱」的冀魯豫軍區、晉察冀軍區與冀熱遼軍區。而後,日軍不再另派正規軍填防平漢線,而是在7月繼續利用防務空虛的河北,再運兩個師團。第59師團由津浦路轉北寧路,第39師團則在上海集結,但不走海路,而是大搖大擺,由津浦路北上。

這4個師團的行動之中,藏著使中國人齒冷的真相:

在民國卅四年(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夕,中共已經以「帶路黨戰術」奪取「敵後戰場」,卻「機智」地不觸碰日軍最敏感的鐵路。於是,平漢路北段、津浦與北寧等敵後戰場鐵路幹線,是暢通無阻的,甚至,那自稱「領導抗戰」的共產黨,全力對內「反頑」,對日寇完全停戰,日軍完全不擔心牠們。

來台後曾出長台灣鐵路局的交通界耆宿陳樹曦先生回憶道,抗戰勝利時,在中共所謂的「敵後戰場」,山海關以南、長江以北的鐵路,基本全線通車:「關內長江以北各路,約八千五百三十三公里,除幾條支線被日軍拆除與隴海路洛陽至閬底鎮被破壞外,全部尚可通車。」

這全線通車,就是抗日戰爭的戰略性災難。

在民國卅二年(1943年)之前,即帶路黨中共協助日軍打垮「敵後戰場」的國軍之前,上述鐵路時時處於國軍鐵拳打擊的威脅之下,尤其是第27軍與第40軍堅持抗戰的太行基地,經常猛擊平漢線北段,使日軍無法利用中國鐵路網進行南北方向大規模調動,而對正太線、道清線與同蒲線的襲擊,則減輕黃河防線的壓力,更能有效掌握日軍向河南用兵的情報。

在太行基地淪陷之後,日軍利用鐵路,在黃河北岸從容集結日軍戰史上空前巨大的兵力,打出了民國卅三年的「一號攻勢」,一舉席捲豫湘桂。這是抗日戰爭最黑暗的時刻,但是在「敵後戰場」,既沒有抗日軍隊打鐵路,也沒有情報網掌握日軍集結狀況,全給狼心狗肺的共產黨毀了!

在戰略上來說,日軍調動大軍,十分依賴海運。直到民國卅二年(1943年),帶路黨中共帶著日軍打破太行基地,自己又停止抗日,遠離鐵路,一心「反頑」,日軍才放膽使用鐵路網運兵,這就有力削弱了民國卅四年的全局戰略態勢。因為在民國卅四年(1945年),中美空軍重擊日軍在中國沿海的海運線,由上海啟航的日軍運輸艦不再安全,理應可以使東京大本營無法靈活調兵。但是,拜「抗戰中流砥柱」共產黨之賜,日軍改以鐵路運兵,也能從容向東北與朝鮮集結部隊,完成牠們在1945年的「本土決戰」的戰略目標。

在抗日戰爭中消極抗戰,積極反頑,游而不擊,專打內戰,是狼心狗肺的漢奸行為!

當然,在中共之中,也有稍具良知的領導,有時也要頂住延安的壓力,冒著被鬥的風險,誠懇抗日一把。


5.東京大本營的真心話  留著共產黨才符合皇軍利益


民國廿九年的百團大戰,是共軍前線主帥彭德懷自作主張,按照重慶號令,誠懇抗日的最大一戰,卻為中共打出滅頂之災。因為彭德懷一出手,就主打鐵路,不但猛打共軍太行山北麓老巢中的正太鐵路。更努力襲擊同蒲、平漢、津浦、北寧、德石各路。

日寇原本看不起共軍。但百團大戰的全線出擊,使日寇驚覺共軍已經有能力在短時間內一舉破壞半個淪陷區的鐵路線!於是,東京大本營派出岡村寧次,出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官,進行「華北治安強化」。

岡村寧次的企圖心異常旺盛,是個極端的攻勢主義派。他的用兵特色,總結成三個字,就是「衝過頭」。

在日寇東京大本營急於謀和的民國廿八年(1939年),侵華日軍的作戰規模受到嚴格限制。東京大本營在武漢會戰結束之後就講明了,只准鞏固占領區,不准再打大仗:「大本營之企圖,在於確保占據地域,促進其安定。以堅實的長期攻圍之態勢,致力以制壓消滅殘留之抗日勢力(註19)。」

大本營明言不打大仗了,時任第11軍司令官的岡村寧次,卻非得要打大仗。他率領第11軍,以有限資源,打出了南昌會戰。這場大會戰堪稱日軍戰略戰術史上的創新里程碑,更展現了岡村寧次本人的風格:他有過人的戰爭狂熱,對大本營限制戰爭的禁令嗤之以鼻,卻也有過人的用兵才華,能實現他心中的狂想,簡直是一部衝勁永不停歇、戰術修養超越常人的恐怖戰爭機器。

這台恐怖戰爭機器,總是一腳踢開大本營的用兵限制,將戰爭規模打到同時期日軍將帥們都無法想像的最高極致。大本營被他嚇壞了,趕緊成立中國派遣軍,控制中國作戰的規模,最後又忍痛斷腕,把岡村寧次調回日本,坐上軍事參議官的冷板凳。

然而,彭德懷認真抗日的百團大戰,驚動了東京大本營。他們緊急派出岡村寧次,讓他確保華北鐵路線。岡村寧次到華北,當然又把「治安強化」打到不可思議的最極致。

岡村寧次到職後,東京大本營由華北調走第32師團,又將剩下的主力部隊儘情抽調,拼湊成小薗江混成旅團,投入浙贛會戰,刻意不給岡村寧次留下太多兵力。但岡村寧次還是把戰爭規模擴大到大本營想像力之外。民國卅一年(1942年)夏季,岡村寧次連續掃蕩冀南冀北,大本營收到戰報,又是嚇了一大跳:

「華北方面軍雖然派遣第32師團及小薗江混成旅團參加浙贛作戰而使兵力減少,但在五六月之交,僅上述之剿共戰,尚可遂行步兵達五十六個大隊之大戰,在正面與中共軍對決,此在太平洋戰爭史上係不可忽視者(註20)。」

岡村寧次的衝過頭,長達兩年,使中共面臨滅頂之災。在岡村司令官總算收手之後,毛澤東把彭德懷等在前線露出抗日血性的指揮官,全部叫回延安,狠狠整風。毛酋不留餘地,破口大罵,百團大戰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性大錯誤:“暴露了我們的力量,引起了日本侵略軍對我們力量的重新估計,使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

毛澤東的怒火,長達30年。由延安整風罵到廬山會議,直到把彭德懷整到痛苦打滾咬爛棉被,滿口棉花布條而死,才算出了口鳥氣。

中共的宣傳詞彙常說,抗日戰爭是民族存亡間不容髮之時的「救亡圖存」之戰,哪能為了避免「敵人集中力量來搞我們」,刻意不打仗呢?難道,讓國軍在前線誠懇抗日打硬仗,挨日寇「集中力量」狠打,就是「抗日中流砥柱」的抗日秘訣?就是「抗日戰爭真正領導者」的領導方法?

毛澤東在百團大戰之後刻意裝孬,華北共軍化整為零,不敢再打大仗。彭德懷於岡村寧次的五月攻勢中總部遇襲,副參謀長左權陣亡。他僥倖突圍,也不敢再碰鐵路。理論上,「華北治安強化」已經圓滿達成。只是岡村寧次復出戰場,首戰奏捷,衝過頭的本性又要發作。

於是,他提出了一舉蕩平共軍的驚天奇招:攻打延安。

在「大東亞戰爭」所向無敵的民國卅一年(1942年)春季,東京大本營籠罩在低氣壓中,因為那頑固成性的  蔣委員長,居然在滇緬公路被切斷之後,越戰越強。3月19日,參謀總長杉山元向天皇奏報「對重慶的施策」。杉山總長指出,大東亞戰爭並未迫使重慶和談,參謀本部一時也想不出「斷然處理中日戰爭」的新招,只能「作長期之努力,以期重慶政權之屈服」。此後,在中國的作戰限制於「稍大規模」,作戰目的在於「消滅敵之中央軍,或攻占戰略要點,對重慶政權給予壓迫之態勢」。

至於中共,杉山元壓根沒提。只是輕描淡寫道,包括對付共軍與淪陷區所有游擊力量的「清鄉工作」,已經到了「軍政民一體強化安的整頓工作」階段,大本營下一步打算「掌握民心」,甚至「安定民生」。這虛情假意的最終目標,是「兼採外苦內樂之措施,以求新秩序範圍之擴大,及重慶勢力之自滅。」(註21)

注意,杉山元從頭到尾,心中的唯一敵人,從來不是中共,而是  蔣委員長的「重慶勢力」。

當然,岡村寧次另有主張。

當時,中國派遣軍正苦苦計劃打垮重慶的方法。杉山總長在上奏之後飛到南京,與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溝通。畑總司令官明確表達態度:蔣委員長是不會屈服的。侵華戰爭只能再加力量,狠打,全力打,只有毅然打進四川,「發動重慶作戰」,把蔣介石打倒,侵華戰爭才能「斷然解決」。

重慶作戰講來慷慨,參謀實際作業起來,卻發現這將是一場超越日軍資源極限的豪賭。即使是以好戰出名的畑俊六,也只敢規劃繼續打長沙。岡村寧次聽到消息,卻大刺刺甩出不可思議的「西安作戰」。

當時,華北敵後戰場的主力,由胡宗南指揮的中央軍精銳第27軍擔任主心骨,帶著第40軍等北方部隊鞏固太行基地。第二大勢力是閻錫山麾下積極挺進汾河流域的晉軍,第三大勢力是綏遠傅作義,第四大勢力是化整為零的中共。岡村寧次提出一勞永逸的「組合拳」:他對閻錫山強化「伯工作」大力招降,對另外三大勢力則以「西安作戰」一口氣解決:他要強渡黃河天險,闖過山河表里潼關路,摧毀胡宗南集團軍。而後南取漢中,西攻蘭州,摧毀領導傅作義的第八戰區。

對中共,他也不留情。於是他在西安作戰之中加人了一個子作戰計劃:攻掠延安。

岡村寧次以「昭和十七年度整飭建設計劃」為名,向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提出「西安作戰」構想。畑俊六絲毫不給面子,大筆一揮,直接刪除了「發動延安攻勢乙節」,而後將西安作戰修改案列入派遣軍的「昭和十七年度派遣軍作戰構想」,呈報大本營。畑總司令官坦率說明了原因:

「總司令部未必全面贊同華北方面軍的西安作戰構想,而毋寧認為宜利用國共相剋…若欲打擊重慶,毋寧以擊破常德長沙方面的第六、九戰區,而奪取穀倉地帶較為有利。」(註22)。

利用「國共相剋」,原本是日軍高層心照不宣的秘密,畑俊六被迫明白講出來,已經很窩火了。但岡村寧次不罷休。4月15日,東京大本營舉行「軍司令官會談」,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後宮淳與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安達二十三雙雙出席。岡村寧次緊抓良機,讓安達參謀長直接向參謀本部推銷延安攻略戰。

參謀總長杉山元、參謀次長田邊盛武與第一部(作戰部)部長田中新一,都很中意西安作戰,因為奪得西安,南下漢中,再向南打就是重慶了。三巨頭指示以西安作戰作為重慶作戰的一部份,進行參謀作業,但安達二十三卻找上三巨頭,熱烈推銷延安作戰。與他一同到東京的作戰主任島貫武治,更搶在會議前一日提出書面報告。

三巨頭指示後宮淳回復。於是,與後宮淳一同到東京的中國派遣軍第一課高級參謀宮野正年,以尖銳語氣,提出書面報告,反駁華北方面軍的提案。

這份報告,載諸日軍戰史,直接了當,將日寇養中共自重的心機說清楚講明白:

「一.雖然島貫中佐,表示敵的戰力已經衰退,惟在華北、華中、華南之情況各有不同:

1.華南並不十分衰退,最近發動小規模的攻勢。

2.華中雖然戰力衰退,但仍確實貫徹蔣委員長的命令。無論由第二次長沙作戰觀之,或由直系軍在華中的表現觀之,均不能輕視。

3.戰力衰退最顯著,大致是華北,但胡宗南的部隊卻相當穩固。

二.共黨乃重慶政權之癌,日軍若攻擊共黨,重慶反而會高興。此乃日軍所困擾者。

三.若不採取武力手段,恐無法自主地解決,閻錫山問題即是一明證。

……」(註23)

簡言之,多年來中共發動無聊文人肆意批判醜化的國軍,即所謂「消極抗戰頑軍」,才是中國派遣軍眼中真正積極抗日的敵手;被中共大肆醜化為躲在後方的胡宗南,在日軍眼裏是華北第一勁敵;被中共醜化為投降派的閻錫山,日寇則自認招降失敗。

至於,「抗日中流砥柱」共產黨,在日軍眼中,是讓中國滅亡的一張王牌,不但不能消滅,還得小心呵護,延安更要好好保留著。


6.  中國共產黨書寫的抗日故事  一次又一次  打斷中國人的脊梁骨


岡村寧次在日軍戰敗前夕升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換位子換腦袋,當他指揮整個中國戰場的百萬侵華日軍時,再也不談延安,而是與他的前輩畑俊六一樣,口口聲聲,要打重慶。

在民國卅四年(1945年),日軍的戰略指導,以本土作戰為第一優先。東京大本營一心想要抽調中國戰場兵力。在神風特攻隊熱潮中,大本營的中國作戰指導,只是在台灣海峽兩岸部署「航空戰力」,在美軍登陸台灣或大陸沿海時狠狠「神風」一頓。因此,大本營的真正期待,不是在大陸打仗,而是期待美軍登陸台灣。最好把台灣化為琉球般的浴血戰場,讓六百萬台灣老百姓為天皇玉碎,去削弱美軍戰力,為日本三島的「本土決戰」減輕壓力。

但是,岡村寧次又衝起來了。岡村總司令官召集中國戰場的12個軍司令官,宣佈他的個人奇謀。他說,「皇國的興辱逼近眉睫」,但大本營決策卻流於失敗主義,誤把美軍當成主要敵手。他說,要打贏戰爭,最大敵手還是重慶!還是那頑固透頂的蔣委員長。

因此,他雖然服從大本營命令,進行擊滅登陸美軍的防禦部署。但他個人深深期許12位軍司令官,要鼓起餘勇,以侵華日軍在中國戰場的百萬大軍實力,進攻重慶:「對西面重慶的中國政府,則排除萬難,以挺進奇襲作戰,消滅其根據地。」(註24)

岡村寧次的狂言,其實是可行的。大軍進攻四川,雖然超出日軍的資源極限。但是岡村寧次提出了「挺進奇襲作戰」,在日軍軍語中就是空降作戰。早在日軍偷襲珍珠港之前,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後宮淳就公開提出在成都平原空降「挺進」。見到岡村總司令官的新主張,東京大本營又被嚇傻了,立即派出與岡村寧次交厚的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宮澤周一到南京,當面傳達大本營對中國作戰的最新指導<大陸命第一二二八號>。命令中依照日軍勢力範圍明確劃出一條統制線,嚴禁岡村總司令官越過統制線開戰。

至於,那在延安大呼小叫自己才是抗日領導者、抗日主力軍、抗日中流砥柱的中共,岡村寧次全無一言提及,東京大本營更不理睬。

歷史證明,日本人對中共的關愛,是完全正確的。中共的存在,最終使中國滅亡。神州陸沉,華夏文明中斷,炎黃世冑至今萬劫不復。

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在肆無忌憚的晚年,親口對日本人說出那句名言:「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

然而,中共還是要狠抓抗日話語權。

中共是抗日戰爭的破壞者。這個事實,只要稍微深入研究抗日戰史,就能輕鬆發現因此,中共嚴禁深入研究抗日戰爭,更讓宣傳機器馬力全開,以「說故事」的方式,重新編造抗日史。甚至連八年抗戰,都能按照習近平一人旨意,隨興改為「十四年抗戰」。

於是,今日的大陸同胞對抗日戰爭的認識,來源於抗日神劇。

在台灣,民進黨也東施效顰,以改造歷史建立執政權威,莫名其妙,朝拜起日本人來了。

共產黨的抗日故事,越講,中國人越直不起腰


(註1)見《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十  書告  民國廿六年  告抗戰全體將士書(二)》

中正文教基金會網站 http://www。ccfd。org。tw/cce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363:0007-54&catid=213&Itemid=256

(註2)見《初期陸軍作戰(三)  歐戰爆發前後之對華和戰》,頁一六一。

(註3)見《初期陸軍作戰(三)  歐戰爆發前後之對華和戰》,頁五。

(註4)見《初期陸軍作戰(三)  歐戰爆發前後之對華和戰》,頁二三三。

(註5)見《初期陸軍作戰(三)  歐戰爆發前後之對華和戰》,頁二三七。

(註6)見《派遣軍作戰(一)  華中方面軍作戰》,頁十三。

(註7)見《派遣軍作戰(一)  華中方面軍作戰》,頁二三八至二五二。

(註8)見《李振清將軍行述》,頁五一。

(註9)見喬家才《關山烟塵記》,頁十九至廿。

(註10)見李文定<在晉南山區抗擊日軍>,《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七輯》,頁二一二。

(註11)見吳相和<中條山戰場見聞>,《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  晉綏抗戰》,頁四九零。

(註12)見崔時敏<襲擊日軍辛置車站據點>,《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  晉綏抗戰》,頁三八九。

(註13)見鄧永順<抗戰時期國民黨89軍在蘇北的活動情況>,《鹽城文史資料選輯第七輯》,頁卅五。

(註14)見《初期陸軍作戰(三)  歐戰爆發前後之對華和戰》,頁三四三。

(註15)見《李振清將軍行述》,頁七七至七八。

(註16)見陳孝強《太行山戰傷被俘至敵人投降之回憶》,頁十五至十六。

(註17)見《派遣軍作戰(三)  投降前後之派遣軍》,頁七零八。

(註18)見陳樹曦<俞大維先生與交通>,《俞資政維公九秩晉五華誕紀念文集》,頁一五二。

(註19)見《初期陸軍作戰(三)  歐戰爆發前後之對華和戰》,頁七。

(註20)見《大本營陸軍部(四)  太平洋陸戰指導》,頁四零四。

(註21)見《派遣軍作戰(一)  華中方面軍作戰》,頁十九至廿。

(註22)見《派遣軍作戰(一)  華中方面軍作戰》,頁十七。

(註23)見《派遣軍作戰(一)  華中方面軍作戰》,頁二六。

(註24)見《派遣軍作戰(三)  投降前後之派遣軍》,頁十二。



徵引資料

《初期陸軍作戰(三)  歐戰爆發前後之對華和戰》  臺北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  民國七十六年七月

《派遣軍作戰(一)  華中方面軍作戰》            臺北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民國七十六年七月

《派遣軍作戰(三)  投降前後之派遣軍》          臺北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  民國七十六年七月

《大本營陸軍部(四)  太平洋陸戰指導》          臺北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印  民國七十六年七月

《俞資政維公九秩晉五華誕紀念文集》           臺北  國防部史政局校對  民國七十九年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                      臺北  中外圖書出版社  民國五十五年

《李振清行述》 李振清口述  王全吉筆記  民國六十六年

《太行山戰傷被俘至敵人投降之回憶》  陳孝強著  收錄於國史館《陳誠副總統文物》,第008-010702-00008-001號

《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七輯》  南京  政協江蘇省委會文史委員會 

《鹽城文史資料選輯第七輯》 鹽城  政協鹽城市委會文史委員會  民國七六年

《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  晉綏抗戰》  北京  中國文史出版社  民國八三年


作者  霍安治

簽名檔

那路雖然遙遠漫長  我依然向前衝  只因我是中國底駱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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